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4日星期五

从文学杂志的处境谈末代蕉风


从文学杂志的处境谈末代蕉风
/ 张永修


1.杂志里表


在大马,要办一本文学杂志,其实不难。问题是如何去经营一本文学杂志,让她办得有“生命”,有内涵,有“企图”。外在美(包装和编排、设计)对杂志而言,和人一样,不是主体灵魂,其意义在于吸引外来的视线,引起注意,获取好感,教读者非常乐意的掏腰包。一本杂志如果在“内容”与“外表”都能令人称许,那就是一本成功的杂志。


在经营一本杂志时,钱是重要的,有钱就可以延续杂志的寿命。不过,有时寿命的长短并不能直接衡量刊物的存在意义。刊物的价值在于素质的确立。然而,没有雄厚的资金,是否可以办好一本杂志?答案是正面的:金钱和素质没有绝对的关系。由大财团支持的刊物不见得一定会因财雄而质佳,相反的,小本经营的刊物素质也未必就贫瘠。



2.文学杂志与文艺副刊的优劣

在推动文学的发展上,文学杂志和报章文艺副刊,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若比较台湾报章文艺副刊每天一版的篇幅,本地报章文艺副刊的园地实在可说是非常少的。两大报平均每星期见报量是两大版。但若较之文学杂志,则如此的见报率却可说是高的了。因此,若遇上文坛重大事件时,如大型文学奖成绩公布,某作家得大奖,或某作家逝世,报章文艺副刊就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推出特辑。由文学杂志来办,就失去时效性。


一些作家不投稿文学杂志,理由是报章文艺副刊每星期都有,见报快。反观文学杂志,若是双月刊,两个月才出版一次,半年刊就得等半年,若本期稿挤,就得等上一年或更久。此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理由:杂志读者没有报章读者多。我敢说有些作家难免虚荣,他们希望更多人看到他们的名字见报,见面时听到朋友提起:“噢,你又有文章见报了!”或者“又看到你的名字,写得很勤啊!”不管只是名字被读到还是文章真的被认真拜读,总之没被人忘记,作家的虚荣心已先被满足了一半。


还有,投稿报章,如在星洲日报,作品“可能”有机会被推荐参加比赛。虽然每两年一度被推荐的作者不超过十人,不过至少有机会“可能”得奖。


看起来,文学杂志占尽劣势,投稿文学杂志是作家投稿的最后选择。但报章也有她不足之处。近十年来,国人的阅读口味跟着港台走,简短轻便的文章成了最受欢迎的宠儿。另一方面,报馆也因纸张成本猛涨而缩减纸张数量,走精写精编,短小易读的路线。文艺副刊这个没有广告,不赚钱的版位更不能例外,对于长稿,原则上是尽量少用,或者一概不用。即使以容纳长、中篇为主的小说版,也都转载外国报刊的连载,或刊登由出版社免费提供的小说。本地作家的作品要在此处亮相,如果没有机缘,可不容易。因此,小说家的长、中篇,评论家较学术、较大块头的文学评论,只好转道,另寻出路。


报刊文艺版的编者在策划特辑时,往往得观前顾后,轻装上阵,以符合报馆的编务方针。文学杂志相比之下,有着广大空间,如果编者懂得善用,这片园地,种瓜种果,莳花栽树,大有发挥之余地。



3.谜一般的蕉风编辑团


即使连中国、台湾这两片汉字运用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不少中文文学刊物或因政治或因经济因素,都不及马来西亚的蕉风“长命”。年龄43的蕉风,创刊初期,哪几个是编辑?谁又任期多久?编辑们人来人往,即使元老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甚至有位前蕉风编辑写文章时把姚拓误为蕉风的创办人。蕉风1955年11月即已创刊,姚拓则是1957年2月才从香港南来新加坡,(注1)由时序的先后上看来,姚拓根本不可能在未到新马之前就已经创立蕉风,姚拓本人也曾经多次誊清他不是创办人。

以前的人可能比较保守,不好出名,或也可能没有向读者交代的概念,所以整本刊物找不到编者大名,负责人是谁也无从知晓,因此后人追述历史时资料出现错误,倒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方式不符合现代管理的责任承担要求,对作研究者来说也非常不便。

即使创刊14年后的1969年8月,一时传为佳话的202期改革号蕉风,也找不到编委有谁。(注2)直到43年后,蕉风“召聚人”申青(余德宽)在〈忆本刊首届编委〉文章里,才让后来的读者知道:第一届编辑委员会有:曾铁忱、马俊武(马摩西)、陈振亚、李宏賁(李汝琳)、范经、张海威(方天;兼执行编辑)、丘高明(兼艺术编辑)。(注3)


不过,按照我们对近年蕉风编务运作的情况来了解的话,那些出现在蕉风编辑团里的名字,不一定都参与执行编务,一些只是“名誉编辑”。就如顾问团里的顾问,有些仅是具备了某种象征意义而已。第一个在版权页标明主编/执行编辑的人,应该是张瑞星(张锦忠)。我们后来在张锦忠〈那些旧事,无端的〉文中略略知道,他曾两度在蕉风。第二次离开是哪一年却没有提起。(注4)梅淑贞在〈雨打芭蕉风亦寒〉访问稿中提到她真正接手蕉风是从1983年5月至1985年4月(注5),不过,早在1971、1972年,梅淑贞的名字已经作为“编辑人”出现。


资料的不齐全或完全阙如,是作研究的一大阻碍。若当事人也讲不清,他人更难说分明。而记忆,也可能与事实有所出入。研究者只好以智慧来判断虚虚实实,呈现最可能的真实。

蕉风1955年11月10日创刊,1999年1-2月号停刊,前后43年。创办人是余德宽(申青)等。(注6)之后编辑来去无数,很多在幕后默默耕耘,然后蒸发得无影无踪。牧羚奴和李苍会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把蕉风引到现代主义的最前线。许友彬却会感觉遗憾,因为蕉风在他的手上由月刊变成双月刊。最无奈的,该数林春美,因为蕉风在她手上休刊。


在大马,除了报章文艺副刊,作为一份历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刊物,蕉风在推动文学发展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今她骤然休刊,更让我们觉得有回头审视其各个时期的风格特色之必要。由于时间久远,一些资料模糊不齐,因此这篇论文就从时间上最近最清晰,资料最齐全的末代蕉风谈起。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探讨不同的编辑时期。



4.末代编辑时期的特点

末任编辑林春美,槟城人,6字辈,马大中文系硕士,目前为新加坡国大中文系博士班研究生。1992年编过马大中文系学生合集《钟情11》,1994年出版散文集《给古人写信》。她在蕉风的任期由1998年1-2月号482期开始至次年1-2月号488期,前后共编了7期。


用4个月筹备的革新号482蕉风,21/2/1998在吉隆坡大将书行举行改革发布会“艳阳蕉风”,新蕉风的厚度由60页新闻纸改为80页白纸(7期里,3期超过80页)(注7),封面改用比较厚的卡纸。此次改版一般来说是获得了读者的正面反应,作者曹伟说:蕉风“终于有‘书’的样子了!……终可大大方方的塞进书橱里了!”(注8)中国教授王振科看了483、484期的蕉风,吃了一惊,他发现蕉风“经过一番精心的‘包装’,从内容到形式,从栏目的调整到封面的装幀设计都焕然一新。”(注9)这些改变使他几乎认不出来了。


编者的工作,不只是选稿看稿改稿校对排版设计罢了。我在〈历史的大河从我们身后涌来〉提到:把编辑“当成一份工作,摸熟了,熟能生巧,谁都能把它编出一个样子来。但好的编辑的定义,不是把手上的工作没有差错的编排出来、编得突出具美感,或得几个编辑奖就是了。”(注10)作为一个好的编辑,应该要有很清晰的理念。你要你的杂志(或副刊)是怎样的一种杂志(副刊)。你要哪类稿件,你要你的对象是哪些人。你要把你的读者带到哪里。你能起着怎样的作用。林春美在8月传给我的电邮说:“编者掌握了媒体,所以更要对我们的文学负责。我想编者其实可以引导他的读者们更早进入另一个更开阔的境地。”林春美在开始接编蕉风时还有一些犹豫,不过,在自己摸索一番之后,她开始“狂想”“还有什么可以做”--做别人未做的--如“寻找诗人游戏”。


林春美了解到报章文艺副刊的极限,也看到文学杂志可为之处。在筹备第一期(482期)的时候,她就碰上黄锦树在国际文学研讨会上引发的“文学与道德/道义”论争。其实作为一个“家事清白,没有文坛恩怨”(注11)的编者,若要继续讨好各家,最聪明的方法是“无为”:静观各派人马在《言论版》上剑拔弩张;但若要厘清技术上与观念上的错乱,就不能坐视不理。林春美在研讨会后抓住从台湾回来的黄锦树及在美国念博士学位的林建国,作了长达10页,近一万字的访问。同期,她还邀约到名报人张景云就以上课题作评述。面对纷纷攘攘的文字攻势,有人煽风点火有人隔岸旁观。作为一个编者,林春美认为不应该“镇压异议”(注12),于是她设立“文学异见”栏目,想让它作为文学的言论版。所刊出四期里,得稿4篇及翻译1篇,(注13 )作者5人,各抒己见,可惜得不到其他读者的回应。可能,炙热的话题都等不及双月刊,纷纷投到报刊去了。可是蕉风里的“异见”,如文学研究与道义问题、中国影响论与马华文学……等,却是经得起、也应该要慢慢思索的--这种“慢慢”,更切合以杂志而非报章的方式承载。


在对文学进行“欣赏”的同时,也给“思索”拨出一定的篇幅,这是末代蕉风的特色之一。这一时期的蕉风相当注重文学评论/论述,所刊登的评论文章占的比例相对于一般刊物可说是大的。在作家特辑里,评论与有关作家的创作几乎可谓“等量齐观”--若说创作是作家自我表现的管道,是他们自我完成的唯一途径,那么在文学杂志这个宽广的舞台上,评论就是照射主角的灯光,它让作家的作品在最适当的光线照耀下闪现出作家内里的光辉,同时,也可以鼓励作家继续自我追求更高的境界--若从这个角度来看,评论在这类特辑里所占的比重是必要的。


末代蕉风里将不同性质的论述文章归类的栏目也相当丰富。除了上述的“文学异见”之外,尚有评析本地作品的“文本马华”,以及评介他山之石的“文学外景”。“文本马华”只刊过两期,得稿2篇。“文学外景”推出4期,得稿5篇:除了鲁枢元、陈鹏翔各占一篇,黄锦树占3篇。马华文坛向来是评论匮乏的,评论者名单的略嫌单调暴露了这个现象。有鉴于此,“文学批评之必要”专辑的推出更有其迫切性。


在486期,编者以30页的篇幅推出了“文学评论专辑”。这一特辑,除了访问了2位近期写得勤的年轻评论者张光达和刘育龙,谈他俩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和要求,也邀得7位从事文学批评者发表各自的主张。有的肯定了从学术的角度探讨马华文学的重要性,有的要求批评与鉴赏专业性,有的呼吁探险式的鉴赏作品,有的评介同行的表现,有的对侨民心态残遗/左翼政治意识影响下的批评方式提出不满,有的对两方三面开刀,既反左派现实主义,也不赞同以黄锦树为代表的激进的学术派,同时也对刘育龙提议魔幻写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不以为然,更有的不把文学评论当一回事。各家争鸣,意见纷陈,总比“一言堂”来得有生气。


除了评论,诗是文学领域的另一种小众读物。484期的“诗专号”却收录44位诗人的84首诗(组诗当一首计)。这庞然气势,难见于报刊,杂志却有这个长处,尽收于一册,而且方便收存。本期增加页数至96页,除了诗展,编者也特约不同诗社社员介绍本地存在(过)的诗社,这些诗社是:天狼星诗社、星座诗社、金石诗社、第六步诗坊和魔鬼俱乐部。编者还特别开设了“诗掌故”一栏,邀请所谓“马华第一首现代诗”的作者白垚回溯他那首诗的生产过程,回应了1997年底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关于《麻河静立》是不是马华第一首现代诗的辩争。另外,每期必不可少的评论则以诗的评论出现,评论的重点是近几年来逐渐引起关注的中国性的课题。在这个专号里,最教人惊喜的是“寻找诗人有奖游戏”,这是一项创举。编者先将16首诗的作者隐去,以编号替代,让读者看诗“寻找诗人”。其目的有三:1.让诗人藉“失踪”引起读者更大的关注。2.考验读者对诗人语言/风格的了解程度。3.使诗的阅读充满挑战与乐趣。(注14)让人感兴趣的是:看诗还可以赢奖:奖品包括现金(总值)900零吉,书券(总值)900零吉。经济状况向来都不佳的蕉风当然没有能力再负担这笔奖金,但是“游戏”若少了奖金似乎就缺了几分乐趣,所以编者就用了最一般的办法来两全其美:找赞助。我们可以发现484至486期开始有电脑公司与书局的广告出现,这些广告接连几页出现在版面的下端,占约四分之一的面积。据了解,那些广告是蕉风对这次游戏奖金奖品赞助商的回报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广告的出现也指引了一个可能:蕉风其实可以招徕广告以减轻出版经费。这一点《学报》以前也曾经做过。不过,广告招徕的工作当然需要专门的人手,而且蕉风的印刷量与发行量是不是能够吸引商家也一个问题。

为了配合484期“诗专号”的推出,蕉风与大将书行在6月6日国际诗人节当晚联办了一个叫“诗乐园”的活动。上半场“有静态的诗稿展览、动态的诗演绎。”下半场“在大将书行门外短街,有不留痕迹的笑闹起哄、白纸黑字的‘接力诗’〈裸朗〉。”诗长11行的〈裸朗〉是由12位诗人合作而成。编者在485期封底的〈裸朗〉诗末一句句的注脚把当时的情景再呈现一次。(注15)还有当晚的活动画页及其生动的图解,让没能参与其盛的人也有身在其中之感。而“成绩揭晓”也有别与他人,编者除了公布编号诗作与诗人之外,还列出诗人照片、年龄与诗龄、出版诗集及代表作。这些小档案的配合,让诗人有受到尊重和礼遇的感觉。另外,编者还写了一篇《寻找诗人游戏成绩解读》,就读者对诗人语言风格的熟悉程度进行分析;在公布得奖名单之余有这么一篇“解读”,“寻找诗人游戏”于是就变得不单单是游戏那么简单。编者在“诗专号”及“寻找诗人”的种种大阵仗铺排,似乎是在唤起人们对越来越没有商业价值的“诗人行业”的关注,试图掀起某种风潮而作出努力。


末代蕉风的另一个特色是:从改版后的第二期开始,每期都推出一个专辑,有关专辑通常占全本刊物的三分一或更多的篇幅。除了上述以文类为重心的专辑(专号)之外,还有几期是以作家或作家群为重心的。在483和487期,编者分别制作了两为资深作家的特辑:梁放专辑厚达45页,包含作家简介、得奖记录、近照、书影、3篇作家散文近作、1篇访谈、3篇评论。评论者为:何乃健、刘育龙、林建国。雨川的专辑则有38页,除了作家简介、著作表、手迹、近照之外,也有1篇访问、4篇小说、3篇评论。评论人为:菊凡、黄锦树、庄华兴。如此总字数三、四万的作家专辑,报章文艺副刊是无法、或不会办的。这两个专辑,制作周全,对退休后仍孜孜不倦从事创作的雨川及东马作家梁放都是一种肯定。可惜以小说见长的梁放竟无法在他的个人专辑里交出小说,为美中之不足。


