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9日星期二

那棵树

黄锦树
摄影:罗罗


近楼处,有一株树看来非常精神。它被单独框在一小块绿地里,树头插了个牌子,似乎受到重点保护。在研习营的空档,我从二楼阳台往外看,它的姿态有一种古老的优雅,非常显眼,也似曾相识。只见它双干胼长,瘦而高(一高一矮),椰子树似的弯度向上延伸,高的那端有十多米吧。它们的叶子伞状张开于树梢,乍看之下有点像笔筒树,也像棕榈,羽状叶。长而硬实的叶炳再分出细枝,细枝上有卵形的细叶,像咖哩叶而略长。仔细看,树干上有着鱼鳞似的累累棱状瘢痕亦如棕榈,那是叶柄脱落后留下来的,干身很坚硬的样子。看来既非蕨类也非棕榈,是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树。


新纪元那地方,在这次之前我应该已去过两次了,且都是庄华兴载我去的。

第一次是2005年,应陈美萍之邀顺道去做个座谈,讲了些什么我忘得干干净净了。那时还是全家一起去,留宿一晚。第二天到董总出版部去买了不少董教总的出版品,华兴还惊讶的问我:“他们没有送你?”我笑说董事会里说不定有许多我的“敌人”呢。当年烧芭事件让许多老一辈写作人今日心里还有火。

第二次是2009年,应华兴之邀,我带着儿子到博特拉去做了“谁需要马华文学?”的简短演讲,顺便去逛逛。但到我写这段文字时,我又不是那么确定是否有再访新纪元。如果去,多半也是只是为了买书,因为认识的人很快就离开了。

也许是把博大的某些印象混进这里了。但我对博大的印象也只剩下——它有很多座占地面积广大的足球场,有水域宽广的牧场,有不少牛;有大湖,湖畔有些枝繁叶茂结实累累的无花果树,结的果看起来好像可以吃但应该不能吃的;似乎有一片果园,红毛丹波罗蜜什么的;除了多间回教堂还有间小小的老天主堂,那校园大到即使开车也要走很久。但博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室外墙上密密麻麻的冷气机轰隆作响,学生上课个个穿着厚外套,打喷嚏流鼻水,宛如深秋隆冬。

而新纪元,一直都在那有限的空间里,很多该分开的场所被挤在一起。我记忆力很坏,感觉上次见到的和这回看到的,空间的方位并不同。

也许是错觉混淆进记忆里了。

建在山坡上的几栋毫不起眼的多层混凝土建筑,造型非常标准,看不出有什么特色。山坡被辟成三阶地,每层都盖了楼。整体空间一览无余,没什么绿地,没有广场,没有水池。楼与楼之间的空地铺着水泥,就是学生活动的空间了。楼的外部,就是路、停车场,上阶山坡上疏疏的种了十几棵疲惫的树。另一阶,高大的相思树、凤凰木、阿勃乐、结着红色串果的棕榈,与及别的什么没特别留意的常见热带树种。

然而在就在这第二阶,近楼处,有一株树看来非常精神。它被单独框在一小块绿地里,树头插了个牌子,似乎受到重点保护。在研习营的空档,我从二楼阳台往外看,它的姿态有一种古老的优雅,非常显眼,也似曾相识。只见它双干胼长,瘦而高(一高一矮),椰子树似的弯度向上延伸,高的那端有十多米吧。它们的叶子伞状张开于树梢,乍看之下有点像笔筒树,也像棕榈,羽状叶。长而硬实的叶炳再分出细枝,细枝上有卵形的细叶,像咖哩叶而略长。仔细看,树干上有着鱼鳞似的累累棱状瘢痕亦如棕榈,那是叶柄脱落后留下来的,干身很坚硬的样子。看来既非蕨类也非棕榈,是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树。

我特地走到树头前去看那牌子,以为上头会载录那树的植物学讯息,不料牌子上仅大大的写着捐献者的名字。

和我当年念的独中一样,到处都是捐献者(个人或公司)的名字。教室、大厅、甚至住宿的房间。一草一木,一花一石。华教的意志。

约莫是今年春天,老友张锦忠突然建议说要不要去给新纪元雪中送炭。我们都知道新纪元近年来风波不断,在华社知识界、抗争界颇有声望的柯嘉逊博士前些年被逼走后,教师不断出走,学生屡屡抗议,那学校里多半发生了好些我们搞不清楚的事。只知道它招生远比不上有政府做后盾、有大量资源的拉曼大学,大概教师的薪水远比不上国立的学校,行政上又发生一些奇怪的事。令人不解的是,董教总那些“民族斗士”,搞个小小的学院竟然就搞到这样鸡飞狗跳,如果真的成立独立大学,不是常常要有人跳楼?

锦忠说,新纪元的资源最少,也许我们可以帮忙做点事。

他在台北的某个研讨会后遇到新纪元中文系的主任伍燕翎,后者向他提及新纪元师资短缺。尤其是文学理论方面,学生就算有心也无处学。他因而倡议办个“文学理论研习营”什么的。
于是我们很快的商议出主题、人选、各自的题目、整体的议程等。我们两人可运用国科会的差旅经费,可帮新纪元省下一大笔钱。过程中隐约听到有人认为不该给我们这些“旅台的”提供舞台,我只能说有那样想法的人真是搞不清楚情况而且明显是蠢过头了。在台湾,不是我车大炮,只需随便捡些漂流木搭一搭,就是个营火舞台了,何必舍近求远的跑到那风雨飘摇的小地方?

