2012年9月28日星期五

林春美:从创作者到研究者

从创作者到研究者
◎林春美【散文】


我想我大概是从一个创作者的情感经验出发,后来再加上一点编辑人的触觉,而后才向研究者移位的。意识到本土性问题,可能与我本身在写作上已从“给古人写信”过渡到“我的槟城情意结”阶段有点关系,但又不尽然如此。



我的写作向来缺乏规划,一则是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传统文学理念所误,一则是因疏懒所致。《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所收有关马华文学论文11篇,是我自90年代中期以来零星写就。当我为整理书稿而重新阅读自己这十余年来的部分思考成果时,发现这些论文尽管难分章次,然而辑录一书,却大体反映了我这些年关怀的两个主要面向:性别与本土。感觉比较意外的是,这与我在〈从华玲到吉隆坡:商晚筠的女性之旅〉一文结尾处所言竟然如此相似。或许,对某些马华女性作者/评论者而言,那真是与她们生命本质最直接相关的问题。

写本书的第一篇论文时,我在马大念硕士,还在自我摸索着写论文的方式。那个资源贫困的年代,疏而不漏的网际网络还未罩上马大的天空,图书馆中文部有着饶有学问的线装书,可是学术期刊品种稀少且多过期。那个时候吉隆坡也没办过几场中文学术会议,更别说是马华文学研讨会,可供借鉴而又合乎学术规格的马华文学论述是绝少的。我记得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主办的“马华文学新成就新方向”研讨会邀请函时,有位学姐建议我以校园文学为题,毕竟作为校园作者之一员,我对相关情况不陌生,写来应该相对容易。可是我自己当时更感兴趣的,却是我隐约从马华文学作品字里行间感觉到,但还无法说清的,作家对与中国相关的事物的特殊情感。作为创作者,我承认自己对于“中文”的物恋(这和我小学时期热爱马来文一样,或许都可以借张爱玲的一句话来形容或解释:“一个人,学会了一样本事,总舍不得放着不用。”),然而我清楚那与对“中国”(文化及其他)的复杂情感始终颇有差距。在我看来,马华作家的“中国性”(这当然是后来才学会的术语了)首先是深层心理意识的问题,其次才是审美的问题。审美语言与风格等其实只是心理意识的体现或者折射。写硕士论文时摸索了心理学理论,很是着迷,于是借用揉杂了精神分析学派的荣格(Carl Jung)与较倾向于社会文化学派的阿德勒(Alfred Adler)二人之概念的“情结”一辞,命名马华作家的特殊情感,是为“中国情结”。配合研讨会讨论马华文学一decade的新成就与方向之需,论文就叫〈近十年来马华文学的中国情结〉,着重讨论80年代中期以降的情况。而今时移事往,再一个10年也过去了,原题的“近十年来”不免已失其时效,故删之。修订本文时再查证所引文本,发现原来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78年,因此在新的题目之后加上年限(1978~1995)。1978并非上限,1995则是写作的时间点。

当年少作,读之汗颜。原本也打算弃之不录,后来想想还是将它留下,算是为自己粗糙而真挚的起点,留个纪念。(注)

我想我大概是从一个创作者的情感经验出发,后来再加上一点编辑人的触觉,而后才向研究者移位的。意识到本土性问题,可能与我本身在写作上已从“给古人写信”过渡到“我的槟城情意结”阶段有点关系,但又不尽然如此。作为在地者,“马来西亚” 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成越来越切身的问题(在此要特别感谢中六时教我本地知识——我无法将《Pengajian Am》按一般规范翻译为《普通试卷》,那太亵渎我的老师——的印裔启蒙老师Mr. Supiah,尽管我相信他早已忘记有过的这么一个学生,也永远不会看到这篇文字,他甚至不会知道他深富启发性的灼见与授课热情曾经如何震撼与改变过一个人)。“马来西亚人”不再是自然而然的身分,而是一种选择。我后来还继续讨论他人的本土认同经验。与张永修合著的〈从“动地吟”看马华诗人的身分认同〉,即藉颇有“总结历史经验和家国感受” 之自觉的诗歌巡回演出“动地吟”所选录的诗歌,探讨独立前后迄20世纪末马华诗人对文化、地域、国家等多层面的认同问题。此文收录在山东出版的一本马华文学论文集里时被删掉了与六四有关的一段文字,本书将之还原。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末期以降,名目繁多的文学奖在马华文坛此起彼落、争相冒现。这种现象常被人用以作为马华文学昌盛发展之证明。我丝毫没有否定文学奖对于马华文学发展之积极意义,〈如何塑造奥斯卡:马华文学与花踪〉与〈我们的父亲母亲:嘉应散文的书写模式〉中对相关文学奖亦自有肯定之语。然而,我更关心的是这些文学奖之体制与本土效益,及其最终实践马华文学之质的提升的可能。马华文坛的文学奖,不论其体积造型,头上总戴着诱人的魅力光圈——对参赛者而言如是,对主办者而言可能更如是。许多有能力贡献于马华文学发展的文化单位,包括学生组织,一想到“提升马华文学水平”,仿佛除了文学奖此一“坦途”之外,别无他路。主办文学奖似乎已变成一种“虚荣的公益”。我不是主张停办文学奖,我着实希望既有的文学奖可以进一步完善其体制,更好地接着办下去。只是我也认为将来的有心人,不妨考虑暂且无需再赶办文学奖的热闹,就现今马华文学的环境与发展条件而言,我觉得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恐怕是相对而言少一点功利追逐、多一点耐心培植的“马华文学自然生态空间”——最近某文学奖出现严重的抄袭现象,更加让我如此确信。我们需要多几个可以长期持续的出版计划,多几份《学报》,多几份《向日葵》,多几份《蕉风》,或者多几份《马华作家》也很好。如果能多几份自由的报纸和多几份文艺副刊,那肯定也非常教人兴奋。