“马来文学界的华裔作家”一向是被华文文坛忽略的族类,485期的焦点就落在他们身上。此特辑请了曾获1988/89年’马来西亚文学奖的碧澄概括的介绍擅用马来文写作的华裔作者。从事马来文及华文双语写作的庄华兴访问诗人 Lim Swee Tin 、硕士论文研究马来文坛华裔小说家的祝家丰评述小说家Jong Chian Lai 的作品。另外还有Lim Swee Tin和Jong Chian Lai 两位作家的作品翻译,共占31页。

最后一期蕉风的主题人物是一群新秀作家群,这当然是“纯属巧合”的事,但在编者的诠释下却别具了一番意义,她在该期的编辑室报告里说:“43岁的蕉风在年轻而难免叛逆的新生代特辑中(暂时)结束,未尝不隐喻着另一种希望的开始。”(注16)其实,在482期改版、蕉风进入她的“末代”之初,编者对于新人文章的处理已显示了她对新人重视的态度。栏目取名“新人馆”,意义已大不同于“新叶篇”、“青葱”之类,点出编者更注重的不是“后起之秀”的“后起”,而是“秀”;所选用的一些新人之前甚至不曾在两大报文艺版亮过相。这7期的蕉风也不再采取像早期只刊登新人三五百字的短文、并把它们同挤在一个版的作法,而是在版位上给予他们与“旧人”同样的空间。最后一期专辑“X X 航线--孤舟神话”刊登了工大十位后起之秀21篇不同文类的作品,一篇有关这一组织的介绍,一篇组员访问,同时还请了周锦聪、刘育龙、张光达针对这批新人作品作了批评。这个专辑占了33页,约全书四分一的篇幅;但是同期的“新人馆”并没有因此被“牺牲”掉。回顾7期末代蕉风,出现在“新人馆”里的作者有:


房斯倪、刘富良(富良)、许通元、莫泽明、曹伟、李颂义、黄淑莉、阿耶、路加、英卡、翁弦尉、林健文、张玮栩、周擎宇、柴可夫、张惠凤、陈思铭、洁翎(李洁翎)、惠婉、阿达、章昕、黄俊麟、杨嘉仁、葛格、刘汉、小健、王伟基、阿租、曾翎龙、巫勤香。这不包括484期诗专号新人、488期孤舟神话工大成员(部分已出现在“新人馆”)



5.作者群像

有人说,有怎样的编者,就有怎样的刊物。编者是一道把关,只有通得过编者这一关,你的文章才能有机会见天日。因此,从文章的取舍,大概就可以知道一个编者的口味和尺度。

末代蕉风除了特辑里的邀约文稿、忆旧怀人的文章,其作者来稿可归纳为:评论、创作(包括新人的)。评论前面谈过,这里不再赘述。从创作者名单来看,沉寂已久的,以〈猫恋〉闻名的鞠药如、当年以“左手人”写诗的黄远雄、移居美国的前《学报》总编辑杨际光,开始归队,重新写作。其他较常出现的作者有:雨川、黄锦树、辛金顺、邱琲钧、李笙、张光达、林惠洲、小曼、张永修、李敬德、宋飞龙、廖宏强、翁弦尉、林健文、房斯倪、张玮栩等等。末代蕉风里的作者的创作手法从写实到现代到后现代兼而有之,举484期《诗专号》为例,同期即有比较传统写实如李寿章的〈农夫〉(页48),也有形式上比较前卫如张玮栩(即诗人编号7)的〈1997年生活曲线图〉(页60)的图象诗。从编者对这些文学路数各异的作品采取兼容并蓄的作法看来,末代蕉风并没有走同人杂志的路线的倾向。


在内容方面,蕉风和所有本地的报章或杂志一样,都有所谓“敏感课题”的禁地。一般上,杂志在财力与“势力”上不如报馆,挑战禁忌极容易威胁到自身的出版命运;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杂志--尤其是小规模的杂志--因为不如大众传媒一般能引起广泛效应,因此在有关当局眼里就不显得那么“碍眼”,反而就多了一线自由的空间。末代蕉风对于政治与情色课题的书写作了一点小小的开放,如郑云城的〈九八政治记事(上集)〉(484蕉风,封底内页)及〈九八政治记事(下集)〉(488蕉风,封底内页)、李笙〈单人床〉(486蕉风,页34)及黄俊麟〈情色小说之写作〉(486蕉风,页56-60)。


末代与其之前几年的蕉风一个极大的不同点在于对作者的筛选上,几乎都是马华作家的作品。



6.版面构成


在版面上的有机构设,是末代蕉风在美术编排方面的最主要特色。在这7期的蕉风里,插图不是无意义的补白,封面也不仅仅是“书皮”,而是能诉诸主题的视觉效果,与文字共同构成书的“整体”。例如,485期特辑的主题是“马来文学界的华裔作家”,编者就选择了具马来文化色彩的纱笼来表达。封面纱笼艳丽夺目,封底的则飞舞飘扬,很有裸裎的意象;编者把〈裸朗〉这首诗安排在封底,不仅突现了“诗乐园”聚会上12位诗人集体创作的别致性,而且也藉纱笼飘飘把“裸”的意象表现出来了。另外,内页的专辑一致配以胡德馨洋溢着南洋风味的版画,更增添了本期的“马来”情调。纱笼系列之外,484期黄华安的刑天系列摄影也非常独特:黑色背景,无头弓背,探出一只手掌,很能衬托“诗专号”充满想象的空间及“寻找诗人”的探索意味。封底盛开的手掌及封底内页隐喻政治变形的身手,教人联想翩翩,仿佛掩卷后就能写诗。486期“文学批评之必要”整个特辑都是长满尖刺的各类型的仙人掌。488期休刊号的封面就是一个令人心痛的告别:两旁暗红的布幕掩起,台上连衣也没有的人向读者跪着,两手向上微张,中文字一个个从他的身上流散开去。编者选择放在末期封底的黄远雄的诗〈文字同行〉也与封面的感情相呼应:“笔握在手中,时间就在你侧身/文字摊开/另一匹/未志归期的旅程”,结尾数言,与“休刊号”似乎有互为渲染的作用。


482至487期蕉风的封面内页是不同造型的芭蕉摄影,这一系列特约李丽娟拍摄的主题摄影,是末代蕉风在视觉美感方面树立自我形象的一个表现。然而,这些芭蕉造型并不是作为跟整本杂志毫无关系的沙龙画页来展示,它是“蕉风”的形象,同时也是每期文章目录的背景--每一期的目录,在视觉上是印在这些芭蕉叶上的。休刊号的目录一改前6期以芭蕉叶为摄影主角的惯例,取而替之的是落尽叶子,伸着秃枝问天的枯树,它以萧索的气象,哀惋43岁蕉风的命运。


封面规划的设计,别出心裁,摄影作品位置偏右,以致左右两边色块大小不一。右边的那条垂直细线,常令印刷商/读者误以为编者搞错的多余的东西。印刷商甚至误裁线条、砍错对角线、或“好心”把细线加粗。(注17)内页的版面构成大方得体,空间掌握得宜,诗页及“新人馆”的插图运用尤其活拨大胆(此“大胆”指“不传统/不保守”),如488期〈失落的天使恋城〉的版面构成(页28-29),486期〈单人床〉的性感插图(页34)。林春美的版面细腻多变,484期“诗专号”与488期“休刊号”整体而言,是版面最活的两期。特别是前者,用心的资深编辑都会暗地里发出赞叹。



7.为什么要有《少年蕉风》?

蕉风这本不赚钱的文艺刊物,出一期赔一期。据姚拓透露,蕉风“在1955年开始时,每期亏损约为马币一千五百元,以后随着物价的上涨,……到现在每期亏损六千元左右。”(注18)许友彬在〈蕉风六记〉则指出说“不止这个数目”,因为还有一些义务的人力,如订户、代理、帐目、稿费、手续、打杂、打字等,没有算在内。他认为蕉风享有这些便利还有赖于友联:“那时侯,姚(拓)先生仍是(友联)董事。他是蕉风的靠山,有了这座靠山,我可以‘滥用权力’、‘假公济私’,甚至在蕉风出版当日叫(友联的)同事放下手头上的工作,优先处理蕉风。”(注19) 既然如此辛苦经营,为什么还要多出一本刊物《少年蕉风》?这样不是百上加斤,要赔得更多吗?


后期蕉风的订户,据林春美在受访时透露,改版之前仅有160人左右,休刊前则已增至300人。(注20)虽然说一本刊物的素质与行销数字没有关系,不过,订户/销售数目一直下坠,或增长幅度不大,停留不前,老板准是不会高兴的。一直不赚钱,或一直亏本,接下来的危机很可能就是“停刊/休刊”。

为了扩大蕉风的读者群,让蕉风有“接班”读者及“接班”作者,并向新一代年轻一辈“推介”纯文学,就需要有年轻人能亲近的读物。因此,《少年蕉风》扮演着“带引”的角色。


482期改版之后,《少年蕉风》以随蕉风附送的形式出现。《少年蕉风》面积比32开略窄,扣除封面封底30页。内容分为:1.特约作家写给少年看的文章,2.提供少年写作的园地,3.指导少年写诗,互动交流的场所。“新写作时代”栏目里的少年来稿,从483少年蕉风起,篇幅有明显的增加,特约作家写给少年看的稿就相应的减少。在有限的空间里,以上发展是健康的。后来,也有少年作者在“耍什么把戏”栏目里谈电影谈作家谈文学。而编者在“本期少年蕉风有什么”和文末亮着灯泡的旁白,趣味横生,很讨人喜爱,容易拉近与年读者的距离。

《少年蕉风》毕竟是本附属的刊物,不是主角,限于篇幅(30页)和人力(一人两手包办两本刊物大大小小的事物),她虽然可爱,却没有能力与《椰子屋》、《学海》等纯青少年刊物比较。《少年蕉风》要有所发展,就必须独立,要有专职的编辑个别负责。

   

8.蕉风停刊前后


蕉风休刊是不是单纯的只是经济危机的牺牲品呢?我们都知道,蕉风这四十多年来都不可能赚钱。蕉风休刊启事说:“蕉风每期亏损的款项,一向都由吉隆坡的友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负担。……友联公司的朋友们,本诸‘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原则,把从其他业务赚得的利润,用来作为出版蕉风的补贴。……但自1990年马印公司(友联的子公司)结束印刷业务后,蕉风的印刷交由外厂承接,印刷费的逐渐提高,蕉风的支出无形中也就增加了许多。不过,友联公司的朋友们仍然承担了蕉风的一切费用。”过后,“友联公司属下的多种业务,逐渐已交由年轻的新一代去负责管理。”(注21)友联公司终于易手,新的负责人不愿再承担蕉风的任何经费,蕉风顿失支柱。姚拓曾一度打算拿出他的退休金若干作为蕉风继续出版的经费,白垚从美国打长途电话回来,盛意拳拳也打算捐出若干支持蕉风。从林春美最后一期的编辑室报告看来,蕉风休刊的决议不是一下子就达致的,姚拓显然经过几番心理挣扎,(注22)也可能跟前友联董事们再作过几次协调,而白垚越洋的盛意在这方面应该起过一些作用。不过后来几个“老蕉风”基于不争朝夕,但求永存之看法,建议采取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方法,先断绝了这段短期间的经费烦恼,全力筹备成立一个“蕉风出版基金会”,所以劝姚拓不妨先让蕉风休刊,休养生息,以重振旗鼓(注23)。蕉风终于撑不过本世纪。


前文我曾提到,办杂志,钱是重要的,不过资金不雄厚也能办好一本刊物。1986年,一批十来二十出头的文艺营文友,合资出版合集《青色的冲激》(朋友出版社,1986)及《成长中的6字辈》(朋友出版社,1986),之后把周转来的钱,以泽吟丛书的名义继续出版单行本,从1986至1993八年的时间,共出版文集16本,平均每年出办两本。(注24)这样的表现,可供本地刊物负责人参考。


因此,我一直纳闷,蕉风何必休刊?休刊之后再复刊,元气必将大伤,订户和作者是否还和以往一样有信心,还是一个疑问。


为长远之计,成立“蕉风出版基金会”是当务之急。如果姚拓与白垚都能先带头捐出他们认捐的数万零吉,然后登高一呼,相信会有一些积极的反应。前蕉风编辑陈瑞献便说:“友联对蕉风必须负起道义与文化上的责任。假如要为蕉风筹募基金,友联也必须先拿出钱来,别人才能一起出钱。”(注25)陈瑞献提到的“友联”应该是指“前友联的董事们”。


“蕉风编委会编辑和顾问们”在“暂时休刊启事”提到:“预定计划中,大约在1999年年底或明年的年初,蕉风将再次和读者见面。”到今天本论文写作之时,蕉风休刊已逾半年,年尾已近,可是有关筹备“蕉风出版基金会”的事却迟迟未有听闻。


蕉风复刊,有赖于基金会的成立。而基金会的成立,有赖于前友联老董事们、姚拓、白垚等登高号召。我们希望在人们还没淡忘蕉风这回事之前,有关基金筹募的委员已经开始有所行动。我们在等待一个尽管“未志归期”,但最终会回来的老朋友。


03/8/1999初稿
29/8/1999脱稿



注:

1.详见申青〈忆本刊首届编委〉,483蕉风,1998,页86。

2.不过从203期起,开始有了“编辑人”名单,依序为:姚拓、牧羚奴(陈瑞献)、李苍(李有成)、白垚(刘戈)4人。数年过后的一些蕉风“编辑人”又再次失踪,如1972部分、1973、1976、1977等。

3.申青〈忆本刊首届编委〉483蕉风,1998,页84-85。文中的“召集人”应指“创办人”。

4.488蕉风,1999,页4-5。

5.详见张永修〈雨打芭蕉风亦寒〉(上),《南洋文艺》,24/8/1999

6.白垚在〈蕉风旧事 学报当年〉(482蕉风,页15)提到彭子敦为“蕉风的创刊编辑”之一。“创刊编辑”是不是指创办人?还是指“创刊期间的编辑”?有一说法指彭也是蕉风创办人。不过申青在〈忆本刊首届编委〉(483蕉风,1998,页84-85)名单里没“彭子敦”。作者忽略了或是记忆混乱了,后人不容易知道。

7.这3期分别是:483期88页,484期96页,488期120页,

8.见曹伟来函,483蕉风,页88。

9.见王振科〈喜见蕉风换新颜〉,486蕉风,页3。

10.此文为由我和张光达主编的一本90年代文学论争文集的跋,稿于1998年5月,此书出版一直因事被耽误,顺利的话,2000年或会面市。

11.张永修〈雨打芭蕉风亦寒〉(上),《南洋文艺》,24/8/1999

12.见“编辑室报告”,482蕉风,页1。

  13.482期:2篇,483期:1篇(翻译),484期:1篇,488期:1篇。

14.见“寻找诗人有奖游戏”目的,484蕉风,页3。

15.〈裸朗〉的12位诗人是:叶啸、李宗舜、郑云城、小曼、周若鹏、傅承得、何乃健、刘育龙、庄若、吕育陶、张光达和林健文。由傅兴汉出题。全诗与创作过程由林春美叙述,刊于485期封底。

16.488蕉风,页1。

17.482、483:细线加粗、对角线有误;488:直线下端误裁。

18.488蕉风,页2。

19.488蕉风,页7。

20.参见梅淑贞、许友彬、林春美对订户与刊物素质的看法。张永修〈雨打芭蕉风亦寒〉(下),《南洋文艺》,27/8/1999。

21.488蕉风,页2、3。

22.见林春美〈我在蕉风休刊的最后日子〉,488蕉风,页1。

23.详细情形可参许友彬〈蕉风六记〉,488蕉风,页6-7。

24.关于从朋友出版社到泽吟的出版情况,可参见潘碧华〈行吟泽畔路漫漫〉,《我会在长城上想起你》,长风出版社,1998,页12-13。

25.张永修〈古楼见瑞献〉,南洋文艺,23/7/1999。

2010年12月17日星期五

瓦煲豆角饭


瓦煲豆角饭

张永修

火烈烈的烧开
爆香蒜头孜孜的期待
冬菇虾米酝酿氤氲夜雾
丁香八角就会加上刁钻的星光
即使郊区打稻场朴素活泼的白米
赴汤蹈火一秒也变得喷喷香
主角是长长的豆角
却一巴掌一巴掌剥着心事
配鸡丁肉柳还有明虾吊片
少了蚝油酱青的浓情芫荽番茄的盛意
这顿晚餐还不知怎么熬
我是保温耐热的瓦煲
等你早点回家开饭

1/8/1995

邢贻旺:情诗的实际效果

邢贻旺:情诗的实际效果



编者:你写了很多情诗,也出版了诗集《恋歌》,请问情诗在这个所谓的e年代,有实际效果吗?