我自己也不曾参加过相关的研习营(而锦忠是个中老手,帮国科会办理过多次非常大型的研习营),只能用研讨会来想像。提议以“为什么马华文学需要理论”后,我就决定以〈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为题,比较完整的去回顾及处理我和林建国关于马华文学的分歧,也对他近年来对我的多次批评做了个整体的回应。四月初我就写了〈审理开端: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的初稿,也做好讲纲的初稿。由于担心这样的主题过于个人化,也评估这么一篇论文多半撑不了两三个小时,因而只把它限定为1个小时,也就是我负责的3小时的第二部分。讲纲的第一部分呢,则把在暨大多年的一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学期的课程内容——对文学性的探勘(从俄国形式主义最开始对“陌生化”的界定,一直到法国后结构的互文论),7月返马前还补做了ppt(剪报档)。

为了做剪报档而从相簿里翻出许多二三十年前的老照片,屡经搬迁都没弄丢的。那多与讲题无关,但我自己看了则是感慨万千。那是我年轻时为旧家及家人拍的照片,一个消失的世界的见证。而我要找的,则是那早无往来的昔日朋友的照片。为免研习营无聊,我因而想顺便谈一点“理论与友谊的故事”。

到了现场方知姜是老的辣,也知道锦忠为什么把我安排在第一场而不是他自己。原来其实可以不必写完整的论文,锦忠的剪报档也是前一晚临时抱佛脚做的。短时间里谈太多,学员除非程度很好,否则难免只是雾里看花。也许仍需常规的课程,以正常的速度缓缓展开。而我报告的那个案,除非是对当代马华文学论争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否则恐怕也只是看热闹而已,这从学员的反应中也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因此我自己颇有徒劳之感。

而其他人在报告时,我几乎都在昏睡。那几晚都没睡好,凌晨5时就突然醒来。魔术时刻,鸡鸣拂晓。但分明只有冷气机在喘。

但每一个清醒的瞬间,都看到她们非常认真的在讲解着那些马华小说与诗。

对面宿舍有位余老先生,以宿舍为家。他是第一代留台人,学的是绝学(声韵文字训诂),对养生之道也颇有研究,他退休后义无反顾的返乡教自己故乡的子弟,而他的领域一向最难找人。他要求锦忠和我最后一夜到他住处找他喝个茶(原本还想请我们吃日本料理,但我们婉拒了),说他有事要和我们谈谈。原来他是要游说我们以他为榜样,来日返乡为故乡子弟尽一份心力。

新纪元三宿,我们每天早上都走一小段路到学校对面的小吃摊吃早餐,喝咖啡乌,重新体验那已渐渐忘却的大马的日常生活。虽然有的东西吃起来味道怪怪的,不如记忆中美好。
原本也给华兴安排了一场,因研习营临时改了时间,而他另有行程,没法配合。但他仍赶在开始前请我们喝个咖啡。他说,那个放话说老柯帐目不清以逼走他的董总高层后来被老柯告了,法院已宣判那家伙需赔老柯马币60万呢。

研习营结束后,去看一个贺淑芳推荐的新村。劳驾曾翎龙当司机,在高科技的协助下,历尽艰辛找到目的地。大半天听耆老讲述他们亲见或耳闻的历史、走访遗迹。那种种,有一天会走进我们各自的小说里吧。之后,我们走很远的路返吉隆坡,车过谷地,有一片山色让我宛如置身台湾中部。

夜渐深,匆匆搭上巴士往马六甲找我哥,他应允次晨亲自载我返居銮探望母亲。而我和他上次见面已是4年前的事了。

在他家小庭院里,树都长得很大了,成了片小丛林。几棵从台湾偷渡回去的巴掌莲雾,和泰国莲雾都结实累累,摘了让我冲冲水现吃。他还种了胡椒、香兰(Vanilla)、香蕉(还是tali蕉呢)、芭乐、释迦、神秘果……及一大堆有的没有的花草。水池藻绿色混水里,那只他塞红包过关卡从沙巴带回来的吉罗鱼,已非常巨大,他说,苏丹鱼也很大只了。池边还有一棵什么植物,像咖哩叶而不是咖哩叶的。他说他去年到台湾,看到朋友家门前种了一棵,正结着果,顺手拔了几颗带回来,一种就发芽呢。

仔细看看,那东西我也种了好几棵,说是台湾中低海拔的原生植物。台湾俗称过山香、山黄皮的,芸香科、黄皮属,与咖哩叶同科。资料上说那也是印度及南洋群岛的原生植物,会不会是把它与咖哩叶混淆了呢?

然后我突然看到一棵熟悉的树——羽状叶斜斜的伸过来,树身半倒伏,看来遭受过大风吹拂。不就是新纪元看到的那种树吗。

“这是什么树啊?”

我哥笑答,“那个啊,就是Tongkat Ali啊。”

但他亦不知其种属。我也动念想带回台湾种,犹如我花园有一棵长不大的、被冻结在苗龄的橡胶树,是我多年前带回种子育成的。

但他说,东革阿里的种子都在大芭里,不易取得,也不易发芽呢。

2013/9/19,在台湾的第27个中秋节。

(南洋文艺,29/10/13)

2013年10月26日星期六

遇见彼方

贺淑芳【散文】
贺淑芳,摄影:蔡俊伟

这些事情回想起来只如浮光掠影。也许不该再写自己怎样被旁人漠视,也该想想自己曾经怎样冷落别人。

曾访问过一些人,说起在外国生活时,这问题就像一扇忘掉的门突然出现。过程始终缄默,只有“忽然”:“忽然了解到……。”厚厚翻过一大页。挫败的现场实难重返,心底咀嚼表面一字不提。我去台湾之前,在《南洋商报》工作4年,数年后许多朋友纷纷另觅栖枝,见原是生物系毕业的前同事周泽南也能领奖学金留台念人文系的研究所,我便也动念想申请去台湾,当时对写报道颇感倦怠,同时因为一些私事,使我很想离开吉隆坡到其他地方生活。
报界里记者编辑留台者向来不少,平时偶有人聊起诸多怀念之语,大抵回来后感到两地落差的冲击,昔日留学生活追忆起来就更美。

也许时间太短,那些年一直没真正惬意过。当然不是穿越小叮当的如意门,比较像沿着一条长长的隧道踯躅前往他方,而过去也并非在降陆越阈后就断然告别。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读回旧信,有一封让我吓了一跳。我竟然这样写信告诉朋友,说,我想留在这里,可以享受一个人走路,以及随心所欲地上网……。签证的期限其实已经快到了。当时仍试着找工作。但为何要留在一个对我而言太过冷清的地方呢?大概因为最后几年住在八打灵的生活,无聊麻木得可怕,回家的时刻越近,记忆就更鲜明。

某个乍暖还寒的春天,我穿上外套去公园。一边走,一边想像体温飞在前方,只要走快点就可以抓回。气象局说当天的风力是四级,阵风七级。所谓七级阵风的威力,原来只像树叶那样在脚边打转,一放松就可以浮起来。自从来到台湾后,我一直觉得自己像空气。那天却觉得,如果是个喜欢风的人,就可以在这岛上轻快地行走。

