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4日星期五

解读温祥英<蜘蛛人>

菊凡【文学观点】



温祥英写作一向都着重自由发挥,读者必须按图索骥,花费心机,用尽联想,才能走入小说的重心。否则,就会觉得莫名其妙,不知作者要表现什么。

温祥英发表在《南洋文艺》的<蜘蛛人>就是一篇需要花读者一些时间才读得懂的小说。

其实读老温这篇小说——<蜘蛛人>,你必须要有基本的西方国家生活背景及各种地方环境的认识,然后要用你敏感的联想力、就比较容易了解作者要表达的内容或主题了。

小说内容是说一对移居英国的父母带着他们在英国土生土长的儿女回来槟城探望公公婆婆,晚上他们出来热闹的夜市蹓跶,这种热闹得如嘉年华会的夜市,在英国是看不到的。夜市里头除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外,还可看到卖各式各样男女的衣着,家庭日用品等等,令小孩眼花缭乱,所以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的孩子看来是很新鲜的;更令小孩惊异的是那被形容为“蜘蛛人”的残障者,在马路中间爬行着向人群讨钱。从英国来的小孩眼里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事。他们和本地人的见怪不怪绝然不同,小孩流露了人类原有的天性,对<蜘蛛人>产生了同情心而向父亲要钱作为施舍,并好奇地问父亲:

“他们从什么地方来,回去什么地方?谁带他们来,由谁带他们回去?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上帝为什么惩罚他呢?……”妹俩为这问题引起争吵,父亲就找个理由说:“上帝为了让你救济他。”

其实我们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重点不是在蜘蛛人,而是要令我们联想到在西方国家,不可能会看到身体残缺的人在人群中讨乞,因为国家有义务收留并照顾残障人士,从而反映我国对人权做得不够好;对残障人士没有给予尊重和照顾。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人呢?公公婆婆就乘机把人云亦云的捉小孩去断肢然后就叫被断肢的小孩回到人群中博同情向人们讨钱的故事(当时民间的确传说有黑帮专绑票小孩弄成残缺后,送到各地去为集团讨乞的新闻),用来警惕小孩要小心。这是我们平常用来教导(恐吓)教育方式,但对从英国来的小孩却是不管用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事故发生过,所以小孩听了老人言便要作呕,根本就不相信,对他们来说完全起不了唬吓的作用。作者的意思也许认为我们的教育向来都是以恐吓的方式处理,所以只会制造恐惧感,没有再陪孩子们的爱心。其实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应该让小孩亲身去体验,去看,去摸,去听,去嗅,甚至去尝,去试。或者这才是作者认为真正的教育。

接下来在这里出生长大的父母看到酸酸辣辣的小食,心中就会像被搅动的捞杂(Rojak) , 回味起过去许多舍不弃割不开的事事物物,见了不吃就不甘心似地,(所谓情意结吧?)而小孩却只对可口可乐,雪糕(西方食品)和宠物(金鱼,天竺鼠)有兴趣。东西方观念不同,所以对吃喝甚至对小动物的宠爱也不尽相同。

在后一个阶段另个蜘蛛人的出现,已不再吸引他们的好奇心,但孩子的父亲还是找借口让孩子离开。后来孩子不在意地离开大人,独自去逛去看各种喜爱的宠物,听陌生的马来话语,作者好像有意要制造“这不知世风险恶的小孩”会随时面对被拐骗而失踪的危险,让读者为他捏把汗。但是作者却认为这种担心是无谓的,因为小说的结束是:“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南洋文艺 2012/11)

鸭嘴兽的呢喃

评龚万辉小说集《卵生年代》

龚万辉《卵生年代》大马有人出版
 黄锦树【文学观点】


在写作人不多、但文学之火不熄的马华文坛,一九七六年出生的龚万辉,无疑是四十岁以下的写作者中最受期待的之一。虽然他的作品并不多(马华本土迄今也没有多产的传统),在他最初的两本书(一本小说一本散文)似乎也带著相当明显的骆以军的风格痕迹——虽则相较于骆的华丽淫猥,万辉的文风显得浅白甜腻得多;没有那么重的著色,没有那私人马戏团式的家庭剧场,也没有那么狂野的想像。但在时空的处理、母题、隐喻的偏好等方面,还是斑斑可考的。也即是说,在写作之路上,(纵使是局部的)骆腔已然成了万辉明显的负担,昔日启发他写作灵感的导师已是他必须克服的对象了。他应该有能力走出来的,这新集子里的部份作品即是见证。


这小说集共分三辑,各三篇,长短不一。写作与发表都在近几年内(有六篇是这两年内的)大部份主人公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尤其是前面两辑的作品。九篇中有两篇我在前年参与海鸥文学獎评选时就读到了,很奇怪的有日本都市青春小说的感觉(尤其是那篇原题〈镜子〉的〈折光〉),情感与欲望的纠结,触须般的文字感受——连主人公的名字都像。

但最令人好奇的还是书名,虽然集子里有篇小说题为〈卵生〉,还是令人费解。作者的〈后记〉并没有清楚的解释。我用时下流行的通讯方式问了,他的答覆(经当事人同意不嫌冗长)征引在这里,以被转述的形式帮他自己说明:

生物学上有个理论,演化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当鱼演化成爬虫,当身上的某些器官退化消失,那就是一条不能退后的路。鲸永远不会再长出鳃,人类不会再长出尾巴。我觉得有趣的是,生物演化的过程也是一种时间的隐喻,没有退后的余地,充满错失的不归之路。

如果把人类的演化过程浓缩成人的一生的话,十几岁的青春期大概就是卵生动物的阶段吧,姑且称为“卵生年代”。卵生动物匍伏在地,拥有光亮美丽的鳞甲,然后进入残酷的物竞天择,它会慢慢进化成卵胎生,温血,最后进化成胎生动物,演化的顶端,人类。

我想,在这段不断尝试、不断错失,以及开始意识到性,又惊恐成长的阶段,是极其迷人又迷惘的。我的这辑小说多写少年,其实也是一种回望,或者是对无可回避的“最终还是要演化成人”的现实的一种抵抗。

因为写的是成长,时间已逝的过往,所以把这本小书题为“卵生年代”。(11/11/2012脸书通话纪录)



依这样的说法,这本小说应是部成长小说,告别未成年,但又对它恋恋不已。但这说法和小说的〈后记〉是有冲突的。

严格的说,“卵生年代”的说法只适于小说前二辑的六篇,也即是袁哲生〈寂寞的游戏〉、骆以军《遣悲怀》第二书里改写过的“秘密洞”游戏的那种童年、少年叙事,自在的探索未明的世界,一直到性的边界、这样那样的伤害。而〈后记〉发出的强烈的伤悼之音是典型的哀乐中年的感慨——老去的父母的亡故——终究会遇到的,当你活过了一个年龄,除非你选择提前结束此生(如袁哲生等)。一如多年来受邱妙津之死困扰的赖香吟最近在《其后》里清楚表明的。不论是朱天心的《漫游者》,还是骆以军的《远方》,都是闯进生命里的故事。虽然集子里只有一篇〈远方的巨塔〉(这本书三篇最好的作品之一),但悼逝的强音盖过了相较之下比较文学化的“卵生”论。或许因为这样,它压抑掉我前面那段引文,那段自白。

相较于〈远方的巨塔〉,〈后记〉是双倍的哀悼:小说里还活著的那个父亲,在〈后记〉里也猝然死去了。第三辑除了第二篇以外劳为主人公的〈一趟旅程〉(她十九岁),另两篇的主人公,一篇年近而立,一篇则颇有疑问。〈后记〉中的“这几年”更有力的把时间从前引文中仿佛带壳的“卵生”拉到当下:无可挽回的胎生、灵长类,故事本身强烈的呼应著〈远方的巨塔〉,赋予它一个自传背景,敲响了“事实的金石声”(张爱玲语)。庶几让骆以军的读者不致误以为这又是对《遣悲怀》开篇、结尾著名的〈运尸人〉——一个儿子坐捷运送母亲的遗体到台北城另一端的医院器捐(那来自一则真实的新闻报道)——的拟作。出生于半岛南方小镇的人,在大马政府那种国家再有钱也不投资医疗的奇怪政策下,大病只好往首都吉隆坡送(或其他乡镇贵族等级收费的私人医院),没医活运尸返乡对一般人来说又是一大笔负担。我自己最近也听说了一个几乎相同的运尸返乡的真实故事(甚至比龚的小说还真实,因为〈后记〉告诉我们,真实情况与小说有异)。虽然作者无意经营成问题小说,但故事本身就已是个准问题小说了。

然而这篇小说在策略上有一处颇令人困惑:为什么把叙事者的年龄设定在十五岁(“十五岁了,即使不说,他也知道很多了”)?这样的设定或许有利于安放性启蒙(把玩旅馆里取得的保险套、对“观光”的期待,作为转喻,那占了不少篇幅),与及省略大量繁琐的与医院交涉的细节,可是那主人公对母亲的亡逝也未免冷漠得太不近人情了。那少年对母亲没有回忆。这在技术上可能是个问题。我们不知道他母亲死时几岁。因为小说没有提供特定的细节,我们只能依一般状况去推算。一般来说,十五岁的孩子的母亲,年龄并不会太大(除非是老年得子,但那需要提供特定细节)也不会太年轻(除非未成年就生孩子,那也要细节说明或暗示),三十五到五十五之间是合理的推估。换言之,应该是个相当年轻的母亲。如果是那样,小说中的父子的反应就更显得更不近人情了。如果年纪大,久病,死亡是一种解脱,平静是可以理解的。倘若中年崩逝,除非关系恶劣,是很难不发出“天问”的。

也许是个外加的视点让小说世界整体变得淡漠。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参照〈后记〉(别忘了那也是叙事),可以看到本事(fabula)和情节(plot)之间的距离。小说主人公的年岁大概是作者的一半,逝者的真实年龄应该都过六十了(除非他是长子),作者本人看待至亲之死会比少年平静得多。而那少年,像是个从小就离家的孩子。作者在调整孩子的年龄时,是不是忘了也要调校那对父母的年龄,以致让他们看起来不致过于苍老?处在这本事与情节之间的时差,或许也正是作者念兹在兹的卵生与胎生的差别。但由于丧亲是作者强加给那少年的,难怪他无动于衷。卵生年代大抵是幸福时光,时有发现的期待与兴奋。纵使那过程中有微小的伤害。


标志著作品走向成年的第三辑的故事,无一例外的传达出身在首都吉隆坡强烈的异乡之感。

该辑另一篇佳作〈无限寂静的时光〉,都市下层中产阶级的男主人公,生活原本该朝向拥有妻子、孩子、房子的幸福的方向。但叙事却在途中逆转:无缘的孩子、沈睡的妻子、崩毁的房子,甚至整座城市也好似被蛀空了似的。虚无与幻灭,不确定感,就如同〈一趟旅程〉中言语不通、与老到不知身在何处的被照顾对象相依为命的中南半岛外劳,一个小差错让她迷失在这格格不入的异乡。这些题材都是这十多年大马经济成长后带来的一些新的现实:中产阶级崛起,国家大量引进外劳外佣,最粗重最辛苦的工作几乎全由外劳代劳,“麻烦”的老人交给外佣——这和二十多年来的台湾几乎一样。尽管作者说他只对日常细节有兴趣,然而当生活的结构已发生了钜变,个体无法再沈缅于个人的内在世界(包括那年少时光),纵使不甘愿,那现实还是强悍的闯进叙事里了。

这很可能是大马本土作者能大大发挥的领域,尤其在吉隆坡,大马的历史往往就在大街上日常的上演。游行抗争、通膨、交通打结、环境污染、城市犯罪……。

此刻的寂寞不再是游戏,而是实存本身,那往往是“无限寂静的时光”。

作者没直白的告诉我们的是,“卵生年代”是属于遥远的南方故乡的。然而那故乡,早已是他乡了。题目执著于卵生论,或许是种鸭嘴兽似的自伤。它们原即是地球上最孤独的物种。《维基百科》:“连同其他四种针鼹,呢种系第五种单孔目哺乳动物——唯一生蛋慨哺乳动物,并唔系经分娩而系以生蛋慨方式生下一代。由发现相关物种慨化石纪录知道,佢系呢个属(Ornithorhynchus)唯一慨活代表。”

2012/11/18埔里

(南洋文艺 2012-12-11)


2012年11月27日星期二

【文艺专栏:路上谈诗】

 木焱VS邢诒旺

自由随兴


邢诒旺

旺:纵观你两本短诗集,可以发现几大类的书写对象:都市意象、自然/象征意象、爱和欲望、诗人自道、诗人论诗等。你的短诗能量似乎是自由随兴的散发采撷,但随着数量和岁月的累积,有想过为它们整理出体系和脉络吗?会否想让你往后的短诗呈现一个怎样的样貌,或功用?


焱:我想你说的两本短诗集是指《毛毛之书》和《带着里尔克的肖像流浪》。前者写于1998年夏,后者写于2001年夏,间隔的3年里,不管在生活、创作、心理和生理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变化。

我不敢说精神上有所提升,但是我一直在追寻,从大学时代的里尔克到毕业以后的保罗·策兰,两位诗人都是以德语写作,继承了欧洲文艺的底蕴与精神,能从他们的文字感受到欧洲大陆的广袤和渊远的历史,并对应精神肉体上的荒凉而形成强烈对比。

也许在这种阅读经验下,我的生活衍生出你所读到/看到的“都市意象、自然/象征意象、爱和欲望”,尤其是爱和欲望,不管是由内而外或由外向内,都得直接面对。

至于这些大量的短诗要怎么整理出体系和脉络,或呈现一个怎样的样貌,就交给时间去造化吧。正如你对我的短诗创作的解读:自由随兴,我对诗集的整理,尤其是短诗集,也是自由随兴的。


木焱

焱:你的短诗创作,从第一本《盐》到第二本《螺旋终站》(在之前出版过《锈铁时代》《恋歌》),前者收入1998到2010年的短诗与俳句,后者收入1998到2012的短诗,从时间轴来看,大部分创作时间是重迭的,请问你是依循什么“体系和脉络”去分作以上两本诗集。

《螺旋终站》写的是诗人的私人空间,如何与现实的人事物展开拉锯战,那段待业家中专事写作的日子想必带给你一些体会,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我对顺遂的创作者通常不感兴趣,他们的文字总是缺乏某种力度,相反的,那些一路跌倒擦撞的诗人,不论其创作和人生,都值得尊敬及欣赏。


旺:目前我已出版的诗集还包括你未提及的《家书》(2008,有人)和《法利赛恋曲》(2012,酿),六本诗集的创作时间都是重迭的,其实应该视为一个整体。关于《盐》和《螺旋终站》的体系和脉络,从书名就看得出。《盐》是呈现诗的稳定,一页一首,考验每一首小诗的完成度,收录的诗以清晰简约为基准,如盐的结晶。

《螺旋终站》则呈现诗的流动,不设题目不加序号不拟目录也不按时序,约250首小诗联贯排列,相互呼应,读者可以从任何一首读起,近乎无始无终,鲸向海甚至指出这些小诗的流动形成了一首长诗。可以说,《螺旋终站》是我在信任这些小诗的完成度之后,更放胆地让它们构成随机、有机的组合。

至于我“现实拉锯”,也没有什么伟论,与其说待业在家,不如说辞职写诗比较“壮烈”吧。钱不够用了,就要找工作。

(1,待续)  


诗论诗  

焱:关于“诗人自道、诗人论诗”是我在美学和精神层面的探寻,这是诗人一生中不能逃避的课题。我也想听听你在这层面的想法。诗在你生活里的什么位置?我想直接问你是一位向上提升,向内挖掘的诗人吗?



旺:《螺旋终站》除了写私人空间和现实拉锯,相信你也读到里面有大量的“诗论诗”(Ars poetica),我同意你说这是诗人不能逃避的课题。诗是音乐,诗是呼吸,诗是美……。诗作为生活,有高贵的尊严,有卑微的缺憾。我是不是向“上”提升?电影《Shine》里面的钢琴师David Helfgott有一句话说得真凄美:I never grow up, I grow down。唯有发现自己的卑微,才有可能谈论提升。你所喜欢的短诗创作者有哪些?可以谈谈原因吗?



焱:古今中外的短诗有几千几万,创作者亦如是。从我开始接触现代诗,阅读的是敻虹、林泠、余光中、罗智成、顾城、舒婷,后来读诗经、唐诗宋词。我从来不会去背诵这些诗词,我享受当下的阅读与意境,这成为我短诗创作的养分。后来阅读各家诗集时,我下意识地挑选集内的短诗来阅读,我觉得花两倍的时间去解读一首短诗,比花两倍时间去读完一首长诗,更让人沉浸于阅读之乐趣。我也这样对待自己的短诗,再三玩味,直到这首诗的意义在我脑海中无限扩张。

如果要我推荐短诗集,我会推荐Emily Dickinson和罗青编选的《小诗三百首》。

(2,待续)  


摆脱导师影响 

 焱:我知道你喜欢诗人陈黎,甚至以老师称呼,他的短诗创作甚丰,我在1998年参加文艺营时,他就带着自己的短诗全集到场贩售,一大本他自称为“掷地有声书”(罗智成的诗集叫《掷地无声书》),把厚厚的诗集往地上摔去,一本台币100元(约RM10),售完为止。你是如何和他结缘的,你又从他那里学习到什么?



旺:我曾在2003年前往花莲拜访陈黎老师,他的诗集《岛屿边缘》是台湾诗歌的里程碑,展现了对土地和生命的尊重热爱,在形式的开拓、题材的选择、语言的实验等方面都给我很大启发。我足足花上数年去摆脱风格的影响,称他老师,并不为过啊。对你而言,短诗会有哪一些基本的美学标准吗?



焱:有许多人总会拿一些诗论去套在诗作上,强加解说,却说得枯燥乏味。或者拿来解说一首坏诗,把他说成好的、香的。我也读诗论,而且读得很多,但是我不会用在文本诠释上面,我诠释作品完全是个人喜好,客观一点的说,是根基在自己的美学修养上面。有些作家有说故事的本事,但没有美学修养,故事没有内涵,大家听一听觉得精采,拍拍手后没有任何省思。

我没有受过美学教育,但不影响我对美的感受,美感其实是很直接的东西,它就在你我的四周,等着我们去发觉去感受。重点是“感受”,对,如果你“感受”到了美,相对的,你写出来的东西也会让读者感受到。

当然,对于美学或艺术教育者,美感是有标准的,可以教的。对于一个创作者,一个诗人来说,美感就是天、地、大海、呼吸,美感无所不在,端看你要不要,想不想,会不会去撷取。

你怎么会选择现代诗做你主要或者唯一的创作型式?



旺:因为我没有选择,我是诗人啊(笑)。当然我也写过小说散文,大概就像网球手偶尔去踢足球那样吧。



焱:《盐》里头几乎每首诗都有诗题或日期即为题目,你在写作这些作品时,是先有题目还是先有内容?你有尝试别于前人的创作形式在你的短诗创作里吗?还是随性所致?

我的短诗集全部是无题诗,我经营这些个别独立的意象/意境,某一些勉强能串成组诗。一枚灵感,根本来不及定型,只留下足迹,而我刚好抓住它的尾巴,把它按在纸上。



旺:有些诗和题目紧扣为一体,抽掉就不完整。有些诗是为了方便整理而放题目,这时候就可以考虑题目的取和舍。有时候你想到眼睛而写出有关眼睛的诗,这是先有题目后有诗;有时候你写出了诗句才发现你是在写眼睛,这是先有诗后有题目——两者都很好玩吧。老实说,在《盐》和《螺旋终站》成型之前,我也没有概念说要区分突显诗的稳定和流动。诗集会这样形成,仿佛是按照这些诗本身的形态,不是我能完全掌控的,虽然它们都是从我的口中、笔下和键盘上,一字一句地生成。目前你两本短诗集的风格都平易近人,会考虑写晦涩的诗吗?

(3,待续)  

晦涩的定义  

焱:《毛毛之书》是《宝宝之书》的延续,我从台湾诗人罗智成那里“偷”来了他的绵绵情意,我想代替他继续传播那种青涩带点苦闷的美。于是这本短诗集就在这样的情状下形成了,读者可以说我是抄袭或仿冒,但是《毛毛之书》代表了我人生中的那段青涩苦闷时期,我要感谢罗智成。

《带着里尔克的肖像流浪》是一本自动写作(注)的作品,是很个人的,反映一段放荡不羁的岁月。对读者来说会比《毛毛之书》难懂,他们或许会说“晦涩”,所以“是不是晦涩的诗”该由读者来回答。举个例子,我大学时代阅读北岛的诗作如<零度以下的风景>、<开锁>,因为不了解诗人创作背后的时空背景,常有误读以致觉得晦涩的感觉,然而一旦与六四、与他流亡的经历连接起来,一切明晰了然,而且每一句都是刺入心扉的钉子,显现力度,怎么读都不“晦涩”。

我已经写过晦涩的诗,但是我尽量把它修改成让更多人能够理解的样子。如果能直接说明的东西,何必绕个几圈去装作难懂或者晦涩。如果连作者都不太清楚的东西,硬写出来,那又是另一种层次的“晦涩”(笑)。

我想我们对于“晦涩”可能有不同的定义,你又如何看待呢?



旺:我同意你的说法,有时候诗的“晦涩”来自它的感受和思想的深。有时候却是作者本身表达能力不足而造成词不达意,让人读不懂。你目前的创作状况如何?有没有什么想达致的目标?



焱:我最近才要开始整理十年前的情书文集、诗歌札记,计划明年出版。今年底会在台湾再版《毛毛之书》和出版第三本短诗集《候鸟微积分》。我在2004到2006年的返马教师生活完成了这部短诗集《候鸟微积分》,若从我的创作路程来看,这部诗集可作“离散双乡”之类别,因为书写的范畴包含了台北、新山、台北人、马来人,更广义的来说,是台湾和马来西亚两地的书写,对两地文化与生活的体会。但是,我不想以此来定义我的第三本短诗集,它们是随着时间而发展成型的,并不必刻意加注定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栏在同时进行着,不过因为工作耗费许多精力,必须先暂停。大马社会养不起一个作家,何况是诗人,每个人都面对同样的生活课题——吃饭的问题。我父亲曾经说过:写作能当饭吃吗?但是,在他临终前一个月,他还向前来探访的亲友送上我的诗集,并引以为荣。

怎么说呢?创作终究是个人的修炼,冷暖自知。我的生活反映在我的创作,就是这么简单,直接。我是一个在路上的诗人(冯垂华语),边走边写,没有包袱,没有终点。

注:为了排除规则、惯例等干扰,把纯粹的精神活动忠实的记录下来,布勒东(Andre Breton)等提出“自动写作法”(Automatic writing),并进行了多方实验。他把一些朋友集合起来,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写下自己的真实思想,然后拼成一篇文章。结果自然是会有偶尔出现的奇妙比喻以及大量的不通文句。这种写法强调创作的自发性、偶然性,反对事后修改删除。尽管这种写作方法很快就销声匿迹,但它对超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还是起了重大作用。

(4,续完)   (南洋文艺,2012年10月-11月)

2012年11月24日星期六

谈艾文诗集《十八层》

和庞然的时间对坐∕对话
——谈艾文诗集《十八层》
张光达【文学观点】

艾文诗集《十八层》有人出版

艾文的新诗集《十八层》,收录了诗人从2008年以后发表的作品,大部分为组诗或短诗,算是诗人新世纪过后复出诗坛的一个收获。


上个世纪80年代过后,艾文在诗坛沉寂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整个90年代都不见其诗作,至到2008年,才有诗作陆续发表在报纸的文艺副刊。熟悉马华文学的读者都还记得,艾文刚开始写诗的年代,也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正是马华现代主义崛起文坛的年代,他在这波现代主义风潮中,曾经以强烈象征意味的现代主义语言风格,个人化的隐晦意象实验形式,在文字意境与语言结构上每每引人注目,一册《艾文诗》遂奠定了他在马华现代诗史上的重要地位。艾文这部于1973年出版的诗集,可谓是集结了70年代初马华现代主义语言的集大成之作,诗里行间的象征主义色彩与超现实语言味道,放在今天来看,还是依然不减其浓烈鲜明的前卫色彩。


80年代艾文的诗语言有一个转折,从专注耽溺语言的实验创意及现代主义的内在心理探索,转向关注人间社会现象的辩证思考,笔触写实简约,字里行间往往带有一股反讽批判意味,形于文字是现代语言与现实触角的牵引融会,比较接近旅台学者陈慧桦所说的“写实兼写意”。我曾经在一篇论文探讨和分析了艾文从70年代《艾文诗》到80年代的诗语言转向,除了诗人本身对诗艺经营的喜好,其中时代氛围、政治社会现实、文学体制、文化传统等面向,对诗人的书写活动和文艺趣味,实则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互动网络,这些条件深深影响了诗人或作家本人的创作思考和语言形式。

大体而言,艾文80年代的诗也可以放在这个文学∕文化体制的架构来看待和解读,书写现代人生活存在的荒谬情境,现实体制的黏滞无力感,传统社会伦理关系的变迁游移,人际关系的矛盾疏离,自是现代主义美学的基本特质,这个书写的关怀面向,透露了诗人语言转向的现代主义痕迹。

艾文的新诗集《十八层》,收录了诗人从2008年以后发表的作品,大部分为组诗或短诗,算是诗人新世纪过后复出诗坛的一个收获。基本上这些诗作,比较接近80年代后期停笔前的诗风格,即在力求明朗浅白的现代语言视角中,透过大量采撷自社会现实或日常生活的题材和资料,包括了人民的日常生活、礼俗惯习、市景风情、社会众生相、节日现象,以一种相当简约节制的文字语言意象带出嘲讽批判的意味,在这里批判嘲讽通常是非常含蓄婉转的。