邢贻旺:我忘记在哪里看过这句很有意思但也有点可怕的话:Lips only sing when they cannot kiss,或许可以借来旁敲侧击这个问题。情诗(或文学)究竟“有用”与否,也许不止是e年代的疑点呢。我相信情诗可以感动人,但它有没有“实际效果”?我武断点说,情“话”、情“信”乃至情“歌”容或有效(因为话语和信物都有工具性质或实际用途,而歌则具有结合了各种感官的直接体验的优势),但情“诗”,它太偏向语言思想本身的纯粹了,我甚至疑虑它会把一个沉思的作者的爱情也加以升华,以至搁置了爱情的双向互动,导致“诗人不幸诗家幸”或“为需要引用情诗的读者作嫁”的尴尬局面。把诗写好,与把爱情经营好,也许是两回事。可能有人能把这两点结合?我不知道。而写作情诗和运用情诗,端的又是不同的问题(毕竟文学牵扯到作者、文本和读者三方面)。

我想,如果一个人因为写诗或献诗而“求偶”成功,那他“成功”的重点也许在于他示爱的行动,远多于诗本身的内容技艺。毕竟,“求偶”是很“实际”的事情,而要讲“实际效果”,还是“切实”的行动重要啊(啊,我越讲越耍冷了)。至于情诗在一个社群或一个世代中的接受度或可行性,那大概是符号的问题(当文字遇上多媒体),文化的问题(群众的关怀重心和表达方式),或行销的问题(当诗歌作为一种物品)。情诗当然会有效果,问题是:怎样的效果?反思的效果,安慰的效果,“求偶”的效果……人的需求还真是多样:)

Kiss or sing?大抵,情感的本质是沉默(所谓尽在不言中),当它化作言语的时候,大概是郁积满溢而不得不发了。这也许就是情诗的矛盾:它歌咏沉默,从而它本身并不是沉默,感觉上就像一艘漂向永恒的太空船吧(而“求偶”成功的人,当然就是下船上岸了)。这样推论,情诗的功能又像摆渡了?爱情与情诗,也许是有交集,也许,是两回事。

总之,我也很好奇(如果不说关心)“情诗在e年代的实际效果”。但“如何让情诗有实际效果”,恐怕和“如何写好情诗”有著目的上的差异。可能有人能把这两点结合?我不知道(那还不如一开始就回答说我不知道啊)。我只希望,亲吻和吟咏并不是冲突的两回事。
 

邢诒旺简介
1978年生,芙蓉人,祖籍海南,新纪元学院及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毕业,目前在中学任教。出版诗集《锈铁时代》(2006)、《恋歌》(2007)。 
 
原载《南洋文艺》15/1/2008

2010年12月14日星期二

沙滩小屋看海



沙滩小屋看海

张永修


你说碧波上的
是海鸟罢
我回头,蓝被单上
跃起又坠下的
海豚好多好多啊

一转身,海豚没入碧蓝的梦里
初圆的月就在梦的后面
守着摆渡的浪潮
闪闪发亮贴着海面
挺进的风翻阅蓝的层次
刷白突起,竟是
黎明窗口的
飞鸟


20/12/1994

2010年12月9日星期四

贝岭:倾向异议的声音

贝岭:倾向异议的声音

张永修/报道


两个月前,贝岭刚从牢里出来。他是因为在北京印刷所谓“地下刊物”--文学与人文杂志《倾向》,而被北京政府逮捕,说要关上10年。后来,在国际笔会、美国西部笔会及3位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申援下,终于在两个星期后平安出狱。

贝岭1959年生于上海,1978年至1982年在大学念书时参与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及地下文学活动。他出版的诗集包括《今天和明天》(中国:漓江出版社)、《主题与变奏》(台湾:黎明文化出版社),并曾担任过记者、编辑、讲师等工作。1990年赴美,为布朗大学驻校作家及英语系访问学者。1993年在美国波士顿创办《倾向》杂志,并任主编。

《倾向》出版六年,售价涨幅颇大,从创刊号(1993年)的每册2美元,起到第12期(1999年)15美元(约60零吉)。由于美国印刷费昂贵,因此,贝岭便计划到工资低廉的中国大陆去印刷第13期《倾向》,不料,2000册第13期《倾向》却被当局没收。在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第二中心”的展示厅展示的唯一一册第13期《倾向》,属于非卖品。

贝岭穿一袭圆领布钮白衣,绑着一头卷曲的长发,外形倜傥不羁,谈吐却非常儒雅。

贝岭对奉官方写作政策为写作指导的作家非常厌恶。他希望作家能提升自我,写出高水平的作品,扩大华文文学的版块。他说,在明年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公布前的这一年,世界各地的文学焦点,都会集中在中文文学上,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必须自强不息。

印尼华人被屠杀及其他类似事件,令贝岭难过。他希望各地中文作家能通过文字给予申援。另外,贝岭也非常感激他被捕时申援他的个人及机构。他呼吁世界各地的“文学同事”,向被迫害的作家伸出援手。
 
 
(南洋商报《新视野》2000)

2010年12月2日星期四

一百年的梦:高行健

一百年的梦:洛杉矶的话题


张永修/报道

(洛杉矶讯)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四届大会在气温凉爽的洛杉矶举行。不论在座谈会或私下交谈的场景中,今年(2000)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籍中国作家高行健,依旧是众人话题的重心。可以想见,在下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世界的文学焦点都会集中在中文文学,集中在高行健及其著作上。

司马中原:要有自己说话的权利

以《狂风沙》闻名的台湾作家司马中原认为,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人的光荣和安慰。虽然中国大陆认为这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带有政治因素,但这不能否定高行健的文学成就。

司马中原说作家有自己说话的权利,不能因为国家要你说这样你就要这样说,成为国家写作方针的应声虫。作家要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看法。

中国大陆如果不能承认诺贝尔文学奖,原名吴延枚的司马中原说,他们就应该设立一个世界中文文学奖,撇开他们所说的政治因素,只就文学成就,公平的对待来自不同国家/区域,以中文写作的文学作品。不过,司马中原不以为中国大陆可以办到中立与超然。

王润华教授:激励求新求变的作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王润华教授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取代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

他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贵,在于她超然于政治,并注意到边缘地区,非主流的文学生态,如拉丁美洲、非洲、印度等地。

王润华教授说,好的文学作品不在乎读者的多寡。它可能只有很少的读者,甚至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不受国家认同/欢迎,但不减其文学地位。高行健的《灵山》1990年在台湾联经出版时,卖不到200本。香港的“100强小说”选举,高行健的小说也没有进入100强。今天,高行健就是凭《灵山》这部小说得诺贝尔文学奖。

王润华教授也是一位诗人,著有《患病的太阳》、《橡胶树》等多部著作。他认为,高行健的创作不受五四写作传统的影响,作品作多元的思考,技巧求新求变。

王润华教授认为,由于中国大陆对高行健得奖表示不以为然的态度,高行健得奖的影响,将会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更易显见;对一些求新求变,处于边缘非主流,离散的作家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赵淑侠:不离开中国就难有成就

近年刚从瑞士迁移到纽约的赵淑侠说,如果高行健不离开中国大陆,他就很难有今天的成就。

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受到批判和压制。如果他不出来,赵淑侠说,他就无法自由的创作,不能以更新的技巧去尝试不同的可能。

高行健后来的作品更无顾忌,《一个人的圣经》全书写性与政治,写得开放自如。赵淑侠说,如果他还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作品就不大可能出现。

以小说《翡翠戒指》、《赛金花》等闻名的赵淑侠认为,高行健后来的《一个人的圣经》的艺术成就比《灵山》更高。

赵淑侠说高行健的文字一直往前走,语汇与技巧挥洒自如。他才气高,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实至名归。

葛浩德:文学里头没有谁是冠军

对于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德国汉学家葛浩德博士感到非常意外。今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时,德国报章由于无法得到高行健资料,只能翻译通讯社的简单履历。

高行健的《灵山》曾翻译成德文,但卖得不好,书很快就从书架上消失了。

曾用两年半在台湾学习中文听与讲的葛浩德博士,能讲一口流利而准确的华语。他说,文学里头不能说谁得奖谁就是冠军,谁没得奖,谁就不好。

他也反对文学以主流/非主流之分。他说大家生活背景不同,就能反映出不同的精神面貌,文学才能百花齐放。

葛浩德博士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制度是神秘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评审准则,不过根据以往的情形看来,明年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再颁给以中文写作的作家。

目前在母校德国维尔茨堡大学任汉学系讲师的葛浩德博士,有大约50名汉语系学生,并用华语授课。他个人非常欣赏鲁迅与周作人这两兄弟的作品。

王申培:为讨好西方而媚俗

美国波士顿Northeastern 大学王申培教授说,诺贝尔文学奖今年是颁给法国人,不是中国大陆或台湾本土的中国作家。中国人不需要高兴。

王申培教授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除了马悦然懂得中文之外,其他十来位评委只是通过翻译本来阅读《灵山》。他说中文文字的美不容易被翻译出来。他暗示,《灵山》不是因为文字的高明而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相中。

《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多处有性爱描绘,这位电脑科学教授批评高行健为讨好西方而媚俗。

胡郁莉:离开中国是机会

胡郁莉是1990年到法国的中国戏剧家,出版过诗集《黑色河流》及4个剧本,明年春天,她的戏剧《燃烧的太阳》将以法语在巴黎上演,导演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林兆华。

胡郁莉很熟悉高行健的作品,与高行健常有往来。她说,高行健写作是先说后写。他先以录音机录音,觉得文句念起来和谐优美,有音乐性,然后才会将它书写成文字。

胡郁莉说,高行健的作品早期具象,后期转内向;常有西化长句,但结构是中国的。他的才华多面,是戏剧的,是小说的,是绘画的。胡郁莉不认同王申培教授的“媚俗”说,她表示,高行健写作并不是为了得奖,所以他根本没有必要讨好西方。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第二天,即10月13日,胡郁莉去高行健家,看到他一直抽烟,一直流泪。高听到消息,当晚只睡了2个小时。在中国人的期待中一直以来都是那么遥不可及的诺贝尔文学奖,有一天突然就掉到了自己的家门前,那种心情该何以形容?——那是中国人一百年的梦,最终却是在法国落实了。

有蒙古与匈牙利血统的胡郁莉指出,百年以来中国作家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并不表示中国其他作家的作品不好,只是他们缺乏机会,没有被广泛的注意到而已。她说,如果高行健不离开中国大陆,他也同样没有机会让更多外国人读到他的作品。今天,高行健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瑞典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等多种语文。



韩秀:荣誉和成就都归高行健

韩秀是美中混血儿,在中国住了30年,说得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出过小说散文集子多本。她是美国公民,但不是美国作家;她用中文写作,却也不是中国作家。她的身分非常尴尬,只能说,她是颇具知名度的中文作家。

1984年,韩秀与丈夫到北京看舞台表演时认识了高行健。听说高行健会说法语,韩秀的美国外交学院教授的丈夫就以法语与高行健交谈。韩秀说高的法语说得很优雅,不是一般的问候吃饭的日常用语。

当时中国戏剧家吴祖光及钟健飞(小说家阿城的父亲)对高行健的剧作都非常欣赏,认为高的作品将传统的话剧和西方的新技巧结合起来。

然而,不久后,高行健的作品却是与批判的文章结集一起成书,作为反面教材来进行批判。

韩秀说,之前很多人不知道高行健,因为他不在副刊写文章。她说,高是寻梦的艺术家,他默默的在戏剧方面从事新的尝试,默默的在小说方面寻找新的写作可能,并以卖水墨画为生,生活过得非常苦。

写过小说《折射》、《生命之歌》的韩秀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美国记者欲采访高行健,却吃了闭门羹;后来通过韩秀帮忙,才争取到两分钟的访问时间。然而,这一访,却足足谈了两个小时。据记者说,高行健的屋子空阔简陋;在受访的过程中,高经常捂住肚子,令记者怀疑他是不是身体有毛病。了解高行健的韩秀表示,高行健生活清贫,在吃方面有一餐没一餐的,可能在接受长达两个小时的访问之前,连早餐和午餐都还没吃呢。她说完不觉哽咽起来,现场很多听众眼圈顿时都红了。

高行健是在政治与经济双重的困境中熬了过来的作家。韩秀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高行健,荣誉是他的,成就也是他的。

(原载南洋商报《新视野》2000)

2010年11月28日星期日

张锦忠答客问:马华文学与现代主义


张锦忠答客问:马华文学与现代主义




问题如下:

1.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是马华文坛的“正统主流”,可是马华现代主义文学阵营却也着实出现了一些不可忽略的人物。您认为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学史中应该占据怎么样的位置?

2.马华现代主义文学是否迟至国家独立、甚至新马分家后方才出现?请您略谈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坛之兴起,并说说当时的主要推动者为谁。

3.当时报章文艺副刊扮演怎样的角色?

4.属于小众传播的文学杂志,在马华现代主义大潮中的的影响力有多大?

5.文学团体在这方面有怎样的表现?(以上3,4,5几个问题,也可以作一块答 )

6。据您的观察,到了80-90年代,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否仍旧“壁垒分明”?两者在文坛中的“主、次”关系(姑且这么说)是否一如既往,或者有所更动?

7.马华文学文学有哪些作品够得上你心中的“经典”?或者,谁有潜能贡献经典(可不可能有一些作者非常有才华,但在可以写出经典之前不幸英年早逝,或停笔/封笔/弃笔?)