那是2005年的春天,我搬进兴隆路曾焰的家里。这位二房东告诉我她是作家,大约70年代期间供稿给《南洋商报》。她是国民党军人的眷属,从云南逃到泰北,在泰北美斯乐住了一段时间,经柏杨帮忙才到台湾。她对马来西亚很好奇,问了我一些事情,还送我一本书,有几篇文章追忆她幼年家乡的事。我写电邮跟报馆的同事提起,一个老同事洪古回信说,曾焰以前很出名,她的专栏很多读者追看。

那个时代离我很远了。从学校回来,有时会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但我当时没有心情,很少想到要交流,一直在想怎样把丈夫弄来台湾。离开报馆以后,那几年稍微扩张开来的性情,很快收缩起来。住在不同的地方,得掂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曾焰几次下厨弄晚餐邀我同吃,水饺、蒸鸡和辣椒都很可口。她在报馆编文艺版,问她稿件多不多,她说多得不得了。我不好意思跟她说自己也写作。她没有买房子,每隔几年就带着一大堆家当搬迁,非常辛苦。

这些事情回想起来只如浮光掠影。很多事情在专栏里已经写过了。也许不该再写自己怎样被旁人漠视,也该想想自己曾经怎样冷落别人。台北是我住过最繁华也最疏冷的城市,虽然问路时会得到旁人亲切的指点,然而也常终日不发一语,是成年以后首次感到孤寂至极静之处。

我的年龄比其他同学大上十数年。硕班里只有我是马来西亚人,没有其他侨生。台湾同学里头最年长的,也要比我小上5、6岁。既然如此,难免隔阂。事实上并非不主动,而是已经试过了。本就口齿笨拙,在家乡文人圈子也一样疏离,但不是个个如此。在台湾,这样的感觉好像更严重些,似乎无论怎样努力,那隔膜也不会消失。

有一回,在巴士车上,我忽然像个狂热的政治分子,对同学群中那位稍微较年长的女同学叨叨絮絮说着马来西亚的事,很想对她解释,“我们”,不该称为华侨,到底是怎样的群体。看来她听得很痛苦,她想用白色恐怖来理解“我们”的遭遇,但我说不是,白色恐怖已经过去,但“我们”却好像不会有句号,它的表状更平静,拉锯也更漫长。

刚入学的一两年,很奇怪经常梦见小学同学,那是最早上学的那些年,6、7岁时刚上学的感受经常不搭调地越过时空嵌入政大的宿舍里,时间好像根本没有过去,好像根本没有中间那些年,情绪鲜明得仿佛刚自那个座位爬起来。我不是优秀的小孩。刚入学时交往的也都是被老师同学鄙夷的小孩,有个朋友长得比马来人还黑,住在某条巷子里用木板搭起来的高脚屋里,我去过她家里好几次,是真正的家徒四壁,连照片都没有。或许恐怕无人是真正绝对的成年人,环境的突变会削弱平时状若坚定的信心,而使人把童年再度经历一次。在台北,同样的情况出现之后,我变得比刚来时所预期的更认真读书(我没有想到其他面对的方法),写论文的两年内完全不创作一字。

我先生在第二年时也过来台北在政大新闻所念硕士。我们常常在图书馆找张桌子撤满书,待上整天。起码这件事情不能怨:那笔丰厚的外籍生奖学金赋予我舒适的生活,让我可以整天看书。当时为了去台湾,必须找几个教授或副教授等级的人写推荐信,帮我写过信的人有林水濠、何国忠和黄锦树。黄锦树和林春美帮最多,除他们两个之外,我就不认识其他人了。但是那些年我只见过锦树一次。有一年冬天,张永修和林春美过来台北短暂上课,邀我和先生一起去南投埔里。抵达时天黑了,在一间四周都是林子围绕的木屋店铺里吃火锅。他见到朋友似乎很高兴,但时间久了,就看得出来交谈太久似乎会使他疲累。因为差距,他们叙旧,我没甚么话说。

说到底,孤单也有好处。之前记者那份工作使我太迷眩于城市里各种光鲜的外物。那些年在图书馆里,我读小说,像游牧民族似的,不断找寻新的作家、新的形式和风格。来台之前,曾有数年想要写类似魔幻现实小说的念头,在台湾那几年倒是搁置了。我在网上读马来西亚的新闻比在家乡更热切,一直在想要把这些读到的光怪陆离,都抽取其“核心”过渡到小说里。

有一天(当时还住在曾焰家),我写了篇碎屑拼凑且主题不明的小说。故事是写一个难产的作者,构想着一篇抓人到中东沙漠挖宝的故事。那篇小说给杂志投篮了。

我起初很迷王小波。后来就开始读一大堆欧洲名家如卡缪的短篇小说,我也很喜欢法国的小说家玛丽朵格拉斯。看多了就很想尝试一种散文化的小说形式,或者试试写一种更有日记感、极之琐碎的小说写法,这刚好是我数年前所抗拒的,但说不定那其实也适合自己,说到底当初为何那么抗拒某种类型的文艺风格,其实是件奇怪的事。

王小波小说中提到的《O娘》那本书,我找来看了大为着迷。但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像王小波或冯内果那样讥讽凌厉地写作。住在曾焰家时,锦树为编《媲美发情的猫》,曾来信邀稿,我想起旧同事说过吉隆坡半山芭小人物的故事,竟写成一篇极之乏味的小说,他没采用,后来收录的照旧是他钟意的那篇。

我去台北时,还以为很容易可以交到朋友。我不是在图书馆呆整天,就是窝在房里上网。我从来没有花那么多时间上网。当时很多人喜欢玩BBS,我只是用它来找房子。我很渴望身体当下与人面对面的接触,且很怀念一种可以在交谈中敞怀的甜蜜,哪怕谈的是不甚重要的芝麻绿豆。

我跟大部份同学都无话可说。日子久了索性就不开口。房慧真是在高莉芬的课堂上认识的,只在课堂上或走路下山时说过几句话。

刘淑贞是我在第二年快结束时,才忽然发现到她的惊世才华。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开部落客,她来到叩门。她的文字使我读了大为倾倒。看到她的作品,我当然赞不绝口,但自己也得写篇东西来回应。我觉得她的文字很难应付,非常耗神。两个月下来,论文一字不写,烂文字倒写了一堆,奖学金在第三年就会结束,我变得很焦虑,有一天就决定把帐号关掉。刘是我硕班的同学,偶尔会在路上遇到。我们可以偶尔谈点漫画、电影或其他有趣的事物,但我不会问她任何更私人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总有一道可以凭直觉感到的界限。当时一些很细微的反应使我知道,这条界限是不可能越过去的,我自己也不想尝试。