在这部诗集中,艾文大量的运用口语和写实的语言视角,紧扣住社会现象与人生百态,成为推动字里行间一股庶民生活集体潜意识的力量。他笔下的<2008>、<游戏二十三>、<事件系列>等诗,借一系列日常生活与现实社会中的体育游戏事件,探究社会各阶层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剖析人性纠结,经由诗人日常口语与当代感受的书写,构成当代生活中庶民社会与人性的异样切片,进而观照现代社会伦理秩序与失序,现实体制规范下的界限与局限,其实有着一种坚持的生活信念作后盾。诗人对当代生活的伦理价值观,因此具有了一种辩证对话的关系。这是诗人艾文写物叙事的魅力,溢出现代与写实的语言视角,社会众生相和人性的复杂性由此得以释放出来。

马华现代主义在上个世纪60年代崛起,跨过千禧门槛,正值新世纪2012年的今天,已经走过整整50个年头的岁月。回顾过去50年马华现代主义∕现代诗创作的转折与转型,我们不得不警觉它的书写困境和时代局限。尤其当新世纪里那些六字辈、七字辈诗人透过各种表现技巧手法,展现一种书写当代性、后现代性的激情和关怀,身为前行代诗人的艾文其间长达18年之久未曾发表诗作,从不发表诗作到复出诗坛,其中的心境转折和书写困境,想必对他是个煞费周章的考验,要写什么,要怎么写,必定在他心中苦思盘算过。以这部《十八层》来说,他显然有意以他的生活方式和对现实社会的感观感受,写下他的当代看法,与时代展开对话与辩证,由此嘲讽和批判了种种我们习以为常、居之不疑的信念及观念——从一些最平常的体育游戏项目或社会中细微事件入手,从事物内部拆解其价值信念,为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阅读过《艾文诗》的读者,当还记得里头的诗作往往不按牌理出牌,语言意象极富实验性和反传统性,高度想像的象征隐喻,种种不按文学成规的语言表现构成诗整体的隐晦性质,不明朗的意境构成一种非正规的美感体验,让读者在某种状况下感受异样的真挚性,一种难以言说的意象美。尤其是擅长把一连串不谐调的意象组合,利用断句、长短句来扭曲变形,从中产生一种跌宕的音色。

在内在精神的传承上,《艾文诗》与台湾诗人罗门、管管有一更深层的文学血缘关系,罗门早期诗中对存在主义的思考,对人生与死亡的辩证,必定启发了70年代艾文的思考方向,不少书写死亡与存在主题的诗作与罗门的诗作有着密切的互文关系。在另一个面向上,管管诗中令人注目的短句和断句排列组合、超现实的画面与丰富的想像力,对照于《艾文诗》的语言表现,两者明显的存有内在的联系。

《十八层》集中的诗作可看到延续了艾文在70年代擅长的短句和断句,让诗句产生跌宕起落、参差错乱的语言效果,避免落入平铺直叙的文字巢臼,读者因此感受到平淡中见神奇。《十八层》中的诗作主题与关怀面向比较接近艾文80年代停笔前的作品,主要描绘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贴近现实社会生活的脉搏,现实感大为提高,而存在精神与主观心灵感受褪去,语言贴近日常生活,虽然短句和断句等文字扭曲变异神采犹在,但整体上来说语言趋向平易浅白写实。诗的主题以现实题材为依归,诗人或叙述者往往直接抒发对现实的观照和判断,反思这些现实生活事物的现象和意义,一般读者或许比较容易接近诗人这个时期的创作意图。



诗人书写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人间烟火的体验被融入言谈叙述,自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而就书写题材的技术层面来看,游戏体育项目又特别与人生经历有密切的关系,透过这些项目带动诗叙述情节的发展,串起诗叙述对象与叙述者∕诗人的思考辩证关系。不同的游戏带出不同的情绪与启发,然而游戏或体育或生活现象作为叙述对象的作用又不仅于此,诗的叙述言谈从来不只是模拟的对象而已,换句话说,游戏不只是游戏而已,体育也不只是体育而已,日常生活在诗人的观照反思下,最平常的事物可以化为神奇,带来异样的感觉和意在言外的惊叹。诗人一旦用文字书写下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观照,这些叙述对象立即转化为意义符号,溢出写实的功能,将外在世界(现实)内化为一意义象征符码,同时又能将这份内在体验化为叙述对象的视象∕表象效果,印证了诗人表象兼意象、写实兼写意的有机完美契合。

试举<拔牙>一诗为例,诗人∕叙述者对拔牙的经历和感受:“一甲子随我吞吞吐吐∕东征高温油炸∕西伐冷冻冰品∕没有选择余地∕不伤痛不受苦是假的”,自然也是所有经历过拔牙的人的感受,但诗人∕叙述者对此生活事件的观照,在诗第二节里内化为一组意义象征符码:“终于一根又一根∕风雨飘摇坠下∕牙医冷冷的钢盘里∕好像在湖水中∕投下一截孤魂∕惊悸的水纹∕由同心圆扩散开去∕一圈比一圈式微∕一环又比一环∕风烛残年”。

从写实的表象出发,转化为写意的意象符码与象征语言,这些语言文字所承载的意义符号,早已溢出写实表象的层面,原是现实生活中的题材,增添了一种存在主义的寓意色彩,透过拔牙事件的怵目惊心,由此而来的一股年华岁月老去、身体衰颓无有退路的必然,则彰显艾文现代主义与写实主义在创作里并行不悖,而现代主义作为艾文早期诗语言的魅力,在这部《十八层》诸多描写现实的诗作中,也时隐时现。

但换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写实兼写意的叙述言说辩证,一端对于身心欲望的耽溺和感知,映照另一端对于年华衰颓的伤逝感触,人生或现实生活,到头来一切众生的贪痴嗔怨总归于空,这何尝不是佛家对于众生情色无常、爱欲虚空的观照和体悟。写拔牙的生活事件,居然从中省思和领悟到人事的浮沉起落,从耽溺到失落,不论是经由存在主义哲学或佛家宗教的角度来理解,多少点出了身体与欲望、岁月与人生的深刻辩证关系。

艾文描写地方的组诗<林明去来>和<感受林明>,不仅书写和检视他所置身的社会事件,同时也借个人感受来反映地方人事的浮沉起落,带给读者一种浓浓的失落情绪,比如侧写林明的其中一首<林明的身影>:“古树的黄昏∕坐在脱发又虚弱的苍天下∕无烟(言?)着林明百年的身影∕老街的哮喘病∕累了字号累了店家∕累了春联累了吊桥累了矿地∕而打盹的木刻路标∕锡矿公司的气数∕悄然枯萎∕一个老妇人的纱笼∕从小巷探出来的皱纹∕以及苦厄的童养故事∕散发不出锡米灵光∕只见摇摇幌幌的街衢∕的确的确地磨着∕水肿红木屐∕赶日落上东山∕陈列周身的刻薄∕岁月的凶残∕在那座痨伤的博物馆里∕一一等待∕薰干”,从中不动声色地提出他的批判视角,铭刻他对地方历史的感怀。

在<废矿场>一诗中,书写上个世纪林明具重要指标之一的锡矿业和矿场,如今繁华退去只落得苍凉与哀愁:“人事物已非∕浪荡的野狗∕四处张望∕这厢轻吠一下林明……∕那厢微叹一声林明……∕而清清淡淡的回响∕竟是苍凉与哀愁”,声声呼唤,深深怀念,魂兮归来,归抑不归,岁月无情,回首依稀来时路,但是一切大局已定。由此得见诗人艾文对林明这个地方投入颇为深厚的情感,<感受林明>透过十则具代表性的现实切面,借由个人生命片段的回溯和省思,交织成林明这个地方上人事物的生活与命运。诗人写来充满了一种感伤低回的语调,构成一段(或片段)岁月的忧伤记事,企图为此追悼与见证一个时代的记忆。

时隔二十多年,我仍然记得在80年代初读《艾文诗》的强烈感受和震撼,如今这部《十八层》提供我们一个角度,一个诠释,观察社会众生相成为诗人艾文全书的关怀所在。艾文在这些诗作中不只对现实生活社会众生有深刻的观照,也不忘对这个社会现象∕乱象提出批判,并指出生命或人生太多不可思议的矛盾与荒唐,个人如何因应今昔世界之落差对比,在时代的记忆中感怀地方人事的浮沉,面对失落的忧伤,和庞然的时间对话,由此展开诗人对生活伦理的省思与辩证。

写于25/7/2012

 (南洋文艺 2012年11月)

2012年11月6日星期二

沈小珍【悼念陈雪风】

风雪漫山惊雷动

沈小珍【悼念陈雪风】


重拾这一段记忆,油然而生不堪回首之慨。

初入行当编辑,对工作抱着很大的憧憬,对于同样来自南马、同是潮州人的编辑主任陈思庆又敬又畏。为了培训非科班出身的我,他总是在当天的新闻版杀青之后才开始给我习题和讲解。喜欢写文章,成了我们工余的话题。一边做新闻,一边写文艺,是他在《南洋商报》担任编辑主任时期带动的风气。

陈思庆是属于新闻的,陈雪风则很文艺。他龙飞凤舞的字体,只有专业捡字员和资深校对才能看出端倪;短短一行字就成了一个段落。在耳濡目染之下,当年我不知不觉中模仿了他独特的文体,经第三者点出,才恍然大悟。

在新闻主任的职位上,他承受相当大的冲击,最后被调任副刊主任,更接近他所喜爱的文艺。他就任没多久,就问我有没有意思调职副刊当《商余》版编辑。当时二十来岁的我,对于中年读者群最爱的《商余》版是毫无把握的,可是编地方版的工作已有颇长的时日,心想不如换个岗位学些新东西。于是胆粗粗地接编《商余》版,仍在编辑组(新闻)的前同事陈仰庄则兼编《南洋文艺》版,而陈雪风也另辟《风华》版,亲自选刊比《南洋文艺》版更高档次的殿堂级作品和评论。

编《商余》版让我走出了报社,走入文艺圈。陈雪风为我引荐诗人好友傅承得、已故游川等人,傅承得对我说:“不管是南洋商报《商余》版或星洲日报《星云》版,不管是你或是张永修,我觉得主编应该走出去,而不是握剪刀而已。”


当年副刊盛行“剪刀政策”,港台报纸从机场送抵报社,新鲜热辣的副刊佳作,成了两报抢着转载的极品。在杨照、马家辉和胡洪侠合著的《对照记@1963》里,杨照记载了台湾报业盛世、副刊独大的时代。我一直很羡慕台湾副刊的文学飨宴,也经常为姗姗来迟的报车和剪刀赶不及印刷机而抱憾饮恨,痛定思痛,我决定出走了,走入人群采访特定专题,酝制本地特色的“大城小调”。

这个过程,陈雪风看在眼里。选稿的自由,是他在幕后对我默默的支持。他看着我摸索自己的路,包容了缺失和不足,直到有一天,时任副总编辑黄燊发说:“高层认为你更适合编娱乐版……。”我以为是指示,毫无悬念地接受了,结果被陈雪风臭骂一顿。原来他心痛我弃“商”从“娱”,因为他“看到了编版风格的雏形……。”


自此,我和陈雪风的距离拉远了。后来的后来,他退休了,由陈和锦接任副刊主任,基于内部因素,陈和锦要我在编娱乐版之余,兼编《商余》版。在那个过渡时期,我在转载蔡志忠的漫画时闯了大祸,陈雪风得知之后,来电很愤慨地说:“怎会由你来承担后果呢?”

我知道,尽管立场不同、看法不一,无论隔得多远、无论多少年后,他依然是支持我的,我也一直视他为“永远的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中,得知他骤逝的噩耗,仿如晴空惊雷,苦于无法抽身送他最后一程,只能撰文哀悼故人。

写到“一路走好”,不禁潸然泪下。永别了,主任……。



(南洋文艺文学 2012-11-06)



杜忠全【悼念陈雪风】

送陈老远行
——兼记一些陈老不在意的陈年旧事
杜忠全【悼念陈雪风】

陈雪风


重阳过后,晚来天欲雨,一个在新闻前线任职的学生拨通手机,闲话全省却,劈头就问,陈雪风去世了你知道?什么时候?刚刚传出的消息。很突然,我们都这么说,也只能这么说了……关于陈雪风,要说和该说的文坛友人,我想应该都不少。对我来说,这人物总是“前朝遗老”,这么说没有丝毫的不敬或贬抑之意,而只就我个己的主观历程来说的。话说这些年来,一年里几回跟悄凌午后茶叙,我总反复地向她确认一桩事:1989年代之交操持南洋副刊和文艺园地的究竟是何许人?应该是陈雪风吧,她说了一次又一次,我总也问了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的。



为何总是关切这陈年旧事?只因那当儿是自己的文艺年岁,读文艺书,也向往像作家那般,能让自己的文章发表在报端,再抓住报纸把已然铅字化的自己的文章从头到尾读上几遍!那年代的南洋副刊有好几个不同阶次的文艺版位,有推动青年文艺的如青色年代和星期刊赠辟的《南风》版,也有文坛主将驰骋的疆场,后者自然就是《南洋文艺》了。初生之犊,一时不敢向《南洋文艺》试剑,只老老实实地往几个青年文艺版投寄稿件。那个青涩年代,百发百中是没有的事,偶尔有文章见报,也够自己高兴上一整天了!这前后两年的时间里,有两件事是多年来我一直惦记不忘的。



那年月,最初是往《南风》版投文的,获编辑青睐选刊的其中一篇,以为度过个美好的星期天之后,把报纸剪存起来,事情也就完结了。不想隔周翻开报纸,却看到同一版选出来评点,并颇予以赞赏的文评,谈的就是自己上周发表的文章,直下让自己心花怒放!我不晓得选文点评的是何许人,但对一个初出茅庐的作者来说,这是个莫大的鼓励;文章发表后,至少在内心狐疑是否当真有人读之时,这样的点评至少是个答案了。如果那之后我一直笔耕不辍,这一篇点评文就是个动力来源了。



这之后,我确实更有劲儿地继续伏案书写,甚且还壮起胆来往《南洋文艺》送稿。那年岁投稿到《南洋文艺》,石沉大海的居多———这似乎在情理之中,但也有浮出海面得见天日的。稿登《南洋文艺》,不说翻开报纸的那当儿顿觉飘飘然,只说收到电脑打印的稿费单了撕开来———就像撕开银行寄来的提款卡密码函一般样,里头的稿费数额映入眼帘,更让自己惊喜不已:这确实跟早前领的青年文艺版稿费率截然不同,这,是何许人相中了自己的稿让它见登的呢?



但是,这之后,基于个人的主观抉择,这一阶段的写作至此落幕,几份剪报一直留着,权作岁月的印记而已,以为,以为此后不会再回到这场域的了。因此,当年颇引起关切的,究竟是谁在选刊和评点自己的文章,此后也就不复在意了。



后来北往又南返历经多年岁月之后,我又回到文字的疆场,但自觉这是截然不同的阶段———就像朝代更迭那样跟以往不同一般,这跟当年立意往文艺的门槛逐梦有着别一般风景了。然而,这几年间,当年的疑团总是一再浮现心间:当年那个读了自己潦草不堪的文字稿了决定投篮或留用,乃至在文章见报后安排点评并予以佳许的,究竟是何方人氏?我一再地追问,悄凌也多次地答复:那时应该是陈雪风主导的了!



多年的内心疑团解开了,但我一直不曾就这一桩“前朝旧事”当面向陈老道个谢,只在陈老极少缺席的文学研讨会上碰面时打个招呼。陈老驰骋在马华文艺的疆场,阅人无数,阅稿更数不清,他或许不会不晓得,但应该不记得这么一桩芝麻绿豆事才是。但是,我迄今依然记得当年文章发表之时的喜悦,更记得那一篇他压根儿就没搁在心里的文评(不管是他自己或麾下的大将)所给予自己的莫大鼓励。



2012年11月1日,谨以此文送陈老远行。


(南洋文艺文学 2012-11-06)



2012年10月19日星期五

悼念慧适

悼念慧适


◎李锦宗【散文】

慧适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马、新文坛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作品散见于北马、中马、南马和新加坡的文艺副刊、刊物和丛刊。他也积极参与海天出版社、《蕉风月刊》和霹雳文艺研究会等等文艺组织的文艺活动,并且跟新加坡、台湾、菲律宾和泰国等等国家和地区的文艺界人士时有文学上的交流,所以名噪一时,可说是当时文坛的红人之一。



70年代初,除了文艺,他也热爱胡姬的种植和欣赏。90年代淡出文坛,把更多的时间集中在他的书籍出版业,同时进一步把胡姬发展为种植业,成为这领域的专家。

由于他在这十多年来不再积极地活跃于马华文坛,我跟他见面的机会相应减少了,不过有时仍然会互通音讯,所以对他的事业和生活情况略有所知。

大约于2006年中之后,他被医生发现患上后期的前列腺癌,健康受到极大的破坏。我有时抽出一些时间去探望他,跟他讲讲话。他在马华文坛浮沉50年左右,我建议他趁着养病期间,把这一段多彩多姿的经历书写出来,因为这种见闻录可以成为后人研究、认识和了解早期马华文坛的重要资料。他说他有这样的愿望,只是精神不济,手指无力,需要以口述的方式来进行。我表示,如有时间,我愿意跟他配合。其实,他是想写文章的,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知悉跟他甚有交情的姚拓先生蒙主恩召之后,很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这位文坛前辈,便通过他的太太打电话跟我联系。于是他口述我笔录,林玉蓉在旁打进电脑,可是这时的他,健康大不如前,言语困难,口齿不清,笔录的进度出乎预料之外的艰辛,花了好长的时间只录下不完整的3段,而不得不停顿下来,让他休息,以后再继续。想不到这3段尚未整理的文字竟成为了他最后的绝笔。

他于2009年12月6日凌晨病逝于马大医院,我和他的家人早有心理准备,因此不会像一些少跟他来往的朋友一般感到吃惊。我相信他本人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有向我们倾诉而已,因为他对自己的病况已经一清二楚。他沉着应付癌细胞的侵袭,能够多活一天就算多赚到一天,由于他不舍得他至爱的家人、令他倾心的胡姬以及令他醉心的文学。

慧适的文学生涯大致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

60年代初期,慧适曾经与一批理想满腔,对文艺极为狂热的青年,例如北蓝羚、忧草、绿穗、萧艾、游牧、丘梅、林峰和陈慧桦等人,在居林组织“槟榔诗社”。1962年,海天出版社成立了,慧适自动把“槟榔诗社”解体,会员加入新成立的海天出版社,同时注入了一批写小说和散文的新社员,例如梁园、冰谷和杰伦等人,壮大了海天出版社的阵容,慧适仍任社长。以新诗为主的《海天月刊》陆陆续续出版,满怀理想的“海天书局”认真地经营, “海天丛书”一部接一部地问世。

过后,《海天副刊》在《光华日报》借版创刊,由慧适编至第5期才由他人接手。他的作品也在这个副刊发表。接着海天出版社在怡保编印的《海天诗页》创刊。创刊号至第3期的编辑成员包括慧适。第2期的诗页由他执行编辑。他在这诗页发表的诗歌计有<五月和十月>、 <春潮>、<明天>、 <给忧郁>和 <哭屈原>。除了海天出版社,他也联合姚拓、黄崖与马汉注册了新绿出版社,一共出版了7本“新绿丛书”。

1977年,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筹委会成立,他被选为副总务。这个协会在争论中正式创立时,他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副总务。过后,他先后担任第2届理事会财政和第3届理事会副主席。当他再度被选为第4届理事会财政时,因故辞职,不过保留理事的职位。从此他就不在这个文学组织活动了。2002年底,他是作协表扬的19位资深作家之一。

离开作协后的慧适并没有脱离文艺界,反而扩大他的活动范围。他先后出任亚洲华文作家协会马来西亚执行委员、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兼马来西亚分会会长、亚洲文艺基金会常务董事、亚洲华文作家基金会副董事长等职。

第3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在吉隆坡举行时,他是大会主席兼马来西亚作家代表团团长。他曾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参加在台北召开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一届大会,代表亚华基金会出席在澳门举行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6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这期间,他也先后担任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文学组主任、文教委员会主席和副会长等职,马潮联会杰出潮青文学奖工委会主席、雪隆潮州会馆文教出版基金工委会委员兼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职,以及语文出版局翻译谘询、语文出版局各族作家谘询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和马来西亚各族作家联谊会联合主席等职。

慧适在吉打州南部的居林觉民中学念初中时就开始热中于从事文艺的创作。这么多年以来,他主要的作品是诗歌和散文,短篇小说次之。他已出版的著作计有散文集5部︰《海的召唤》、《幸褔门外》、《划向灯火》、《海真迷人》和《没有鸡啼的黎明》,诗集2部︰《牧歌》和《桨上的月色》,短篇小说集1部︰《这就是爱情》以及英文诗集1部︰《THINKING OF YOU》(《想你》)。

慧适夫人朱思铮不久之前透露,慧适多部尚未出版的著作目前仍在一个旅台作家手中,可是至今完全没有消息。不知这些依然没有机会在台湾面世的著作包括诗集《河畔的谣言》以及散文集《你爱鲜花吗》和《一朵不谢的花》等等集子吗?     南洋文艺 2010年1月5日

木焱诗文

诗意∕艺与乡愁:木焱诗文

◎杨邦尼【文学观点】




马华旅台诗人木焱迄今出版的诗集多以短诗见长,我曾经这样评述他的《毛毛之书》:木焱是善于写小诗的,《毛毛之书》、《秘密写诗》或《no.》这写都是小诗,它没有长篇的议论叙事。我们在瞬间的写作中,用木焱喜欢的字眼叫“灵光”,那也是班雅明所一生追想的美好国度:诗之国度。木焱的诗,几乎是他半自传,他毫无隐匿的把前半生写成了<年代>,读诗,或写诗,我们总要写得很隐讳,诗固然是隐藏的艺术。木焱的诗美学却不加以隐藏,他不断把自己诗人暴露在他的读者面前。诗是诚实而裸露的。这和诗的隐藏形成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文讯》2009年1月号)

除了短诗(小诗),木焱诗中还有另一种叙述风格,一个革命的,好比他心仪的切·格瓦那,社会批判与关怀的。



一、诗:诗意与诗艺的突围


然而,从2007年至2008止,除了短诗之外,诗人发表在本地文艺副刊出现30行以上的长诗有了不同以往的风格与气象,诗的形式与内容有了转折与突围。

以〈行为神〉(51行)、〈与远雄同游〉(48行)、〈大河恋〉(32行)、〈诗人与鹰〉(31行)、〈吉普赛之歌〉(35行)、〈从古巴归来: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分子的革命情操〉(46行)到〈十题赠游川〉(113行)等。小诗如果是诗意的吉光片羽闪烁的话,那么长诗需要的是诗人的体力,架构事件,叙事和说故事的能力,以及撑起因为长句和行句可能带来的拖沓和累赘负担,长诗要“举重若轻”,轻重之间不能有闪失。这正是长诗不易之处。

以上文列举的长诗,我们读到那是诗人与(其他)诗人的对话:〈诗人与鹰〉是诗人与鹰互为隐喻,鹰即是诗人诗意∕诗艺的磨刀霍霍,诗人是鹰,是艺术与想像的载体,是木焱作为诗人心中诗意∕失意∕诗艺的一次美学的展翅和展示。


我持续自由自在地盘旋

与他成为永恒

对望

——〈诗人与鹰〉


〈与远雄同游〉和〈十题赠游川〉则是对前辈马华诗人的敬意与追悼,前者是“隐匿低调”的黄远雄,后者是“高调猝逝”的游川,呈现诗人与前辈诗人的情谊,远雄之诗的“冷”与游川之的“热”,一个是健在的诗人,一个是已故诗人,木焱以后辈诗人的姿态投以寻常与深情的追溯与寄望。

可是,木焱心中自有一个“不在此”而“在彼”诗意和诗艺的逃逸路线。我们在〈行为神〉、〈吉普赛之歌〉、〈从古巴归来: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分子的革命情操〉读到3位生命情境与情调不同的诗人心中歌咏投影的形象:德国行为艺术家约瑟夫·波依斯、西班牙诗人洛卡和革命家切·格瓦拉,诗人选择3人表面上没有关联,我们仔细阅读3人无论在艺术、诗歌或社会理想无疑和“革命”有关,这里的革命不止是政治议题上的,更是对生命热忱的投注与现实的批判,其终极是为了改变,一种乌托邦的彼岸世界,诗的理想境地。

木焱从2007年至2008年,两年间来往马台之间心底的浮躁和理想藉由3首长诗表达他至于家国、社会乃至个人诗意∕艺的追索,写他人的长诗即是写自己的长诗,他人的即个人的,个人的是他人的,更是世界的。我以为这是诗人与鹰的形象一次重要的互为转喻与诗意∕艺突围。



二、散文:乡愁的回归与离去


诗的木焱是诗人对诗疆界的不断移动,而散文的木焱这两年是不断对马台之间不断的往返,白话一点,散文的木焱投注与耽溺的是乡愁的书写。乡愁者,米兰·昆德拉这样叙述:


20年来,他心里想的净是他的回归。可是人回到故乡,他才了解了一件事,他很惊讶:他的生命——他生命的本质、他生命的中心、他最珍藏的宝藏——活在伊塔卡岛(Ithaca)外,活在他那漂泊的20年里。而这份珍贵的宝藏,他已经失去、无从寻回了,除非说给别人听。(《无知》(L'ignorance),尉迟秀译,台北:皇冠,2003年,第36-37页)