所提诸问题都很复杂,恐怕不是几千字讲得清的。我只能试答如下:


问:1.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是马华文坛的“正统主流”,可是马华现代主义文学阵营却也着实出现了一些不可忽略的人物。您认为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学史中应该占据怎么样的位置?


答:1. 说“现实主义”文学是“马华文坛”或“马华文学系统”的“正统”或“主流”,其实只是部份真理。严格说来,什么是“ 马华文坛”或“马华文学系统” ,还有待厘清。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立国前的马华书写,显然属於(英国)殖民时期文学,大部份还是pre-literature “前文学”,虽然其中不乏佳作,当时文艺界也发生过南洋色彩运动与本土意识论争。这个时期的作品,今天已是珍贵的社会文献,是否“现实主义”或“主流”,已不是太重要的事了。话说回来,当年的报纸及副刊既已残缺不全,或尚待重新整理,我们只能依赖方修等人的大系或选集。由於编者个人的文学观,集中选辑的,几乎皆是“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产物。但这不表示当时就没有其他的非主流的东西,只是方编不录,或斥之为颓废、灰黄罢了。既然史前史待考,我们只好从较有信史的独立建国时期讲起。


当我说“集中选辑”的,几乎皆是“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产物”时,似乎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其实未必。到底什么是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与“写
实主义”之别,只是译名不同而已吗?事实上,马华文学(史)中的“现实主义”其来有自(上承中国“新兴文学”,而非欧洲文学的写实主义传统),应称为“社会写实主义”,因为其主张偏重文学的社会效用,过份强调文艺反映外在社会现实生活。独立建国以来,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革命与阶级斗争色彩,因现实政治压力,时隐时现,时强时弱。

至於“马华文坛”,这个运作系统其实是这样建制起来的:报纸副刊(主要是《南洋》与《星洲》两大报)、文艺刊物、出版社、文艺社团、华文学会、书店、高等教育或学术研究机构、文学奖等,加上写作人、编者、批评家与作品。引领风骚、带动风潮的当然是报纸副刊及其编者,因为华文报发行量大,是华社读者每天都看到的东西,虽然文艺副刊并不是天天见报。因此,我们大可做点实证检视,看看独立建国以来两大报的副刊编者路线如何如何,从而了解“现实主义”文学是否一直是“马华文坛”的“正统”或“主流”,或者除了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的二分法外,是否还有第三或第四种文学路线?

易言之,把“现实主义”当做一张大伞,以之笼罩现代风格外的一切马华书写,显然问题重重。更何况,“正统”或“主流”,往往是一种排他性的建构。过去,奉行现代主义的作者,只有林也、温任平等少数人做点文学史事论述,而每年在报章写年度文学发展现象报告的人,多半罔顾现代主义文学的存在。


但是,现代诗的出现、现代小说对文字与技巧的重视、域外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在60年代初,在60年代中叶至70年代,可说是丰富了马华文学的“文库”,不满足於“现实主义”教条化文本的读者也有了多一种选择,不认同文字可以透明地再现内外在世界的作者也有所借镜,而马华文学也不至於在整个世界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缺席。


问:2.马华现代主义文学是否迟至国家独立、甚至新马分家后方才出现?请您略谈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坛之兴起,并说说当时的主要推动者为谁。当时报章文艺副刊扮演怎样的角色?属于小众传播的文学杂志,在马华现代主义大潮中的的影响力有多大?文学团体在这方面有怎样的表现?


答:2. 现代诗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前锋。《蕉风》、《学生周报》在独立建国前后创刊,编辑同人来自香港,有反共、恐共甚至美援的背景,主张“马来亚化”,但不认同左倾的“现实主义”(早期编者多认同写实主义,如写《烂泥河的呜咽》的方天),倾向求新求变的文学表现,但不前卫。现代主义美学正好适宜作为“现实主义” 的反动。影响所及,若干文艺青年团体(如“银星”、“海天”等)也响应这样的创作风格。《学生周报》 大力推广现代诗,也常有文章介绍现代文学(如编者黄崖的《现代文学欣赏》),而《蕉风》在黄崖主编时期多转刊台湾现代文学(借用他国的现代文库来补本国文库之不足),造就了现代主义文风的新气象。马华文学对学现代性的追求,可以说这时已展开,只是非计划性,故这一波现代主义运动进程缓慢。


60年代中叶,星马分家,成为两个政体,但就马华文学而言,长堤两岸仍然互联,对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来说尤其如此。先是周唤革新《学生周报》的《诗之页》进一步推动现代诗运。接著是梁明广(完颜藉、黎骚)在新加坡执编《南洋商报》的两个文艺副刊,作者颇多联邦人。陈瑞献(牧羚奴)当时在新加坡崛起,其现代风格强烈的诗文常在《蕉风》 与《学生周报》刊出,他与其他现代诗人集结,形成“68年的一代”,并创办5月出版社推出《巨人》、《新加坡十五诗人新诗集》等诗文集推动本土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说陈瑞献是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巨人也不为过。影响所及,新加坡还有《文艺季风》与《猎户》等现代主义刊物出现。《蕉风》在60年代最后一年改版后,陈瑞献加入李苍(李有成)、白尧*、姚拓的编辑阵容,先后推出诗、小说、戏剧、马来文学、牧羚奴作品五个重要专号。70年代初陈
瑞献与梁明广合编《南洋周刊》的《文丛》 版,译介当代西方文学与文化思潮不遗馀力。这几年可说是第二波的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高潮。此外,当时还有《大学文艺》(初期)、犀牛出版社、棕榈出版社、砂越星座诗社、天狼星诗社(及其前身)(出版《大马诗选》 )响应现代主义路线。


但是,到《南洋商报》 文艺副刊编者易人、星马副刊分家、陈瑞献退出《蕉风》编辑群、《文丛》停刊,这个文学运动就开始走下坡,渐成未竟之业了。虽然在七十年代中叶以后
,新加坡还出现了展现强烈现代主义风格的《楼》半年刊与《红树林》诗刊,吉隆坡也有张景云(即画家张黛、诗人张尘因)、沙禽等人倡立人间诗社、出版“人间丛刊”,但那已是星马华文现代主义文学的“回光返照”,作为已不大了。

上文其实已一并回答了有关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推动者、报纸副刊、小杂志及文学团体的提问。主要推动者中,姚拓自承不懂现代诗,他的戏剧与小说一点也不现代,但是能包容善用出版社旗下刊物的编者作者的现代风格,殊为难得,这也是《蕉风》可以拖到最近才停刊的原因。白尧*的诗清新可读,较力匡或柳北岸现代多矣,然亦非 high Modernism,倒是他一系列捍卫现代诗的《现代诗闲话》颇有披荆斩棘之功。黄崖以长篇见长,在香港出版过现代诗集,也出版过痖弦的经典诗集《苦苓林的一夜》,但他的小说还是相当传统的产物。

黄崖离开友联出版社后创办《星报》,仍常转载台湾的现代诗文。《学生周报》在周唤、李苍执编时强化诗与文艺版的现代风格,李苍的《鸟及其他》至今仍是马华文学的重要诗集。但是,整个星马华文文学现代主义运动的主力仍来自梁明广与陈瑞献,二人的现代视野始终
无人能及。



问:3。据您的观察,到了80-90年代,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否仍旧“壁垒分明”?两者在文坛中的“主、次”关系(姑且这么说)是否一如既往,或者有所更动?

答:#3。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在五一三事件后,有卷土重来之势,但在七零年代初政府发表马共黩武白皮书、逮捕其(身份曝光的)地上成员及外围份子、解散马大华文学会之后,显然遭到压制。走“现实主义”路线的两大报副刊也依然如故,《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
编者从陈思庆换成钟夏田,版名改为《读者文艺》,《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上的诗文社会性较浓,但也没有明目张胆突显文学的阶级性。七零年代中叶后,马华写作人筹组写作人协会,也算是马华文学史上的大事。筹备期间,自有若干派别、利益之争或门户之见造成
的风风雨雨。实际上,当时只有温任平、梁纪元、叶啸等与筹委会诸人周旋,现代主义文学健将如梅淑贞、沙禽、张景云、紫一思、飘贝零、温祥英等人,完全置身事外。姚石、白尧*或《蕉风》与《学报》同人也未涉入。基本上,一直到八零年代中叶,马华文学系统仍是“
双中心”壁垒分明地并行,但是现实或现代主义双方都没甚么出色的表现,因此也无谓主、次之分。

不过,八零年代中叶以后,壁垒就不那么分明了。一九八五年底,张景云编《南洋商报》星期刊的《文会》版,颇有当年《文丛》之风。张景云并无意划地自限以现代主义挂帅(他常留意中外文学发展,当知在欧美或台湾,当时已刮起后现代主义风潮了)。出刊前编者邀若干文友小聚,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些人包括陈思庆、梅淑贞、李锦宗、沙禽等,各人文艺观并不尽相同,但也相谈甚欢。隔年彦火(潘耀明)访马,我和许友彬去访问他,与陈思庆不期而遇,他对我们会去访问彦火大感讶异。到了九零年代,舞文弄笔的早已新人辈出,成龙成凤者大有人在,二大报文艺版编者也已易人,他们也不像前人般好设定派别门槛。林春美编《蕉风》时,也广邀各路人马撰稿。一九九七年,华文作家协会与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合办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我即和碧澄同场发表论文,并不觉得我们有多大不同,除了论文内容,不过要是研讨会提前十年举办,主办单位大概不会把我们摆在一块,他们大概会把我戴上现代派的帽子,跟碧澄头上那顶不一样。大体上,我们可以说马华文学已步入整合期。这时谈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别已没甚麽意义了。若干年前,我还在编《蕉风》的时候,早已在<风讯>中借用“君子和而不同”这句话来表态了。


问:4.马华文学文学有哪些作品够得上你心中的“经典”?或者,谁有潜能贡献经典(可不可能有一些作者非常有才华,但在可以写出经典之前不幸英年早逝,或停笔/封笔/弃笔?)


答:#4.经典乃人文或人为建构(虚构)产物,并非历史遗址古迹。遗址或古迹的存在,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要历经大自然的浩劫(如地震、火山爆发等)。文学经典没那麽伟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书单,不一定是“国学必读书目”或“一生的读书计划”那麽影响深远或堂皇的东西。马华文学的历史还短,即使把殖民时期文学算进去,也不过八十年光景。我们只能说,谈哪一类的课题时,哪些文本不能忽略,否则论述难免失之偏颇。例如,谈马来亚化的写实主义小说,总得谈方天的《烂泥河的呜咽》。谈马华现代诗,当然也有一些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诗集,如陈瑞献的《巨人》、英培安的《手术台上》、李苍的《鸟及其他》、梅淑贞的《梅诗集》、温任平的《流放是一种伤》、杨际光的《雨天集》等。谈散文呢,思果的《风向》、温任平的《黄皮肤的月亮》自有其重要地位。谈现代小说则不能不论《牧羚奴小说集》、《宋子衡短篇》等短篇集。长篇集则付之阙如,没有长篇而奢谈经典,岂不怪哉。经典建构既属加诸已生产作品永续价值的行为,我们很难像预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样,预测谁将是未来经典作品的生产者。与其活在未来,不如现在读几本好书,不管
这些书是否入围谁的经典书单。

问题是,即使我上面所列诸书诚属经典之作,我也不一定从中得到读书之乐。比如说,陈瑞献的《牧羚奴诗二集》才是 writerly text,里头的文字就比他前一本集子中的诗更堪玩味。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些书,每一本都已绝版,是不是经典,一般读者无从求证。对我来说呢,这些书也多半不在手边,在手边的则多年未读。我们的阅读品味其实常常改变。既然如此,是不是经典,又有甚麽关系呢?

相对於所谓经典,我们也许应“出土”非经典佳作。例如叶谁的《一九六四》、张尘因的《言筌集》等,或者更多没有结集的,星散在《蕉风》、《学报》或其他地方的,因年代久远,资料流失,早已湮没……。出土或重探这些文本,也许比建构经典更功德无量。

(原载《南洋文艺》)

2010年11月3日星期三


2004甲申年南洋文艺年度文人四色如梦的女子

林若隐Q&A



传真访问:张永修



林若隐专辑林若隐是马华诗坛80年代以来非常出色的女诗人。一个既现代又后现代的潇洒女子。二十岁之前她就以诗人才女的姿态在文坛冒起,并在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达至创作高峰,过后却突然停笔,如她的名字那般隐匿起来,让人惋惜之余,也在猜测是否诗人已经停泊避风港,不须再忧虑未明的未来,或是隐身闹市把心情隐约委婉的藏在私人日记里?

Q1:您诗的产量不太多,80年代之后渐渐少看到您的诗作,请问是什么因素让您少产或冬眠?

Q2:您身处闹市却常隐身人群,也不常出现在热闹的文人雅聚的场合。请问这和您的笔名/性格有没有关系?

A:(2003年)12月4日你fax过来 2 个问题。一读不禁哑然失笑,该怎么说呢?应与我的名字无关,我原本就挺沉默。先解Q 2 :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作用吧。有一段很长的日子我都在搞活动,不亦乐乎,每一个团体都是全心专注。后来却再提不起精神去参与,不管是文学的音乐的还是其他。大约只要感觉到一种严肃和要命的使命感,我都不干了。1979年到1987年间的天狼星诗社,1987年到1993年间的激荡工作坊,足足有15年左右的时光浸溺其中。之后我就避免陷入这样的状态。

回到Q 1 :就像许多消失掉的名字一样。这也许和我写诗的习性有关。有一阵子身边的朋友总说我的诗难懂。无可厚非,我总是写到哪里是哪里,大抵上很少有预设的主题和企图,也不爱理时事社态,诗的冲动多从下笔的第一句开始,一首诗的连贯几乎全赖个人惯性的语调顿挫。这样一路写下去,所有零星的事物记忆和印象多能洋洋洒洒,甚至于很壮观很伟大。不过写来写去,大抵不外延自个人情感的波动和存在的不安,两者,对我而言正好息息相关。情感的波动越大,我越不安,就越能写,诗变成一种内里不安的投射,无关其他。之后生活次序起来,爱业乐业,开始小心处理每月的收入开支、车子房子的供期、保单和其他。感情的部份越发控制得好,诗就越发不行。大概就是到了这个时刻,谬斯舍我而去,因为我变了心。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正好就是1979年起之后的15年之后的事。绝对不是巧合。



Q3:您回信仍用天狼星诗社的信笺,天狼星在您的文学道路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A:太重要了,无以衡量。1977年我上中学,加入华文学会。华文学会主要的活动是办壁报,诗、散文、小说、杂文等是会员每个星期规定必交的稿。我懒,所以从一开始就只写诗。华文学会的顾问,那年我的华文老师,就是温任平老师的夫人,杨柳。因为杨老师的关系,当年的华文学会常有诗社成员来演讲导读,未加入诗社前就认识了谢川成、蓝启元、张树林等人。说来川成只也是该校的毕业生,也从华文学会而后成为诗社一员。加入诗社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诗社每年有两次文学大聚会,6月的诗人节和年尾12月份,3天两夜,都是十分严谨的学术性聚会。其他时候更多不定时的相聚,各种随性的文学交流讨论阅读会不绝,加上当年学校图书馆的文学书籍特多,温老师的藏书更多,那些年在创作之余我更因而读了挺多书。我的文学根基,又或者,华文根基,从此而来。许多年后,很多人都会误以为我是中文系毕业的,错了,一上中四转去英校之后,我就没再念中文了。现在回头看,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天狼星诗社,当年的华文学会大概只是一般的学会,文学创作的气息是不可能如此浓厚而炽热的。加入诗社前夕,我们一群同学慎重的各自为自己取了一个我们谓之正式的笔名,还一致保留了各自的姓氏。1979年,我为自己取名林若隐。

Q4:您喜欢的作家是谁?常看哪些书?