有一次她谈到茱莉叶克里丝蒂娃和罗兰巴特时,好像那是极美妙的事物。我转去看拉康,竟迷了数年。

我跟刘淑贞久久偶尔会通一两封短信。她在信中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看来她喜欢书写胜于跟人讲话。不过我却总是想要跟人碰面交谈,因为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就会不论见面或写信都自然一致地流露感情。

如果是性情相投的朋友,我就会很享受与之聊天,常觉得人与人之间若能倾心交谈,哪怕消磨整夜时光,也不嫌浪费。我有时想要找人,却又担心别人认为我打扰,到最后谁也没找。我也眷恋那些四散各处的老朋友,如果他们写信给我,我就会很雀跃。但我经常感到,自己虽然记得所有过去相处的点滴,别人却不记得了。

班上有个匈牙利的外籍同学,有一回那同学在班上霸占位置留给好几个人,我那天明明早到却没位子,还得去隔壁教室搬椅子,非常光火,又不是小学生还霸什么位子?便叫这位匈牙利人把椅子让出来。她竟然事后还跟同学说,由于我发脾气所以才占不到位置。我觉得她这个人真是很讨厌。那个学期陈芳明的课本来就是旁听,这件事发生以后索性就不再去了。
那两年上完课以后,我几乎没再与同学们联络。

入夏,台北的空气热浊。有一晚从公馆看电影回来,我先生忽然发起高烧。我们半夜走到路口的诊疗所去。他们给了他一些消炎药片,但不见效。他整晚痛苦辗侧难眠。我们又到万芳医院去做了扫描,诊断是肺炎。一个月后才慢慢地好了。

我们两人后期住在吉隆坡时,也经常感到寂寞。我去台北时就已经带着旧日的包袱。十多年来,城市往郊区扩展,有的人转职、搬家、陆续出国。有些人数年后回来了,而有些人从此落脚他方。在那座城市里,除非你是个忙着召集人的社会运动者,恐怕都是寂寞的。我不想为解决寂寞而去埋堆凑合,那语言一体化之后就会像章鱼一样盘踞脑子里。

友人周泽南在淡大念硕士,但在我抵达的第二年他就回去了。在台北我很少找他,我希望自己不要那么依赖老朋友,就可以交到新朋友。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去淡水看他,看见他和一些台湾朋友同租一间房子,觉得好羡慕,他跟他们几乎没有隔阂,似乎很受欢迎。我填过一份有关外籍生适应的调查问卷,问题处处指向个人的社交能力,看了就觉得索然无味。
有时候,我在宿舍外面遇见一些印尼华裔女生,她们会说很好的中文,但交谈了几次,也没再继续谈下去。她们会感到我冷落她们吗?是否会感到我说起话来言不由衷?我们其实也不见得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马来话与印尼话,本来就可能因为看似相似而更多误解。此外,人的心里也许还有另一种国度,就算说着想像别人会感兴趣的事物,但别人一眼就会看穿你心不在焉。

在政大对面,有一条很多影印店的小巷子,那里有间漫画店,偶尔会有个同乡女生在那里工读,她常常坐在店里吃便当。我跟她聊过天,但忘了聊过什么,每次不外说些笑话,或浅浅地抱怨一下各种各样的小事。

比较会定期见面,平均一个学期约出来吃顿饭的,是当时来台大念书的翁菀君,以及在政大新闻所念硕士的陈锐滨。翁菀君很活泼,她喜欢到处去看戏剧和演唱会,也很热心找朋友,两年后她想念龚万辉就回去了。如果不是她,我大概根本不会见到施慧敏、黄玮霜和张惠思。某一年冬天,张惠思来考台大,翁邀了我们大家出来吃火锅。

2006年《南洋商报》的前同事黎家响找我写专栏。我给它取名【瓶中空气】。同一版面的张纬栩与陈志鸿的专栏读来行文熟练,我却写得有些紧张。他们的文章里总会有朋友在他们的生活中往来叩问。但在台北,我与人的互动不多。除了我先生,那几年里,他的手臂简直就是我唯一可以讲话的对象。其他都是陌生人,一大片都市里茫茫的声音。我几乎想在文章里捏塑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就给他/她取个什么名字吧……。住在一个地方,是否深刻的感觉与回忆总因人?梭罗的《湖滨散记》、安妮狄勒德的《溪畔天心》这些诗意且知性的散文,是在远离嚣喧的荒郊野地中写成。他们安于自然享受孤寂。我觉得完全一个人的孤独,也许比有人群围绕的孤独更让人好过。因为有人就必须说话,而一说话就会有种种热情的渴望涌来。住在城市当然也可能长时间见人恍若不见地过日子。论文写完后,我和过去的朋友几乎都不再有信件往来了。因为不想失望,干脆不再查电邮,反正不会有信。到年底时几乎错过独中和大学的教职应聘回覆。

佛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认为,现代小说的人物总是一直持续不断地敏感,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不就是如此的吗。我一直都在学习怎样跟这倒刺的外壳相处,在自己与他人的影子之间寻找平衡。

(南洋文艺,2013年10月15,22日)

心算师 

陈子谦【散文】

周天派,生于槟榔屿,旅居加勒比海……对不起,这堆资料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意。对我来说,他就是个经常在线且会写诗的网友吧,谁管他的手指在哪里诞生,在哪里敲响键盘?说起他,我只联想起一头漫画猪——谁叫他长期用麦兜当头像?天派说,他日出版诗集,得请麦兜题字。我实在无法想像日后跟他见面的情景:人猪殊途,怎么可能?