所以,我们读到〈寄乡愁〉、〈回程〉、〈台北不归来〉、〈秋夜,携妻飞行〉、〈此时此刻〉等,或长或短的散文,散文的场景从台北到大马新山士古来(诗人的家乡)不断的踯躅,行吟泽畔(比如丽都海边或浊黄的士古来河),而无论是在台北的家,和士古来的家,二者都是挥不去的乡愁萦绕,散文的木焱叙述这两年来如何马台间的归去与归不去:死者(祖母) 的逝世召唤诗人回去,新婚的诗人又有妻召唤回台北,出境和离境,机场和关卡,“当一切注定,他回到台北”(〈台北不归来〉),“我遂变成卡缪口中的‘异乡人’”(〈寄乡愁〉,“在新国境内,我们显然是过客,我的目的地是台湾,他的是文化中国。在地铁上,我们即又碰面,却正在离开”(〈回程〉)。



三、小结:在逃的诗人和回家的散文

我们在2007年到2008年,木焱创作的诗和散文中读到两种不同面目的诗人散文家,诗的木焱以各种创作的可能突围既有诗意,当然还有不免生活上的失意,以及诗的技艺的操练,从小诗到长诗(特别是人物诗),我们可以更加笃定的木焱是纯粹的诗人,这点无疑。

散文的木焱,更多处理他婚后“定居”台北而又不断回望他至情所在的大马新山士古来、古来,和他私下命名的“苦来斋”,他不断的回到两个家:“你在回来的途中,一切已经在改变。”(〈台北不归来〉)。     (南洋文艺 2009年12月1日)

近十年来永别马华文坛的作家

【马华文学90年】系列5

近十年来永别马华文坛的作家

◎李锦宗【文学钩沉】





从1999年以来,表面上看来,已经逝世的马华作家似乎不多,然而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因为只有少数比较出名的作家,例如方北方、游川、征雁和姚拓等人的去世新闻才能在报章上刊出;几位作家,例如雨川和黄琼等人与世长辞之后,他们的家属在报纸上刊登讣告;一些作家,例如雨川、游川、芸亦尘和姚拓等人撒手人寰以后,文友在报刊上发表悼念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过世的消息就或多或少地传开了。



另外一些去世的作家,例如佩韦和游牧等人,他们的家人在报章的地方版上刊登讣告,一些文友在地方版上发表悼念文章,这只让某个地区的人看到,难怪其他地区则不得而知了。还有一些作家逝世之后,无声无息,罕为人所知,也不知道有没有寿终正寝的新闻抑或讣文,例如刘前度和张逸萍等人。因此,在这10年来,已经去世的马华作家其实为数不少,然而确实的数字却难以统计。

大多数的作家由于健康出现问题而患病,提前永别人间的,只有少数年迈无疾而终或者在意外事件中离世。

一般上,那些知名度较高的作家逝世之后,报章副刊和文学刊物都会为他们出版纪念特辑,例如方北方、游川、雨川、征雁和姚拓等人。

然而,现有的马华文学组织似乎不习惯为那些较有成就和贡献的已故作家举办追悼会抑或盖棺论定式的研讨会。

那些离开出生地远去的作家,例如刘柳(1914 - 1999)、杜运燮(1918 - 2002)、米军(1922 - 2004)和韩萌(1922 - 2007)等人以及那些跟马华文坛结过文学因缘的外来作家,例如谢冰莹(1906-2000)、杨际光(1925-2001)和马宁(1909-2001)等人,也在这段时期内离开人世。他们也为马华文坛做过一些事情,令人怀念。

这些永别了的作家都曾竭尽所能,精心写出他们的作品,有的同时参与推动文学活动,他们为马华文坛所作出的贡献,不论多少,都值得珍惜的。那些在创作上才华横溢,有特出表现的,抑或在马华文坛上有巨大贡献的,肯定会在文学史上名留千古。

以下是在2009年10月15日之前10年期间永别马华文坛的作家(如有欠缺,容后补遗)︰     【2009】

姚拓(1922 - 2009)
原名姚天平,1957年移居马来西亚,历任《学生周报》和《蕉风月刊》主编及社长30余年。从1950年开始,即从事小说、散文和剧本的创作,著作等身,其中以散文集《美丽的童年》最为脍炙人口。他最后一部著作是自传式散文集《雪泥鸿爪》。


沈安琳(1926 - 2009)
原名冯绮璋,战后南来,在柔佛州龙引和峇株巴辖等地的中学担任几十年的华文教师。她的作品以散文为主。1999年8月出版3部散文集︰生活小品《自由的召唤》、旅游小品《难忘的旅程》和人物小品《一串情谊》。


李寿章(1939 - 2009)
曾任新闻界记者20年, 从事创作数十年,著有诗集《胶林恋歌》、《永恒的生命》、《生活之旅》、《燃烧之歌》和《黑暗中的生命》以及诗文集《哀伤的日里河》和《取经的牺牲者》。他的诗歌创作讴歌祖国和人民的抗争和呼声,同时反映时代的面貌和苦难人民的心声。

江帆(1927 - 2009)
本名吕少雄, 1958年印行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第一部诗集《创造之歌》,内容多属反殖意识甚高的诗歌。后来在国内时评上笔耕不断,著有《三年零八个月》、《时事风云》、《时事风云二》、《政工回首三十年》和《多此一指》等书。

佩韦(1947 - 2009)
原名黄秀坤,南文会及峇株文艺协会财政。1984年开始投稿,创作杂文、童诗,最擅长散文,曾荣获全国散文赛冠军等多个奖项,著有散文集《回忆拷贝》。     【2008】

叶玉昭(1949 - 2008)
曾以叶恬为笔名。她写微型小说、福音散文和专栏文章,著有散文集《既然是我》、《30%那一边》和《十年抗癌不言败》。

李一文(1935 - 2008)
本名蔡存堆,受过英文中等教育。20世纪50年代,在砂拉越曾热衷于工运、文化事业,并积极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作品包括散文、小说和历史等等。著有小说集<青春在欢笑>,<漳泉人物小传>,回忆录<生活·思想·道路>和<不让往事如烟>等书。

黄戈二(1936 - 2008)
原名黄国海,毕业于师资训练班后,一直从事华文教育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创作,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铁蒺藜内》和散文集《铁蒺藜》。

符肇流(1940 - 2008)
他的创作以诗歌为主,作品刊于本地各报刊,著有诗集《巴冬河之歌》(1975,1984年第2次印刷)、《燃烧的红烛》( 1981)、《剑与鲜花》 (1992) 和《菩提树》(1995)。

李定华(? - 2008)
他曾在柔佛州担任华小校长多年,20世纪50年代写了不少的短笃小说和散文,著有小说集《永远的期待》。   【2007】

方北方(1918-2007)
本名方作斌,大半生从事教育工作,一直到1990年荣休。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成立后,被推选为第一届副主席,第2届主席和第3届主席。他曾获“第一届马华文学奖”、第2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文学终身成就奖”。教余辛勤写作,主要的著作是小说,其中包括《娘惹与峇峇》、“风云三部曲”和 “马来亚三部曲”。他也出版了多部散文集和评论集。

芸亦尘(1943 - 2007)
原名黄鸾,曾在华小任教33年。从198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散文和新诗。她已出版的著作包括描述抗日与社会伦理的长篇小说《渡越》和散文集《肝胆红尘》。

晴川(1938 - 2007)
原名陈应德,马大文学博士,中文系副教授,1995年退休。他于1974年开始创作和翻译,著有诗集《迟开的玫瑰》,散文集《待风集》,社会评论集《吾爱吾乡·吾爱吾土》。他也搞翻译,曾把冰心的小诗集《春水》译成马来文

游川(1953 - 2007)
原名林友泉,一生创作了400多首诗,其中部分诗歌选编为诗集《鞋子》、《呕吐》、《回音》、《中国茶蓬莱米饭》、《血是一切真相》、《美国可乐中国佛》和《千年莲子》等书。他去世后,大将出版社为他出版《游川诗全集》、《游川式评论与纪念文集》和《江流如镜--游川诗手稿选集》等书。游川的诗歌是以朴素的手法、浅白的语言和诚实的态度,写出生活中活生生的事物。因此,他的诗歌平易近人、深入浅出,极富人间性及人情味,非常适合在“动地吟”朗诵。由他亲自朗诵的诗歌,效果往往令人震撼。

雨川(1940 - 2007)
原名黄俊发,只受过中学二年级的教育,辍学后投身陶器业, 1998年退休。1959年开始创作小说、散文和诗歌,已出版的著作计有中篇小说《生活的历程》、《茁长》、《河志》、《广福宫》和《沙河长流》以及小说集《埋葬了的鲜花》,《村之毁》和《轮椅上的琴声》。他的小说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尽量以最新的手法描写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形形色色事件,力求创立自己的风格。     【2006】

萧冰(1939 - 2006)
原名郑式侨(华侨),生前在吉兰丹巴西布爹经营盘碗店。棕榈出版社成员。著有《萧冰短篇》。他受到印度大作家泰戈尔的作品影响,他的小说一直都很强调人与人之间应该要互相关怀、互相爱护。

水沬(1925 - 2006)
原名颜龙章,1994年底离开教育的岗位。他擅写旧诗词、对联、新诗和散文。这些诗歌都跟历史事件和现实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他和部分人士的观点和愿望。他著有诗词专集《湖畔跫音》和《龙吟雅韵》。

征雁(1937 -2006)
原名陈达人,最初从事小说创作,过后编写独幕剧,从此以戏剧作品在马新文坛上奠下重要和崇高的地位。他也写散文和评论,著有戏剧集《封锁线》、《夜渡》和《征雁剧作集》, 散文集《后方的诗篇》,小说集《穷途》,中篇小说《升旗山下》以及别集《在高天外看春秋》。

林潮(1920-2006)
原名罗曾教,在教育界服务至退休。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写作,作品以散文为主,散见各报刊,著有散文集《野火》和《燃烧集》。林潮的散文又可分为杂文、小品、随笔、散文诗,大多以素描的手法来创作,行文简洁,用字经济,写来朴实清新,情感丰富真挚,内容充满现实生活气息、社会意义和时代精神。


【2005】

黄润岳(1921 - 2005)
早年毕业于重庆政治大学,来马居住48年,以教书为生,教余写作,著有多部著作,包括《英伦见闻》、《黄金时代》、《龙引14年》、《闲思录》、《此生此旅》、《枫情琐记》、《丰盛之旅》和《恩雨润岳》等书。

朱晋韶(1922? - 2005)
生前长期在中国报撰写专栏,内容涵盖甚广,政经文教、生活保健、谈古讽今,无所不谈,著有《朱墨集》、《商海40年》、《大陆探亲记》、《孙子兵法今释今用》和《现代聊斋》等书。

周清啸(1954 - 2005)
原名周聪升,天狼星诗社与神州诗社元老,擅长现代诗、散文及评论创作,曾与黄昏星(李宗舜)出版诗歌合集《两岸灯火》及散文合集《岁月是忧欢的脸》。

卢惠敏(1959 - 2005)
在诗巫修完小学课,在农场工作多年,过后加入教会工作。生前勤于创作散文,在砂拉越各报文艺副刊发表。她蒙主恩召之后,她的哥哥卢友雄为她出版了3部散文集《浪子回头金不换》、《爱有希望》和《让我们的眼睛明亮》。     【2004】

翠园(1923 - 2004)
原名彭士驎,1950年南来,任教于怡保霹雳女子中学,1954年升任校长,1978年退休。擅写散文,著有《夜窗闲话》、《书灯絮语》、《校里干坤》、《珍藏偶记》、《徘徊画廊》、《缘在山中》和《晚晴幽草》等书。

翻腾(1949 - 2004)
原名黄仁华,担任过小学教师和副校长以及作协理事和柔佛州联委会主席,著有《自尊的代价》和《希望的幻灭》。

方理(1936 - 2004)
原名张慎修,1957起从事中小学华文教育,擅写散文和儿童科普文学,著有《美丽的彩虹》、《迟来的喜讯》和《童声飞扬》等书。



【2003】

何谨(1959 - 2003)
原名陈和锦,曾任《中国报》和《南洋商报》副刊主任以及《福报》总编辑。常写散文和专栏文字, 著有散文集《一碗潮州粥》和《平常心》,作品也收入散文合集《守候著鼓声》和多部文学选集。


铭锦铃(1963 - 2003)
原名王绣晻。从1978年起,他开始创作一些各种体裁的作品,著有别集<白灰阁的回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他成立朋友出版社,为当时年轻的作者出版文艺书籍。

蔡洪钟(1915-2003)
原名蔡钟英。他是砂拉越一位集文学、音乐和艺术于一身的艺术家。1941年离开中国到砂拉越任教。退休后,他在画室开课招生,同时不停作画,也不停写诗,著有诗集《海潮集》、《池畔集》与《塑像集》。


【2002】


刘子政(1931-2002)
原名刘恭煌,在商余对砂拉越华族史料的搜集、保存、记录和流传作出极大的贡献,并致力于著述,从1952年迄今,已出版多部散文集和砂劳越历史著作。

游牧(1936-2002)
原名游禄辉,假期师训班毕业后,投身教育界至退休。教余致力于文艺创作,著有小说集《生与死》、《那些过去的》和《演剧者》以及散文集《游牧散文》、《风尘录》和《云思集》。

朱昌云(1933-2002)
他从香港新亚学院和澳门华南大学学成归来,长住怡保。他曾与人合编学术及文艺刊物《学源》,主编《新潮》和《建国日报·霹雳河畔》。他在50年代末期开始写有关旧诗词的文章以及专栏和散文,著有书信集《书囱寄语》和《书囱寄语二集》以及人物评论集《人物随谈》、《人物随谈二集》和《诗词人述评》。



【2001】

黄磻溪(1919?-2001)
怡保养晦书室主人,生前热心于社会文化工作,教授古文逾50年,对诗文和书法酷嗜成癖,著有韬光庐乔梓诗文集《报业兴替话山城》和岭南三家诗文集《三国演义人物述评》。



【2000】

张逸萍(1926-2000?)
原名张奕东,台湾师大毕业,曾任中学教师和师训班讲师,教余投身于小说和散文的创作,著有小说集《希望》和散文集《重逢不如怀念》。



【1999】

原上草(1923-1999)
原名古德贤。1978年出任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第一届主席。1998年荣获第五届马华文学奖。1941年开始写作,著有小说集《韭菜花开》、《诗人方如梦》、《房客》、《迷途》、《水东流》、《乱世儿女》、《风雨榴梿坑》以及散文集《万家灯火》和《原上草散文选》等等。

劭安(1919-1999)
原名谢名平,1953南来,曾在美里、泗里街和汶莱执教。著有散文集《脚印》和《劭安小品》以及小说集《蜕变》和《大蓝图》。他的遗著《谢名平文集》由美里笔会出版。

斐楼(1900-1999)
原名匡光照,从事教育工作。1969年退休后,勤于创作散文、小说和旧诗词,著有《斐楼文集》。

文彪(1914-1999)
原名李文彪,1936年南来,曾任教师,后来在森美兰州晏斗经营洋货店,一向对写作极有兴趣,作品以杂文和评论为主,著有《水浒传杂谈》和《凡鸟凤凰烽烟时代》,并与儿子李维建合著《两代集》。

黄琼(1925?-1999?)
原名黄月娟,1949年南来,在槟城和吉打州的中学执教,1980年退休。她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创作了不少的短篇小说,后来选出部分作品,编成小说集《杏花时节》。

(南洋文艺 2009年10月27日)

马华女性文学批评的本土探索之路

马华女性文学批评的本土探索之路
◎黄锦树【文学观点】


《性别与本土》林春美著

《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这本论文集虽然篇幅不大,

但相当有分量。批评的方法从认同探究、形象批评、

文学体制分析到意识型态批评,都达到相当的水平。

从大论题到个案,有宏观也有微观。

毋庸质疑,自90年代以降迄今的十余年间,马华文学的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学院化是其中一个重要面向。而所谓的学院化,一方面是大专院校师生(不管是“本土”、“旅台”及稍后的“留中”,昔日的学生往后成了老师)的投入论文生产,再则是学科化——马华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公私立大专院校里成为一门课,作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被当成知识向学生传授。与及研讨会,作为对话与交流的空间,更给予文学青年难得的观摩机会。

就前者而言,那些生产者相较而言受过比较完整的人文学术训练,对方法、理论较有认知,文学作品的内在分析更是基本要求。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马华现代主义世代奠立下的基础。但也必须从马华文学最基本的两种规范诗学(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自恋与暴虐中走出来,受学术行规的规范,马华文学评论方能在一个更稳建的平台上持续展开。逐步引进、建立一些学术社群共享的术语,方可能有学术累积。论题的开发,问题意识的澄清,资料的搜罗耙梳(甚至文学馆的建制),也让在地马华文学研究的水平渐渐跟得上其他中文地区的当地文学的研究,也庶几免于成为他国华侨研究的附庸。大国崛起后的中国,确实把海外华文文学列为其现代文学研究的分枝,也投入了不少人力。如果在地的学者没能力建立有力的诠释,很快的就会把作品的解释权拱手让人。而近年,所谓的“在地”也有留台、留中,及本地大学(含新加坡)毕业的差别,林春美和庄华兴都属后者。在哪里留学及所属学科,反映的是知识背景、学术传统甚至资源上的差异,有时也造成论述时预设对话对象的不同。而林春美的学位论文,研究对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那也是马华文学研究的基本背景之一。

《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这本论文集虽然篇幅不大,但相当有分量。批评的方法从认同探究、形象批评、文学体制分析到意识型态批评,都达到相当的水平。从大论题到个案,有宏观也有微观。论文写作的时间跨度,从1995到2006,超过10年;可说是她从硕士生、博士生到成为大学教师、学者的部分思想印迹。因为她的两部学位论文都与马华文学没有直接的关系。

林春美的马华文学论述,是在前述的背景下逐渐成长起来的,部分见证参与了该背景的形成。初试啼声之作,〈马华文学的中国情结(1978~1995)〉写于1995年,她还在念硕士,其时马华文学与中国性问题正在热头上,是她“近处观战”的产物。相关问题也一直不是过去式,对于种族政治下的大马华裔写作者,它宛如难以结痂的伤口,至少是隐痛,或者干脆是血淋淋的显痛。新经济政策下的马哈迪时代,华人的文化乡愁更其猛爆的几乎迸发在一切华人文化领域,在天狼星的流风余韵里,或一切一切的感时忧国书写中。不论是旅台的、学成返国的,或念本地大学而身处风暴现场的中文系高材生,都处于深深的焦虑中。而林春美回顾的那十余年中后半段正是她自己身为马华文学青年的阶段(她仍是马华散文写作者重要的一员),也有过中国文化情怀。本地大学、读中文系的人、班苔谷的灯影、固打制、日常的种族主义在日常中“自然”展现,有一大段时间她甚至就在风暴的现场里,得以就近参与观察。都市民居里微微走音的狼嗥、黎明雄鸡唱晓的坚定、深巷狗吠的惶然,乌鸦扑翅飞满天……山雨欲来,或总是令人忧郁的季风雨,令人忧伤的我们的国家。不论是赶在风雨之前写下散文,雨中写下的诗句、雨后写下的小说,都共同分享了那股哀愁,那毕竟是我们的当代啊。作为论述者,春美还是冷静的,文末提到同代人的不同的可能选择,对马华作家一窝蜂的“中国情结”、自怜自恋倾向的流放意识显然也有所保留。相隔近十年而与张永修合著的〈从“动地吟”看马华诗人的身分认同〉延续了相关主题,回到同样的现场,也以批判的距离注意到“动地吟”这近乎文化仪式的诗歌表演活动本身的限制(作为对现实政治的婉转回应),也明确指出诗歌抗议本身的限制,其结论诸如“对于现有体制的抗议,大多数都是站在华族本位上发出的”;“在处理国家事件,尤其是政治时,多数显得委婉含蓄、有所顾忌。”对于这样的状况,也有同情的了解,毕竟为了免于迫害,抗议和抗议的分寸都是考量的重点。

  《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集子里有3篇女性形象批评(也可说是女性立场的意识型态批评)。〈欲望朱古律〉中不客气的批评了民国两位中国作家对热带南洋的女性化情欲想像,这是唯一一篇讨论非马华作家的论文。另两篇女性批评的对象都是马华作家,而集子中共有4篇当代马华名家专论,两男两女,二留台二在地,两组人恰好属于不同的世代。〈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象〉(及其缩写版〈女身境地〉)严厉的批评潘雨桐小说的女性形象,主观意图与实际形象的分裂,“由于固有的伦理原则与思想观念的根深蒂固,作者一不自觉反而就成了导致那些女性被压制的意识形态的共谋。虽然尽管作者意图同情,对于小说女性,有时却反而变成再一次隐晦的无情。”大致可以说,因为潘在技术上没有运用一种互补的救济以制造一个审美之外的距离,以致让对不义的再现成了对不义的审美享受。换言之,潘雨桐可能没有意识到审美语言与批判实写主义本身的道德难题。

反之,〈从华玲到吉隆坡〉对英年早逝的商晚筠命运多舛的女性写作之路的刻划则充满了同情,从乡土到女性,再从女性回返乡土,勾勒出写作作为小说家生命悲怆的痛苦见证,命运的阴影最终覆盖了一切。而春美对商作品的细读,成了同为女性的认同与致意。文末的话“商晚筠未竟的旅程(引者按:乡土性与女性),可能就是马华女性文学开放式的前路”,隐约成了春美以商为典范而代后者写下她文学遗嘱,马华女作家的一条未来之路。

而对两位同辈,不论性别,都非常不客气。〈州府人物连环套〉从李天葆与张爱玲的“文学关系”入手,以列举的方式指出后者对前者在修辞、意象、语态等方面的仿袭,进而探讨这种风格上的仿袭对于文学世界之构造的效应,在那样的类型化书写下,“南洋”只能是一种(张爱玲似的上海、甚至施淑青似的香港)传奇。个中的恋物关系显然很复杂(譬如张爱玲也是他恋物的对象),李天葆的南洋,仅仅是张爱玲的上海的投影之投影,还是他借由张的灵韵,重构出一种已然不见踪影的南洋的上海幽灵(三州府市井确也是民国上海商品的流通地)?而李笔下的张意(仿日文书写中“汉意”的用法)是否会妨碍他对现实的再现,以致让写作只能困锁于一己风格与观念的牢笼,雾锁南洋,成为一种奇幻文学(“他的华丽苍凉的语言操作往往容易使情境陷入并非小满清又不像老南洋的奇幻境界”),这些批评,都是非常犀利的。然而我觉得春美有点误信张小虹之嫌,张女把自己的严重恋物投射给张爱玲,进而混淆了张爱玲小说外的恋物与张小说中的物之呈现——以为二者间没距离——我觉得张对她小说中的世界之建构是持有审慎的距离的,她对语言的超凡敏感与调控即是明证。以致削弱了对李氏的批判(“不同于张的是,李天葆对他的老世界只有沉迷,没有距离。”)而张小虹和李天葆的位置倒是相似:彼(注1)恋物的对象包括了张爱玲,为彼之共同物神。以致二者均试图模仿后者,而差别在于,李天葆是写作上的模仿,张小虹是对张对物的态度上的模仿。前者因而把张爱玲的风格也物化了。   论文集的压卷之作无疑是批评黎紫书的历史意识的〈谁方的历史〉。春美在论花踪的文章里说,作为奥斯卡的花踪的真正明星是国外评审们,而不是在地的得奖者。这话没全说对,花踪确实制造出明星,或至少制造出一个闪亮的明星,那就是黎紫书。身为高级记者的林宝玲,因工作的缘故,也许是年轻马华作家中唯一亲身和马共传奇人物陈平(及他的部队)晤面的,在马共史在大马解禁的前夕。借此,她写下了系列在台马屡得大奖的小说,几乎可说是她现阶段的代表作。〈谁方的历史〉在并不否认黎的美学成就的情况下对她的系列马共题材小说进行了严厉而雄辩的批判。

坦白说,我读那几篇小说时并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其强烈的程度大概已接近反感)。草此短文时,谨慎起见,重读了一遍,除了〈七日食遗〉过于直白浅露(也许受限于台湾日益减缩的文学奖字数)可以不论外,我觉得就小说论小说,大部分细节是合理的(除了那些时空错置的)。譬如:

1、关于人物的匪气等等,那是亡命之徒的普遍心理状态,马共严密的组织状态、绝对的敌我划分,和私会党确有近似处。对非圈内人而言,或对敌人而言,差异并没有想像中大。而官方围剿下的马共的生存状态确实是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如此的情节设计和殖民者及官方的污名化并不必然等同。

2、马共的暴力可以分几个方面,一是对英殖民者的伏击,一是对所谓汉奸的暗杀,再则是内部权力斗争的自相残杀。三者都有历史依据,如果说杀殖民者具有绝对的正当性,那后二者则很有争议。陈平的自传涉及时并不讳言有失当之处,反殖与阶级斗争并不能合理化那样的暴力(尤其很多所谓的汉奸不过是政治上的异己,如钟灵中学校长陈充恩的被暗杀)。而内部暴力更是那种高度军事化的群体必有之义,“专政”、不可能民主、听不得反对意见(注2),以致开始时有莱特造成的悲剧(初期的马共菁英尽毁于此)(注3);后来有1968~69间小章搞的“骇人的审判”(注4)。这都是大规模的,至于黎的小说揣度的爱恨情仇,借刀杀人,其实都在情理之中。男人的沙猪,在军队里可能更显极端。