A:古今中外,作家众多,省略好了。说说诗人吧,杨牧。杨牧之余还是杨牧。当然还有好些叫人心悸的名字,像痖弦、像杨泽,还有后来的令人着迷的夏宇,再来就是Jorge Luis Borges。在我所有的藏书之中,全套的杨牧是最珍贵的。我甚于自私的认为,杨牧的散文也都是诗。杨牧的所有作品有太多叫我心动的因素,因为一读再读的原因,印象特深,影响特大。我想大概也有所谓文学的电波频率吧,杨牧的语言,他的智慧,他的抽象、婉约、冗悒、转折和自省,又或者,思考方式,最能贴近我,也最能感动我。除了杨牧,应一提痖弦。所以一到了晚上的痖弦有好一些诗是我爱不释手的,明快、利落,也都被我占为己有。诗人大概是这样被迫死的。

近年来没有常看的哪些书。工作之余,胡思乱想和睡觉的时间比较多。

Q5:美满的生活/爱情和超水准的著作,好像不能两全,如果只能任选其一,您选哪一个,为什么?

A: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不管生活爱情,是所谓美满的生活或爱情,还是超水准的著作,重点都不在于选择。可以很坚持,很努力,甚至很固执,偏偏不能强求。



Q6:诗不易写好,读者群也没有小说来得多(诗集比小说集难卖,可说明这一点)。您有词曲写作经验,您是否认为以诗谱曲可以让诗普及,并提高诗读者人数?诗谱曲有怎样的局限?若要普及,诗会不会渐渐沦为分行的散文?

A:易写好与否纯属作家个人的喜好因缘。对我来说,小说恐怕更难写好,易或难不应以文类作准。说到买卖,诗集确实难卖,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现代诗确实没有太多具体的实用价值,不比其他文类,就算是风花雪月,也不比唐诗宋词。

天狼星诗社多年曾致力于推行现代诗曲,曾与陈徽崇老师和他的一群音乐学生,推出唱片《惊喜的星光》,以艺术歌曲方式演绎,重点应不在销量而在于诗的呈现形式。唱片确实并未普及,甭说提高读者人数,甚至知道的人也不多。印象中当年传媒的回响不大,只记得谢继麟在报章上有过一篇报道。诗曲创作在诗社里倒形成一种风气,属于小辈的一群大部分都有创作诗曲与演唱的经验。为诗谱曲比较成功的例子应是李泰祥为诗人罗门郑愁予徐志摩等诗作所谱的歌曲,除了李泰祥本人,还由他的一班女弟子齐豫唐晓诗等歌手唱出,但最终并未突出诗的部分,大抵上听众并不在乎歌词本身是否原本是诗。更早期的是杨弦的民歌唱片,整张唱片都是诗人余光中的原诗,木吉打加上杨弦本人十分有感染力的唱腔,是非常棒的一张唱片。友人说后来还出了第二张,我未听过,除了杨弦自己的创作,据说还为郑愁予等诗谱曲。诗人夏宇曾以李格弟之名写词,有好些确实与她诗集中的诗同名,但已然不是原诗,就算是诗人,最终为曲所写的也只是歌词,不等于诗。词典创作有先后之分,可以先有曲,也可以先有词。先有曲肯定不成诗,因而没有所谓沦为分行的散文之说。先有词,或可行,但我自己的经验是,为一首诗谱曲难免要作一些取舍,除非是短诗,最好十行以内,或者,较简洁明快的,就算如此,在旋律上相对的难做到流行。要成全整首诗非得有杨弦李泰祥的功力不可,但要普及恐怕还得加上齐豫的知名度和歌声。事实是,齐豫唱红街头巷尾的,都不是以诗为词的歌曲,更重要的是,一般听众群是不会在意是词是诗非诗,听歌的我也是如此,只不过对歌词类似诗的部分特别敏感吧了。

Q7:您在大专文学奖及花踪文学奖得首奖之后,就不再参赛(?)。您是不是认为,在文学成就上被肯定了之后,应该让机会给其他的人?写作在追求得奖之余,是否还有其他教人“不得不写”的原因?

A:参赛与得奖在那几年大约是朋友之间的一种互动竞技加上好玩的效应吧。得奖的不外就是那一件作品,与文学上的成就和肯定,在我看来相去甚远,难作等号。之后的不再参赛,大约就是1993年之后的事,挺顺势的。我倒喜欢你说的,把机会让给其他的人,十分搞笑。

有一年在《椰子屋》有过一次访谈。说了一句一直让我耿耿于怀的话:“写诗是一辈子的事。”这次笔谈一再让我反复的想到这句话。是否一辈子难说,是乎其次,一样东西是肯定的,我一直自私的认为,写诗是十分私人的一回事,出发点尤其如此;追求的不外是个人的,难以启齿的自我肯定,一种重复的自我肯定,无所谓不得不写,而是必要的,抽象且形而上。

15/1/2004

(完)



林若隐简介

原名林惠娟

1964年生

1989年马大理科教育系毕业

1998年马大教育系硕士

现任吉隆坡卫理斯学院数学讲师


得奖记录

1986年第一届大专文学奖诗歌组三奖〈几何学〉

1987年全国端午节诗歌创作比赛公开组入选佳作〈屈原〉

1989年第三届大专文学奖诗歌组首奖〈猫住在五十七条通的巷子里〉

1990年第一届花踪文学奖新诗佳作〈预言家〉

1993年第二届花踪文学奖新诗首奖〈在黄红蓝白色如梦的国度〉

2010年9月18日星期六

山巅上跳跃的羚羊:张尘因

 
马华文坛里有一种羚羊,只在山巅与山巅之间跳跃,从诗的巅峰跳到美术与哲学的高坡,又从文化研究的险峰跳到经济观察的峭壁,再跳到时事评论的悬崖边上。只有在险峻的高处,我们才可能看到它出入的身影,一个不断更换文学身份,不断更换笔名,甚至不具名的长者。我们现今只能捕捉到这种羚羊二十多年前仅留下的飞跃流线--张尘因现代诗集《言筌集》。

“出土文学系列”

去年(1999年)十月推出“80年马华文学”系列时,我想,讨论了近十年的问题:“马华文学是否有经典”,或者可以藉受访者加以厘清。而访问对象应该有其代表性,于是请了马华文史工作者方修、马华文学史学者杨松年副教授、研究马华现代文学的学者张锦忠博士、大专院校两位教导马华文学的讲师许文龙与庄华兴。5位受访者谈到经典问题时,都异口同声(婉转的)说“马华文学没有经典”。虽然如此,他们对一些作家(好些仍健在)出色的著作推崇有加。张锦忠还建议“出土”非经典佳作。认为“出土或重探这些文本,也许比建构经典更功德无量。”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启示,于是默默在酝酿“出土文学”的计划。

“出土文学”的对象当然可以是仍然健在的作家。我想,如果我们在重新探讨好作品的同时,也能刺激停笔多年的作家从新执笔继续创作,那会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张尘因先生是令人怀念的现代派先行诗人,自二十多年前出版过一本诗集《言筌集》之后,虽然还从事笔耕,但诗笔搁置已久。访问张尘因先生之时,获悉张氏近年来开始有诗,欣喜于诗魂之复活(张氏新作之一题为《复活》)。

今天(2000年)是6月6日国际诗人节与农历五月五中国诗人节(端午)交会之日,以“重读张尘因”作为“出土文学系列”的第一炮,以示重视。本特辑除了访问张尘因本人之外,还有两代文学评论人:温任平与张光达评介《言筌集》、张氏旧诗重温及新作发表。“出土文学系列2”的焦点将是现实主义作家铁抗,敬请留意。



山巅上跳跃的羚羊

专访:张永修


传说有一种鸟,一直不停的向前飞,不停的飞,直到它死的时候,双脚才会着陆。

--那是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里的神话。

而马华文坛里有一种羚羊,只在山巅与山巅之间跳跃,从诗的巅峰跳到美术与哲学的高坡,又从文化研究的险峰跳到经济观察的峭壁,再跳到时事评论的悬崖边上。只有在险峻的高处,我们才可能看到它出入的身影,一个不断更换文学身份,不断更换笔名,甚至不具名的长者。

我们现今只能捕捉到这种羚羊二十多年前仅留下的飞跃流线--张尘因现代诗集《言筌集》。

《言筌集》出版于1977年,收集了诗人1958至1977年20年来的49首诗,由吉隆坡人间出版社出版。

张尘因是谁,今天或许很多人不清楚,甚至没有听闻过。这个笔名,诗人本人也多年不用。不过提起诗人原名,却家喻户晓,他就是南洋商报总主笔张景云,南洋论坛“景云沙龙”主持人。这枝名笔,写社论无数,诗人的身份却少人知晓。



少年轨迹

张尘因1940在缅甸出生,现年六十。6岁那年被送到槟城,寄宿在菩提小学,与大他两岁的姐姐相依为命,次年入小学一年级。一直到上了初中二(1954年)的时候,张尘因才开始接触到文学作品。那时搬到“姓王公司边”住,常去春满园、沓田仔附近的小书店逛。现在这些书店都不存在了。张尘因带我们回到当时一间常办进香港书的川行书局。他在那儿接触了一些旧俄作家的译作,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普希金、高尔基的,是中国大陆平明书出版社出版的;当时还在的开明书店也出版一套五四作家的选集。

那时中学老师周容与送给班上书柜子的书籍中,他读到了张爱玲的《流言》和《传奇》。当时张爱玲还留在香港。

这么多作家里头,艾青的自由诗,最先深深的吸引住16岁的张尘因。张氏少年期的诗作隐约有艾青的影子。不过18岁之后,现代的味道开始流露自张尘因的诗歌里。

当时新马最红的诗人是杜红,模仿的对象是中国的艾青。现实主义派的诗基本上是艾青风的天下。

也在那个时期,他开始注意到马华文学。南洋商报前文艺版《世纪路》的编辑姚紫办了一份《文艺报》,在版面和内容都很出色。他从此刊物认识了一些马华作家,如姚紫本人尺度大胆的小说;苗秀的每一本小说都没错过,苗秀的《年代与青春》在《星期六》连载时,他每星期骑脚车到五盏灯交通灯的报摊买来追读;最喜欢威北华(鲁白野/楼文牧)文章,不管是小说集《流星》,散文集《春耕》、史地随笔《狮城散记》、《马来散记》,还是译成中文的日本现代诗。此外,他也喜欢在香港出版《高原的牧铃》和《燕语》的力匡,及诗与小说都写得很好的徐訏。

他开始读新诗时,余光中和夏菁等蓝星诗社同人还在写格律诗,他19岁在新加坡买到正中书局的《当代台湾诗选》里才出现后来所谓的现代诗,那时他已从英文读物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艺术。

他在25岁之后再度南下新加坡居留了十年,对当时马来亚的诗坛不甚了解,他认为60-70年代现代诗的诗人中,牧羚奴与英培安的表现已很成熟。

张尘因的前半生一直都很不顺利。小学毕业那年,父亲生意失败,不再寄钱来。他姐姐获得校长的栽培,继续在菩提学校就读,他则寄宿在他父亲生意伙伴的家里,直到初中三才搬到叔叔家。这之前,他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受英文教育的baba叔叔。

张氏的初中在青草巷官立师范学校就读(校舍多年前已被拆除),高中一转到韩江,却遇到学潮而被迫停学。

张氏受学校教育不多,但他的中文与英文功力,是很多人所不能及的。张尘因英文底子深厚,他特别要感激他的老师周容与给予他的引导,是周老师带他们一斑同学到土库街的美国新闻处图书馆“杰克逊中心”。从此他下了课,便骑着老铁马,独自一人来到杰克逊中心,一头栽到英文书堆里寻宝去。他后来的诗作不再艾青,现代味却越来越浓,和在杰克逊中心里的博览群书,以及18岁首次去新加坡闯天下,在莱佛士图书馆、美新处和英国文化协会读书,接触欧美现代作品,不无关系。

避秦篇

退学后的张尘因,生活潦倒。曾当过临教,却因政治关系而停止。南下新加坡谋生时也学过画,要面对上课不能工作,工作不能上课的两难处境。回到槟城,默默作画5年,原本获准到美国深造时,美国领事馆不发学生签证,以至不能成行。20多岁再去新加坡,他开始为报章写国际时事评论。后来受聘于报社,却又因政治因素而工作成了泡影。而早年给入世不深的他最大的打击是来自朋友,问他原由,他不想再提起。他说,他受到的伤害,至今伤痕还在,让他永远不能忘记。

对于写诗,26岁的张尘因如此写道:

我用生命写诗/写爱,写忏悔,写怀念/写恨与愤懑/写忧郁与哀伤/中夜从睡里醒转/惊悟我所写的/全是死亡、死亡、死亡

诗体现了生命的无常和无奈,似乎受过佛理的影响,这或者和童年在佛教氛围浓厚的缅甸度过,然后寄宿及就读于佛教小学不无关系。张尘因说他父亲来信常说佛理,后来自己也常看英文佛书。诗集《言筌集》里也有几首涉及宗教的诗。

当年那样苦的日子,诗还是一首首唱了出来,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张尘因还能感受到当时心情的低落。1976年他来到吉隆坡,开始在没有殖民阴影的空间里进入报界。次年发表了6首诗(其一《猫》刊于《蕉风》,未收入诗集《言筌集》),之后就没有写诗了。张尘因对诗失望了吗?

对于弃笔,31岁的张尘因如此写道:

什么是诗?/无非是一种无聊又无望的尝试/希冀为生命题几段/眉批脚注/而人生/终归是无字天书一本/又何需曲意附会/它的命意

问张尘因退休后,若环境及经济许可,他最想做的是什么?