天派说得最兴奋的,恰恰是吃。他自豪地说,峇厘岛有全亚洲最好吃的烤猪排。(按他本来的语气,这里该换上连串感叹号)。我说你得先证明你很会吃才行啊,他就扔下一句:“连神都不敢怀疑我!”这种自信,就是天派的风格。初识之时,他会确凿地告诉我:这本诗集4颗星,那本诗集4星半(5颗星呢?那肯定是不能直视更不能妄谈的天国圣物)。后来他换上更精确的评分,比方说:某某的长诗比他的短诗高出30分。怎么不是29分也不是31分呢?我相信,天派是最会心算的诗人。

有了评分,自然也有排名。天派说:某某跟某某的诗可列入某地的头5名。我好奇地问:那其余3个是谁?他说,其实还没有想到——这看似精确的评分果然像文学而不像数学,会留白。有时候,他会突然反客为主:你的十大是谁?我不情愿地硬凑了10个名字给他,几个月后他再问一次:你的五大是谁?我终于明白,现在算是进入复审了。

有时候,我觉得天派比谁都要严格。当人人在面书上互相按赞,就像礼尚往来, 他却会制定限额。有一次他郑重地留言:“今天的赞就给你了。”当大家的“赞”不断贬值,他却摆明加价——是的,谁叫他做的是独市生意呢?但天派绝不是唯我独尊,他也深深明白先行者的可敬……不,是可怕:“孙维民跟木心,多少是我故意不想认真读,因为我知道读进去后,会被影响——人跟诗都会。我不甘现在就清心寡欲……”我终于明白了:诗人都是滥交的修行者。
天派也会给自己打分吗?肯定会。记得艾略特说过,中年是诗人的关口,天派却认为关口来得更早:30岁。很不幸,我认识他时自己已经超龄了——幸运的是,天派也一样。有时候L寄诗给他,天派没几句又扯到30岁的下坡论了(好绝望的世界!)。记得天派说过,他近年好像不太能写10行以上的诗了,就像肌肉萎缩。我却相信,他的小诗还窝藏著最强壮的灵魂。
近年天派爱写一行诗,想把宇宙捋成一条狡滑的蛇——谁敢说没可能呢?John Hollander的小诗“A One-Line Poem”,内文只有The universe(宇宙)两字;拆开来,就是“一行诗”的意思了。蛇年窜过了一半,天派还来得及闪进他自己的十大诗人榜吗?祝他好运。

(南洋文艺,22/10/13)

2013年10月5日星期六

读杜忠全的《老槟城的娱乐风华》

岛城故事多
李有成【文学观点】
杜忠全著
《老槟城的娱乐风华》

我算是杜忠全笔下的“岁月的过来人”,的确曾经见证过新世界游乐场“更加热闹与欢腾的另一个面向”。我对新世界的记忆多年来就一直停留在这个面向。



今年(2013年)农历春节,三弟几次开车载我重访槟城。其中有一次,我特地要他带我去看新世界游乐场。去之前我心里早有准备,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我记忆中的新世界一定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维持着旧日的风貌。

我在槟城度过少年时期,那是1960年代——1968年之后我就离开槟城了。在告别槟城之前我住在车水路(Burma Road),住处对面就是汕头巷(Swatow Lane),新世界游乐场的大门正好面向汕头巷。我记得很清楚,那时面对新世界大门的是一家印度人开的小餐厅,我和几位同住的朋友经常到这家小餐厅用餐。餐厅的老板是位中年人,他的印度咖哩鱼和洋葱辣椒煎蛋至今令我难忘。因为经常光顾的原故,我还跟他学了几句淡米尔语。

三弟让我在车水路下车。我在汕头巷前的红绿灯旁等候穿越马路,汕头巷巷口有一栋杂草蔓生的双层废弃洋楼,外型还在,只是整栋楼房明显地曾经经历大火,外表一片焦黄。1960年代越战烽火正炽的时候,这栋楼房叫快乐酒吧,是来槟城度假的年轻美军花天酒地的地方。不知道快乐酒吧何时变成了荒屋?

我沿着汕头巷走,来到新世界游乐场的大门。大门对面是有一家小餐厅,一位马来青年正在忙碌,不过这已不是我四十多年前经常光顾的小餐厅了。新世界除了大门旁围墙上留下“新世界”与 “New World Park”几个中、英大字外,游乐场过去的面貌与内容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就是杜忠全在他的新书《老槟城的娱乐风华》中所提到的“一堵被遗忘在街边小吃摊背后的围墙”。杜忠全这样描绘新世界曾经拥有的繁华过去:“老围墙把内里光景给遮掩了去,如果不是曾经从那里头走出来的,如果不曾听岁月的过来人细数过往年华的,也就只看到围墙外那运水贩浆的人影交错,而见不着它更加热闹与欢腾的另一个面向。”

我算是杜忠全笔下的“岁月的过来人”,的确曾经见证过新世界游乐场“更加热闹与欢腾的另一个面向”。我对新世界的记忆多年来就一直停留在这个面向。1960年代最初几年,我在钟灵中学念初中,住在百大年路(Patani Road)外祖父家。我有9位舅舅,其中一位就住在新世界游乐场附近。他在新世界外面经营脚踏车停车场,就像现在的汽车停车场那样。半个世纪之前,拥有汽车的人不多,公共娱乐场所真正需要的因此是脚踏车停车场而非汽车停车场。我这位舅舅曾经是位足球健将,一度在俱乐部踢球,印象中似乎还担任过槟城足球队的守门,也踢过以跨国华人球队为对象的和和杯。他何以后来会经营脚踏车停车场,我至今不甚了了。

我只记得,念初中那几年,每个月外祖母都会要我到新世界游乐场那儿向舅舅拿钱。我从百大年路所在的柑仔园(Dato Kramat Road),有时走路,有时骑脚踏车,一路穿过大街小巷来到新世界。每次舅舅都会或多或少给钱,同时也会给我几角马币零用。那是我有关新世界的最早的记忆。念高中的最后一、两年,我离开了外祖父家,搬到车水路的一栋四楼公寓,那已经是1965年左右的事。因地利之便,新世界变成了我的重要娱乐场所,而我的舅舅似乎也在那个时候离开了那一带。直到1968年前后我挥别槟城之前,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已在几年前过世了。他对我相当严厉,如果那些年他看到我不时在新世界闲逛,准要把我叫去训斥一顿。那些年我和朋友们逛新世界主要是看电影——看电影是那个年代最为普遍的大众娱乐。新世界场内共有两家电影院,一家叫环球,另一家叫丽都。我们比较常光顾环球。杜忠全在《老槟城的娱乐风华》中对这家电影院的描述颇为传神:“那是半开放式的木板建筑,墙板与屋檐之间大方地敞开来,就像大世界的中央戏院那般,因此,它只能在天黑之后才营业……这样的建筑体,让人们即使不掏钱买票,也尽可站在外头看完一部院线片。”
杜忠全所说的“墙板”,我记忆中却是水泥墙,我的记忆当然也未必可靠,只记得这堵墙大约有150公分高,我们经常就站在墙外,下巴顶着墙头,一站就是两个钟头,相当克难地观赏银幕上的演出。我离开槟城前一、两年,何乃健正在美以美男校的黄昏班读大学预科(Form Six),乃健骑脚踏车路过车水路,常会找我去新世界看电影。乃健知道善用时间,有时候为了配合上课,他会在看了第一场电影的上半部之后,匆匆赶去学校,上完课又回来看第二场的下半部。这样上、下半部加起来,就观赏了完整的一部电影。其实只须买票进入新世界,站在墙外看电影,可以省下电影院的戏票钱。到了第二场电影演到下半部,时间已经很晚,偶而甚至可以免费入场。这是我那些年留下的比较深刻的记忆。