3.即使黎紫书书写马共并不具本土的优势,反过来看,她的写作明显有意识要与马共保持距离。这距离也许是政治的,但首先是美学的。我觉得就写作而言,这是既合理又合法的。相对而言,马共的内部观点也不宜过于轻信,因为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本来容不得多少个人意见(因此他们自家人写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党的意识型态、集体的史诗居于绝对优先),尤其是有碍马共光明形象的阴暗面。只要写作者没有滥用虚构的权力,应该就是容许的。马共自身的历史解释,当然也是可以争辩的。因此春美的意识型态批判的另一端,是王德威“黑暗之心”的解释路径,完全就小说论小说,也可说是合理的吧。因为马共在那些小说里其实不过是舞台和背景,是故事发生的场所。并不涉及多少历史解释。而故事,而非历史,或许才是那样的写作者真正感兴趣的。“我方的历史”也该是多元、甚至互相冲突的(要看那个发声的“我”是谁),并非径直和官方的历史二元对立。而黎紫书,在她的“后花踪明星”时代,应该有更长的马华本土女性之路要走。

以此与“马华本土女性”们互勉。



(注1)此代词指代一男一女,若用“她们”,不免被其中男的骂;用“他们”,又会被其中的女性主义者骂,不如用文言。

(注2)这方面局内人余柱业的批评是值得注意的,《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页261-262。

(注3)陈平,《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 2004),第5、6、11、12章。

(注4)陈平,《我方的历史》第28章。

  (南洋文艺 2009年6月23日、30日)

六十年代初 北马文艺一斑

六十年代初 北马文艺一斑

刘放【文坛忆旧】


[1]

三十多年前马崙访问李锦宗时特别提到后者对“马华文学”的定义,以及他如何锲而不舍地收集资料以供撰写马华文学史;只可惜没在资料的性质和收集方法稍多着墨,让大家可作仿效。我的是土法炼钢:用金睛火眼去查阅藏于胶卷的报章副刊。

我不是想要写文学史。近年来因为要寻找几篇旧作,便曾前后花了几个星期泡在图书馆,翻阅了《南方晚报》和《光华日报》文艺副刊的显微胶卷,时期从1960年至1963年。虽说一般上文艺版会有其固定的时日刊出,如每星期的某一天。但只要你有一次发现当天却没依时发版,你就觉得时间白花了。听百言诉说,你不如亲身一试;莫忘多携带几瓶眼药水。

这种翻阅胶卷的毅力和精神,只有一种人会从一而终的,那就是写博士论文的学生。拿到学位后,就找助理去做。我第一次那么神心地翻阅胶卷时是四十年前。那时花了好几个月,才把殖民时代的人口普查资料和《叻报》看完。那时我的确具有无限动力和毅力。

现在是第二次,也该是最后一次了。只谈《光华日报》就好了。

[2]

《光华日报》是地方报,它当时的销路应以槟城、威省、北霹雳如太平、江沙、怡保为主。槟城还有另外一份日报曰《星槟日报》。在怡保读中小学时,朋友们多阅读《光华日报》。以前看报,从不注意谁是创办人。原来这报的第一页便印着斗大的一行:“孙中山先生创办”。

我要查阅的是<南斗>、<青年文艺>、<综合>三个版位。那时在那里发表文章的学者很多,如温梓川、赵尔谦、管震民、刘前度、刘果因、萧遥天、朱哲(朱昌云?)等。<南斗>是学者的或老师的园地,标榜“纯文艺”。忧草(佘荣坤)、萧艾(赖南光)、慧适(林木海)、慧桦(陈鹏翔)等的诗作,也都在<南斗>版出现过。朱昌云是怡保人,他留台回来在《建国日报》疾笔而书时,我还只是个初中生,当然受益不深。若朱哲也就是他,则可说他是个大学问家。刘果因应是留日的文人,他多次翻译日本文学作品。我现在的了解是,一如怡保的蔡任平校长,因背负着日本的背景和形象,限制了他们在马来亚的活动范围。在50至60年代初期,马来亚华人社会仇日的情绪,仍然高涨。

这些作家多任职于学校、报馆、会馆等。对我来说,是老师辈,也就是“可畏又可敬”辈。只有老友梁润成给我说过:“萧遥天鼓励我多给他创办的《教与学》月刊投稿。”那时,润成的确在光华和该月刊学发表过文章。其实,他后来在台湾读书时,也曾在《创作月刊》发表过新诗。他最终还是移民到加拿大;最近退休后又到中国大陆经商,完全缀笔。偶尔,他也寄过一些旧诗作给我。此老弟文采洋溢,马华文坛一失。编文史者,不妨著一笔。如有存疑,请翻1962.10.8日的副刊。

也许你不相信,在当时的光华文艺版,你几乎每天(周)都会读到萧艾、忧草、慧适、慧桦(或笔名)所写的新诗。他们几位,真的如苏东坡所说:“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广如人生百态,小如一草一木,皆可入诗。那时,豆干体的新诗在马华文坛,正方兴未艾。记得怡保的好些写作的朋友,本就很羡慕这几位多产的作者,现在有机会把多年的副刊摆在一起,更是羡有所本。更令人讶异的是,忧草在发表他的17岁自贺诗时,所志日期是1963年正月。马崙说他出生于1940。

到现在还从事写作的有当时报告<首都五日游>的淡莹,和描写橡林生活的冰谷。他们同是江沙崇华训练出来的知名作家。何乃健仍在写作。

何伟资、何殷资(乔静)两兄弟也常发表文章;大个子乔静喜欢写文学理论,如新诗的形式与写作技巧等。最近,本属槟、威的李有成(李苍)经常问起我乔静的下落。如要看他早期的作品,多带几瓶眼药水到图书馆去吧。

另外,赖金福、王连在、李牛才、秋朗、游牧、金成、萧枫等,也是很积极的写作人。要是这萧枫也就是怡保的莫顺生(萧沨),哪我小学和他交往时,却有眼不识泰山。曾和他同住在一屋檐下,也时常闲话武侠英雄和捣蛋才子徐文长。

本已如曹孟德那样,感到去日苦多,我却花费时间与精力去爬梳显微影片。更泄气的是只找到两篇奇文。谓之奇,非良品也,而是“妾身未明”的两篇文章。其一为散文<锡矿湖的忧悒>(1962.6.20第10版的<青年文艺>),作者署名“麦留芳”。另一篇则是小说<脱轨的行星>(1961.3.9第9版<青年文艺>),作者署名“冷燕秋”。一个是同姓同名,另一个是笔名的巧合。记忆中我从没写过小说。故意给我开玩笑的老朋友庄明理,曾用“热燕春”发表过新诗。笔名是无版权的,任由他怎么用,没诉讼的条件。用别人的真实姓名写出烂文章,哪就可能构成“妨害名誉”罪了。

由于显微机老旧,字体朦喳喳,我又没带太多的眼药水,不忍卒读。待日后有机会好好阅读一番,才决定是否兴讼。


[3]

外来人才如萧遥天、温梓川、刘果因等,对马华文学的贡献,有目共睹。仅在栽培马华写作人才方面,就令人钦佩不已。是否马华文学史有打算在他们的身分栏开天窗,或粘张台湾常用语“马赛克”?

大家会发现,1960年代的写作人中,有的已半途而废,有的却还不断地写作。前者多因作家养不了家而放弃。后者多因写作与其正业可以相辅相成:在学院和大众传媒从事中国文学或语言工作的人士便是。写作对他们来说是如鱼得水,说是鸡肋也可以。

知道写作是一种天赋的,寥若晨星。再知道天赋是可以发展成为个人志业的,如凤毛麟角。胆敢又坚持要把天赋发展成为个人的志业的,黎紫书便这样说过。


(南洋文艺文2012-10-16 )

2012年10月6日星期六

雅蒙:杨际光先生

杨际光先生常在我们的心中
  雅蒙


你知道国语中“肚脐”应该怎么说吗?我知道,早在1973年杨际光先生就教会我,它叫“Pusat”。

这是杨先生当年申请大马公民权时,在最后一次国语口试中的问题,杨先生当时答不出。

永修兄打电话找我,求证杨先生当年在大马《新明日报》中的职位时,在闲聊中说及此事时,感到非常的惊讶。

也许这也是当年造成杨先生毅然离开大马的原因之一。

我在1970年2月初第一次见到杨先生,一直到1974年杨先生赴美国定居为此,他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杨先生对我向来亲切,因为他对任何“年轻人”都亲切,关怀有加,是个很慈爱的长者。

但我不敢说我与杨先生很熟悉,我认为姚拓先生与刘戈(白垚)先生才有资格这么说。杨先生是我的上司,也是长辈;他在我的心中,一直是我最尊敬的人之一。

在昔年的《新明日报》中,许多人都尊敬杨先生,直至如今我们旧日同事仍然不时提及杨先生。当他们说“杨先生”时,指的就是独一无二的杨先生,再没有别人,不需要特别提到杨先生的大名,我们很自然明白对方说的“杨先生”是哪一位杨先生。

杨先生当年考大马公民,受到公司上下员工的关注,因为大家都明白此事对他的重要性,同时也有点私心,因为它关系到杨先生在报社中的未来,我们都希望能由杨先生继续且正式的领导我们工作。

傍晚杨先生来了,他一贯的满面笑容,但这时带一点无可奈何说:“考不到。”我们听了都沉默无声,还要杨先生安慰我们。

我想以杨先生当年考国语口试的问题,相信不少人都会过不了关。杨先生在口试前准备周详,历届元首与各州苏丹的大名、现任部长的名字都一一背下。杨先生那时的国语程度已经颇佳了,但他还是通不过考试。

以前的考试中包括鼻毛叫什么,腋毛又叫什么,终於最后一次遇到“肚脐”叫什么。是这一次令杨先生意兴阑珊吧,不久就听到杨先生决定到美国生活。



曾想在大马终老

从1959年至1974年,杨先生当时已经在大马生活了足足15个年头,杨先生是喜欢大马的蕉风椰雨生活,他确曾一心想在大马终老。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损失。

杨先生如果看到我重提这些旧事,他一定是豁达的用他特有的带着浓浓鼻音的笑声说:“还提这些干什么呢。”

既然是说私事,索性说到底。杨先生长得高大,很潇洒。他的中文之好自不必说,英文也好,我们一般小同事听杨先生说英语,都羡慕得很,说他讲英语如“鬼佬”一样,毕意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

杨先生当年是大马电台的高级职员,有人说如果杨先生是大马公民,他早已经获得更高的职位。

反倒是杨先生在《新明日报》位居何职,许多人都弄不清,这也是因为杨先生一直没有明言。许多新职员进入时,都不知道杨先生到底担任何职,包括我在内,只知道杨先生权力极大。杨先生总是笑说:“我是来帮忙的。”连介绍我到《新明日报》工作的姚拓先生也说:“他是在《新明》帮忙。”

后来我们才知道,杨先生是大马《新明日报》的总编辑,但因为种种原因不便明确的宣布。杨先生的权力还不仅是总编辑那么的简单,他尚代表“香港资方”。当年的《新明日报》是由新加坡的《新生日报》与香港《明报》合创的。

杨先生很关心员工的生活。新职员到来工作的第一天,杨先生一定问:“有地方住吗?”如果没有,他也一定会为新职员安排。

到异乡工作的游子都明白,只要找到住的地方,一颗心才会定下来。很少总编辑会好像杨先生这般体贴的。我报到的时候,他也这么问我。然后他不时会问:“住得好吧?”

好像作家赖教授在中学毕业后一度在《新明日报》工作,人生地不熟,就是由杨先生安排他到作家梁园先生(已故)的家暂住。

杨先生也很爱护“文坛新进作家”,一些小作家从外地到来,杨先生必然会招呼他们,请他们到联邦酒店的旋转餐厅喝茶见识见识,当年的联邦是一级酒店,消费不便宜,杨先生可真是大手笔,而且足证他的慷慨与厚道。

杨先生的诗集《雨天集》,《新明》的同事大都有一本,杨先生送人时总是谦虚的说:“没有什么价值,下雨天拿来当柴烧吧。”

今天历史已经证明《雨天集》的文学价值与重要性。斯人不寂寞。

因为《雨天集》,杨先生的诗名长存。

在六十年代之前,大马的诗坛还是“散文分句”式的所谓新诗的地盘,然后才由现代诗遂渐取代,白垚先生自然是劳苦功高的带动者,但我记得白垚先生曾谦虚的说:“现代诗在大马的真正带动者是杨际光先生。”



带动华文报新风气

杨先生是诗人也是报人。他从香港到大马来办报纸时,也带动了大马华文报的新风气。

以前大马的中文报纸是很“奇怪”的报纸,全世界报纸的第一版都是刊登本国重要新闻,只有大马的报纸头版是刊登外国新闻。杨先生觉得不仅奇怪也认为须要纠正这种看低本国新闻的不良风气。所以《新明日报》创刊就以我国新闻为头版新闻。

当时《新明日报》曾被一些墨守成规的人视为“不是大报”风格,但《新明日报》后来成为马新最畅销的华文日报。再后来各报纸也改变作风,不再以外国电讯新闻为头版新闻,而以本国新闻取代,直到如今。

当年杨先生不是每天来《新明》,但他来的时候,很多时杨先生的夫人也会一齐来。杨先生的夫人是当年电台著名的广播员罗荣兰女士,我们都称她为“大姐”。

有人告诉我,大姐乃满清贵胄后裔,姓“罗”实乃“爱新觉罗”的简称。

写杨先生不能不写大姐,因为他们数十年伉俪情深,是真正的彼此是对方的另一半。

大姐一口令人听出耳油的京片子人所皆知,她温柔娴静,我更从大姐那儿学到如何正确称呼人的好处。

话说我们大马人的华语别成一格,我们称呼杨先生的时候是“杨生”长“杨生”短的。大姐有一回就招手叫我过去说:“不能称呼别人牛生马生杨生的,这很没有礼貌,要说牛先生马先生杨先生才对。”

大姐当下教了我如何正确的念出“先生”两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华语中的“轻声”。大姐说:“强调先字,生字就轻轻带过。”

那时我还想,这么多人都是“杨生杨生”(羊生羊生)这么叫,怎么就“抓”了我去教,后来想大概这是因为大姐觉得我还算是有点可造之材吧,不然她何必费这个工夫。我以后一直没有再犯这个错误,非常感谢大姐。

因为杨先生始终没有获得大马公民权,对他有许多不便。虽然他那时热爱大马生活,但屡次的公民权考试也令人心灰意冷了。他决定移民美国,是由大姐在美国的妹妹申请他们过去的。

在杨先生飞美国前几个晚上,我曾与同事陈先生到他位于八打灵的住家,杨先生曾说后来新闻部有高级官员有意协助他取得公民权,但他婉拒了,因为太迟了,屋子也卖了,东西也寄到美国了。

就这样杨先生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有踏足曾经令他诗兴大发的麻坡河畔,我也再没有见过杨先生,在我印象中永恒的淳淳君子。

与旧日同事联络时,彼此常打听杨先生的近况。小凤、宝华、叶小姐那儿都有杨先生的消息。后来姚先生要杨先生的地址,我也是从她们那儿得来再转交的。在旧日同事中,他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杨生”。

虽然人隔万重山,但--杨先生,你常在我们的心中。   (南洋文艺 )

“动地吟”、文学与民间

敢有歌吟动地哀
——“动地吟”、文学与民间

南洋文艺,3/4/2012
傅承得


有人怀念“动地吟”。有人不。我不。之所以不,因为那些和我一样舞文弄墨的人,除了田思和小曼等少数几个,都麻木不仁。尤其当我从事出版,我更看清这些所谓“马华作家”者的真面目: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哀自怜,结果──自掘坟墓。所以,这篇文章,本来可以不写。古墓幽魂,听不懂脉动的意义。

但还是写。写给活着的人看。“动地吟”,曾带给我感动和欢乐。因为认识了一些人。如果不是因为这项活动,我不会认识这些与马华文坛毫无关连的朋友。如果不是这些朋友,我不了解“动地吟”──也许该说是“文学”──的意义。这些朋友,来自草根。更精准的说:是来自文学的草根。其中一位,是已去世了的黄耀铭先生。想起诗曲朗唱,我想起他。但是,马华文坛不会记得他。我记得。逐渐的,我选择忘记任何马华作家。

既然要写,那就话说从头。


走入民间,走上街头

声音的演出。1988年12月。吉隆坡陈氏书院。第一次,诗歌在民间宗祠的天井,对着门外车水马龙和门内两百余名席地而坐的听众,或低吟或慷慨或轻唱,回到草根。有陈徽崇的鼓、周金亮的吉他和姚新光的笑声。他们与文学无关。

动地吟。1989年6月至8月。新山柔佛古庙、槟城五福堂、吉隆坡陈氏书院、吉兰丹中华大会堂、马六甲培风礼堂及吉隆坡马华大厦三春礼堂。遇天安门六四事件和第6届文化节。最后一场为华社资料研究中心而朗,台上的演出者多与文学无关,如黄金炳、柯嘉逊、庄迪君、张碧芳和陈友信等,听众逾千人。

肝胆行。1990年5月至7月。吉兰丹巫统大厦、巴生中华独中礼堂、瓜拉丁加奴东姑礼堂、诗巫民众会堂及古晋中华一中礼堂。第一次在州巫统大厦朗唱有关茅草行动的“爱国诗”,马来工友和气友善。第一次“越洋”东马,看到诗巫和古晋南市有华文路名,觉得这个国家,只有这个州属还可以。东渡8人,演出结果,主办单位荷包大出血,听众热血沸腾。

动地吟。1999年4月至9月,共演出22场。西马19场,有几场在百货公司大厅演出,盗版音乐伴奏,听众寥寥无几;另一场在南洋商报总社礼堂,为立百事件猪农筹款。东马3场:古晋、诗巫和美里。美里笔会的朋友真挚热情,以冷冻猪脚招待三月不知肉味的“西马仔”。最后一场在拉美士谢幕,听众500。夜归昔加末留宿前,参与演出的年轻诗人林金城、吕育陶、张光前、周若鹏、女歌手戴丽金,以及我无法言谢、自始至终都同台演出的周金亮,流连烟酒夹臭的迪士哥。

以上演出,幕后有一群与文学无关的人。主要是傅兴汉、林福南及各地主办人士,包括黄耀铭先生。这期间,受邀而非主动策划的小型诗曲朗唱会,另有近廿场。现场观赏演出者,保守估计是两万人次。九成九九,与文学无关。



如果“动地吟”是品牌

如果“动地吟”是品牌,它有两万名消费者。

那它卖什么?为什么买?

它卖华社心理。第一阶段(1988至1990年)和第二阶段(1999年)的演出,都有时空舞台。1986及1987年是经济不景、华小罢课、亚当事件和茅草事件等。1997至1999年是金融风暴、安华被捕和立百事件等。华社的苦闷心理,在与现实有关的诗里,找到一扇可以透气的窗口。也因此,有许多场演出,内政部的朋友也来捧场。他们间接为敏感内容营造气氛。我的意思是说:不成功就成仁。但是,如果没有第二个卖点──与文学无关的卖点,一定成仁。

它卖视听绝招。“动地吟”的灵魂人物是游川和周金亮。游川朗诗,都是见血收刀。从90年代前后的〈五百万张口〉、〈青云亭〉和〈一开口〉,到90年代末的〈一登天安门〉、〈一切照旧〉和〈Diam-Diam〉等,或说学逗唱,或爬桌登高或抓脚丫污垢,震撼人心,过耳过目都不忘。周金亮以诗入曲,是陈徽崇后不二人选。只是陈徽崇是庙堂雅乐,懂得听的人好听,想要学的人难学;周金亮是市井小调,兼有胭脂味和流氓气,细尝隙有回甘。常人多爱视听,而非文字,游、周二人,朗唱双绝,投正胃口。

第一卖点从心,第二卖点从眼从耳。其实,“让诗歌走向群众”,以及“歌凭诗贵、诗以歌传”的想法,从1988年开始,就已扎根。1990年《动地吟诗帖》序,说得很清楚:

“我们从不认为:文学是象牙塔里堆砌文字的游戏;

我们也从不认为:离开美学因素,文学可以感动人心;

我们的企图是:用艺术最敏感的指尖,来弹拨现实这根最敏感的弦。”


如果“动地吟”还算卖得不错,顾客买的,就是这些。而这些材料和技术,原本都在,“动地吟”只是经过企划,善加促销而已。个中高手,就是傅兴汉。但这样的人,马华文学史不会记他一笔。他与文学无关。

于是,让我回到我最想说的几点。


回到文学的来时路

文学,本来就与文学无关。马华文学,从1990年代开始(或许更早),成为少数人的“专利”。这些所谓 “有水准” 的作家或文学评论家,只写给少数“有水准”的人看。其他没水准的作家,则不晓得写了要给谁看。但不论身段高低,他们都有两个同共点:一是自私自利。他们眼中只有自己,没有社会和群众。一是怨天尤人,说读者越来越没水准。

──是这样吗?

1999年“动地吟”22场演出,听众凭诗册入场,《吻印与刀痕》卖了近万本。参与诗人游川、林金城、吕育陶、张光前和周若鹏的新诗集,各卖出300至500本。买书的人,多非“文学读者”。也许他们“没水准”,但他们因诗曲朗唱而企图接近和了解文学。那些有水准和没水准的作家,为没水准的群众,做了什么?

如果人生是万千头绪,社会是五花八门,那么,文学,就不可能只有单一面向。作家可以有个性,可以自私自利或怨天尤人;同样的,读者也可以有无数选择。如果文学的高山,是要从平地起步,那么,谁来带路?如何带路?以何带路?如果没有,高山仰止,不也是自然且正常的吗?

论市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太小;论教养,也不高。但是,别老以为众人皆睡我独醒,这个社会,仍有许许多多与文学无关,但很长进的人。不是他们不敲文学的门,而是文学重门深锁。

我尊敬的长辈:已故黄耀铭先生,因为“动地吟”为他开门,他尝试接近文学,也把一群朋友(如林玉通和冯福兴先生)和家人,带来敲门。他没忘记游川的朗诵和周金亮的诗曲,10年后,从瓜丁来回关丹400里路,只为了再睹风采。还有林妤珍小姐,10年前因观赏而感动,1999年听说“动地吟”卷土重来,她说一定要在她所在的拉美士办一场。这些与文无关的朋友,还有很多;是他们作为中介,让更多的人靠近文学。

我所以提起黄耀铭先生,因为他为文化和教育付出很多,但他从事咸鱼批发,从没说自己有水准,更从没埋怨社会没水准。我忘了许多许多作家,但记得他。因为,他让我感动。

文学,如果无法令人感动,等同垃圾。

文学的来时路是群众,不是少数有水准的读者或评论家。

文学的源头活水,是感动。

而,在马来西亚这个时空,文学的力量,是主动。

2001年12月4日凌晨,吉隆坡

(南洋文艺 2001年12月)

白垚:后续的现代文学运动

花果飘零的播散
后续的现代文学运动


学报十年 另番风貌

70年代,悄凌接编《学生周报》,来时,刚从阿松大女中毕业,清纯的文字,细密的心思,随意的笔触,互动的关怀,读者作者俱皆倾心。

悄凌早期不涉《蕉风》,但她的水磨功夫,却在《学报》为日后的现代文学储备了大批作者读者,赖瑞和、张锦忠、沙禽、迈克、早慧多在那个时候现身。

她不写现代诗,后来接编《蕉风》,在隐隐的悄凌格调中,以女儿家的针针线线,在现代诗人沙禽的协助下,编出另番现代风貌。80年代后,她编其他报刊,舞台虽异而本色依然。

悄凌编《学报》10年,最初与李苍、周唤合编,慢慢就一个人担当下来了。从周刊到月刊到半月刊,从 8 开本到 32 开本到 16 开本,中间还有一个横向半摺的 16 开本,历尽沧桑变化。每一次改版,都是一度难跨的窄门,她咬咬牙就穿过去了,然后,装出若无其事的平淡,以随意的笔触,与作者通信,在编后话与读者说事谈心。

有一段时期,她默默不语独编《学报》,我汲汲营营苦撑《蕉风》,两刊相濡以沫,在孤寂的路上足音相扣,却也乐以忘忧。她的丈夫钟轲,与我颇类江湖兄弟,在文化的跑道上,与我同行,迹遍九城,在通讯部、学友会、生活营、野餐会,与读者、作者、通讯员、学友说艺研文。当年李苍入编《学生周报》,他是半个推手。



80年代 天之一方

70年代后期,反叛文学的流域已宽。温瑞安白衣歌赋,大量发表武侠长诗,宋子衡以现代之笔写升斗小民之实,迈克、家毅的自在文心,张锦忠初试锋芒,赖瑞和坐而论道,青年才俊赴知音,穿梭在两刊之间。

同时,“天狼星诗社”的幽光渐著,在温氏兄弟的带领下,到80年代,江东子弟娴兵甲,已挥洒自如,诗人辈出,诗曲诗乐,为现代诗开辟了另一片疆域。这一段现代诗史,温任平知之最详,以温氏的如椽大笔,写来定是可读的好文章,也必是可传可信的第一手文学史料。

80年代以后,身居域外,天之一方,山长水远,景象迷糊,到90年代,更属个人认知的断层。只从《学报》、《蕉风》知道一些编辑的名字,认识的有川谷、悄凌、梅淑贞、沙禽、张锦忠、重山、韵儿、黄学海、华世英、小黑,不认识的有庄若、温维安、朵拉,和后来认识的许友彬、林春美。也看到一些新人的崛起,诗社的组合。这10年现代文学在两刊的心中日月、面貌风霜,得由他们去写了。



