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若鹏【文学观点】
天狼星在我出世以前，便已在夜空照耀，我一直不曾抬头看过。没有看到过的星星，存不存在？原以为天狼星诗社是个老去的名词，偶尔在酒席间飞溅的酒光闪烁它的余晖，以为那些我不曾读过的诗句老如五四，诗人在科技年代迅速被新发的脸书讯息浪潮般掩盖。我是现代的，天狼是历史的。
我啊，错得离谱，无知之极。
天狼历史我仅略知一二，搜寻温任平论述始知在那资源匮乏的年代，一群爱诗的痴人，办出版丶搞活动，把文学的苗子种入贫瘠的国土。这和如今我辈其实没有两样，现在不也做着相同的事？
有幸一读天狼组诗，有的诗人名字陌生，而诗不。那些文字盛满生活的睿智，那是岁月磨砺的笔锋，并非我在年轻的文字里头能找到的养分。蛰伏经久的诗人始终心系时事，从霾害、选举到马航事件等，皆诗心敏锐，观察入微。谢川成借古讽今，戴大伟情诗婉约，无论家国恩怨抑或小我抒情，比之写诗最勤的李宗舜，笔法亦未见老，很难想象当中有如温任平序文所述停笔三十载的作者。温问七十古稀再起天狼，是否多此一举？不巧我也曾自问年近不惑，承担许多文学工作究竟有何助益？
创作是很个人的事，把一群创作人组织起来，再冠以“诗社”名堂，看来煞是无谓，究竟成就了什么？尤其新诗向来就是小众的兴趣，我办再多的讲座和比赛，又能造就什么呢？我不期然想起徐志摩的散文<海滩上种花>。这些孤独种花的孩子，太寂寞了，何不聚集一起，一人一株，这片贫瘠的沙地便开展成花圃。毒日再烈，海浪再狂，把花圃灭了，我们再种，那些看花爱花的路人，也许就加入我们的行列，生生不息。在不可能种花的地方，因为一群执著的孩子，花，常年盛放。
无关年岁，诗人都是种花的孩子。我和一群文友办动地吟演出，虽非结社，却也十分亲近。同好异业，往往撞击出火花，像文学节、朗诵演出、出版品等等，持续不断。诗人结社和其他组织不一样，比如爱好汽车者结交，就在小圈子里同好交流。诗社却是对外传播，涟漪连连。天狼星重新出发，是累积了厚重的阅历和功力，仿佛卧龙升天，飞游布雨，润泽诗坛--他们当年静下来，本来就很可惜，我衷心期待天狼真如恒星恒久。
我不知道，自己多少也是一颗当年的种子长成的树苗，如今仿佛重拾诗的族谱，今日所有，如非前人种树。我想如果依循族谱的根系追究，诗族的血缘都相近。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就我所知，比我年轻的诗人动静阙如。是初入社会，在繁重的工作底下无法大展拳脚吗？还是网路世界人与人之间似近实远，凝聚力不复当年？这是颇让人担忧的，若单打独斗，孤独的火苗轻易熄灭，写作人必须紧密联系，相互激励，方能持久，文坛不致出现断层。由此而见，结社有其意义，也是我一直努力把后辈拉进来，扩大圈子的原因。
我的另一身份是企业人，若说创作是事业，永续经营的理念不可忽视，后进无人，未来免谈。栽花人单纯的信念固然美丽，然而这些本来小众的耕耘者，只能把花园局限在海滩一隅，孤芳自赏尔耳。这些诗社、团体必须超越自己头顶上的牌匾，跨界合作，修桥筑路，让更多人进入花圃，培育更多赏花人。移山填海施肥灌溉，制造沃土，让花自茂盛。孩子离开后蓦然回首，看到的不应是凋零的花朵，而是丛茂蝶舞。能怎么做？把游川唱成诗曲《口占》、《老乡》，舞入共享空间的《问签》。把曾翎龙唱入《农夫》音乐视频，用流行的机制让诗流传。把文学注入舞台剧、电视、电影，甚至广告。这是漫长的摸索，一步，一脚印。
夜读天狼，它还是夜空最亮的恒星，为后辈引路。然而一颗星子不够，我们需要更多光苗，汇聚成太阳。
（南洋文艺，3/6/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