除了新世界,杜忠全在《老槟城的娱乐风华》中着墨甚深的其他两个大众娱乐场所是新春满园与大世界游乐场。我依稀记得,新春满园是在头条路与二条路一带,距五盏灯(Magazine Circle)不远。杜忠全笔下曾经风情万种的新春满园我没经历过。这个游乐场风光一时的岁月当在1950年代,那是我的童年时代,虽然我童年时经常随母亲自吉打到槟城探望外祖父母,但是毕竟年龄太小,随大人到过的地方几乎完全毫无印象。我对新春满园的记忆始于1960年代初期我念初中的时候,而记忆最深的就是杜忠全书中提到的那些书店与租书店。我早年拥有一些鲁迅、曹禺、艾青、沈从文、臧克家、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大部分是在新春满园的书店购买的。我记得还在那儿买到《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普希金抒情诗集》——前者应该是郭沫若的译本,后者则要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其译者查良铮原来就是诗人穆旦。可惜离开槟城之后,这些书也都不知去向了。后来我搬到车水路,不知道何以很少再到新春满园的书店看书,也许文学品味或性情改变了,我的阅读渐渐转向英、美、港、台的文学作品。

大世界游乐场距我在车水路的住处其实不远,走路也许花不了半个小时,不过大世界并不是我经常游荡的地方。我对大世界较深的记忆是陈惠珍(Rose Chan)的脱衣舞表演与游乐设施之一的碰碰车。我从来没亲自玩过碰碰车,看别人家在场中碰来撞去也是一乐。至于是否看过陈惠珍的表演,我现在不仅毫无记忆,连陈惠珍的长相也完全没有印象。只是当时年少轻狂的我们,谁人不识Rose Chan?大世界留给我的另一个记忆竟是椰花酒的酒香味。我依稀记得,距游乐场不远的地方有印度人酿制与贩卖椰花酒。

如果说我对大世界游乐场已经记忆模糊,小我一个世代,在我离开槟城之后才出生的杜忠全对大世界的记忆也相当零碎与片段。他在《老槟城的娱乐风华》中这样重建他童年的大世界记忆:“港仔墘边上的大世界,后来我在搜寻自己脑海里仅得少许的老槟城残迹时,就只翻出这样的画面:那是让父亲牵着进去的,入目迎来的先是高高挺立的摩天轮和闹声喧哗的碰撞车游戏场,接着我们父子的身影停在中央戏院的外边,两双视线一起都往屋檐底下抬望了去,银幕上的戏正上演,但不消一会儿,我便不耐烦地把父亲往灯光亮着的方向拉了去,画面至此便淡出了。”杜忠全说他不清楚这些片断回忆究竟是某一次经验留下的画面,抑或是多次经验的蒙太奇剪接。其实这也正是我读《老槟城的娱乐风华》之余,循着杜忠全的叙述尝试重建半个世纪前我的槟城记忆时的主要疑惑。




我初读杜忠全有关旧日槟城的书写是在两、三年前,最先读到的是《老槟城路志铭》和《我的老槟城》,后来黄远雄把他珍藏的《老槟城·老生活》转赠给我,我才能够比较全貌地一窥杜忠全的老槟城叙事。台北以外,槟城是我住过最久的城市,是我少年记忆的主要内容。如今我已经微入老年,那些曾经鲜明如昨的少年记忆已经随着岁月的消逝而渐趋模糊,甚至留下一片空白。杜忠全的老槟城叙事对我相当重要,这些叙事不仅为我召唤已经消隐的过去,稍稍为我重新擦亮尘封数十年的岁月记忆,让我因此更了解槟城这座岛城的前生今世。
在《老槟城·老生活》这本杜忠全最早叙写旧时岛城的书中,他把自己的书写视为“回家的仪式”。参与这个仪式的还有一位长者谢清祥先生,杜忠全透过这位槟城老人的生活记忆,开始粘粘贴贴,把往昔槟城的部分面貌细加并凑。这个过程最后难免掺杂了个人的因素。他说:“从午后的谈话出发,再以文字来归结,那终究是老人家记忆深处的老年代生活,引发了我一窥究竟的好奇,这是至关紧要的主观因素——从谢先生的生活旧忆,我总无法阻止自己去联想或猜度父母亲生活的年代,或者更久远的祖父母曾祖父母的老年代……。”

谢先生长我5岁,就少年时代的老槟城记忆而言,我们应该算得上是同时代的人,因此拥有许多共同的记忆。杜忠全与谢先生最早的互动是从挖掘民间弹唱艺人陈同同的故事开始。《老槟城的娱乐风华》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以6个部分细说陈同同走唱艺术的坎坷命运。对我那个年代的槟城华人而言,陈同同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住百大年路外祖父家那几年,我曾见过陈同同数次,都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我在外祖父家门口看见他抱着月琴路过。他的长相我已经记忆模糊,印象中他个子不高,总是着短西裤居多。杜忠全对陈同同形象的描述正好为我找回久已失落的记忆。他指出,“街头走唱的陈同同,一般是身穿有领T恤,间或穿着白色的短袖衬衫,头戴一顶布帽,腰下一件短裤或长裤的,而脚底通常拖着一双日式拖鞋。他以这一身装扮走入人群中,并不显得特别醒目。特别的是他手上的那一面月琴,以及月琴杆上挂着的那一串签卦,这才是陈同同作为民间‘占签艺人’的形象标志。”

我不能算是陈同同迷,不过住外祖父家那几年,我也曾不时坐在外祖父的浮脚楼客厅,靠着窗户守着丽的呼声收听陈同同的弹唱艺术。丽的呼声属有线广播,50年前线路有限,其槟城台的广播范围因此局限于乔治市与其近郊地区。能够透过丽的呼声收听陈同同的说唱演出的毕竟有限,为了糊口,陈同同在丽的呼声演唱之余,仍必须仰赖其走唱生涯。