他说他还是喜欢诗,他还会写诗。写诗不关经济条件好不好。他曾经喜欢诗与绘画,这样的心是不会死的。(张尘因近期有数篇诗稿,将供《南洋文艺》发表,敬请留意!)只是工作太忙,在学习上又很“贪心”,思想“太杂”,要看要做的东西太多,一层层把诗心掩盖了起来。不同人生阶段的体会,他藉不同的文体/形式表达。

退休后,他想从事些思想性的学术研究,如从伦理/哲学的角度看政治暴力。另外他想研究的范围:科学思想、中国传统美学。

张尘因70年代和友人:何启良、沙禽、飘贝零、黄学海、林廷辉等办过人间诗社,出版过一些书,后来这群文友各散西东,很多出版计划也就搁置一旁。如今张尘因与友人王宗麟成立了一个叫“燧人氏事业”(Prometheus Enterprise)的出版社,计划出版系列丛书,张景云个人的著作包括《云无心,水长东》、《见素小品》、《犬耳小品》、《烛泪存稿》等。到时,我们又将看到高山羚羊的飞跃山崖美丽弧线的定格。


对自己的诗的评语:

张尘因对自己的诗作似乎严格得近乎无情,自称是个poet manque:失败的诗人,自认《言筌集》里的诗,大多是“不完篇”:有段无篇,有句无章。在那个时代(60-70年代)里不具代表性。他说他的诗,接近现代派,放在现代派里又觉得格格不入;若放在现实主义里,也格格不入。现实主义诗人可能会觉得他的诗太难懂了。它的特色是:跟左右两边都不一样。

诗句偶尔出现英文/非汉字,而不加以翻译。

他说《言筌集》里大概只有十五、六首完篇的作品,能入诗选的作品大约只得7、8首。

谈到读诗心得,他说他猜想自己是本地读书界读诗最多、范围最广的一人,从中国古典诗词赋到今人诗词,英美西欧现代诗到东欧、拉美、印度当代诗(英译),都不放过。他说50年代后英美诗人都在诗美学上革 T.S.Eliot 的命,但其成就和影响迄今无人能及。他20余岁时醉心美国自剖派(confessionists)、纽约派诗人如 Frank O'hara 和 人见人爱的 John Ashberry、疲脱派(Beat poets),近年则常读 Robert Bly,因他三两个字即能勾勒出一段人生意绪。他说,读过波兰的 Wislawa Szymborska,就没眼看“政治诗”了。在他所谓的非纯诗人中,他最喜爱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张尘因的笔名


还有谁可能是“张尘因”?

从《言筌集》的作品年表里,我们发现张尘因在文艺丛刊《稻穗的青春》、杂志《茶座》、南大《大学论坛》、南洋商报《文艺》及《生活》副刊用过以下笔名:路鹰、刘新、费之、张友荆、张尘因及本名张景云。其他出现在《言筌集》里未来书目预告的作者:张黑蛮、张哑侣、张光霁、芜阶先生、一沙,都是同一人。

在张锦忠当《蕉风》编辑的时候,读者或者看过“科幻小说特辑”里的科幻小说大纪事及科幻小说译作,可能会对以下笔名有印象:能屈斋主、绸衣大士、黑吉。在这之前的70年代,牧羚奴在新加坡为《蕉风》组稿,有一期出电影艺术专辑,他的数篇译作用的笔名是:卢比、张那、小犬、翠微,以上作品(包括翻译)都是出自张尘因的手笔。他也曾为一些《蕉风》封面作设计。

也是画家的张尘因,曾在画廊卖过画。他在第240期《蕉风》,以张黛为笔名为诗人/画家陈瑞献的画写画评。他也曾用张黛和补壁先生为一些《蕉风》封面作设计。

熟悉张尘因文章的读者,很容易就可以从行文风格中判断出作者,即使是不具名的社论。

2/6/2000

2010年8月10日星期二

文盲读报



文盲读报

◎柯云【散文】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瞿秋白(1899-1935)曾经建议将中文汉字罗马化,方便普及,不过此建议在中国大陆行不通,在台湾却得到一些成效。



您听过文盲读报吗?

中文字复杂难学,要一个中文文盲在短期内学好中文,能看报读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瞿秋白(1899-1935)曾经建议将中文汉字罗马化,方便普及,不过此建议在中国大陆行不通,在台湾却得到一些成效。

罗马字母只有26个,学会认识这26个字母后,学起拼音就简单得多。将中文发音以罗马字母标志,能够发音,就能听懂文意。19世纪台湾文盲就是以这种读罗马拼音的方法读报(当然报章是罗马拼音的中文报)。

1622年,荷兰人航行到远东这危机四伏的黑潮上,看到这块高峦突起,林木合抱的岛屿,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赞叹之为美丽岛,Formosa(音译为福尔摩莎),旋即殖民占领,并向左岸招揽闽粤沿海居民前来拓荒开垦,形成台湾第一代的移民潮。由于移民以漳州、泉州人为多数,他们所说的河洛话形成主流,也是后来台湾所谓的本土语言。随军进驻的基督、天主教会,为了能更好的与当地人沟通,在19世纪发明了“白话字”,一种以罗马拼音的河洛文。当时已经出版的有关书刊包括《福建方言字典》、《夏英大字典》、《翻译英华夏语汇》、《圣经》等。

世界第一份中文报纸,是出现在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由伦敦布道会在马六甲创办。马六甲1511年受葡萄牙统治,今天还留下意为“著名”的A Famosa古堡。而在葡萄牙人命名为Formosa这个台湾岛屿,第一份报纸是由基督教长老教会出版的《台湾府城教会报》(正名为“Tai-oan-hu-sia Kau-hoe-po”),时为1885。当时的《台湾府城教会报》的媒介语不是中文,而是以罗马拼音的白话字。

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一样,《台湾府城教会报》除了报道一些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科学新知之外,主要的还是以传教为目的。在那个年代,识字的人不多,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得到咨询,应运而生的是读报社。报纸出版时,就有人围拢在读报社“听”专人读报。掌握了白话字读法的人,就不必劳驾他人。在那个时期,也出现了以河洛话书写的文学作品,能不能定义为台湾文学,台湾人可能还在争论。

2005年台语文学学术研讨会上,郑雅怡的论文全文32开52页,都是以河洛话书写而成,她论文的题目为:《Hiong-sú Po-kì:Khì-sit-bin kap Khì-Hàn ê Lìèk-sú Chhoan-sek》,相信没有几个读者明白其意。中文翻译为:《乡史补记:去殖民及去汉的历史诠释》。

用河洛话发言,台湾本土派会觉得亲切,不懂的人就如去到外星球。在研讨会上常会碰到用河洛话的主持人和讲评人,我成了另一种文盲。
  
 
  ■郑雅怡的论文《乡史补记:去殖民及去汉的历史诠释》。




稿于10/2/2006
刊于10/8/2010 《南洋文艺》

2010年8月3日星期二

行走千里


行走千里

◎柯云【散文】


政大校长郑瑞成博士在迎新会上欢迎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他希望我们能在台湾的期间,一年里交十名朋友,读百本书,走千里路。


迎新会分两头举行,一为外国学生,一为本地生(及侨生,由董总保送的独中生被视为侨生)。2005年我以外国学生身分申请选读,与来自不同国家约70人的外国学生聚集一堂。新生每组5至7人,共11组。我那一组就有来自英国、日本、韩国、千里达的同学。以外国学生身分被录取的马来西亚人有3名,除了我,一位是硕士班我的同业关志华,一位是本科生陈爱玲。

政大校长郑瑞成博士在迎新会上欢迎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他希望我们能在台湾的期间,一年里交10名朋友,读100本书,走1000里路。我始终认为朋友贵精不贵多,能交一二知己,已经心满意足,对交朋友一事不会强求。不过读百本书,走千里路的呼吁,是此次来赴台重要的指标。

千里之行,先从走路开始。我与妻住古亭,每天都在福州街的公车站搭公车去政大,回程公车多数停在公馆,离古亭还有5个站,约两三公里的路。我们每晚都是从公馆经台电大楼“拍拖”到古亭,或半路插去师大路,逛夜市,吃了晚餐再走回古亭,有如一对小情侣。最初几天,平日少走动的小腿和脚板开始酸痛,走久了,习以为常就不觉难受。

后来在没上课的日子,我们循着台北地图,从古亭开始,辐射式的往外扩大,用步行认识台北。每天都会经过的古亭国小,是十几年前朱天心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地方;我们住的后头就是吴淡如小说《牯岭街杀人事件》的现场,旧书店的发祥地牯岭街;从台大附近我们走进旅美小说家李渝少女时代住过的温州街,对照她小说所描绘文人官员住的日式黑瓦建筑、李敖笔下亦敌亦友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被废弃的故居,也在我们边走边问人的情况下找到;往西过去,就到了刘克襄看鸟的大安森林公园,在这面积庞大的绿肺漫步时,发现画家几米两幅约有5层搂高的壁画,那建筑是市政府图书馆;北上不远,就是假日花市,再过去就是复兴南路清粥小菜专卖区。

南区走得差不多了,我们从罗斯福路往西北走,哦,原来国家图书馆就只有15分钟的路程(后来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在这里访书)。国家图书馆对面是中正纪念堂,常有文化表演或音乐会演出,以及抗议示威在进行。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就改在不远处的中山南路或凯达革兰大道上进行。再往西走,是白先勇小说《孽子》故事场景,改名为二二八公园的新公园。再朝西,就是李永平为了写《朱鸰漫游仙境》做更贴身的体验,而移居的西门町。对面的台北警察局是签证更新的地方,后面是供演出用途的中山堂;我们在旁边的广场发现到李渝小说里那被掩盖了的除师大路之外,另一个刘公圳水道的旧址(目前唯一还看得到的刘公圳露天水道,在温州街,我们最终也找到了)。附近的武昌街,我们寻找周梦蝶摆过书摊的遗址。据说以前妓女公然阻街的华西街,在台北市肃娼之后,可能转入地下,激情商店还是公然的摆卖性器具。华西街尽头,是很多社会运动的爆发地点龙山寺。

走得太远,累得不想再走回住所,就搭捷运,一会儿就抵达目的地(台北捷运的速度,远比大马的轻快铁快)。千里之行,脚力不胜,就改乘捷运和火车。
 
 
稿于22/5/2006
南洋文艺 3/8/2010

2010年7月28日星期三

竖琴



竖琴




我把所有的思念

竖成琴线,紧紧的

系着你的一颦一笑

你放下双桨

竟拿捏出粼粼的梦

漾在我长满蒹葭的山腰湖边

白白的花像点点飞禽

剪着水声

却是一波接一波

你唤我的声音





25/9/1986

2010年7月24日星期六

化石鱼



化石鱼

张永修【诗】


我在你赤裸的泥里

挣扎成脱水的鱼

吐纳着生生死死的唾液

多想啊你覆盖着我尸体的手

是水,抚我,淹我

以你所有的无情,守候

如坟上的墓碑

万年以后

你我二合为同色的雕塑

竟难分难解

你当年的温柔今日的顽固




稿于2/10/1991

(此诗由大马音乐人彭学斌谱曲)

2010年7月21日星期三

我所知道的杨际光



我所知道的杨际光

张永修

2001年12月11日晚上,我接到白垚从美国休斯敦打来的电话,说杨际光9日过世了。我难过、内疚。因为再版的《雨天集》还没来得及印出来,杨际光还没看到他的诗集。



1。

初次接触到杨际光的文字是在1998年林春美编《蕉风》的时候。那时是协助林春美作校对。她常在《蕉风》付梓前的最后几天,没日没夜的在家里赶工。通常是我熬不住上床时她还在忙,等我早上六时起床,她还没睡。停刊前《蕉风》后期的“家庭作业”,其辛劳不为外人知。

听《蕉风》前辈编辑姚拓说,杨际光晚年丧子,停笔十年后,重新执笔写作,我们对他的文稿特感珍惜。杨际光曾任马来西亚《虎报》副总编辑、《新明日报》总编辑、马来(西)亚广播电台高职,并且是当年现代诗先行者之一,笔名贝娜苔、罗缪,1968年著有诗集《雨天集》。后来,姚拓将杨际光的小说〈墙头草〉交给我在《南洋文艺》发表。之后,我开始了与这位素未谋面的长者通信。〈墙头草〉里小关的故事续文,后来也陆续在我主编的《南洋文艺》刊登。


2。

2001年4月,我在《南洋文艺》“出土作家”系列4的特辑里推介杨际光,并邀请到杨际光的老朋友:美国休斯敦诗人白垚、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刘绍铭、前马来(西)亚电台主持人黄兼博,以及文学评论家温任平评说杨际光及其作品。这特辑也同时刊登杨际光的新作。杨际光的特辑做了3期。特辑第一期见报后,当年《南洋商报》的总编辑黄金河责问我为什么“出土作家”选杨际光?“难道其他作家都死光了?”此后“出土作家”系列寿终正寝,不再出土扰人。杨际光写的其他的文稿,我只能压着,暂时不表。

杨际光在报界的时候,提拔过不少当年的年轻作家,雅蒙为其一。《新明日报》前电讯组主任雅蒙写杨际光的文章,隔了一段时间才见报,幸好作者了解编者之苦衷。雅蒙在他的文章〈杨先生常在我们心中〉也略略反映出杨际光1974年离开居住了15年的马来西亚的原因。

杨际光192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59年移居马来亚吉隆坡。为了考取大马公民权,须要经过国语口试,杨际光“口试前准备周详,历届元首与各州苏丹大名、现任部长的名字都一一背下。杨先生那时的国语程度已经颇佳了,但他还是通不过考试。”(《南洋文艺》,17、7、2001)原来考题邪门,问鼻毛叫什么,腋毛叫什么,这些杨际光都会答,不过却被“肚脐叫什么”问倒。

黄兼博〈在马来亚电台时期〉一文提到,杨际光“在大马居留的15年期间,已适应本地生活方式,曾目击我国独立,参与编制庆祝马来西亚成立的庆典节目,学过国语(马来文),考过试,也买下房子,看来是打算在我国长居,但最后终于决定赴美与亲人团聚。”(《南洋文艺》,24、4、2001)背后的无奈、失望,多少人能看到?