折翼悲思 学生周报的失落

人生忽如行旅,1981 年,我离开吉隆坡,离前曾检点平生,《学报》、《蕉风》,心里孰轻孰重。几番衡量盘算,以现代诗的播散而言,两刊一路走来,一为草根,一为旗帜,无分轩轾,共事的编辑,也多兼编两刊,自周唤、李苍、悄凌以后,更形影不离。以感情言,《学生周报》实重于《蕉风》。唐君毅先生说的自由文化精神的实践,我的尝试文章,我的草根小友,我的理性工作,我的感性人生,都从《学生周报》开始。

离开不及两载,1983 年,《学报》无声停刊,至竟息亡缘底事?以当年情况,实不应至此。播种同行,两折其一,云外惊飞失散哀,几度沉思,道是局外沧桑,不致内咎神明,但触及百年心事,折翼的悲痛与忧思,不只是一刊之失了。

二十多年的相伴相随,与之俱来的文化记忆,已是生命成长的一部分,遽尔而去,未能忘怀《学生周报》的,读者作者编者通讯员学友之中,千千万万,又岂只我一人。悄凌在《南洋商报》写“学报十年”,那是与我同行、点滴的心头冷暧,读之怃然,曾写下一首感怀。

歌赋十年人去后,

重来回首已三生,

痴人犹自寻前韵,

怅写残荷滴雨声。    


(南洋文艺 2004年6月29日)    


 

花果飘零 随风播散

梅淑贞、张锦忠后来把《蕉风》编成两刊的综合体,衔石单飞,精卫填海,心里的疼惜可知。韵儿和庄若办《椰子屋》,步步并移,默默运作,连版名都与《学报》相同,小儿女的牵依难舍,万缕千丝,那是人世间最真挚的感情。苍松在《蕉风》写〈学生周报,学友会,蕉风和我〉,是年代青春的共同记忆。

如此种种,不仅是一段生活的珍惜,也是一个时代文心的莫失莫忘,不仅是一段历史的缅怀,也是一个文化理想的不离不弃,泰戈尔有段散文诗,也许是许多人的心里话。

河岸对河流说道,

我不能留住你的波浪,

让我保存你的足印,

在我的心底里吧。



今日之失,明日之得,花果飘零,故能播散,叛逆者文学的多元理想,在《学生周报》的蒲公英,落在文坛的不同角落,归于草,归于云朵,归于青青橡林,或主文编,或入报刊,遍向民间播种,开出另一个春天。



90年代 文学的归文学

一个绝对独立、纯粹的宇宙,是60年代马华文坛叛逆者的文学理想。文学的归文学,是马华反叛文学运动坚持的信念,30年的风霜雨雾,无数故人灯火,多少里路征尘,皆念兹在兹。

1998 年,遥读黄锦树《回归文学,无声的马华文学运动》的一段文字,仿如大地之门砰然洞开,一个星招旗迎的日子,已经来临:

“90年代以降,随着各种主客观的条件逐渐成熟,包括一些文学青年导师(如傅承得、陈强华等)对年轻一代的文学启蒙、提供重赏的文学奖和知识条件的逐渐成熟(如新批评式的、强调文学性的文学评论论重新出现等),都为马华文坛新人辈出提供积极的条件。虽然不必标榜什么主义,却都有一个可贵的共同点:把文学当文学,把文学作品当文学作品——而非宣传品来写。表面上看,当代马华文坛没有文学运动,而骨子里却有着比口号、宣言更为实际的‘文学运动’:文学的实践。”

把文学当文学,正是马华文坛叛逆者三十多年来追求的文学理想,也是一个永远探索的文学实践。


林春美主编《蕉风》484期


春美七期 综合的年代大展

杜若还生,幽兰渐老,正道是无奈的人世沧桑,岂料 1997 年底,林春美入主《蕉风》,别出心裁,女娲炼石,正刊之外,另辟《少年蕉风》以传《学报》,以植新苗,捧之读之抚之,恍如隔世相认,几不能信,世间竟有这般可人的事,不禁心神摇曳,热泪盈眶。

《蕉风》本刊的现代景象,到林春美而境界再开,无论版面内涵、理论架构、创作质素,皆不可方物。文学理论的人材辈出,李有成、陈鹏翔、张锦忠、赖瑞和、何启良、温任平的进展神速,不必细说,张景云、林建国、黄锦树、张光达、刘育龙、林春美的识见,已跨越现代文学的断层,坦步葱雪,咫尺龙沙。

砂朥越作家的崛起、新生代的工大孤舟、旅台作家在他乡的荣誉,29年的人事沧桑,世纪容颜,益添神采。《蕉风》在林春美的魔捧下,如磁心在极,优质作者群集,佳篇屡屡,虽短促7期,而卷海排空,高潮叠起,把现代文学推向另一座洪峰。

“春美七期”,是一份亮丽的成绩单,为《蕉风》划下完美的句点,也为60年代以来的反叛文学运动,办了一次综合的世纪年代大展,叛逆者过去的脚步,因之而铿然有声,后之来者,由此亦添三分自信,继续前行的勇气倍增。林春美也许没有想到,她编的不仅是7期《蕉风》,而是承先启后,把近半个世纪的现代文学运动,推向第21世纪。每念及春美编《蕉风》最后一期的心情,我便想起了50年代梁文星的新诗〈绝句〉:

易水不闻歌风吹似昔

西台无人泣松声犹壮

宇宙奔着不变的前程

万世深忧在一人肩上   

 (南洋文艺 2004年7月3日)

白垚:反叛文学的凯歌

卷土穿山,兼天写地 反叛文学的凯歌




播散现代的一个重要弯角

《蕉风》202期,后之来者,一直认为是播散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弯角。在那一期版权页上刊列的编辑,共有4人,即牧羚奴、李苍、姚拓和我,职皆义务兼任,当时的情况,姚拓忙于教科书的编务,极少过问《蕉风》的事,任由我们3人自由发挥。

我们都有点近乎宗教虔敬的文学诚意,内容的策划,三人共商。牧羚奴、李苍的诗写得比我好,现代文学修养比我深,两人尊重我早当几年编辑,早写几年现代诗,谦逊地让我总其成。

全用马新作家的作品,不转载,是共同的想法,作家的联络,由牧羚奴、李苍去做。采用当年较少见的24开本,是牧羚奴的主意。至于张锦忠说的,对马华文学史影响最深远的“播散现代主义”,起关键作用的,是牧羚奴和李苍。李苍编《学生周报》《文艺三版》时,己与牧羚奴两人联手,为现代文学布下网络。



冰雪文章心似火

李苍,原名李有成,冰雪文章心似火,进退文静,却有满腔的现代精神。犹记当年在金马仑的《学生周报》生活营,槟城学友会的潮声野餐会,他才16岁,在辩论会的英声飞辩,在研讨会的据理雄谈,在专题讲座对讲师的质疑,无畏无惧。我心里想,如果他能当《学生周报》编辑,那该多好。

后来,周唤出国读书,《学生周报》需人接编,我去槟城找李苍,士别三日,文学的识见格局,都大有精进,有愤怒的回顾,也有理性的前瞻,有英挺的锐气,也有内省的融和。灯下详谈,论及文化工作,他表示出国深造之前,能当《学生周报》编辑,以增历练,固所愿也。

与李苍共事是种享受,他静如处子,看稿时可以终日不语,私下谈现代文学,却是新势河潮。编《学生周报》《诗之页》时,织繁花为锦绣,心思细密,后与牧羚奴帷幄蕉风改革,决算千里,却又是云雷屯处见经纶了。诗以记之。

冰雪文章心似火,

些山滴水见深怀,

云雷屯处经纶在,

现代良图此日开。



李苍现代,但不远离传统,他写诗,也写散文,不多写,但写得真好。当年入编《蕉风》,刚过了17岁,一个锺灵的高中毕业生。



胸有狂潮吞日月

牧羚奴,我们叫他陈瑞献,胸有狂潮吞日月,那是他的气势,奇思激荡句长城,那是他的才情。当年入编《蕉风》,擘划现代,只二十多岁的青春,刚从南大毕业。《蕉风》的世纪容颜,眉目轮廓,多由他素描定稿。

在新加坡举辨座谈会,策划现代诗、电影、马来文学、戏剧、小说、古典文学等6个专号,出版蕉风文丛,完颜藉、歹羊、写入《蕉风》,无一不与瑞献有关。其中马来文学、电影、戏剧3个专号,现代之外,让我接触到他另一个内心世界。

要不是陈瑞献伐鼓撞钟,《蕉风》的现代,不会那么现代。新加坡作家丘柳漫写他:“60年代末期,几乎每个星期天,牧羚奴的住所,为热衷现代诗的新手之聚散中心,席地而坐,高谈阔论,气候乃成。”(注1)

陈瑞献才调纵横,笔锋过处,慑人心魄,坐而论道,四座皆倾。他把现代文学的潮流,推造出第一座洪峰。诗以忆之。

诗才画笔皆堪记,

多感文心意最真,

胸有狂潮吞日月,

洪峰推涌大精神。



陈瑞献个人创作的波澜壮阔,小说、散文、诗,兼及佛学、绘画、书道、纸刻,其影响又岂止于《蕉风》,又岂止于那个年代。



都是凯旋的呼叫

《蕉风》改版,现代文学合两地之力,云雷振作,青冥上下九千里,谷应山鸣。新加坡五月出版社穗华新拾,盂仲季,蓁蓁、英培安、南子、流川、林方击壤而歌,莫邪、文恺、潘正镭、零点零,同声相应。北部犀牛出版社初试啼声,梅淑贞、江振轩、归雁、川谷、麦秀,荟萃槟城。宋子衡、艾文锋芒再露,山芭仔二度出山。美罗诗传霹雳,温任平、温瑞安兄弟星照天狼(注2)。天下文章几儿女,成龙成虎各风雷,胸中五岳皆平地,围不攻而自破。

横竿击壤,四野飞声起草根,都是凯旋的呼叫,现代文学已十路书声,迎向一个现代的春天。借瑞献一首译诗以记当年的荣光,诗原作者为波兰诗人米罗士。

长久以来,没有一个春天

像这个春天一样美;

草,就在第一次刈割前

茵厚且挂满露珠。

夜晚 鸟鸣

在沼泽地带响起,一朵血红色

横搁于东方 直到清晨。

在这样的季节,让每一个声音

都是凯旋的呼叫,

归于草,归于云朵,归于青青橡林的

荣光,痛苦与荣光。

大地之门砰然洞开

大地的奥秘 启示

一颗星招迎着的日子。



反叛文学开辟的天地旷远无边,非流俗所可窥见,杨际光以浩瀚壮阔喻之,梅淑贞把这个年代说是《蕉风》最辉煌的时期:“《蕉风》最辉煌的时期,应是 1969 至 1974 那几年,“编辑团”的概念就是那时衍生的,灵魂人物如我没有猜错的话该是白垚,配合李苍与牧羚奴的编与写才华,推出了几个可以作为马华文学资产的专号。”


(注1) 丘柳漫著《集华为严饰,陈瑞献研究》的〈小千世界,大块文章〉。

(注2) 霹雳州天狼星诗社。   (南洋文艺 2004年6月26日)

白垚:马新现代诗的会合

千诗举火,十路书声
马新现代诗的会合



跨越临界 江流天地外

1959 年,新诗跨越临界,江流天地外,是必然的奔向,但《蕉风》一时的轰轰烈烈,因主编的更替,未能一以贯之。直到 1969 年,202 期,因牧羚奴、李苍从《学生周报》移师入驻,始再起波澜。

反观《学生周报》《诗之页》的编者周唤、李苍,都是十八、二十的青春,与作者读者毫无代沟,同属叛逆的一代,在年轻的飘忽里,现代诗闪过了投枪掷匕的截击,穿空万里,群飞刺天。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但愿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那是龚自珍对清代文坛的慨叹和愿望,要突破万马齐喑的僵局,开一代文风,需要不拘一格的人才。60年代的现代诗,岂不其然,诗人拿出作品来,自是主要诉求,报刊编辑的文心史识,更是运动起伏的关键枢纽。



气寒西北何人剑

《学生周报》的文学局限,是一份学生刊物,作为草根,则蔓延四野,生命力强,作为萤火,则遍布八方,点滴成光。如欲作为卷土穿山、兼天写地的文学运动,现代诗需要更多的真气力、大文章。

1967 年,我正在《诗之页》的〈小诗试写〉中寻寻觅觅,隔岸的文风丕变,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从世代的惯性中突围,大报气势,不同凡响,现代文学的旌旗举处,作者群相景从。

那是马新文坛10年来未有的变局,心想城中必有高人押阵,气寒西北何人剑?我问李苍,李苍说,那是大将完颜。完颜,原名梁明广,笔名完颜藉、黎骚、公孙渔,出身云南园,我们私下称他完颜而不名。

完颜藉胸襟如海,自在如山,其文心足以纳百川,其史识足以奠万哗。他是编辑,也是作家,左笔创作,右笔理论,对现代文学的贡献,用陈瑞献的话说:

“明广是我国文坛罕见的先知先觉者,在60年代末,通过文艺的编串,他把新马文艺引入新地带,鼓起新风气,创造新景象,事成,他潇洒的走了。”

现代文学的探索,诗作先锋,到完颜藉而触动理论的探讨、小说的创作与翻译。完颜藉在《南洋商报》的3个文艺副刊:60 年代的《文艺》,70 年代的《文丛》,80 年代的《咖啡座》,剑气屡收还屡吐,胸中灵气尽成云。在《蕉风》译〈尤利塞士〉,更是宗师手笔。



能甘寂寞是男儿

1967年,周唤接编《学生周报》《文艺三版》和《诗之页》的时候,刚从大学毕业,笔健神凝,以沉实不华树立个人的编辑风格。他选稿严谨,编务着重在与作者沟通,渐渐联络上牧羚奴、英培安、温任平、梅淑贞。现代诗人开始凝聚。

周唤在诗之页的诗后加批注,写诗的人因而大感振奋,诗逢知已千篇少,创作的信心倍增。周唤阅读诗稿的精细和用心,对作者联络的密切,我自叹不如。老友睽违多年,键下遥思,默垦荒原功所在,下有一诗,绝非过誉。

寻章摘句注新诗,

西写东编笔一枝,

耕织荒原为锦绣,

能甘寂寞是男儿。



周唤后来出国读研究院,李苍接编,他在槟城学友会的文艺经历,让诗之页更紧贴草根,网络更宽。1967年,《学生周报》在封面以全版推出《文艺专题》,现代诗借音乐图纹的声光造势,凌空飞起千蝴蝶,意象纷呈。

《文艺专题》的包装,虽然有些标奇立异,但彼一时也,不得不然。到梅淑贞冷香飞上诗句,写〈陟彼青山〉,李苍空外霜钟月笛,写〈那一座海〉,牧羚奴笔下云龙风虎,写〈祭旗〉,马华文坛的反叛文学,己千诗举火,击鼓扬旗。



文学使人了解
60年代末,马新分家不久,事事划清界线,却有一人,在两地的年轻作者之中,居间捭阖,亟言政治使人分隔,文学使人了解,在文学的天地里,马新同一方圆,此际虽值分隔的风头火势,却是文学超越政治的最佳时刻,两岸作家,从政治的分隔中联阵,共探现代,正其时也。

他是新加坡富马工业有限公司的董事何振亚,是个商人,却颇为文艺,常趁来吉隆坡商务之余,约杨际光、姚拓与我,说艺谈文。他不写文章,但爱和文艺青年来往,他不是编辑,但喜与瑞献为首的新加坡作者聚谈,偶发议论,常语惊四座。

新加坡作者群中有人戏言,他有张飞的声音,有诸葛亮的头脑,有关云长的仪表,虽属戏言,不离其实。其风头火势之论,分隔中联阵之议,同一方圆之说,文学超越政治之谈,虽有违流俗,但掷地有声。诗人作家编辑之外,现代文学运动的界外推手,当年如何氏者,大有人在。

另有一股动力,在他乡成长,那是60年代初,一群出国留学诗人的回馈效应,中有马六甲的林绿,江沙的王润华、淡莹,居林的陈慧桦,峇株巴辖的叶曼沙,芙蓉的毕洛,他们在异地的成果,鼓舞了家乡诗人的现代取向。



鹰隼高天 超越地缘疆界

现代诗在失衡的文学气候中艰辛起步,青涩稚嫩,在《蕉风》的跌跌撞撞,在《学生周报》的沉默独行,是反叛文学史上的十年孤寂。

1967 年,周唤、李苍在吉隆坡《学生周报》的默默耕耘,完颜藉、牧羚奴在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旗帜鲜明的异军突起,两地相辅相成,是反叛文学运动的奇妙汇合,无朋党之私的对流,无畛域之见的互动,如空气之自然流动而成为风,文风起处,冰原解冻,雪山消溶。

1969 年,牧羚奴、李苍高举现代的火炬,由读者而编者,师出《蕉风》,策划202 期改版。在牧羚奴的编串下,新加坡作家的作品,超越了地缘疆界,鹰隼高天,在《蕉风》大幅出现。王润华博士论《蕉风》:

“《蕉风》是五四运动后,如同第二波的革命,全方位体现另一种文学传统,诸如文字视觉、感性思维,鉴于此,将大篇幅出现在新加坡文学史中。”   (南洋文艺 2004年6月22日)

张锦忠:诗的反叛

诗的反叛(及其限度)
张锦忠【文学观点】
在牧羚奴身上,我们看到本地现代诗人自觉地对域外现代话语的反叛与抗拒。当然,那是一种影响的焦虑。不过,也只有“自强诗人”才会有这种焦虑;小诗人只会想到模仿或挪用外来文库。
  我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的中文白话诗语境有两种,或三种,也就是日后才知道的,“现实派话语”与“现代派话语”,以及“五四话语”。这样分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不过却是当时诗界语况。跟许多大马华裔中学生一样,我在中学华文课本读到徐志摩、冰心、闻一多等人的五四新诗,分行、分段的新诗。此外,我也在《当代文艺》读到形式接近但用词较当代的新诗,不过没什么深刻印象。五四新诗,离70年代当然已久远,可是依然比本地报纸文艺副刊耐读,可见文学进化论不一定准确。那年头的本地副刊新诗,除了分行、语意清楚、主题明确、词物关系透明外,还出现大量的口号与标语,大概是师承文革余绪,就诗意来说,其实属下品,可是却在两大报副刊成为当道的“宏大叙事”。“五四话语”不乏动人诗篇,对刚接触诗的读者来说,是比较容易亲近的抒情传统。可是这个传统显然不是当时本地诗坛主流话语所要继承与发扬的(就这一点而言,“现实派话语”乃对“五四话语”的反叛)。我自己认识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辛笛等中国诗人,对中文新诗的现代化略有所知,是因为《蕉风》介绍《汉园集》与《手掌集》;报纸副刊似乎连艾青也没多大兴趣。从何、李、卞及九叶诗人到(台北的现代派或创世纪的)“现代派话语”,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显然不是新诗话语的反叛,而是现代化的演变;不是跳跃式,而是实验的成果累积。但是,这样的认知,我要许多年后才知道。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阳光明媚的东海岸,面对“现实派”、“现代派”、“五四”这3种话语,我未经思索就选择了“现代诗”,而且是从遥远的台湾进口的现代诗,纯粹是为了对不耐读的“现实派话语”的反叛。

于是我读余光中、周梦蝶、商禽以及所能找到的现代诗。在此之前,我读的是力匡的《高原的牧铃》与《燕语》。力匡的诗当然写得比多数本地副刊新诗好,可是也属语意透明浅显易懂类,读久了就觉得了无新意。力匡、柳北岸(另一个我当时可以读到的诗人)的语境其实不是意识形态挂帅的“现实派话语”,而是还没有进入汉园或九叶语境的新诗话语,或在两者之间。(白垚呼吁“新诗再革命”乃对这类新诗及“现实派话语”的反叛。)对一个中学生来说,相对于力匡与柳北岸,余光中的诗当然算是难懂,周梦蝶、商禽的作品就更不用说了。难懂正是它们的迷人之处。“所能找到的现代诗”的主要来源是《学生周报》与《蕉风》,尤其是牧羚奴的诗,还有牧羚奴与完颜藉编的《南洋商报》星期天《南洋周刊》《文丛》版上的创作与译诗。在牧羚奴身上,我们看到本地现代诗人自觉地对域外现代话语的反叛与抗拒。当然,那是一种影响的焦虑。不过,也只有“自强诗人”才会有这种焦虑;小诗人只会想到模仿或挪用外来文库。

于是当试写的冲动被这些分行的升华形式唤起时,取隐喻舍明喻,采呈现而非明说,迷恋文字游戏而弃阶级意识或历史使命,成为创作快感的精神来源。那也是对透明的词物关系的反叛。写诗成为造词与编码,或营造一个没有入口(或出口的)私人或个人化语境。反叛的符号无法解码,故这些诗稿大多长埋编辑抽屉的稿堆中。直到有一天,我到编辑室上班,在抽屉中发现自已多年前试写现代诗时投来的旧稿,连忙投入废纸篓里,结束了我的文字个人化实验时期。

其实,在此之前,“现代派话语”已因外界批判而产生了质变,尤其是台湾现代诗话语。台湾现代诗在关杰明与唐文标(以及同时发生的“乡土文学”运动)发难之后开始反思高度私人或个人化语境的沟通质地,以及和现实世界或民族文化的指涉关系。流风所及,马华现代诗界也重新思考诗的社会性问题。不过,“现代派话语”并没有因而和“现实派话语”合流。70年代中叶,“现代派话语”开始不那么现代了,或者说,反叛了现代,一方面转向虚拟的,伪古典的“武侠诗”或“闺阁词”,另一方面回归词物关系单纯,语意明朗的诗风,例如子凡(后来叫“游川”)的《鞋子》。在这两种反叛“现代派话语”的声音之中,我选择走向明朗,生活化,让抒情与社会性在诗中并存(比较接近香港的现代诗)。我的实验见诸薄薄的诗页《眼前的诗》,以及当时以各种笔名(例如“宇禾”)发表在《蕉风》与《学报》的诗作。

最后的反叛才是对诗的反叛,我已多年未写诗了。   (南洋文艺 2004年6月15日)

白垚:1959年的新诗再革命


文学惯性的突破
1959年的新诗再革命



变是永恒的向往

何物千年怒若潮,是龚自珍的历史高瞻。新的土壤,新的生机,是陈思明的人文远见。世代惯性的突破,是冷燕秋的文学关怀。如此种种,文学艺术的前面,永远横着一度临界线,等待突破,等待跨越,天行健,变是永恒的向往。

1959年3月,现代诗在《学生周报》首刊,一个月后,《蕉风》在1959 年4月改版,主题是陈思明的人本文学,姚拓的个体主义,同期以来论刊登我的“新诗的再革命”。对文中的五点革命主张(注1),《蕉风》的编后话,态度十分超然:“我们对此不想妄作评论,还是请读者自己去作判断吧。”

读者的判断各有短长,引发争议,是意料中事。文章以来论刊登,当然文责自负,但危言高论议纷纷,投枪掷匕,直指《蕉风》,心中难免不安了。陈思明时为友联社长,后来在生活营的演讲中,说这是播早春的种子,勉以文化史上创造少数的不惑不忧不惧,成树成林,虽未可料,与我同行,是必有人。



春天里的冬天

新诗再革命的五点主张,除“横的移植”外,其余四点是借五四的火把,照当下的天空,把“文学改良雏议”的部分主张,笼统地再说一遍,都在理性思考、传统抉择、诚心正意的范畴内,是中学课本都有的课文。

那时现代诗微末初起,未见枝叶,应非主干。人本文学的新人文主义内涵,才是正题,但其理论架构严密,层峦叠嶂,议者难以攻坚,退而求其次,借题发挥,“新诗再革命”中“横的移植”,遂成箭垛。

议者把“横的移植”等同落地生根,作为攻讦的主标,却是个美丽的误会。横的移植原来只是个纯粹的文学论点,意指新诗纵的继承之外的取向,并无他意,但当年的文坛气候失衡,理性思维走入落叶归根的政治倾向死胡同,视之遂如寇仇。

历史的发展十分吊诡,出乎意料的是,横的移植沾了落地生根的光,恶毒的攻讦竟成美好的帮衬,反而渲染了“新诗再革命”的草根色彩,唤醒不满文坛现实的个人意识,助长反叛文学的声势,把现代诗在海上推涌成潮。

这种与草根诉求脱序的文坛气候,在马来亚历史新开的春天里,无疑是个自闭的冬天,但只是个临界的冬天,雪莱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缪斯的诗心常在,在文学的冬天,且先听去年春天的故事,再探来春消息。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20世纪50年代初,以诗而言,中国大陆是万马齐喑,颂扬舵手的锣鼓喧天,台湾是千歌尽羽,效忠领袖的号角齐鸣,久被嗤为文化沙漠的香港,自花开花落,秀出东南笔几枝,力匡是其中之一。

1951年,力匡即以新诗在《星岛晚报》的副刊《星晚》,风靡香港的中学生。到主编《人人文学》和在《中国学生周报》马新版写〈谈诗创作〉,流风渐披海上。50年代中期,他来新加坡,为人师表之余,在《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仿效《星晚》,辟一溪清浅,为时虽短,但吸引不少诗人临流顾盼,泽畔行吟。

力匡诗风婉舒畅,音韵铿锵。当口号诗和政治诗气焰高张,驱逐读者的时候,他延续了新诗在读者心中的生命。他的诗集《燕语》,触动了多少初生的灵感,带动了多少稚嫩的笔尖。不少诗人读者,在如歌的行板中,反复沉吟,变化气质。