根据杜忠全的考证,半个世纪前陈同同在丽的呼声弹唱的节目叫“福建杂碎调”,“每周播出3个时段,每段节目一个小时。这一个时段内,据该节目制作人指出,该台是完整地播出陈同同的弹唱,节目中段不曾插播广告,因此是一个完整的节目时段。”这些细节我如今已经完全毫无印象,我应该不可能收听陈同同每一个时段的节目的。在说漳州话为主的槟城华人社会,陈同同的闽南语说唱不难引起共鸣。不过祖籍福建的外祖父是受殖民地教育的峇峇,一家人常用的语言是英语,丽的呼声大部分时间因此停留在英语台。我不确定除我之外,外祖父家中其他成员对陈同同是否也有兴趣,或者听得懂他的弹唱艺术;可以确定的是,陈同同的大名家中大概无人不晓。这是文化记忆最为微妙的地方。像我外祖父这样中文大字不识一个的华人,照样知道要尊敬孔子与孙中山。

我如今已经完全不记得陈同同弹唱艺术的内容,细想其主题应该不脱教忠教孝之类传统戏曲的重要关怀。陈同同除了在丽的呼声表演弹唱之外,后来也同时在马来西亚国营电台的槟城分台演出,节目叫“陈同同弹词”。杜忠全这样描述陈同同的表演:陈同同向来“不带任何脚本,只手抱一面月琴,就自信满满的步入录音室了。录音的过程非常顺利,只录一次就成,很少有出错的情况。”而在这些几乎不曾重覆的弹唱戏曲中,依杜忠全的了解,“有非常高的比例是哭哭啼啼的苦情戏”。在《我的老槟城》一书中,杜忠全撰有长文〈追寻一段月琴传奇〉,文中约略提到陈同同弹唱戏曲的主要题材:“在月琴那不间断的拨弦声中,他时而唱着传统的歌仔调,时而穿插说白。说说唱唱之间的,无非都是一些唐山老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传奇、宝莲灯的人神恋故事、王宝钏的苦守寒窑等等。除了手里的那一面月琴之外,这些故事的不同角色,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只由他一个人的声音来演绎”。不过,让陈同同的故事更增添传奇色彩的是,他原来是被华人家庭领养的印度人。难怪我少年时代印象中的陈同同皮肤较为黝黑,脸廓也与一般华人有异。




杜忠全的老槟城系列著作其实都是记忆的书。这些记忆一部分为作者本人所有,另一大部分则属于他人——尤其是比杜忠全年长者。有趣的是,这些个别的记忆最后似乎组构成集体记忆,是许多上一、两代槟城华人的共同记忆。记忆在当代理论与思想中是个非常复杂的课题,不待佛洛依德介入这个课题的讨论,圣奥古斯丁在其名著《忏悔录》(Confessions)中早就告诉我们:

记忆……就像一片广大的田野或者一座巨大的宫殿,一座储藏着无数各式各样由感官知觉传送而来的影像的仓库。这座仓库也贮藏着所有我们透过感官知觉而增减修饰的思想,同时也储备着任何我们付托保管的东西,直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被吞噬且被掩埋遗忘为止。
圣奥古斯丁的话说明了记忆与情感和情动(affect)之间的关系,当他以“增减修饰”之类的字眼描述思想与感官知觉之间的互动时,他其实也在暗示记忆是如何纷陈杂乱,甚至如何渺不可及。记忆无所不在,但记忆又多半零碎、隐匿,乃至于行踪成谜,重建记忆的过程因此繁复而曲折。这样的过程在在可见于杜忠全书写老槟城的计划。杜忠全也许不曾意识到,他的老槟城叙事虽然建基于他自己与其他个人的回忆,这些破碎、片断、凌乱的记忆最后竟不无吊诡地构成了他的版本的集体记忆。

这些集体记忆其实隐含记忆的政治(politics of memory)——我说“隐含”,因为杜忠全在他的书写中从未明说,其实那是属于政治潜意识。回忆,当然是在回忆的内容已经消失之后。这些内容以记忆的面貌存在,但记忆的面貌支离破碎有如上述,在重建记忆的过程中,要选择什么,要如何选择,甚至如何重建,又要重建些什么,在在涉及了复杂的记忆的政治。以杜忠全的老槟城书写计划而论,这个计划不仅在召唤老槟城人的集体记忆而已,其实也同时在有意无意间赋予老槟城特定的身分意义。

槟城是个后殖民城市殆无疑虑。1786年8月11日,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商人莱特(Francis Light)在现今关仔角的康华利斯堡(Fort Cornwallis)登陆,以向吉打苏丹租借为名,将华人所称的槟榔屿或马来人所说的Pulau Pinang改名为威尔斯亲王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从此槟城被纳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除太平洋战争期间短暂的3年8个月外,至1957年马来亚独立为止,槟城实质被英国殖民统治了近170年。因此槟城至今仍处处残留着有形的殖民遗迹,如维护完好的殖民建筑与供人凭吊的防御工事等。此外,槟城的许多地名和路名依然保留着印记鲜明的殖民色彩——槟城的首府现在仍延用旧称乔治市(George Town),当初显然是为了纪念英王乔治三世而命名的。

不过在杜忠全笔下,老槟城却另有一番景象。依我看来,他的老槟城更是一个充满了华人记忆的离散城市。别的不说,他在2009年出版的《老槟城路志铭》就清楚标志了他在殖民历史之外力图保存华人离散记忆的用心。我在短文〈观音亭〉中曾经提到,“槟城的华文地名绵远流长,自成系统,所据多为华人社群的历史经验,对官方说法多半不加理会”。林春美在《老槟城路志铭》的序言中把我的上述命题说得更为清楚:

在槟城历史的不论是殖民抑或后殖民阶段,乔治市许多官方命名抑或重新命名的街道,始终与槟城人民口头流传的路名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与歧异。较之多在纪念某人某事的官方路名,民间路名里收藏的却是市井的生活面貌。这些殖民岁月嬗变而逐渐风化、不曾铭记于任何一面路边小牌子上的市井生活,仿佛只是一段段仅能靠口耳相传的历史。而将口头路名所承载的“故”事书面化,在某个程度上保存槟城人民对于某个年代某种生活的集体记忆,是杜忠全的“路志铭”的最主要意义之一。