杨际光待人热诚,我们可以从刘绍铭在〈皮匠诗人〉一文里说他十七八岁青少年期间,捱更抵夜去当班,加上营养不良,而得了初期肺病。他说:“我把消息告诉了际光。他安慰话说过后,马上就采取行动。那时刚有治肺病结核的特效药上市,价值不菲。我在的土公司的月薪是一百五十元。际光知我负担不起,二话不说就给我买下,还私自当起“密医”来,给我注射。”(《南洋文艺》,17、4、2001)刘绍铭不久后康复。

张弓则说:“杨际光不只是我尊敬的长者,而且是我最失意时的恩人。”令他想不到的是,初次见面,杨际光就请他这位失业生吃午饭,之后,“立刻行动,载我四处走动,而他在当天就为我找到了一份事做。”(《商余》,11、5、2001)

杨际光助人之余,是否得罪人而不自知?我这后辈完全没有概念。



3。

后来,杨际光来信告诉我说他与妻子罗荣兰两人同患上癌症。罗荣兰手术后病情稳定;他的却恶化。他开始筹备诗集《雨天集》再版与另一本文集的出版。我与林春美商量后决定义务为杨际光处理编务。雅蒙则向当年《新明日报》的旧同事筹印刷费。再版的《雨天集》在两个星期内完成打字校对与编排设计工作。我们还将封面、目录、分辑及诗页首页镭射打印出来,以快递送到美国华盛顿(杨际光晚年移居华盛顿),并说诗集大约两三个星期后就能印刷好。罗荣兰收到后传真告诉我说杨际光已经无法执笔,但他很满意我们的处理。然后,我们等着印刷商,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那时,不久就是开斋节假期。2001年12月11日晚上,我接到白垚从美国休斯敦打来的电话,说杨际光9日过世了。我难过、内疚。因为再版的《雨天集》还没来得及印出来,杨际光还没看到他的诗集。

另一本文集《飞翔啊,飞翔》(后来改名为《纯境可求》),当时即由王宗麟的“燧人氏”出版社承接出版,不过好事多磨,没有如期出版。一年多之后还能问市,已属万幸。《纯境可求》为杨际光晚年(停笔十年后)1996-2001期间的别集(除〈香港浮雕〉里的〈俯瞰〉一诗写于50年代;〈无题……三十年前旧作赠刘戈〉写于70年代),包含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有对移居美国纽约波吉西当皮匠的故事;有对家族亲人的回忆;有对好友:成之凡(其前妻)、李维陵、林力安、刘戈、马朗等人的艺术成就评介;有其故人往事小说化的叙述;也有友人对他的记念。

〈乞丐夫妇〉一文可视为杨际光与罗荣兰这对夫妇的自传。主人翁“他”“躺在床上,从昏迷中刚醒来,神志还没有完全清醒”之下断断续续的回忆。说的主要是“她”的身世。她的外婆是清朝的遗族,属于端王的一支。外婆给她讲乞丐夫妻的故事,她就对自己说,将来一定要嫁给一个相爱的人,“两人一起去讨饭,我也甘心情愿。”家里发生事故之后,她成了九姨的大女儿。因为他上班,九姨帮他照顾他与前妻生的孩子,他因此认识了她。婚后,女的在电台工作,男的在报界,两人过着“从来没有的安乐”日子,“虽然有时两人见不到面,她一早出去报新闻,等他起来,写稿、送稿,下午去报馆上班,她还没有回来。”几十年之后,他的孩子“在洗澡间用裤带吊在横杆上,死了。”“他把自己封闭起来,封了十年。”

对于“她”,他认为最大的优点是,“过去无论遇到过什么困难,事后讲起来,都会带着笑容,好像讲别人的笑话。”即使是自己带病照顾病得更重的他,也是脸带笑容,要对方放心。她曾对他说,如果她有后福,该是后来遇见了他。〈乞丐夫妇〉一文是杨际光抗癌期间写的小说,他对妻子罗荣兰表达了无限的爱意及贫病夫妻的无奈,教读者看了心酸、感动。杨际光将两本书的扉页都提上三个字:“给梦阑”,梦阑者,罗荣兰也。

罗荣兰晚年由美国福利部照顾。


12、7、2003
Mines Beach Resort

海浴


海浴




一直不知再游过去

你滚滚浪涛底下如何

我会不会连呼唤都变得慌张

手交给你,身子交给你

心却忐忑浮沉

在你起起落落的情绪

而无法试探

你海床深邃的秘密



18、7、1992

2010年7月20日星期二

飞的联想


飞的联想




身在高空两千五百公尺

无翅而飞,三十年来这梦

竟那么逍遥,莫非前生

我是善飞的鸟

散尽千羽

静读云过风流

又或者红蓝二色的风筝是我

今世,逆风逐日

飞出海天一色

无线的牵扯



自由,据说就是

祖宗漂游的姓氏



15、10、1991

2010年6月10日星期四

饮酒诗

饮酒诗
张永修【诗】





1。巴厘海(Bali Hai)



你涩涩的笑容

我一直错认为

海神庙溅起的浪花

凝集最凉快的招呼

似月下拨浪的游鲤

风嗖嗖的吹进浓黑的夜幕





2。白兰地蜜月(Brandy Honey Moon)



同我一干而尽



强烈的欲望和欢爱

细细酝酿

一个收成雏形

再约三世

月圆温热如蜜





3.巴厘米酒(Bali Rice Wine)



寻回原乡稻花的饱呃

实朴而质纯

如今少人提起往事

如梦沉沉,难以打捞

风过竹片轻响,最留连暗夜窗台





4.明灯(Bindang)



把灯都点亮

加上星光月亮

还有嫩芭蕉围罩着的烛光

把人气腾腾萤照

倒错成去黄带蓝

后殖民的风月





5.血腥玛丽(Bloody Mary)



为什么这么酷,玛丽

眼圈带暗蓝的愁绪

眼里是黑黑的深渊

掉下去,是欲罢不能的沉沦

开口,开口是火烫的红唇

冲面的血腥





(《蕉风》双月刊,485期,7月8月号,1998)

2010年6月9日星期三

飞船

飞船
张永修



船飞到天上度假

彩虹织成帆

白云滚滚是涨潮的浪

乘客是欢乐的阳光



船,飞离苦涩的海面

追着风影,低看奔波浪涛



美金十五元买一只

最不设防的坦荡招风

从最后的伊甸园回返

曾经,那不曾好好度过的年岁





(《蕉风》双月刊,484期,5月6月号,1998)

2010年6月2日星期三

巴厘海印象


巴厘海印象

张永修



远远望见 探头越身数丈

以纯白和爆响

一万匹浪花奏着歌糜浪(注1)



一路曲折奔波

瘫在向北的港湾

你忆起海豚黎明之舞

静,而心头微波



三面环岛,环着海神落脚之岛

岩痕般的项链是那年的热吻

如今独处于东

以三千勺碧绿琼浆提炼一滴金黄



落日阑珊

巴厘海(注2)摇晃星辰灯火

以冰凉的眼波煽动你的热情

藏身于绿瓶,有只千年精灵

等你开瓶




注:
1。歌糜浪,gemilang,巴厘乐器。
2。巴厘海,处巴厘岛东,此诗的巴厘海,取自当地酒名Bali Hai。



(《蕉风》双月刊,484期,5月6月号,1998)

2010年6月1日星期二

在一个黑潮汹涌的海岸



在一个黑潮汹涌的海岸
张永修【散文】

在七星柴鱼博物馆找到曼波鱼制成的柴鱼,其中一种包装叫“黑潮曼波”。诗人杨牧在<海岸七叠>里一再反覆吟咏的“在一个黑潮汹涌的海岸”,所指的黑潮就是花莲海岸那汹涌的回澜,而不是以前所指的中台海峡。


在一个黑潮汹涌的海岸
有生命比阳光还亮,比白雪
清洁,比风雷勇敢。这一切
北极星是这一切的见证

——杨牧<海岸七迭>



去花莲七星潭,发现一个竖着高高的招牌,画着一个有如稚龄孩童画的鱼,叫“曼波鱼”,原来是间便利商店。后来从照片中得知其形,正如该便利商店的招牌所示,样子有趣。曼波鱼原名翻车鱼、傻子鱼,近年票选改了个时髦之名,可能与其游泳姿态如跳曼波舞有关吧?花莲盛产曼波鱼,每年3、4月是曼波鱼季节,相关的如海里与曼波鱼跳舞、曼波鱼美食会等活动应运而生。

曼波鱼的一种吃法是将它制成柴鱼屑。

说到柴鱼,要先说说我常吃的味噌汤。不同的味噌有不同味道,一些不很合我的胃口。后来发现含鲣鱼的味噌汤味道鲜美,就常卖含鲣鱼的味噌。味噌汤的作法非常简单,只要烧开了水,舀一大汤匙主要原料为大豆的味噌,搅拌至溶解即可食用。有时间可加切成细块状的水豆腐、草菇,汤上再撒些芫荽。要丰富些的,可以加鱼片、虾仁等。知食分子林金城建议我加些柴鱼。柴鱼?即日本料理味噌汤上如爆洋葱般的屑片。林金城说鲣鱼多刺,日本人将鲣鱼晒成柴状,然后刨成屑,制成柴鱼(屑),吉隆坡一些日本购物中心可以找到。有汁的汤类食物都可撒上柴鱼,柴鱼遇热即散发鱼香,让食物增添美味。

在七星柴鱼博物馆找到曼波鱼制成的柴鱼,其中一种包装叫“黑潮曼波”。诗人杨牧在<海岸七迭>里一再反覆吟咏的“在一个黑潮汹涌的海岸”,所指的黑潮就是花莲海岸那汹涌的回澜,而不是以前所指的中台海峡。潮为何黑?大概是因为风浪大,水道危险而列为黑区吧。

从曼波鱼想起住在北海,合写同名专栏“蔓波舞步”、“蔓波DoReMi”的野蔓子与宋扬波夫妇。与宋扬波的文字因缘已经有20年。80年代我负责一个叫《琴棋书画》的副刊,宋扬波曾提供不少有关音乐的文稿。那时不认识他,却唱过他谱曲的儿歌《我骑上轻快的小铁马》。《我骑上轻快的小铁马》是新加坡电台歌曲创作比赛的优胜作品,曾在电台里教唱。后来一位作家朋友送书给我,涂改液底下的名字是“宋波雪明”。后来的后来才知道宋波是就是宋扬波;雪明就是野蔓子。

花莲和七星潭被很多文章写成美丽的地方,生长在花莲七星潭的杨牧写的<花莲>,更被杨迷所眷恋,小说家杨照在“2005年台北诗歌节”的一项活动中便朗读推荐。收录<花莲>的诗集《杨牧诗选1》成了杨照在书店必买的书。为何一再购买同一本书?因为杨照每一次在文艺营里都会送出《杨牧诗选1》。据说,距离与思念,让当时旅居普林士顿的杨牧把家乡山水写得如此深情。

来花莲前,友人说起花莲有很多美丽的石头和贝壳,还有一条玉石街,听起来很童话。由于所订的民宿在山上,不在花莲市区,到了花莲火车站就先到玉石街逛,下午的玉石街游人不多,一些店铺也摆空城;所摆卖的多是玉石天珠和大理石石雕,包括了形如桌面大小的大理石茶船,造型细腻,有九鲤图、牧牛图、姜子牙钓鱼等,他处难得一见。花莲产大理石,火车站就有不少大理石石雕。花莲也孕育了著名的雕刻家朱铭。

在七星潭码头,可以看到海湾美丽的弧线,高耸的中央山脉让花莲增添气魄与灵秀。海滩上没看到贝壳,却布满大大小小的鹅卵石,灰色石上多有白线条,或一划或两划或成圆圈或成十字。穿橙色制服的沙滩巡逻员会告诉你,除了全黑全白的石头不可带走之外,其他的可任取。纯黑纯白的是物以稀为贵吗?我家里就有几块纯白和纯黑的,我想收集的是其他罕有的。看着一海滩的鹅卵石,寻找美丽的石头,对花莲的回味慢慢的品味出来了。

第二天我们请了个导游,游过了太鲁阁国家公园,导游把我们夫妇俩放到某个海滩,说附近有什么什么,距离都很近,走路十来分钟就可以到达其他的景点,两个小时后在“渔人码头”接我们。超过两个小时,还不见导游,天色渐渐转暗,我们有些担心,问码头附近的人,渔人码头是否就在这里。好些回答说不清楚,其中一个说:“渔人码头餐厅”就在前面,不知这里的码头有名字。幸好后来导游出现了,在渔人码头餐厅前。
 
 
26/2/2006
 
(《南洋文艺》1/6/2010)

2010年5月20日星期四

妻从山里回来

妻从山里回来




妻从山里回来
带了两个大大的雨花石
哼都不哼

第二天雨花石变成苹果
红红艳艳如澳洲的盛产
夜里,一条条虫钻出来
嗤食睡眠

再后来,几经高温压缩
苹果成了煤炭
灰烬漫漫不熄
熬了几个星期
还炼不出仙丹

有了起色,一天
我发现妻的膝盖长出青苔
还痛不痛

你搓轻一点嘛



《蕉风》482期,一月二月号,1998

2010年5月17日星期一

芭蕾男


芭蕾男
张永修【诗】



高傲因为自己的性别

即使薄薄的丝布也无惧

包裹的钻石或黑炭

不在乎目的

摆荡在最美的时刻

张扬挖空黑暗的心事

踢跳另一个高难度



屌极了



15/11/2003南洋文艺

2010年5月12日星期三

数字斗争

数字斗争
◎张行



1919 在后,2020 在前
511 ,512 之后的数字不见了
匆匆来到 529, 530, 531
五毒凶猛的 5月哀歌告别。

1001 ,1010 在两岸,不关己事
54 也罢,64 也好,翻开报纸才惊觉
转眼难过又一年
平反,瓶反。

1937在书里, 911荧幕上
霸权以正义之名,复仇以神的旨意
将美丽的大地变地狱
哭喊在远方。

9 ,8 ,7 ,6 ,
5 ,4 ,3 ,2 ,
1 ——开炮!
死亡人数多多博采
押大押小?



5/6/2006
(《南洋文艺》"以诗抗战"特辑 ,10/6/2006 )

2010年5月3日星期一

蚂蚁反击战

年尾来临,我正想总结一年来的史学研究报告,却惊觉一排很长很长,一时无法找到尽头的蚁阵,在阡陌般的藏书架上川行不息!

我感到浑身不自在,睁起惺忪倦眼,5瓦特的桌灯下,我的身子笼罩在蠕动着的黑点中!这一惊把我弹起,抽身亮起长灯,那扔落床下的被盖毫无异样,而镜子前的身影犹如临睡前的模样。再看床头,除了睡皱了的床单,只是多了一本昨夜夜读留下的科幻小说《人蚁战》。我松了口气,睡衣已被冷汗沁湿了一片。毕竟,蚂蚁怎能斗得过万物之灵呢?
“他妈的臭鸡蛋,吃了东西,桌子也不抹。”

常常,就这样被同屋的谩骂声吵醒。讨厌,用了餐桌,不会顺手把餐桌弄干净的家伙,害我没好睡。

看到残余的面包屑和桌上爬行的蚂蚁,我就厌烦。还是得拿抹布把桌子抹干净,才能准备那接近中午时分的早餐。不然我咽不下食物。

刚转身把用后的杯子清过水,餐桌上又爬满了小小细细的蚂蚁。嘿,真气人,这些小东西。

我一边诅咒一边收拾餐具。清洗过抹布,再次把餐桌抹干净,以后蚂蚁再爬满桌子,已不关我的事了。我不是这宿舍里的佣人。

决定不再用厅上的餐桌后,我就紧闭房门,以书桌取代。我不想纠结在外界的是非中。

虽然我很讲究清洁,但蚂蚁最终还是在我房里出没。这是之前没有的事。

“找死!”一只蚂蚁爬上我正在书写着的白纸上,我一指就把它搓个稀烂。然后摔笔立身,拿起灭蚁剂就在四周喷了浓浓的药剂味。

当药剂味消散后,鬼魅般的蚂蚁又出现了。

在朋友的推介下,我以特效灭蚁剂把自己的房子列为蚂蚁的禁区。一段长长的日子,我愉快的生活在窗明几净的小天地里没有面包屑,也没有蚂蚁。

年尾来临,我正想总结一年来的史学研究报告,却惊觉一排很长很长,一时无法找到尽头的蚁阵,在阡陌般的藏书架上川行不息!

我赶忙捉起灭蚁剂,嗖嗖嗖嗖的随着由蚂蚁尾随成的“路”拼命喷射!我前两天才喷射过一次嘛,当时不会由任何迹象令我怀疑,怎今天…….?

等药雾消散,用手帕掩盖着的鼻子已被药剂味呛得极为难受。突然,我眼皮奋张:那川行的蚁队仍若无其事的往来!我补上第二轮的喷射后,已气得将手里的灭蚁剂往地上猛摔——它已失去了效力!