马华诗坛日后能蓬蓬勃勃,力匡守土之功不可没,他在新诗发展史上的贡献,或许可以从他自已的诗句中,找到定位。



生命将通过我而延续,

我会萌发新一代底希望,

让我开花来点缀被遗忘的荒野,

让我结果作人类的食粮。



新诗的韵律,到力匡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句点,在四海南奔的激荡中,他为蒙尘的缪思,作了最精采的演出,成为韵律新诗最后的押阵大将。掌声过后,帷幕垂下复升起,也升起了另一方风景。



(注1)五点主张是“主知与主情”,“新与旧、好与坏的选择”,“格律与韵脚的废除”,“由内容决定形式”,“横的移植”。   (南洋文艺 2004年6月15日)

白垚:现代诗的起步

路漫漫其修远兮
现代诗的起步
  怡保长街的灯火

1957年,《学生周报》在吉隆坡、新加坡、槟城、太平、怡保、江沙、马六甲、麻坡、文冬都设有通讯部,我工作生活来回9个城市之间,每抵一城,与读者作者谈文说艺、漫道人生。他们的少年英气,常牵住我的脚步,不忍自去,借故多盘桓三两天。他们向上奋发的生命动力,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给我的激励,百倍于我能给予的有限的人生经验、浅薄的文学知识。

通讯部的工作之外,我兼编每月一期的《诗之页》,如逢出版当期,我们谈得最多的便是诗,谈当期的内容风格,谈成名的诗人诗作,谈胡适的尝试,谈徐志摩和何其芳,谈力匡和夏侯无忌。吉隆坡写诗的有周唤、张力,怡保有冷燕秋、李迎、罗曼,槟城有白岸、林风,马六甲有黄华光、李后军,新加坡有林方。

首先质疑《诗之页》的,是原名麦留芳的冷燕秋,一个育才中学的初中学生,当时只有15岁,他对五四以后的诗知道不少,且有文学的反叛意识。有一次,在怡保街头的夕阳下,我们漫步闲谈,那情景依稀昨夜,走亮了长街灯火,谈亮了天上星辰。冷燕秋关心的是文学世代的惯性,文学如果不断重复同样风格,即非创作,他担心《诗之页》会陷入惯性的漩涡。这次长街漫步,漫出了《诗之页》的多元变数。



千羽散尽,静读云过风流

不久,我往麻坡探望几位通讯员,那时,麻河没有桥,只有渡船。他们在渡口接了我,从人声喧闹的码头,走向麻河的右岸,那是元宵节的午后。

多少年了,仍然记得阳光下年轻女孩的笑脸、年轻男孩的蹦跳,仍然记得树林下的一湾蓝水在风里缓缓地流,仍然记得渡船慢慢地靠向对岸,仍然记得蓦见河海交接时的水声,仍然记得石滩上检蚌妇人渐行渐远的孤独身形。

第二天初夜,我再去麻河,堤边人不见,波心荡,冷月无声。大江流日夜,永恒的宇宙与瞬间的景象,激越回荡,那种人生逆旅、天地悠悠的感触,久久不去,几许低回,写成一首无韵的小诗:〈麻河静立〉。1959 年3月在《诗之页》发表,诗写得不好,但诗心突变,引起冷燕秋和周唤的注意,兰言气类三人行,我们就这样写起现代诗来了。

10年后,周唤编《诗之页》时,谈起这首诗,说曾有方家评析,此诗如删去最后3句,现代面貌当更清晰。其时人在此山中,云遮雾掩,不置可否,如今千羽散尽,静读云过风流,所言果是高见。(注3)



百里新天 南北少年行

现代诗微末初起,反叛的一代,找到了新的创作管道,有人在学校的作文簿上写,有人投稿报章杂志,在流俗眼中,皆成异类。槟城诗人苍松,1998 年在林春美主编的《蕉风》,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六、七十年代现代诗起步不久,时常受到攻击和白眼,我的级任老师也批评我及现代派的不知所云。”

60年代已是这样,50年代更可想见。《学生周报》《诗之页》,通讯部的壁报,是这群异类的唯一竞技场,在年少的纯真中,他们以不同的个性、不断的发现、不尽的想象,突破泥层。一场马华文坛的文学反叛运动,已悄悄地展开。

我照常编《诗之页》,照常来回几个城市之间,照常与他们谈文说艺,照常陪学术组编壁报。南北少年行,百里新天,现代诗的话题越来越多。播早春的种子,偶然己成必然。当年的心情,颇像诗人沙禽写的两句现代诗:



我在酷日的行程里饮下偶然的雨滴

让它辗转成为澎湃心海的第一千条支流



《学生周报》通讯部的小小学术组,墙上手写的小小壁报,《诗之页》的小小篇幅,竟是现代诗的最初园地,一群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竟是现代诗的最初播种者。他们未经污染的言语,未经污染的灵性,奇思怪句,狂慧幽光,是现代诗的活水源头。



独向寒云试射声

我记得怡保打扪律的早晨,我记得槟城安顺律的日午,我记得吉隆坡古路律的黄昏。多少个周末,通讯部充满了人声笑语。多少次沉思,多少次争论,围坐在乒乓台四周的新诗研讨。多少回满足,多少回兴奋,壁报编好了挂上墙壁时的顾盼。往事如烟,几番旧时月色,重来照我,当时不曾想到,这一切稚嫩,都成为现代文学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

如果马华文坛的现代诗有个侏罗纪,那么这群侏罗纪的小恐龙,在不同角落,奇音初发,以不同的姿态,在周围异样的眼光下,迎风咆哮,独向寒云试射声。待弋的长空,待骋的荒原,那是一片全新的天地。夸父追日的饥渴,鲸吞大海的游弋,那是一种全新的追求与渴望。

海上的少年诗人,对现代诗充满了期望。路漫漫其修远兮,将上下而求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们为《蕉风》的新诗再革命,他们为马华文坛的新世纪,跨出可贵的第一步。

(注3)〈 麻河静立〉发表于1959年3月6日,《学生周报》第137期。“散尽千羽,静读云过风流”是张永修的诗句。   (南洋文艺 2004年6月12日)

与远雄同行

诗的远行,与远雄同行
张锦忠【文学观点】

黄远雄有感怀诗曰〈文字同行〉,一开始就以“渐行渐远”渲染,令我无端想起李后主〈清平乐〉的“离恨恰如春草 / 更行更远还生”。诗人想起的是“湮没”与“荒凉”的荒原意象,而且明明关涉时间,却说“这些文字都与时间无关”,这是故意将真事隐去的反写笔法。(时间其实一直是黄远雄诗的重要题旨,他的上一本诗集就题为《致时间书》。)不过,要索隐也不难(黄远雄的诗向来不以艰涩取胜):诗人与文字同行的笔耕旅程行之有年,虽然步过各种风景,却(自认)没有留下什么足迹,落得举目一片荒凉,但是时间其实就铭刻在这些岁月的诗章里(“笔握在手中,时间就在你侧身”)。是的,一旦与文字同行,一旦开始写诗,就是踏上不归路(“未志归期的旅程”)。黄远雄写诗近30年(算30年好了),算是长时间的远行了。(远行30年,其实是独行30年。在马来西亚,写作,尤其是以华文书写,特别是写诗,本来就是孤独之旅,因为孤独,很少人能30年如一日,甘之若饴。)

黄远雄其实是“马哈迪时代的抒情诗人”。马哈迪时代的大马华文诗人,一如所有时代的大马华文诗人,可以抒情,可以写景,可以寓言,可以忆往,可以写政治诗,当然也可以不写诗。所以对诗人来说,那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政治学者在后马时代回头审视过去二十多年的国家社会,难免会有一番说法。但是诗人呢?“在追逐的大草坪上/谣言与正义是一对/最难辨识、形影不离的挛生子”(〈纸鸢〉)。在这样“仿佛正义低吟细诉/又似谣言高吭惑众”的年代,抒情或写实,嘲讽或写意,诗人内心自有一番挣扎,黄远雄如此,陈强华如此,甚至沙禽或吕育陶也是如此。他们面对的,是个困境或僵局:既无法耽迷抒写小我之情,可能也无法尽兴讽刺国家大事。虽然在马来西亚,并没有诗人因书写诗论政而惹来文字狱,大多数华文写作人总是谨言(不写敏感课题)慎行(不会参加烈火莫熄行动),自我设限。黄远雄倒是相信(或反思)“书写的力量”:“除非,笔能及时醒觉/且重新认识自己/力挽蓝图上任何据点失守的狂澜/……”。

写诗感时忧国,针砭时弊,而名之曰“政治诗”,其实并非明智之举。古今中外书写政治的诗篇何其多,却鲜见自己贴上“政治诗”文类标签的案例。黄远雄虽是抒情诗人,身为多元社会的少数族裔,他对国家政经发展与族群文化处境念兹在兹,因此笔下多明写暗喻时事世局。不过,相对于若干“政治诗”诗人的透明直接作风,黄远雄的感时诗相当低调,就像〈新山火车总站〉末节的欲语还休:“其他,诸如承诺与原则/唉!不说不说/留待历史”。诗人写诗不写史,但也不容青史尽成灰,故以诗见证时代变迁。写马来西亚金融风暴的〈市道不景〉,写国家宏大建设发展不利的〈窘境〉即其中二例。谁说现代派诗人不反映现实?

黄远雄自身的居所迁移经历也反映在诗中:“刚刚/我人还在新山闹市溜达/一转身,却蹑进高打峇汝/熟悉的街道,……”(〈梦说〉)。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无法一转眼就处身另一座城市。诗的时间,一如梦境时间,倒是可以将悠悠岁月压缩成瞬息刹那,仿佛淡出淡入之间没有时间落差。诗人的故乡在吉兰丹州,多年前即背井离乡,到他乡异地谋生,后来在新山落脚。不过,〈梦说〉写的不是诗人的境内离散史,而是借梦境书写大马华人的“中国联系”:“……老爸不知何时/神通广大,竟悄悄地已坐暖席间/诉说离乡数十载,岁月悠悠/穷尽一生,无法完成北归的宿愿”。大马华人的祖先飘零南洋,期待有朝一日衣锦还乡。谁知世事难料,大马独立后中国联系被迫切断,南来华人及其后裔惟有落地生根,或再移民他乡。到了梦醒时分,“诉说离乡数十载”的老爸逝世也已近10年,北归当然无法成行。前辈华人渐渐凋零,切断了中国联系之后,大马华人渐行渐远,只剩血统与文化的“中华属性”。

身为“马哈迪时代的抒情诗人”,黄远雄当然也写抒情诗。他的这类诗抒情而不滥情,例如〈写给自己的诗〉既是写诗明志,也是自我期许;写给妻子的〈一首止痒的诗〉则始于机智,终于返观现实。在诗路之旅远行30年,黄远雄不忘叮咛自己“别伫在原地太久/不要频频回顾/紧抓不放”。读黄远雄诗,有如随诗人远行,尽管路途遥远,一路柳暗花明,风景宜人。

(南洋文艺 2004年6月12日)

黄远雄诗中的创伤/流放/文字结构

疗伤的风景,流浪的树,与文字同行
—— 小论黄远雄诗中的创伤/流放/文字结构   张光达【文学观点】


近年来四字辈、五字辈诗人中还有在写诗的,而且能够在质量两方面皆维持在一定的水准,有两个诗人在国内两大报文艺版的表现,特别令我印象深刻,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是沙河,另外一个是比沙河稍小一点年纪的黄远雄。这两个诗人写诗的时间甚长,沙河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马华现代诗里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不容质疑,作品至今还没有结集,殊为可惜。他在80年代曾停笔一段时间,过后于90年代重拾诗笔,发表了不少诗作,成绩可观。至于黄远雄,幸或不幸,开始写诗的时候是70年代中后期,接近现代主义诗呈现饱和后继无力的关键时刻,也是马华诗坛开始酝酿“写实兼写意”的前期,因此黄远雄的诗一开始就避开了现代主义诗所惯常带有的晦涩语言与稠密意象,比较接近写实观物及现实关怀的语言系统,他对人性世情的敏锐思考与现实关怀的致力拓展,使他的诗有别于马华现实主义诗常犯上的肤浅僵化的语言意识。换句话说,黄远雄的诗最能体现评论家陈慧桦在80年代末所提出的“写实兼写意”的语言氛围。相比之下,黄的诗却没有沙河在形式和意象上的多变风格,当沙河在世纪末的马华文坛还写出如此精心设计的〈沙滩〉(1998)和后设推理的〈推理小说〉(1999),黄远雄却以不变应万变、一贯沉稳的写下〈要去流浪的树〉、〈与文字同行〉、〈回忆录〉与〈风水〉等诗。

黄远雄的诗集《致时间书》(1996),最能够见出他从70年代左手人到90年代初黄远雄的整体风格,这部诗集中的大部分诗作都选择生活现实的题材入诗,以社会关怀为中心,其中的〈楼上楼下〉、〈河的感觉〉、〈动地吟〉、〈背水的感觉〉诸诗都与80年代中后期的马来西亚政治社会动荡有很大的关联,这些诗写诗人面对国家社会民族种种困境的感慨万千,对政治高压的时代反思批判,采取抒情诗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来直抒胸臆,基本上这些诗可归划入傅承得所提倡的“政治抒情诗”,但黄诗的语言比较是沉潜内蕴的,显然并不完全相同于傅承得那外显的浓厚抒情色彩和激越的悲愤语调。如果于诗题材或作者的关怀视野来看,这个时期的诗可归入80年代后期政治风暴茅草行动期间诗坛涌现的“感时忧国诗”,其中傅承得、游川两人类似的作品最多,其他人如黄远雄、小曼、方昂、辛金顺、艾文、陈强华虽不像他们那样集中火力书写,但个别诗人零散的诗作累积起来却也可观,形成那个时期马华文学的一项特色。

黄远雄的感时忧国,如同其他在80年代经历过政治动荡非常时期的诗人,直接对政治国家抒写心境感受,对国家土地民族之间的千丝万缕关系省思辩证,爱国/国家意识和概念也频频被诗人提出召唤或质疑。诗人的本土社会意识与现实观物自觉陷入一种拉锯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他可能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写实语言来宣泄心中的不满(陈强华:每句不满都是爱),另一方面他可能转向拥抱中国性而疏离本地意识(林幸谦:我看见经典回到故宫寻找国语)。黄锦树对此马华文学/文化的中国性符号无限的自我复制、文化创伤仪式的重覆降临现象,有着极为深刻的观察体认。



被景物震撼到失声痛哭的树



从马华文学来看,无论是70年代的天狼星诗社所提倡的中国性──现代主义,或是80年代末的感时忧国诗,两者的语言表现或许不尽相同,但文本结构中的创伤仪式和精神上的漂流心态:流放/自我流放/自我治疗。从温任平的“流放是一种伤”,到林幸谦的“中国崇拜”、“史记的春秋深入骨骸”,两者可谓一脉相承,或一种遗绪,如符咒般的不断降临,于精神上的自伤流放来看,两者的同质性恐怕多于差异。这里也顺便驳斥杨宗翰在〈从神州人到马华人〉里说我任意把天狼星的中国性现代主义和林幸谦任意等同的说法,刚好相反,虽然他们表面看来如此不同,以两种不同的语言叙事模式来表达对中国的崇拜,但是两者的内在心理或精神心灵上的流放却是殊途同归。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黄远雄诗作中常出现的“创伤的意象组合”:流浪的树、疗伤的风景、伤痕岁月的文字。他在〈要去流浪的树〉一诗中采用第三人称,其实是以树自况:“他开始嚷着/要去流浪/离开成长的盆地/离开孕育他无数欲望饱满的/温床/他回首/拥有的每一具辉煌/都是躺着/排列的/骨骸”,与一般落地生根的树不同的是,这是一棵会走动的树,这棵树想要去流浪,甚至所有的树被当前的景物震撼到失声痛哭。在〈树总是〉一诗中叙述者与树的关系成为互补互助:“树总是/简简单单地/以单薄的枝臂与叶网/棚建一座荫凉/供我/疗伤的风景”,树成为叙述者疗伤的地方风景,意味着叙述者的流浪是一种在国土内流放的心灵状态,一种精神上自我流放的移民心态,一个托寓(allegory)的具体指涉,源头来自上面提到的感时忧国和文化结构,意即黄锦树所说的意识形态的不妥协,造成诗人天生处于流亡的状态(diaspora in born)。

另外收录在《赤道形声》中的两首诗〈与文字同行〉、〈风水〉,也可放在这个架构来阅读,诗的语言沉稳闲适时有璿智,观物态度恬淡而近自然,有一种中年心境的坦若平原开豁无阻的音质味道,但究其实这个伤痕岁月的文字语境,却隐隐指向诗人在精神心灵上的“词的流亡”(树的流浪和与文字同行的一体两面)和重覆治疗创伤(疗伤的风景)的无尽探究:“渐行渐远,我想起了‘湮没’/极目望去,我想起了‘荒原’/这些文字都与时间无关/但它们曾经走过风景/走过时间,走过我/相遇相知而后/成了日夜/成了我们”,从要去流浪的树到与文字同行,一种欲解除流放的符咒而又随时压抑回返的历史向度的胶着两难,或人文心境与现实语境的渐行渐远?

30.4.2004   (南洋文艺 2004年6月8日)

白垚:奔向不尽的前程

奔向不尽的前程
——文学永远的课题
 
突破专横 走向多元

在马华的反叛文学运动上,《学报》和《蕉风》的历史定位,不在于“新诗再革命”日后是否能成大业,也不在于“播散现代主义”日后能否千苗成树、千树成林,而在于以走向多元的自由文化信念,突破文学的专横。其历史意义,是胜广揭长竿,不是刘项争天下。

历史有些吊诡,现代诗的发展,虽然不争天下,却用事实印证了老子道德经里“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潜慧幽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种“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的发展,虽无心放肆,却碰撞难免,碰到大量大度的,人人乐观其成。撞到小眉小眼的,另有一番机关计算。

陈瑞献早有识见,洞察机关,看透小眉小眼的涂抹技俩, 1983 年,他在《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咖啡座》,对档主完颜藉之去,遗憾之余,说到有人想尽办法,要消灭完颜藉的名字,这样写道:“只惜,如所周知,你能瞒人一世,瞒千万人一时,却不能瞒骗所有的人。”并用毕卡索的一句隽语赠勉完颜藉:“在这里抹掉的红色,会在别的地方出现。”(注1)



万事莫如公论久

王润华博士和郑良树博士,在一次座谈会上,曾以马华文学史未列《蕉风》为异。如此种种,都无损叛逆者的形象。万事莫如公论久,诸贤勿与众心违,两位夫子的会悟众心,言所当言,可敬可佩。

现在资讯发达,真相非一手可遮,意识形态的标准,非一家可定。任何人要放逐真正的历史,日后观之,必为闹剧奇谈。殷鉴不远,“四五奇谈今再现,广场无血染尘埃。”是罗孚在《燕山诗话》里,抄录的诗句(注2),袁木的一本正经,信不信由你了。

在闹剧奇谈的喧哗中,幸有像《新马文坛人物扫描》这样冷静客观的汇编,为马华文学的发展,留下真实的史料,编汇者马仑,穷年屡月搜集原始资料,默默整理成书,是四十多年来马华文坛的异数。我们的周围,多几位这样的人物,便多几分正气。


理性认知 历史眼光

许维贤在南方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中,对放逐《蕉风》的马华文学史,说了一句平静的话,是新一代的识见与雍容:“我想这些问题,会很快地被未来史家重新填补上去。到了今天,我明白,《蕉风》不只是一份文学杂志,它已是一场大家集体的文化记忆。”

集体的文化记忆,说得真好,那便是人人心里的历史了,那是一部马华文坛的反叛文学发展史。文字的历史可以焚毁,可以放逐,心里的文化记忆,永难磨灭。

史记将项羽列入帝王本纪,是司马迁不拘一格的历史眼光。“你说的话,我不同意,但你说话的自由,我拼命维护。”是法国哲人伏尔泰尊重异己的理性认知。只有具备历史眼光的史家,才可以在现实中正视叛逆者的形象,只有具备理性认知的史家,才能够在历史上写下叛逆者的英名,一部堂堂正正的马华文学史,正等待有德有能的人去完成。



堂堂溪水出前村

20世纪马华文坛的反叛文学运动,历时近半个世纪,参与的诗人作家编辑,有才有情者众,文中所及,百不得一。六、七十年代完颜藉在《南洋商报》的《文艺》、《文丛》,五月出版社的《新潮》初涨。七、八十年代犀牛出版社、棕榈出版社、天狼星和无数诗社的川连河汇。八、九十年代《椰子屋》、“工大孤舟”和无数诗人自动组合的千波竞立,是日益宽壮的流程。世纪交替,两大报文艺副刊海纳百川,《星洲日报》的花踪拔萃,《南洋商报》遥接《文艺》、《文丛》的隔代薪传,再加上砂朥越作家跨越时空的河海相接,现代文学在热带土地上的千般播越,已花踪处处,遍地风流。

以《学报》、《蕉风》而言,反叛文学以现代诗在《学生周报》跨越临界,《蕉风》与之同行,自 1959 年的新诗再革命,1969 年牧羚奴、李苍的播散现代,1983 年梅淑贞、张锦忠的单飞继往,到 1997 年林春美的再起波澜,虽历经险阻,犹自奔波,宋代杨万里说得真好: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与君共度八方风

40载的沧桑,多少人生征逐,都成过往车尘。忽接南方学院许通元寄来3卷续刊《蕉风》(注3),如睹故剑。当年旧事,现代诗的反叛少年行,又伴《蕉风》入梦来,用燕归来回顾马来亚独立运动的话说:“参与的感觉真好。”

现代诗在20世纪的马华文坛成为叛逆者,是必然中的偶然。必然,是那样的文坛,必然会有叛逆者,虽然叛逆者不一定是现代诗。偶然,是现代诗偶然碰上了这个必然的课题。对文学来说,人性的专横不断重复,人性的勇气也不断重复。有文学的专横,就必有文学的反叛,那是一个永远的课题。

“人类思想史上写下的英名,几乎都是叛逆者的形象。”今日马华文坛,有诗的地方,就有叛逆者的形象。叛逆者的文学,从横竿击壤的新诗再革命,到与君共渡八方风的播散现代主义,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沧桑,昨日些山滴水,今日已带砺山河,抚今追昔,在形象的背后,那种突破专横的反叛精神,那种走向自由的文化信念,就弥足珍贵了。



宇宙奔向不尽的前程

南洋本来是一个开放社会,东西交汇,在世局越来越开放的大环境下,与外界接轨,是意料中事。没有《学报》、《蕉风》,文学多元的自由信念会照样播散,同样收成。但可能与父母之邦同步,在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一个文化断层,在文人作家饱受压抑后,悟既往之荒废,知来者之可追,才跨出第一步。

我只是海上一过客,寄迹江湖,偶尔停舟,托身二刊,竟弈局忘机24载。樵斧烂千枝,渔人归一棹,当年信念,犹在我心。多少往事前尘,无数故人灯火,打开电脑,屏前抚键,仓颉造字如飞,西轩鼓板心犹壮,想起了曹雪芹的断句:

西轩鼓板心犹壮,

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

定教蛮素鬼排场。


坐看江湖波涌跌,今《蕉风》已归南方学院,《学生周报》旧梦难圆,但失去的何曾失去,生长的还在生长。北浦琵琶韵未荒,后浪新潮,诗灵恒在,浮槎继往传黄石,宇宙奔向未竟的前程。


(注1)节录自1983年3月13日《南洋商报》,陈瑞献写的“敬《咖啡座》掌柜一杯”一文。

(注2)节录自罗孚著《燕山诗话》中的〈天安门“六四”诗篇〉。

(注3)《蕉风》在1999年休刊,2002年由南方学院复刊。

(完结篇)   (南洋文艺 2004年7月6日)

白垚【反叛文学运动】


陆上行舟

林里分歧的路
——反叛文学的抉择  

叛逆者的名字

“人类思想史上写下的英名,几乎都是叛逆者的形象。”这是中国青年文学批评家曹文轩的识见。(注1)

在成书的马华文学史上,却找不到叛逆者的形象。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后期,马华文坛即有叛逆者揭竿而起,突破专横,激发一场影响深远的反叛文学运动,到90年代,叛逆者的形象已无所不在,有诗的地方,就有他的英名。马华文坛叛逆者的名字,不是个人的名字,而是反叛文学作品共有的名字:“现代诗”。

昨日的涓涓细流,今日已波澜壮阔,半个世纪的日月经天,现代诗在热带土地上的奔波播越,实质上是一部马华文坛的反叛文学发展史。在文学上,新加坡马来西亚同一方圆,这里说的马华反叛文学,兼及两地。


两条路在林里分歧

马华文坛的文学反叛,始于现代诗,50年代的新诗再革命,始于《蕉风》。1955年,《蕉风》在新加坡创刊。1959年迁吉隆坡出版,以“新诗再革命”突破文学的惯性,1969 年以“播散现代主义”增生文坛的气力。

“新诗再革命”与“播散现代主义”,是张锦忠博士在《南洋商报》写的马华文学史上的“蕉风三事”(注2)中的二事,实质上是现代诗发展的两个阶段,我生正逢时,亲历二事,在闷热中推窗,在黑暗中举火,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也有必然,像诗人佛洛斯特在〈未走的路〉诗中写的3句诗。