换句话说,杜忠全透过这些路名的考掘,希望在官方的街道命名系统之外,模塑另一套主要以华人的离散记忆为基础的命名系统,提供有别于官方说法的另类历史,而这样的另类历史,在时日推移之下,或者在新的国族论述刻意操弄之下,是有可能日渐模糊,最后甚至于消逝殆尽的。就凭着杜忠全所说的这份“老式的乔治市街道图”,他——还有许许多多散居于他乡异域的槟城游子——找到了另一条回家的路,也看到了路上另一番面貌不同的城市景色,摊在眼前的更是一则则的离散故事。以我离开槟城前所住的Burma Road而言,路名称缅甸(Burma,现在国名为Myanmar),极可能与英国对缅甸的殖民统治有关,不过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却把这条路称作车水路,原来这里早年曾经被称为牛车水,这个地名显然出于19世纪与20世纪初华人的生活记忆。那时代的华人,依杜忠全的说法,“不管是闽南籍还是广府籍,确实都把那里唤作‘牛车水’”。当然牛车水日后又被简化为车水路。这是旧日的殖民历史与华人的离散记忆相互颉颃或各行其是的一个例证。

杜忠全的新著《老槟城的娱乐风华》无疑也是属于类似的计划。这本书第一辑所叙弹唱艺人陈同同的故事固然纯属华人的文化记忆;第二辑记述的“市井休闲与娱乐”,也完全与华人社群的生活记忆密切相关;第三辑谈老槟城的大型游乐场,新春满园不论舞台表演、美食天堂、游乐场,或书店与租书店,都是为了满足华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即使大世界与新世界游乐场,据杜忠全的叙述与我少年时代的记忆,其服务对象也以华人为主。因此整体而言,《老槟城的娱乐风华》所刻意召唤的,显然是槟城华人的集体记忆,其所重建的则是有别于官方叙事的华人的日常生活史。这个计划意外地松动了官方叙事的霸权地位,找回官方叙事在有意无意间忽略或抹除的过去。

我在上文中以较多的篇幅讨论了《老槟城的娱乐风华》的第一与第三辑,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约略谈谈本书的第二辑,并借此对文化记忆的议题稍作申述。本书第二辑比较零碎地回顾畴昔槟城华人日常的休闲与娱乐活动,其内容包括生活公市里的粤曲演唱、日本横街的走唱人与街上的风尘往事、唐山大戏的沧桑岁月、岁末年俗在实践上的变化、东方花园的休闲设施、英资百货所提供的逛街乐趣等不一而足,内容看似琐碎而欠缺系统,实则也相当全面地触及昔日华人普遍的日常生活与娱乐需求。而在这一辑中,写的较为深刻且牵涉较广的当属唐山大戏一节。

所谓唐山大戏,实际上主要指的是闽南戏曲。根据杜忠全的叙述,槟城闽南社会的戏曲活动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即已存在。1930年代初,厦门的鹭江剧团曾经到槟城演出,当时大家就把剧团演唱的曲调称为“鹭江调”。不过在往后数十年间,对槟城闽南戏曲带来真正影响的却是日军南侵前夕来自日据台湾的两个戏班,即丹凤社与凤凰社。由于大受欢迎,其他台湾戏班也跟进南来,这些戏班演出的都是源于闽南一带的戏曲,在台湾被称为歌仔戏。因此也叫台湾戏。后来新加坡与槟城两地的艺人合组本土闽南剧团,既不能称唐山大戏,也不宜叫台湾戏,结果大家就称之为福建班。这也正是我少年时代所熟悉的叫法。我要到台湾求学以后,才知道台湾的歌仔戏原来就是自己以前所熟知的福建班。在我小时候,母亲偶而会带我去探望另一位舅舅,我依稀记得,舅舅一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里面就有福建班和布袋戏班。布袋戏的正式称呼为掌中班,我们小孩子却以福建话(闽南语)把布袋戏戏称为“摸尻穿”,即摸屁股之意。

杜忠全提到1960年代前后槟城福建班的著名艺人月里桂:“月里桂原是台湾凤凰班的艺人,战前随团来槟,当时的艺名是月中桂,后来长期滞留槟城,自己组了戏班之后,便改了月里桂的艺名。说老槟城的闽南传统戏曲,战后五、六十年代的那段记忆,肯定是少不了月里桂的。”可以想见,出身凤凰班的月里桂所承传的是台湾歌仔戏的传统唱法。台湾歌仔戏在槟城华人社群所造成的另一次高潮却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拜电视与录影带所赐,歌仔戏红星杨丽花、叶青及唐美云等先后率团到槟城的大会堂演出。到了1990年代,来自福建漳州、厦门一带的芗剧,渐渐与歌仔戏结合,为槟城华人带来另一番新的体验。

显然,超过半个世纪以来,闽南戏曲在槟城华人社会的递嬗与流变,其实与整个外在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变迁是密不可分的。以槟城华人对闽南戏曲的领受而言,不论是鹭江调、歌仔戏、福建班或芗剧,甚至陈同同个人的弹唱艺曲,也不论是从福建或从台湾播迁槟城,其中所牵扯的是闽南社群藕断丝连,却又生生不息的文化记忆。这些文化记忆超越政治时空,把不同世代与不同地区的闽南人联系在一起,而离散所累积的象征性资本,也对闽南戏曲的传承与流变,为我们提供了更宽广的新的视角,带给我们全然不同的认知与体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杜忠全的《老槟城的娱乐风华》显然非仅关乎旧日槟城的吃、喝、玩、乐而已,跟他的其他书写老槟城的计划一样,这本书伤悼一个时代的过去,而在伤悼,在拼贴槟城华人的集体记忆之余,他在书中所部署的记忆的政治一方面为老槟城寻找另一种与华人离散经验有关的历史身分,另一方面也间接挑战了过去二、三十年来新的国族论述意图泯除华人历史记忆所设定的政治议程。

不过对我个人而言,《老槟城的娱乐风华》这本书就仿如杜忠全在〈潜回乔治市老屋〉(见《我的老槟城》)一文中所描述的螺旋木梯,引领我回去寻觅那“被遗弃在荒芜里”的“一幕幕堪可回味的青春记忆”。再回头凝眸,灯光,莫非真的“只在青春的那一头亮着”?

(南洋文艺,2013年9月17、24,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