无论如何,许多当代马华作家皆与文学奖脱不了干系。本书6篇文章专论的4位小说家潘雨桐、商晚筠、李天葆、黎紫书,都曾获奖无数,有的甚至就从文学奖诞生。然而我选择讨论他们的着眼点并不在此,而在于他们的著作确实具有值得讨论的价值——先打岔说明一下:以上这句话是蛇足。然而这也是在地评论者必然面对的难题,马华作家多数有着敏感而脆弱的心灵。不论评论是如何基于对彼等某方面成就之肯定,都多少将引发一些负面反应,随之而来的道德承担或变得在所难免。   说回上述作家专论。〈谁方的历史:黎紫书的“希斯德里”〉关注的是一个备受期待的小说家对本土现实的认知,及对历史的诠释的问题。我同意黄锦树在序文里提出的多元历史与小说距离之说,然而马共毕竟是一段被放逐多年的受诅咒的历史,作为小说的材料和做小说的材料之间到底也会有些差距。但锦树对“马华本土女性”的善意,我是理解的。

〈州府人物连环套:李天葆与张爱玲〉则是从语言风格方面讨论马华文学实践本土性的考验。对马华作家而言,“南洋”是个深具诱惑性的空间,常在本土与异域之间飘忽,没有定点。决定的因素可能在于作家的意识形态与语言。李天葆过于耽美的文字风格使本土南洋变成奇幻境界,中国作家徐志摩和张资平则因对他者的欲望想像,而将异地南洋写成朱古律色的欲望乌托邦。〈欲望朱古律:解读徐志摩和张资平的南洋〉是从我上王润华老师的“现代文学专题”的一篇作业改写而成,因为与本土相关,所以也收录进来。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博士时,在王润华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两个研讨会,多写了两篇与学位论文无关的文章。在此顺便向王老师致谢。〈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象:从静水到野店说潘雨桐〉扩展自约两年前配合《南洋文艺》的潘雨桐专辑而写的〈女身境地:小论九○年代潘雨桐的“女”“性”〉。〈轻巧与深刻的两难问题:小论《微型黎紫书》〉也大约成于此时。后来谈性别命题的还有〈从华玲到吉隆坡:商晚筠的女性之旅〉;〈我们的父亲母亲:嘉应散文的书写模式〉其实也是以对性别角色的思考为讨论的切入点。剖析这些马华作家对女性气质及对不同性别角色的期待与诠释问题时,我更清晰照见的,毋宁是自己。

上个世纪的最末一年,我在新加坡度过。一水之隔,景色两异。杨松年老师和刘笑敢老师的课,让夜间回寓所的巴士变得异常明亮。单就这点,我都会永远感念这个地方对我的好处。然而我还是决定回来。 “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我当时对马华现实主义者的精神导师之言,深感共鸣。我选择做一个在地的马华文学评论者。在地未必就是优势,本书论文自难免于在地者的直觉与不觉,见与不见。而论文的某些观点,甚至语气,则多少回应了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氛围。
(注)另外还有一个不愿把它写进正文的原因:经学生提供资料,始发现曾被本地一“学者”大量而可笑的抄袭。这是少作之荣幸还是马华学界之不幸?我不想多费唇舌于此事,将来如有适逢该文的好奇读者,只要对照少作之原始出处,或次原始出处,自可有公断。     (南洋文艺 2009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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