两条路在林里分歧,

我走少有人行的一路,

这造成一切的差异。



现代诗的少林寺

在历史深层,“新诗再革命”与“播散现代主义”,无不与《学生周报》有关。《蕉风》与《学生周报》同属友联,两刊之间,千丝万缕,无论编辑理念、创刊精神、编者作者读者,都是湖洲交错,阡陌难分。

有论者言,没有《蕉风》,现代文学同样会在马华文坛播散,但是,没有《学生周报》,就不会有《蕉风》的现代文学。这样的推论,虽非必然,但现代诗人多先在《学生周报》磨刀练剑,却是事实。如果《蕉风》是现代诗的少林寺,那么《学生周报》便是木人巷。从木人巷出发的现代诗,得从《学生周报》通讯部的活动说起。

当代大儒唐君毅先生,在《中国学生周报》3周年的特刊上,题了这样的一句话:“学问生活事业合而为一,是《中国学生周报》的精神。”一代哲学宗师,如此推许,自有所本。

这种精神,来自形而上的自由文化理想。《学生周报》是我一生工作的起点,通讯部是我最初的文化跑道,也是这种理想向外伸展的桥梁,1957 年,我在台大历史系毕业,南来马新,从这度桥梁起跑,体验了一段奔波而踏实、平凡而有理想的青壮人生。


自由文化 无悔的青春


通讯部是作者读者的活动中心,后来改称学友会。内有学术组、合唱团、舞蹈组、戏剧组、美术组。在那个精神活动并不丰盛的时代,不少读者作者,在通讯部的活动中,实践了独立思考、自由抉择、正心诚意的人文精神。

他们在年终岁晚访问麻疯病院,在节日慰问孤儿院,他们为清寒学生筹募升学费用,为国家纪念碑义演义唱,如此种种,社会关怀意识的增长,人生积极意义的扩大,已超越了活动的本身内涵,在参与中浑然构成宽和容纳的文化气候。

他们多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在日后的多元社会里,或为寻常百姓,或为社会前驱,在他们心中,这都是一段无悔的青春。也有无数的文学艺术种子,在这些活动中成苗成树,现代诗,就在这样的自由文化气候中发芽。



(注1)摘自张景云先生的“文学研究的道义暨其他”,全句为:“人类思想史上写下的英名,几乎都是叛逆者的形象。……当然有继承和扬弃,但那是为了使反驳更加有力,使新范式更富有生气。”见《蕉风 》482 期。

(注2)见《南洋商报》2002年9月12日《商余》版,另一事业是“马来亚化”。



作者简介:白垚,1934年生于中国广东东莞,原名刘国坚,另署刘戈,为马华第一首现代诗作者。   (南洋文艺 2004年6月5日)

2012年9月28日星期五

林春美:从创作者到研究者

从创作者到研究者
◎林春美【散文】


我想我大概是从一个创作者的情感经验出发,后来再加上一点编辑人的触觉,而后才向研究者移位的。意识到本土性问题,可能与我本身在写作上已从“给古人写信”过渡到“我的槟城情意结”阶段有点关系,但又不尽然如此。



我的写作向来缺乏规划,一则是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传统文学理念所误,一则是因疏懒所致。《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所收有关马华文学论文11篇,是我自90年代中期以来零星写就。当我为整理书稿而重新阅读自己这十余年来的部分思考成果时,发现这些论文尽管难分章次,然而辑录一书,却大体反映了我这些年关怀的两个主要面向:性别与本土。感觉比较意外的是,这与我在〈从华玲到吉隆坡:商晚筠的女性之旅〉一文结尾处所言竟然如此相似。或许,对某些马华女性作者/评论者而言,那真是与她们生命本质最直接相关的问题。

写本书的第一篇论文时,我在马大念硕士,还在自我摸索着写论文的方式。那个资源贫困的年代,疏而不漏的网际网络还未罩上马大的天空,图书馆中文部有着饶有学问的线装书,可是学术期刊品种稀少且多过期。那个时候吉隆坡也没办过几场中文学术会议,更别说是马华文学研讨会,可供借鉴而又合乎学术规格的马华文学论述是绝少的。我记得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主办的“马华文学新成就新方向”研讨会邀请函时,有位学姐建议我以校园文学为题,毕竟作为校园作者之一员,我对相关情况不陌生,写来应该相对容易。可是我自己当时更感兴趣的,却是我隐约从马华文学作品字里行间感觉到,但还无法说清的,作家对与中国相关的事物的特殊情感。作为创作者,我承认自己对于“中文”的物恋(这和我小学时期热爱马来文一样,或许都可以借张爱玲的一句话来形容或解释:“一个人,学会了一样本事,总舍不得放着不用。”),然而我清楚那与对“中国”(文化及其他)的复杂情感始终颇有差距。在我看来,马华作家的“中国性”(这当然是后来才学会的术语了)首先是深层心理意识的问题,其次才是审美的问题。审美语言与风格等其实只是心理意识的体现或者折射。写硕士论文时摸索了心理学理论,很是着迷,于是借用揉杂了精神分析学派的荣格(Carl Jung)与较倾向于社会文化学派的阿德勒(Alfred Adler)二人之概念的“情结”一辞,命名马华作家的特殊情感,是为“中国情结”。配合研讨会讨论马华文学一decade的新成就与方向之需,论文就叫〈近十年来马华文学的中国情结〉,着重讨论80年代中期以降的情况。而今时移事往,再一个10年也过去了,原题的“近十年来”不免已失其时效,故删之。修订本文时再查证所引文本,发现原来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78年,因此在新的题目之后加上年限(1978~1995)。1978并非上限,1995则是写作的时间点。

当年少作,读之汗颜。原本也打算弃之不录,后来想想还是将它留下,算是为自己粗糙而真挚的起点,留个纪念。(注)

我想我大概是从一个创作者的情感经验出发,后来再加上一点编辑人的触觉,而后才向研究者移位的。意识到本土性问题,可能与我本身在写作上已从“给古人写信”过渡到“我的槟城情意结”阶段有点关系,但又不尽然如此。作为在地者,“马来西亚” 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成越来越切身的问题(在此要特别感谢中六时教我本地知识——我无法将《Pengajian Am》按一般规范翻译为《普通试卷》,那太亵渎我的老师——的印裔启蒙老师Mr. Supiah,尽管我相信他早已忘记有过的这么一个学生,也永远不会看到这篇文字,他甚至不会知道他深富启发性的灼见与授课热情曾经如何震撼与改变过一个人)。“马来西亚人”不再是自然而然的身分,而是一种选择。我后来还继续讨论他人的本土认同经验。与张永修合著的〈从“动地吟”看马华诗人的身分认同〉,即藉颇有“总结历史经验和家国感受” 之自觉的诗歌巡回演出“动地吟”所选录的诗歌,探讨独立前后迄20世纪末马华诗人对文化、地域、国家等多层面的认同问题。此文收录在山东出版的一本马华文学论文集里时被删掉了与六四有关的一段文字,本书将之还原。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末期以降,名目繁多的文学奖在马华文坛此起彼落、争相冒现。这种现象常被人用以作为马华文学昌盛发展之证明。我丝毫没有否定文学奖对于马华文学发展之积极意义,〈如何塑造奥斯卡:马华文学与花踪〉与〈我们的父亲母亲:嘉应散文的书写模式〉中对相关文学奖亦自有肯定之语。然而,我更关心的是这些文学奖之体制与本土效益,及其最终实践马华文学之质的提升的可能。马华文坛的文学奖,不论其体积造型,头上总戴着诱人的魅力光圈——对参赛者而言如是,对主办者而言可能更如是。许多有能力贡献于马华文学发展的文化单位,包括学生组织,一想到“提升马华文学水平”,仿佛除了文学奖此一“坦途”之外,别无他路。主办文学奖似乎已变成一种“虚荣的公益”。我不是主张停办文学奖,我着实希望既有的文学奖可以进一步完善其体制,更好地接着办下去。只是我也认为将来的有心人,不妨考虑暂且无需再赶办文学奖的热闹,就现今马华文学的环境与发展条件而言,我觉得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恐怕是相对而言少一点功利追逐、多一点耐心培植的“马华文学自然生态空间”——最近某文学奖出现严重的抄袭现象,更加让我如此确信。我们需要多几个可以长期持续的出版计划,多几份《学报》,多几份《向日葵》,多几份《蕉风》,或者多几份《马华作家》也很好。如果能多几份自由的报纸和多几份文艺副刊,那肯定也非常教人兴奋。

无论如何,许多当代马华作家皆与文学奖脱不了干系。本书6篇文章专论的4位小说家潘雨桐、商晚筠、李天葆、黎紫书,都曾获奖无数,有的甚至就从文学奖诞生。然而我选择讨论他们的着眼点并不在此,而在于他们的著作确实具有值得讨论的价值——先打岔说明一下:以上这句话是蛇足。然而这也是在地评论者必然面对的难题,马华作家多数有着敏感而脆弱的心灵。不论评论是如何基于对彼等某方面成就之肯定,都多少将引发一些负面反应,随之而来的道德承担或变得在所难免。   说回上述作家专论。〈谁方的历史:黎紫书的“希斯德里”〉关注的是一个备受期待的小说家对本土现实的认知,及对历史的诠释的问题。我同意黄锦树在序文里提出的多元历史与小说距离之说,然而马共毕竟是一段被放逐多年的受诅咒的历史,作为小说的材料和做小说的材料之间到底也会有些差距。但锦树对“马华本土女性”的善意,我是理解的。

〈州府人物连环套:李天葆与张爱玲〉则是从语言风格方面讨论马华文学实践本土性的考验。对马华作家而言,“南洋”是个深具诱惑性的空间,常在本土与异域之间飘忽,没有定点。决定的因素可能在于作家的意识形态与语言。李天葆过于耽美的文字风格使本土南洋变成奇幻境界,中国作家徐志摩和张资平则因对他者的欲望想像,而将异地南洋写成朱古律色的欲望乌托邦。〈欲望朱古律:解读徐志摩和张资平的南洋〉是从我上王润华老师的“现代文学专题”的一篇作业改写而成,因为与本土相关,所以也收录进来。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博士时,在王润华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两个研讨会,多写了两篇与学位论文无关的文章。在此顺便向王老师致谢。〈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象:从静水到野店说潘雨桐〉扩展自约两年前配合《南洋文艺》的潘雨桐专辑而写的〈女身境地:小论九○年代潘雨桐的“女”“性”〉。〈轻巧与深刻的两难问题:小论《微型黎紫书》〉也大约成于此时。后来谈性别命题的还有〈从华玲到吉隆坡:商晚筠的女性之旅〉;〈我们的父亲母亲:嘉应散文的书写模式〉其实也是以对性别角色的思考为讨论的切入点。剖析这些马华作家对女性气质及对不同性别角色的期待与诠释问题时,我更清晰照见的,毋宁是自己。

上个世纪的最末一年,我在新加坡度过。一水之隔,景色两异。杨松年老师和刘笑敢老师的课,让夜间回寓所的巴士变得异常明亮。单就这点,我都会永远感念这个地方对我的好处。然而我还是决定回来。 “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我当时对马华现实主义者的精神导师之言,深感共鸣。我选择做一个在地的马华文学评论者。在地未必就是优势,本书论文自难免于在地者的直觉与不觉,见与不见。而论文的某些观点,甚至语气,则多少回应了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氛围。
(注)另外还有一个不愿把它写进正文的原因:经学生提供资料,始发现曾被本地一“学者”大量而可笑的抄袭。这是少作之荣幸还是马华学界之不幸?我不想多费唇舌于此事,将来如有适逢该文的好奇读者,只要对照少作之原始出处,或次原始出处,自可有公断。     (南洋文艺 2009年6月2日)

唐林:中国情结

中国情结

【文学Q&A】问◎张永修   答◎ 唐林


问:您近年常有中国旅游诗的写作,请说说您文学上的中国情结。


答:我写旅游中国杂诗,是因为2007年9月中旬,我到中国旅游1个月;2008年9月中旬,我再到中国旅游2个月。这期间我走过中国10个省的不少城市乡镇,加上我承受的是汉文化,应用的是汉文字,青少年时代就读过中国历史地理、文学和文学史。我的文学渊源来自中国文学,在旅游中国那些城市乡镇时,往往因为文学上的记忆而有所感触,就写下这些旅游诗。讲历史,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乡镇,多数都有千年以上的古迹名胜;说当前,中国每一个城市乡镇,多数有数十万或百万以上的人口。中国的多元庞杂,仿佛已经汇成巨流,不像我国呈现着多元而不太和谐的吵嚷。即使这样,从身分证和护照看,我始终是一个外国人,面对着中国的过去与现在,感觉上总有一段距离,无法像中国人一样。我或许因为我没有信仰任何宗教和主义,纵然是身在中国,看的中国,写的中国,还是脱不了异乡人的情怀。



问:您写作多年不辍,请说说您在写作路上遇到的苦乐之事。

答:我业余写作多年,最感快乐的有二。其一是十多岁时,报纸副刊第一次刊用自己的习作,那种愉快兴奋心境,给日后写作带来无限鼓舞。其二是获得读者共鸣。1992年,我在怡保万里望的巴刹食档间,一位卖咸煎饼的先生,问明我身分后,送我好些他做的咸煎饼,说他喜欢读我当时在星洲日报写的评论。他的诚坦真令我永远难忘。至于写作的苦,我遇到两种压力。一是我的第一和第二本诗集,先后被当局宣布为禁书。使我担心拥有我的诗集的人会受到牢狱之灾——当时法令,任何人拥有禁书,会被判坐牢最少3个月。——今天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二是来自自我的压力。我坚持写作和生命一样,必须不断地更新突破。但是,多年来我总是眼高手低,一直无法超越自己。这种压力是写作上唯一的烦恼。时间永恒,生命一瞬;写作没有什么使命,只是反映生命的历程。烦恼伴着寂寥,却另有一种苦中之乐。      



◎唐林 【诗】

中国行杂诗



1. 开封

我从汴梁大道走进开封

城里城外都是含笑菊花(注1)

多姿的菊花像开封的历史

丰富着多元化的回忆故事



坐落自由路1400多年大相国寺

天天招呼着善信们虔诚膜拜

局促税务局斜对面的延庆观

似乎自隐于江湖的潜修静思

那所古色古香的山陕甘会馆

阐扬着“大义参天”及“忠义仁勇”

位于湖畔的开封府和包公庙

还有杨家天波府及龙亭公园

纷纷投入了自由市场显身手



日子像河水一样永无休止

已经悠悠1300多年的东大寺

按时扬声提醒穆斯林祈祷

矗立附近500多年的天主堂

依然每周播唱着圣母福音

新而冷清的刘少奇纪念馆

仿若嘲讽着今时今刻历史……

凸显着过去 模糊着现在

开封呵开封 要往何处去

(注1)我到时适逢开封主办全省菊花展览赛会。



2. 花园口看黄河

我在郑州花园口看黄河

河水瘦落浑浊平稳地流

岸边遍布着干涸的草滩

真难想像黄河怒吼模样

一道壮伟的长桥跨越向对岸

车辆不断地在桥上蠕动川行

70年前蒋介石军队爆破堤处

竖立了“永垂不朽”的碑石围墙

我冒着秋风细雨漫步花园

松树低吟里挟着几声鸟啼

谁来评述历史的功过是非

天色迷茫 花园静寂无声

黄河是不是已经沉入梦乡

河畔草色翠绿 园林如画

果然是地覆天翻换了人间吗

我看着黄河想着黄河听着黄河      



(三)郑州  

我瞎马一般闯进了郑州

走过一条街又是一道桥

走来走去仿佛总走不完



我是一个史盲的异乡客

对郑州没有丝毫的记忆

只靠河南省地图来探索



郑州在开封与洛阳之间

是京株和连霍高速交接处

正日以继夜奋力迈向现代化



我望着郑州一幢幢大厦

和一系列建筑中的高楼

猜测着郑州明天的相貌



深秋的天飘洒着迷茫细雨

我跨过高架天桥奔向洛阳

迷茫细雨里郑州逐渐朦胧……



(四)白马寺

尽管号称中国第一古刹

而且有近2000年湮远历史

看到赵朴初题的《白马寺》

就知道承受过文革浩劫



我佩服中国人的神化仿造

从庙前的池塘碑石和拱桥

到庙内的古墓佛殿及碑文

几乎抹净了所有破毁残迹



我望着成群善信焚香膜拜

游客排队上鼓楼敲钟取乐

浓郁树荫下的《白马寺六景》

正在喧哗欢笑中复苏过来



我走过一座殿堂又一座殿堂

欣赏大雄宝殿等等摆设雕像

细读哪些碑石上模糊的文字

再一千年白马寺会不会存在



(五)洛阳


我到洛阳已过了牡丹花季

秋雨后的黄昏景色很清新

夕照残阳里没有沧桑伤痕

通街涌着忙碌的车潮人流

读着洛阳怎会有念昔情怀



我漫步在夜晚的洛阳街上

秋风吹来比云顶神山冷冽

人和车仍像白天奔忙活跃

吃喝玩乐仿佛都不用休息

谜一样的新世界谜一样活



我看见洛阳处处张灯挂红

庆祝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报上连载许多个人的专访

以贫乏此富足回忆看当前

要未来信心洛水一般长流



我发觉洛阳的秋夜冷而神秘

当有女人向我提议按摩服务

或许我仅仅是一个异乡过客

看到洛阳美丽的脸不了解心

始终是一片无所牵挂的云絮      


(六)龙门石窟  

我沿着石山下的路走去

石壁间排列着佛住石窟

不论大小蹲坐或是站立

纷纷倾诉着往昔的岁月



我可能只是一个现代俗人

猜不透这些佛尊隐匿的谜

就凭一座没有树林石头山

竟能躲过多场惨烈的战争



石山恒是这样沉默不语

佛尊也是这样哑闷无声

春来秋去谁算季节更换

夏热冬寒谁计有涯无涯



我迎着深秋寒风走到对岸

回望龙门石窟倒映在湖中

多少朝代流水一般消逝去

龙门石窟可是永远在梦中


(七)登封少林寺

我在秋天正午来到登封

波浪般街道飘飞着微尘

路两旁有好多所教武学院

不知道谁是主流谁是分支

少林寺午睡般倚在斜坡上

前后左右都是近光秃山岭

倘然工夫盖世都深藏不露

今天却到处议论少林工夫



我越过少林寺背后山脊

发现比仁丹更弯曲山路

仁丹是铁矿这儿是煤乡

我想起姚拓先生的少年梦㈠

这个煤乡是不是他的故乡

我回头再到少林寺前眺望

寺庙和群山一样宁静安详

高峻半赤的山岭重重叠叠

的确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秋风不断自山谷里扑过来

我忽然有寂寥的迷惘惆怅


(注2)姚拓先生曾告诉我:他少年时家住在少林寺一山之隔的乡村,心想随时可去看少林寺,谁知世事变幻,他竟在50多年后才圆看少林寺的心愿。



(八)仙桃

我趁着初冬的微寒去仙桃

才知道仙桃没有出产仙桃

驰名的是本土三蒸鱼肉菜



仙桃已赶上全国发展列车

拓宽了街道 耕耘着工业区

建起了高楼酒店餐馆及超市

涌动着人潮 驰跑着车流



仙桃出现了4位奥运冠军

体育的美名已经全国传扬

今天宏伟的仙桃体育馆门前

排列着4位冠军运动员塑像

仿佛仙桃另一个游玩景点

吸引很多人来拍照或观赏



我这个爷爷级的他乡过客

带着仙桃年青朋友的祝福

以及仙桃三蒸鱼肉菜余香

随着微寒冬风离开了仙桃    

(南洋文艺 2009年3月)

年红:儿童寓言的真理之路

儿童寓言的真理之路


——访儿童文学家年红   问◎廖冰凌  答◎年红     寓言(fable)是众文学样式的一种,它的篇幅短小,结构紧凑,文字简炼,主要借由一个虚构的、生动有趣的小故事来寄寓某些教训、道理,阐发人生哲理和道德训诫。常见的表现手法有比喻、拟人、夸张等等,并以人或动物为描写对象,将要阐明的事理以高度概括的方式体现出来。由于寓言对语言文字的精练要求,以及富有积极的道德意味,这使它成为儿童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文学体裁。

  年红在马华儿童文学界耕耘了50多个年头,其作品包括儿童小说、散文、婴幼儿歌、儿童寓言、童话、儿童剧本等等,成果丰富多元,而且至今仍在创作方面不断寻求自我突破。更重要的是,年红是马华文坛上少有的寓言持续写作人,他对马华儿童寓言的发展状况之观点,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审视寓言此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如何在本地发挥其可能产生的多种功能。

  以下是笔者与年红先生的访谈纪录。     问: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已超过半个世纪,几乎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文类创作,而且很受欢迎。可以针对马华儿童寓言谈谈您的看法吗?

答:寓言就是“真理的化身”,它已经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种短小的故事可以带出人间的真理,对儿童很有启迪的作用。可惜马华文坛在这方面有所经营的人不多,早期还有一些作家在写,如60年代的草莽,我自己也写有《黄瓜公主》。但后来渐渐就不“流行”了……这主要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写寓言过时了,也有人觉得寓言不容易写好,越短的寓言越难写,例如百字寓言之类的,文字运用要求非常精简,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要写得好很考功夫。一般来说,作家们并不太乐意尝试写这种小文体,觉得不值得花太多精力在写这种小东西。我为《南洋商报》写“百字寓言”专栏时,花了我不少心血和时间,写得很认真。我很感谢他们给我非常自由的创作空间,让我写出这一系列的“百字寓言”来。



问:我读过您的寓言集,如:《礼物》和《会唱歌的乌鸦》,觉得部分内容颇有政治意味,不知您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这些寓言作品呢?

答: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在讽刺马来西亚社会的某些现象,特别是政治现象,还有些政治人物因此而质问过我。其实,寓言本来就具备嘲讽时弊、揭示世态人情的特质,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传达一些人生哲理、处世道理,这并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人而发出的。不应该将某些人、事,来和我的寓言对号入座……。此外,寓言本身就是“双解”的,不能讲得太清楚。例如有个寓言说有两只狗在互相吠叫,后来主人出来叫它们安静,它们便不吵了。有人说我在映射某政党的内部关系,但你也可以用一般的道理、用宏观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寓言呀。还有另一个寓言,说马陆遇到事情就会自己卷成一团,以为这样便圆满了事,其实不然,这也是“双解”的呀,读者可把这则寓言放到宏观的社会、生活或人性方面来解读呀!



问:如果说,您的部分寓言创作所流露出来的政治意味,是泛指古今中外各种世界性的政治现象,也即是一种广意的、强调普世性价值的寓言书写,而非狭意的、特别以马来西亚的状况为书写对象,这样的说法您同意吗?

答:非常同意!但我还是要强调,我在写这些寓言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启发孩童的智慧,以传达一些健康正确的价值观给下一代,并非纯粹为了针砭政治或社会问题。在电子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我曾一度怀疑自己投入儿童教育与写作事业的方针是否出了偏差,因为现在都流行多媒体,有人认为儿童文学也应该配合时代而转向,要讲究娱乐化、休闲化,传统的儿童文学与教育结合的观念,还适用吗?后来我在韩国首尔参加一场研讨会,那里的各国学者专家都强调儿童文学必须要有教育性,儿童文学如果没有教育性,那就会死亡。因为若一味强调娱乐休闲的话,何不去买电子游戏机呢?所以说,那次交流使我更加坚信儿童文学的教育性是很重要的!

问:由于读者们的审美标准和阅读喜好各异,您会否介意与您本意不同,甚至是相违的解读?还是说您对于读者的各种反应是持开放的态度?


答:我当然欢迎读者们各种不同的反应,因为一篇作品出来之后,不应该只有单向式的解读,那只会限制作品意义的丰富性,尤其是寓言。比方说,由于我为佛光山普门文学奖审稿,觉诚法师读了我的寓言后,对于作品中蕴含的佛理感到欣喜,还派人与我约谈,希望将我的“百字寓言”出版成书,这位大师就是从宗教哲理的角度来解读我的寓言。虽然我不希望作品被定位为宗教寓言,因为定位就如同把自己固定在一个框框里,那作品的生命力就会变弱,但我还是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寓言能引起这么不同的反响,这对我而言是别具一番意义的。像著名的《百喻经》就是非常出色的寓言杰作,在寓言史上举足轻重。里头没讲半点佛理,全都是些不变的真理、智慧,就连极度反对迷信和宗教思想的鲁迅也很推崇《百喻经》。所以说,如果把我的寓言定位为佛理寓言的话,那其它宗教信仰者可能就会感到排斥……寓言应该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行得通。例如我有一则寓言写大笨象和驯象师,你可以从孩子,或者老师,或者父母家长等多个角度来看待它,这样的寓言就可以产生多重的意义。



问:您觉得一篇成功的、理想的寓言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答:我认为一篇寓言,尤其是儿童寓言,以200至300字的篇幅最为理想,因为这样的篇幅才能把事情说清楚。百字寓言比较不适合儿童,百字篇幅留下太大的思考空间,儿童的人生经验有限,不容易体会其中的主题思想。但又不能太长,太长就变成童话了。在内容题材上,要尽量开放多元,并且必须与生活相结合,尤其是儿童寓言,更应该特别注意与儿童心智发展的密切关系,要与儿童的认知能力相符。例如要取材于孩童熟悉的动、植物,用拟人法表达,以融入他们的生活。

我们知道,广义的“儿童”是指从0岁到18岁的孩子,仔细根据孩童的身心发展特色,又可以分为很多阶段,包括婴幼儿期、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期、青少年期,等等。若要以儿童为对象来写一篇寓言,那文字上要稍微浅白一些。但总体而言,一般的寓言本身并不太受限于这些分期,因为成功的寓言应该是从3岁至80岁都适合阅读的。而且不同年龄层、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读后都各有感悟,这种没有任何界限,也猜不出作者是谁的寓言是最成功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界限是所有寓言的特色,就像《伊索寓言》里的故事,各种读者群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启发,故事中所寄寓的哲理也是终身受用的,并不会因为年龄或文化背景不同而改变真理。所以说,寓言走的是经得起考验的“真理之路”!