我请来白蚁专家,司多隆吴夫先生,也束手无策。他说:“这不是普通的蚂蚁,你看,捏它砍它都不死,用火烧用水淹也死不了。看起来,它和普通蚂蚁没有两样,只是多带了银亮的色泽。另个特点是,它不咬人,反应缓慢。”

送走了司多隆吴夫先生,我很快发觉,这种蚂蚁不只出现在我房里;同屋以及隔着马路,对面双层独立式洋房的同事,杨全,也感受了与我同等的惊恐。就不知这种蚂蚁是从我房里传出去还是从外头钻进来的。这不是科幻小说里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周遭,怎不令人心惊胆跳?

第二天,这消息成了各报章封面头条要闻!更重要的是,它的繁殖率非常惊人。根据第三天的报章报道,吉隆坡、八打灵、巴生等地区也出现大量此类蚂蚁!

一个星期后,它的增加数量已经是不言而喻;出奇的是人们反而没有了先前的恐惧感。也许和这种蚂蚁不伤害人,不咬坏器具有关吧?或者万物之灵的人类由特强的适应环境的变迁?

我开始喝蚂蚁延过的牛奶,吃蚂蚁穿梭过的饭菜,当然,免不了和着食物把蚂蚁吞进肚里。蚂蚁来来往往的卧床,我躺下也不再惊叫难受。它开始爬进甜蜜的梦乡,微微一笑后,又有一群往酒窝嘴里钻,然后从耳廓鼻孔爬出来,我也不会因此毛骨悚然或感不舒适。我都习惯了。

一个月后,我所见的一切一切,除了天空还是美丽的蓝色,其他的都被蠕动的黑影笼罩着。翻开报纸已看不清白纸里的黑字,扭开电视,荧光屏的画影隐隐约约,而唯一没有失去功效的大众传播媒介,正在广播这样的新闻:——

“最新传来的报道说,银亮黑蚁已浩浩荡荡涌过长堤南端,另一方面,北上的蚁群也已蔓延进入了曼谷市,……”

现在,蚂蚁以不流血的战略向人类采取反击,并节节占上风!

那本科幻小说《人蚁战》已不知被蚂蚁拖到哪里去了。我再也找不到。



6/7/1983《通报》《文风》版

神树


树干内全是模糊不清的蠢蠢虫豸。而绿油油的寄生植物沙沙摇舞着,虽然它们也将与神树一同死去。


当我懂事的时候,祖父就开始告诉我,那十个大人合抱也抱不完,高如云霄、白色的巨树,有着悸人的法力,千万不能近身。

我父亲是因为误踏神树树荫,过后也就被神树慑了魂。

我们不敢有恨,虽然它夺走了我们的亲人。祖父说,如果父亲不侵犯神树的安宁,父亲仍然可以挑担伐木打猎,而不会让我们尝尽生死别离的苦难。

祖父还说,除了多脚和无脚的虫豸,不会被神树伤害之外,其他的一切飞禽、昆虫和走兽,都会乖巧的避而远之。

因此,我开始懂得安分守己,也不再对神树的一切疑问加以过问。

我们虽然平凡的生活着,担能够安安全全的过日子,也算得上是幸福的事。直到我十岁那年,祖父因天年享尽而策手辞世,我才背井离乡到市镇去找温饱。

当我带着苍苍白发的老伴,重踏上我故乡的泥土时,已不知隔了多少个十年了。

重见神树,仍是白色的粗壮树干直冲云霄,却多了不少寄生植物,繁茂的攀附在巍巍神树上。

仍不曾见到飞鸟越它而过,也没有任何走兽穿过它那茵茵绿荫。

树林仍是往日的平静,只是夜里虫豸的鸣叫更显宏亮。

我和老伴在油灯下叙述那传统延续下来的,有关神树与家族的故事,沉闷的午夜划起了电光,照亮在黑暗里高大的神树。就在轰隆雷响之后,一阵刺耳裂肺的嘶喊,带着地晃山摇的震撼。我们发抖着相拥,等待命运给我们做的安排。

油灯被吹灭了,接着哗啦的大雨把我们和外界隔绝了一个长长的夜。我们胆跳心惊,不敢动弹,挨到天明雨停,才战战兢兢探头窗外。

啊,神树倒了!我与老伴不禁同时叫了起来。

树干内全是模糊不清的蠢蠢虫豸。而绿油油的寄生植物沙沙摇舞着,虽然它们也将与神树一同死去。

我突然懂得了绿叶的语言。



3/9/1983《星洲日报》《小说》版


2010年4月22日星期四

读书百本

读书百本


政大校长郑瑞成博士给我们订了读书指标:一年,读书百本。

一年读书百本,半年就得读书50本,一个月平均8本,一星期两本。

一星期读小说两本不是难事,我可以用一至两天读一本小说集,不过我要看的书不只是小说。老师每一堂课交代的作业和相关的读物就有不少。一些还是理论,得慢慢细读,反覆咀嚼,一两天都读不了多少。有时得同时读好几个同年代的作家的作品集,这是无法在短时间完成的,只好选择将作家比较具代表性的作品看过。

在台北读书,不为一纸文凭,读得非常自在,没有负担。


我们住处只有一张桌椅,我和妻,谁做功课谁用桌椅,不然都在床上看书。我们看书地点,更多是在图书馆。有课的时候,我们各自上课,没课的人会留在政大中正图书馆二搂,面山少人的角落。那里成了我们夫妇下课的集会点。


政大其实还有几个图书馆,比如中文系和传播系都有各自的图书馆,不过,中正图书馆最大。我们也用过台大与师大的图书馆,与它们相比,政大中正图书馆显得朴旧,但胜在桌椅宽大,数量多,光线充足。我们夫妇在政大中正图书馆有相当固定的坐位,只有在考试期间得另寻他处,可以说明中正图书馆桌椅之多。我们喜欢6人大桌,妻坐靠窗一角,我在另一角,中间是我们的书包,对面通常没有人来打扰,有的话也是一两人。


另外,我们也很喜欢台北的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设计很雅,特别是靠窗的单人书桌,配上古雅绿罩的个别桌灯,非常有情调。其他桌椅,都是6人共用的长桌椅,但比起政大的,就窄小多了。一楼中厅的坐位,顶端是看到蓝天白云的玻璃瓦,白天阳光透进来,倒影打到墙上桌上,看是美丽,不过身在其中,眼睛常会被时亮时暗的流动光影干扰,很不舒服。后来选坐位都不选择中厅。国家图书馆,经常满座,提早到,就能找到空的联座。底搂有咖啡餐厅,饿了累了,就到餐厅去,一直到休馆的音乐响起,我们才步出图书馆。


台湾书店卖的书,听说不大打折,政大里的"政大书城",凡老师指定用书,都打7.2折。后来前同事周泽南带我们到公馆、师大逛二手书店,旧书都打五折,不过书籍通常不分类,堆积如山,即使有宝,也不容易挖掘。后来去到"茉莉"和"旧香居",虽同是二手书店,但书籍排列有序,店面干净舒适,便常来光顾。

在台北有好几间专卖中国大陆书籍的书店,在公馆和台电大楼就有两间"问津堂"。问津堂卖的中国大陆书,按人民币乘4计,例如人民币20元的书,等于新台币80元,约马币9.6令吉,比我们到中国大陆买(约10令吉)还更便宜。我们更是喜出望外,大买特买。


回返大马前,我们将三百余本书,以33 x 28 x 23公分的6号箱,分10箱邮寄回大马。每趟邮费新台币480元,加纸箱30元,即510元。单单寄书的费用就用掉新台币5千100元(约612令吉)。上机时,我与妻再各提一箱书,其他的寄仓,超重被罚300令吉。

今年读书,能否到达指标100本,还是未知数,不过,购书之多,已破纪录。


22/5/2006

4/5/2010《商余阅读》

2010年4月15日星期四

情煞

情煞
柯云



再忍也忍不住的哈(嘿)……秋(咻)……

让你恐慌。思念。

躲避面照。躲避勾魂的双眼。

不离得远远的就将万劫不复。

暗蓝的深潭嘿咻嘿咻的笑。



深居。简出。不肉。不烟酒。

把所有欲望的窗口封锁。

修身。养心。隔离所有试探的触角。

素食。素服。洗涤三千六百五十万种不安分的色素。

用冬蛰的心情斋戒

抗煞。



那妖魔等你三百六十五天

你除下重重防护的一刹那

偷袭你以万枝相思银箭

让你情不自禁,爽快的

哈秋(嘿咻)哈秋(嘿咻)哈秋(嘿咻)

哈……秋(嘿……咻)

之后你不慌不忙

脱下面罩

在挥头而去的炎夏中

哼来凉凉的秋风



5/8/2003南洋文艺【非典型诗展】


2010年4月14日星期三

近处观战


因为站在近处,所以也免不了有被金属碰击出的星火灼伤的可能
张永修


1

如果把文学论争形容为战事,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马华文坛真是炮声轰轰,战事连连。其中论争课题相互关联,并且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势,余震久久未见平息。我作为文艺副刊编辑,先后在星洲、南洋两个战地近处观战,对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比较清晰的掌握。当然,因为站在近处,所以也免不了有被金属碰击出的星火灼伤的可能,只是,这些都不足为外人道了。

1992年我在《星洲日报》主编《星云》的时候,禤素莱自日本给我寄来〈开庭审讯〉一文,内容是有关日本教授对马华文学定位的争议。在当时《星洲日报》正以隆重其事的花踪文学奖把马华文学推向国际之际,马华文学的名与实问题实在有被关注与讨论的必要。于是我马上发稿,安排该文在最短的时间内以主题篇的显著位置刊登于《星云》,并设“文学的激荡”栏目召唤读者对此课题的探讨。读者的回响非常热烈,矛头全指向狂妄的日本学者,其中也不乏可读性较高的文章。当中,黄锦树〈马华文学“经典缺席”〉一文(28/5/1992),因为置疑马华文学的水准,而引发更大更持久的文学激荡,论争余波耗时近十年,至今仍未平息。在20世纪结束前夕,我在《南洋文艺》的“80年马华文学”特辑的系列专访中,设“寻找经典”小栏,并就此询问较具代表性的马华文学史研究者,如方修、杨松年、张锦忠等人的看法,算是为这个论争课题做个小结。

1994年5月我接手《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是相辅相成的。专业的批评体制的建立,不仅有助提升读者的鉴赏水平,而且对创作者而言,也起着一种鼓舞与督促的作用。因此,我有意识的在《南洋文艺》刊登了相当大量的文学论述。黄锦树与林幸谦最初关于中国性的讨论,就是在“双月文学点评”系列中出现的。至于“奶水论”,那是几年后爆发的另一场与此相关的论战了。

而“文学研究与道义”课题的论争,也可追溯到我所做的一个特辑里的一篇评论文章。那是在1996年9月,我趁中秋佳节推出“但愿人长久”系列,其中方北方特辑“大河的水声”,邀请了黄锦树评论方北方。黄写了〈拓荒播种与道德写作:小论方北方〉(27/9/1996)之后,请我协助收集方北方的作品资料,以便更全面的了解这位拓荒播种者。我向方北方道明原委,并请其公子方成与方昂帮忙影印收集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通过我转交黄锦树。1997年杪,黄锦树发表了有关方北方文论及其三部曲的长篇论文〈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这篇措辞严厉的论文很快的就引发了一场论争,而其中最广为谈论的话题是:既向作者索取资料,那么在道义上应不应该对他做出负面的评价?这场论争伤及多方,我作为“知情者”,只能把事件的始末略记于此,并将相关的较为重要的文章结成一辑,一切是非对错,留待后人评说。

在上述论争事件中,《南洋文艺》只收到两篇针对〈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的论点作出论辩的文章,因为就文论事,所以予以刊登。其他漫骂式的文稿,可能有“先见之明”,没有投寄《南洋文艺》。但是即使投来,它们的命运只有两种:有关漫骂部分被删除修润,或被投篮。一个编辑如果连这个关都不能把好,他的版势必将充塞许多垃圾。

1996年作协决定出版大系,开始在报刊上公开征稿。大系不比其他选集,所耗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菲,而且对于将来文学史的撰写也将起着重大的作用。有鉴于这是继方修所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约30年之后的第二套大系,意义非凡,因此我在《南洋文艺》特设“大系探讨”栏目,邀约关心大系编纂的作家集思广益,以期作协能将大系编得更完善。“大系探讨”栏目获得多位马华作家积极与热情的反应,他们充满建设性的意见与专业的精神,造就了马华文坛难得一见的论事(而非论争/论战)现象。不过,好景不长,2000年,因大系仍未出版,温任平为文质疑编委的编辑方式,引起碧澄以“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的身分与温任平一来一往的笔战,以至某一方开始漫骂。我与当时的总编辑王金河讨论后,将有关漫骂的段落删除,以“洁净版本”给予刊登,并同时宣布停止刊登已经失去意义的有关大系论争的文章。由于第二波论战文章已经超出《辣味马华文学》这本书的时限与选稿标准,因此不予收录,特此交代。


2

今天的人事,都会成为明日的历史。在一个不重视历史的社群里,很多东西,重要和不重要的,都随光阴的流走而渐渐消逝隐没。我们即使有满室资料而没有好好整理,宝贵的东西也会在杂乱中消散遗佚。

1997年11月,我应留台联总学术研讨会之邀,整理了一篇〈马华文学论述在南洋文艺(1994年5月—1997年6月)〉的报告,引起东方企业出版社负责人张济作的兴趣。张济作有意思将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议课题的文章结辑成书,问我是否有上述剪报。

一般作者通常只会收集自己的文章,多数不会将所有相关文章收全。而作为编者,90年代的较大的文学争议课题,如“马华文学的定位”、“经典缺席”,及当时正在闹烘烘的“台湾口味及中国观点”等课题,凑巧大部分是出现在我在任时期的两个副刊(即《星云》和《南洋文艺》)上,我刚好有大部分上述资料。不过,因为马华文坛向来有“隔报论事”(如在《南洋文艺》与《星洲日报》)、“隔版过招”(如在《南洋文艺》、《言论》、《人文》版)的“习惯”,要收齐全部资料似乎就不是容易的事。对于那些不是刊登在我所负责的版位的文章,本书虽然也尽量收集,但并不排除沧海遗珠的可能。

这些论争文稿,多少反映了世纪末马华文坛的思想意识,于文学/文化历史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其市场价值,在阅读风气低靡的马华社会,却可想而知。因此,当东方企业不计亏盈,愿意将这些资料结集出版,我能无动于衷吗?

这本《辣味马华文学》,原本打算在1999年杪或2000年出版。不料好事多磨。首先是张济作离开东方企业,后来接手的罗志昌虽也有继续出版的美意,但最后终因一些因素而耽搁下来。在等待出版机会的期间,我们多次对文选做了增删调整,以期更完善的呈现90年代马华文学泼辣而蓬勃的一面。

这一次,《辣味马华文学》终于能够顺利出版,必须感谢林春发及陈亚才的热心张罗。当然也要感谢雪华堂与留台联总促成此书顺利出版。此外,也要感谢前辈作家陈应德、陈雪风、温任平,史料工作者李锦宗,文友黄锦树、张锦忠、林建国、胡金伦、杨善勇等提供意见及补充资料。最后,感谢张光达以及林春美,在编选此书的过程里给予全力的支持与配合。



(按:《辣味马华文学》推介礼于14/12/02下午2时假雪华堂举行,并由陈志成推介,甄供、安焕然讲评。)
 
14/12/2002南洋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