问:您认为马华儿童文学界目前的寓言创作面临什么困境?该如何突破?

答:马华文坛自80年代开始便少有作家进行寓言创作,寓言可说是被马华作家们遗忘了。报刊上出现的寓言多转载自国外,本地作家的发表园地非常有限。即使偶尔有些本地作品,也因为量少且良莠不齐,产生不了太大影响。有些作者甚至在不了解什么是儿童文学、什么是寓言的情况下进行创作。其实儿童文学理论非常重要,那是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可惜很多作者都忽略了这点。我常常劝我的学生们不要妄想建空中楼阁,不学点理论作基础,单靠一些教学经验是很难写出好作品的。目前,我尝试从师训学院入手,并应邀到国内外作演讲,努力把我对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知识经验讲授出来,希望可以培育出一批儿童文学作者,为马华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界尽一分力。



问:在创作手法、写作技巧和内容题材方面,您觉得要注意些什么呢?

答:其实寓言创作最难突破的地方是破旧立新,我们知道寓言写起来常常会与狐狸狗猫等动物有关,而且故事内容也容易有雷同之处,只是主角改变一下而已,如狐狸换成狼啦,兔子换成小白羊啦,要写出原创性极高的寓言是目前文坛所缺乏的。此外,还要顾及文学性、儿童性、本土性、世界性、现代性、思想性等等,这都是我们还要努力追求实践的目标。最重要的是,不能脱离以一个短小故事带出人间的真理这一宗旨。比方我的一篇作品〈小虎的梦境〉,传达环保和关怀动物栖息地的讯息,很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甚至有学者专为这篇童话寓言写评论,而且也被列为我国师训学院儿童文学课程的必读作品。因此,我相信,只要马华作家愿意参与耕耘,我们的寓言创作一定会达到更好的水平,得到别人的肯定的。



问:我知道您对马来儿童文坛的情况也很熟悉,可以谈谈马来儿童寓言吗?

答:现代马来儿童文学作家多写少年小说和新诗,童书方面改写的情况较多,以前则有不少民间故事,但有不少的寓言传说是外来的,而且受印度寓言影响很深,只是后来本土化了,也没人去考证或追溯,所以也就全归类为马来寓言。这种本土化的情形在全世界都很常见。例如我小学时曾上过一课鳄鱼和猴子的故事,其实来自《悉达多寓言》,后来传到这里便本土化了。又如甘吉儿的故事,也是综合了佛经里的故事。70年代时,政府针对马来文坛的儿童文学发展缓慢问题作出改善工作,举办了多项不同文类的儿童文学写作比赛,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在寓言方面的创作成果并不丰富。倒是有个马来作家巴哈·金(Baha Zain),利用动物寓言来映射社会现状,比较偏向政治寓言、成人寓言,我觉得写得很好。其实我和他有这样的同感,在言论并非完全自由的时刻,寓言的模糊性和双解特质正好可以扮演“真理的化身”和“诗人的女神”,向世人传达永恒的哲理。有关他的资料可以参考我在《爱心相连》一书中的〈拜动物为师〉。



问:您觉得马来文坛举办儿童文学研讨会和创作比赛等活动,是否可以用在马华儿童文学的发展上呢?

答:办研讨会和文学奖固然重要,但不能为了急于栽培新秀而胡乱颁奖,质量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当评审的情愿让奖项悬空也不能马虎草率,误导作者和读者。如:马华儿童小说奖得奖作品集《七彩世界》就得到马来文学界肯定,认为里头的很多作品具有超越马来儿童文学的潜能,这说明了这个文学奖的水平。我觉得儿童文学的发展应该要有计划、有系统的推动,这样才能有效地培养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者,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说,不管是寓言也好,整个马华儿童文学也好,我很希望各界人士能够给予真正的关怀与支持,好让我国的华文儿童文学得以蓬勃发展,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南洋文艺 2009年1月13日)

白垚:《缕云起于绿草》两篇文评的反思

雨过河源隔座看
《缕云起于绿草》两篇文评的反思

◎白垚

近半个世纪的沧桑,从壁垒森严到同气相应,从批判的否定到成为主调的肯定,从垄断的封闭到有容乃大的开放,是人性光辉的再现,也是历史公正的检验。海内何妨存异己,容纳异议是进步的动力。


文学运动的雄浑修辞


在论定<新诗的再革命>历史地位的同时,张锦忠指出马华现代诗的肇始,源于现实的反叛,港台现代诗的发韧,源于历史的连结,两者之间,本质完全不同。也检视出“白垚横的移植论,指的其实是从旧诗到现代诗的移植,而非纪弦的所说的西洋‘移植之花’。”厘清了此之移植并非彼之移植。

“主知与主情”,是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的中道,以传统词诗中生死相许的“情”,折衷平衡现代冷静纯粹的“知”。这番用心,在诗作上也难逃张锦忠的法眼。他在论文中写道:“<麻河静立>以后的白垚诗作,亦自由体现代感与格律体抒情并行,或不无寻找传统与现代的折衷点之意。”

揭竿举火,<新诗的再革命>文中有些字句难免高蹈,如“中国新诗运动的历史完结于马来亚华人的手里,而现代诗的基础,也从那里开始。”有人以政治语言讥之为文学理论的假大空,有人以文学成见讽之为少不更事的夸夸其谈。张锦忠却以理性的包容,为那段高蹈的语句,赋予学术的释义:



如此话语固然属于文学运动的雄浑修辞,却也表示马华文学跨越边界之后,要在南洋新世界当家作主,不只成为“马来亚华人与华文的主体性”的载体与表征,而且有志成为华语语系文学的肇始,并以现代诗为新的临界点。



论文以现代诗为新的临界点,呼应了萨依德“肇始”的理论结构:“肇始即作家在作品中脱离所有其他作品的起始点,故肇始即显示其和现存作品的关系——延续或对立或既延续又对立。白垚的<麻河静立>及其反叛文学运动即宜摆在这个视野里思索。”对我而言,不同时空的理论与实际,竟契合得如此浑自天成,殆非始料。

张锦忠也以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现代文学教授史书美博士的论点:“华语语系文学指涉的存在状态,是流放、漂泊离散、弱势族裔的处境,以及混血身分——这样的存在既抗拒被吸回中国,也抗拒被居住地吸收。”印证他这篇万言论文的结语:



一旦离散南方,华文(而非纯正中文)书写已是对中华性的抗拒,因为它清楚地宣示了马华文学的主体性——从<麻河>与<八达岭>肇始,但是于此同时,以华文(而非马来文或英文)书写也是在异语境对中华性的坚持(揉杂的、本土的中华性也是中华性——华语语系的中华性)。


百年思索 肝胆相倾


从马华文学的第一波现代主义风潮,联想到马华文学的漂泊离散处境,张锦忠在另一篇文章《217路10号,Encore》中,有比较感性的书写,说《缕云起于绿草》是一部离散文学史,是离散文学,也是20世纪50年代华人离散史。这已从最初的文学话题,转移到一个较广阔的历史时空。



这个离散族裔流寓模式自有其原型,亦即白垚60年代以来的“百年思索”——也是史诗三部的主题:离散族裔的遗失的历史(白垚的说法是“历史的沧海遗珠”。)



《217路10号,Encore》以感性的语言切入《缕云起于绿草》第三卷歌剧文本“史诗三部”的书写核心,认为《龙舟三十六拍》与《中国寡妇山》写的是南洋离散族裔(华人移民先祖)遗失的历史,既是花果飘零,也是落地生根,结论是:“其实写的就是吉隆坡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以“文学也有历史的天空”,回应我“历史也有文学的天空”。

《汉丽宝》是根据古代马来亚唯一史书《马来纪年》的记载改编,写的也是先人离散南洋的故事,论文认为第一幕女声独唱的序诗<去国吟>,无异是第一代离散族群的<天问>,比《马来纪年》的原著更具震憾力。如此著墨,《汉丽宝》天涯飘泊,可以无憾矣。

从草根出发,张锦忠以我在《学生周报》奕局忘机24载,跑遍半岛南北三村六镇、串连新邦民间青俊的艺文活动,对比我托孤梅淑贞、由彭早慧的大梦书房成书的50年书写,肯定《学生周报》在现代文学运动中的草根绩效。寸草何期葵藿功,如无友联社的人本跑道,如无草根小友与我同行,濩落千章,奔波万里,也不过是僧伽龙朔的痴人说梦罢了。

无论是第一代离散族群的<天问>,或是吉隆坡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无论是奕局忘机的24载,或是文学也有历史的天空,对我而言,既是知性的文学批评,又是西窗剪烛的肝胆相倾。



人本文学 人性尊严

张锦忠在两篇论文中,论述友联社南渡入海、传灯50年的文化工作时,列出《蕉风》三阶,议为文学转移典范,“事实上,蕉风创刊时期的纯马来亚化 / 写实主义、第78期新诗再革命运与人本 / 个体主义的提倡、第202期的现代主义转折,皆是典范转移的案例。”尤对“人本个体主义”推崇备至,几成为他日后思考《蕉风》存续的一个主要概念,人本文学,友联在海上倡之于50年代,当其时也,熙熙攘攘的咸阳道上,千夫仰首一夫狂,举世皆批人性论,而人性论中的“人性的尊严,生命的和谐”是人本之本。大劫扰清流,海上一众码头舵主,遥将秦火作航灯,在文坛上点指兵兵,也一时浊浪滔滔。彼时彼势,友联逆流而上,激浪排空,在《蕉风》以人本相招,几番激荡,几度浮沉,终竖文学风标。   蕉风在1959年4月倡导人本文学,50年后,21世纪的今日,在网络上只要打上“人本主义文学”、“以人为本文学”,千条百段的讯息,会出现在电脑的荧光屏上。反讽的是,中国文联作协今天也以人本相招。(注2)

近半个世纪的沧桑,从壁垒森严到同气相应,从批判的否定到成为主调的肯定,从垄断的封闭到有容乃大的开放,是人性光辉的再现,也是历史公正的检验。海内何妨存异己,容纳异议是进步的动力。且不论这半个世纪父母之邦人性的颠颠倒倒,朗朗乾坤青史在,《缕云起于绿草》里状述的历史场景与精神氛围,正好作为历史的注解。



从梦的峰峦走向寂寞的海


张锦忠赴台深造前,曾任《学报》编辑,谁知他大学毕业后返回吉隆坡,《学报》已停刊多时。他虽有“一份刊物能创造时势转移典范完成其历史任务,停刊并非最坏的下场”的理性认知,但还是故剑情深,重返217路10号,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的心情,把《蕉风》编成《学报》生命的延续。

熟料《蕉风》在他再度离马赴台攻读博士之后,不久也难逃停刊的劫数。他人在天涯,犹心悬故垒,几经暗夜沉思,反复考量人本《蕉风》的存续之道,终于在《南洋商报·商余》,公开建言南方学院接棒《蕉风》。

这些情何以堪的文化记忆,在读罢《缕云起于绿草》后的既亲切又惆怅的感触之余,以“离散以及离散文学没有句点”为《217路10号,Encore》一文作结,令人读来低回不已,且录下这段文字,为历史见证:



……友联人在50年代新邦未建,反殖反共雷声轰轰之际,即以漂泊者身分南来,之后筚路蓝缕办报出刊 (而且是文学刊物)、 出版华文教科书。开设书店,为华社立下文化基石文学功业,此后大半辈子在斯土打拼传灯。缕云起于绿草,50余年后,芳草早已碧连天,学友会与《学报》对文艺青年的养成,已成为马华文学的记忆。而今《蕉风》迈向第500期,更为马华文学史立下丰碑。不论当初友联诸人所为何来,为何离去,理想有没有实现,集团的企业有没有延续,他们都为后人写下了历史新章。



反叛文学运动,历史新章,文化基石,这些光辉名词的背后,是多少孤独脚步的连接,是多少默默梦想的传递。其实,文学创作是很寂寞的事。对一个天涯飘泊的人来说,吉隆坡24载的居停,半个世纪的文字沧桑,《缕云起于绿草》,当年的书写,无论是马华反叛文学的肇始,或是离散文学的历史百年思索。无论是麻河的黄昏,或是八打灵再也的早晨。只是走尽了一程又是一程,从梦的峰峦走向寂寞的海。 张锦忠早已说了,离散以及离散文学没有句点。

(下)



注2:见温家宝先生2006年1月 13 日在中国文联向中国作协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说发展文学艺术要以人为本。另有胡锦涛先生的讲话,说要扩大人本的范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南洋文艺 2008年12月30日)

2012年9月14日星期五

白垚与马华文学的第一波现代主义风潮

白垚与马华文学的第一波现代主义风潮
◎张锦忠 文学观点



我们在思考马华文学在1959年(如果一定要是1959年)之前的“现代性空白”时,或勾勒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学的散播路径,以显影其历史时刻,重探马华文学的历史边界或临界点,反叛文学或现代主义转折的思索显然比考证孰为第一首马华现代诗来得重要。


中国新诗运动的历史,完结于马来亚华人的手里;而现代诗的基础,也从那里开始。

──白垚:〈新诗的再革命〉(1959:19)



当我们拉开幕,打开窗,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时候,现代主义就是我们看见的美丽的风景、梦想和希望。

──马朗:〈为什么是现代主义?--马朗.杜家祁对谈〉(2003)



1959年3月,白垚(刘戈[刘国坚1934—])在他负责编辑的《学生周报》〈诗之页〉版发表诗作〈麻河静立〉。此诗后来被论者视为马华现代主义诗风的滥觞。(注1)近半个世纪后,作者白垚也在回顾其50年文学功业的大书《缕云起于绿草》里头记叙创作经过,自承此诗“诗心突变,引起冷燕秋与周唤的注意,兰言气类三人行,我们就这样写起现代诗来了”(2007:86)。显然他也视此诗为马华新诗现代化肇始,反叛文学的先锋,为其“新诗再革命”主张的实践。2004年,白垚在移居美国二十余载后,回首千诗举火后的灯火阑珊处,所撰万字长文即题为〈反叛文学运动〉。(注2)

今日观之,某篇文本是否第一首马华现代诗,或有多少首“第一首”马华现代诗,就其意义而言,也只是史料文献的价值。我们在思考马华文学在1959年(如果一定要是1959年)之前的“现代性空白”时,或勾勒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学的散播路径,以显影其历史时刻,重探马华文学的历史边界或临界点,反叛文学或现代主义转折的思索显然比考证孰为第一首马华现代诗来得重要。萨依德(Edward Said)在《肇始》(Beginnings)一书开头即开宗明义写道:“每个作家都知道,选择什么作为其书写的开端极其重要,不仅是因为这决定了后来的书写,而更是因为一部作品的肇始实际上就是一道进入其所开启世界的门扉”。他接着揭明“肇始即作家在作品中脱离所有其他作品的起始点,故肇始即显示其和现存作品的关系──延续或对立或既延续又对立”(Said 1985:3)。白垚的〈麻河静立〉及其反叛文学运动即宜摆在这个视野里思索。这样的思索模式,延续的是我在〈(在中国周边的)台湾新诗现代主义路径:余光中的案例〉文中的论证:“处于中国周边的台湾,究竟是现代主义的边界,还是转折的所在?”“上海连结”脉络的台湾现代主义在1950年代于台湾文学场域冒现,自有其历史(国家与民族)转折面向,显然连结(现代主义的异端精神)多于反叛。而马华现代主义文学呢?

1957年底,白垚应姚拓之邀从香港南来“传播早春的种子”(注3),接编《学生周报》的〈文艺〉与〈诗之页〉版,同时“往来南北两城三村六镇”连络作者读者。当时《学生周报》的通讯部(“学友会”前身)设在吉隆坡老古路律(Old Pudu Road)。次年8月,友联出版社编辑部从新加坡迁至吉隆坡的卫星市八打灵再也201路13号。



注:

1. 温任平在《马华文学》的编辑前言中写道:“1959年是大马现代诗萌芽的第一年,……白垚在那年的三月六日在《学生周报》一三七期发表了第一首现代诗:〈麻河静立〉”(1974:9)。关于马华文学第一首现代诗的问题,其实白垚自己早在一九六四年即在〈藏拙不如出丑:现代诗闲话之四〉中提出:“菲律宾有一份刊物,将本邦现代诗的出现追溯到1958年8月间《学生周报?诗之页》内所刊登的一首诗起”。

2. 即《缕云起于绿草》中的第二辑:“千诗举火”,原刊《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3. 姚拓于1957年2月即南渡,主编《蕉风》与《学生周报》。“传播早春的种子”为薛乐[陈思明]句,喻友联社诸人南来传播文化工作。

(待续)

(南洋文艺2008年11月)

2012年8月21日星期二

黄锦树:增订版序

增订版序


黄锦树【文学观点】

《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初版于1998年1月,共收论文七篇。承元尊出版社杨淑慧雅意,然而书出版后一直到听闻她过世、出版社瓦解,我和她都缘悭一面。且从待过元尊、对她有许多抱怨的知名小说家那里骤闻她的死讯,已是她逝世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翻查旧档案,原来的计划不是七篇而是九篇,也就是包含那本印得很糟的《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研,1996)的主要论文。当年依稀是怕书印得太厚了而临时抽掉的,她似乎也建议印成两本,但我的论文又不够做成两本书。因而这修订版的意义之一就是,还原既有的构想。另一方面,则是增补了卷二部分的16篇短论。

卷一的十篇论文有七篇是初版原有的,另三篇从那本废书移过来。均发表于1993年迄1997年间,也就是我就读硕博士期间。因而有几篇是其时的修课报告(二、五、六、八),大部分且曾作为研讨会论文或期刊论文论表(详附录〈论文原始发表处〉)。卷二的短论多为副刊文章,是我那些年对马华文学场域比较直接的“介入”。大部分发表于1991年至1998年间,只有一篇是2000年的。那将八年间,大概是我这大半辈子写得最多的一段时日,也就是从我24岁到31岁之间,是攻读硕博士学位、到暨大当菜鸟讲师的阶段。那些年还写了些不同文类的所谓创作,及其他类型的论文。

以下先就增补的短文略做说明。

〈“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重启“华马文学”的讨论,一直到17年后和张锦忠、庄华兴合编出版《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吉隆坡:大将,2008)方就短篇小说初步落实,但其他文类尚遥遥无期。

因年少气盛而捅了马蜂窝,参与、或引发了论战,热热闹闹的在马华文坛引起一场风暴,让许多老作家深受伤害(据说某马华文坛大老因此郁郁而终),自己也遍体鳞伤,但说不定因此而结束了一个时代。有两篇短文便是那伤害的纪念碑(〈马华文学“经典缺席”〉、〈马华文学的悲哀〉)。但那些文章大多因太有针对性太有情绪而没收进来,几乎都是在与马华本土派的鏊战,也沾染了若干大马在地的杂文习气。

相关文章多为受彼时大马华文报或文学杂志的朋友邀约而写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张永修。文章跟随着他从《星洲日报》到《南洋商报》,多是应他策划的专题而写,尤其是1995、1996、1997那三年间。刊于《蕉风》上的两篇短论是应其时的主编,他太太林春美之邀而写的。5篇小专论(〈铁抗与马华文学现实主义〉、〈小论方北方〉、〈温任平兄弟与马华文学史〉、〈小论商晚筠〉、〈小论雨川〉)三个马华现实主义作者,一个现代主义者,一个受台湾现代-乡土文学洗礼的个案,可以对彼时我的马华现实主义论略事补充。〈两窗之间〉是受邀而写的诗歌点评,不料也引来颇大的反弹。我对马华新诗的意见其实不比小说少,只是不太有兴致去谈。〈国外评审与本地评审〉涉及的文学体制问题,最近也曾被青年朋友问及,我并没有什么新的看法,问题也还是老问题。其他几篇关于选集或大系的,毋宁表达了我彼时对马华文学的期待。因为选集即典律化,然而过去数十年间,马华文坛为什么一再生产糟糕的选集呢?然而马华当代文学大系还是令人失望的编成那个样子(由作者“投稿”而非由编委精选),也欠缺相关的学术性论证。很多问题就是那样,谈了也是白谈。近年随着作品水平及作家眼界的提升,应该会有较明显的改善吧。

写这些文章时没想到读者,但多年来似乎还真的有一些读者,部分文章甚至可能还发挥了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中国性的批判),让学界注意到这么一个马华文学的系谱。但是否反而限制了读者理解马华文学的眼界呢?那已不是我的责任了,我能提供的也仅仅是自己的观点,而且充满试探的性质。

毕竟这是旅台学人第一本全然以马华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五年后方有张锦忠的《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2003)。在台湾,前行代的学者不论栖身中文系还是外文系,一般不会花多少心力在马华文学上。在很长的段时间里,在民国-台湾的学术场域里,它看起来没什么学术价值。而在文学评论匮乏的大马本土,类似的论著也不多见,即使有,也是近年的事了——也是新一代的学者。譬如许文荣的《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出版于2004,(柔佛州:南方学院出版社/八方文化创作室),林春美的《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更晚至2009年了(吉隆坡:大将出版社)。


14年过去了,我自己也很少会去读这些年轻时写的文章。如今为了校对而仔细重读了一遍,时间距离确实造成了陌生感。年轻的时候,确实比较有激情,也比较爱做文章。但有些论文确实写得非常尖锐,譬如个中的王润华论,为了与彼时的颂王论别瞄头,而似乎尖锐得过了头。而潘雨桐论对作者大概也是不太公平的。或许不该把潘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小说混为一谈,为它们找到统一的风格“局限”。而方北方论中带着的强烈愤怒,重读时仍觉跃然纸上。为什么读方的作品会那么火大呢?是觉得被坏作品严重的冒犯了吗?


有朋友说,不读就不会觉得被冒犯了。但不读也就不能写论文去处理它,不能进入细节,也就不能进入核心。那些年,或许真有使命感想要好好处理马华现实主义。确实也读了不只一家,感觉都很不好。也不料几乎一篇论文就把他们打垮了,那脆弱,真是难以想像。那似乎也证实了我的看法:马华现实主义已然濒危待毙。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在学理上自辩,更别说反击。只能用不同的化名抹黑谩骂,企图从道德(?)上摧毁敌人。说实话,写作的人被严厉的检视和被吹捧,不都是寻常事吗?自己作品的水平如何,自己会心理怎会没数?当然,论文其实也可以像那篇短文〈拓荒播种与道德写作〉那样写得皆大欢喜,或许可以赢得作者及家属的敬重。但如果我把主论文都写成那样,我自己就毁了。毁于自欺。

在本书的主论文中,现实主义的专论只有一篇,相较于我对广义的“现代主义”的讨论,似乎不成比例。然而作为伏线,它的存在也是甚有意味的。首先它是作为对照出现在对中国性的讨论的,甚至在华文/中文的切分中、对马华文学的中国性的批判中,现实主义都是那可能的救赎力量。虽然,现实主义本身的中国性(作为一种移植的“民族形式”)并没有真正被讨论(我只指控它也是舶来品),那些论文甚至预设它可以一定程度的抵御中国性这复返的幽灵。在对铁抗的讨论里,也重申“此时此地的现实”这样的现实主义纲领;对雨川的讨论中,也试图去理解他因试图以文字去超出自己能力的再现而造成的“书写困难”,都尝试为马华文学贫乏的现实主义写作找到一种解说。我不也在重建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吗?

在我当年写这些论文时,有好些作家都还没有专论(神州诗社、潘雨桐、张贵兴、陈大为),而后,踵继者众矣。其中被讨论得最多的就是神州诗社,议题也还是围绕着中国意识,不见得有什么新意。但无形中让天狼-神州诗社好像变得很重要,莫名其妙的增了值。主其事的温氏兄弟的人格特质是极度的自我中心,个人英雄主义,以帮会的方式经营诗社,那些弟子或弟弟妹妹们均傻呼呼的以为唯独他兄弟俩才高八斗,不可超越。那些有天分的,在那样的英雄崇拜里不敢另求蹊径以“杀龙求道”,个性及才能没有机会充分的发展,没能走出自己的路;那些根本没有写作的天赋的,则在集体取暖的错觉里以为自己或许真能写点什么。其实他们在诗社里的功能不在创作,而在于为才子领袖牺牲——弟兄姐妹牺牲享受,大哥享受牺牲。更别说兄弟俩对社员造成的伤害似乎都被漠视姑息,以至他们自己多年来未见反省,犹自恋自怜的一再重述他们伟大的业迹,或者怨叹被辜负背叛。尤其是温瑞安,至今犹以被迫害者自居,令人倒胃。我原以为我当年的讨论就可以终结那自我膨胀的“传奇”,这么说来,那篇论文倒是太多同情的了解,不过锐利。

如果说我的论述有窄化马华现代主义之嫌,关于最早的马华现代主义及六、七0年代的马华现代诗,张锦忠的论述确实可以补我的不足,那也不是我熟悉的领域。

这些文章原也该是友谊的见证,然而云流星散,许多昔日的朋友都因故渐行渐远了。初版中请林建国写的序、为〈中国性与表演性〉写的批评意见,因版权问题这回没再收录。昔日的问学,疑义与析,我还是心存感激的。

书断版已久,偶尔会有人索要。而今多亏了麦田林秀梅,方得以出此增订版,非常感激。

   (南洋文艺 2012年8月21/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