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8日星期日

张锦忠答客问:马华文学与现代主义


张锦忠答客问:马华文学与现代主义




问题如下:

1.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是马华文坛的“正统主流”,可是马华现代主义文学阵营却也着实出现了一些不可忽略的人物。您认为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学史中应该占据怎么样的位置?

2.马华现代主义文学是否迟至国家独立、甚至新马分家后方才出现?请您略谈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坛之兴起,并说说当时的主要推动者为谁。

3.当时报章文艺副刊扮演怎样的角色?

4.属于小众传播的文学杂志,在马华现代主义大潮中的的影响力有多大?

5.文学团体在这方面有怎样的表现?(以上3,4,5几个问题,也可以作一块答 )

6。据您的观察,到了80-90年代,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否仍旧“壁垒分明”?两者在文坛中的“主、次”关系(姑且这么说)是否一如既往,或者有所更动?

7.马华文学文学有哪些作品够得上你心中的“经典”?或者,谁有潜能贡献经典(可不可能有一些作者非常有才华,但在可以写出经典之前不幸英年早逝,或停笔/封笔/弃笔?)




所提诸问题都很复杂,恐怕不是几千字讲得清的。我只能试答如下:


问:1.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是马华文坛的“正统主流”,可是马华现代主义文学阵营却也着实出现了一些不可忽略的人物。您认为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学史中应该占据怎么样的位置?


答:1. 说“现实主义”文学是“马华文坛”或“马华文学系统”的“正统”或“主流”,其实只是部份真理。严格说来,什么是“ 马华文坛”或“马华文学系统” ,还有待厘清。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立国前的马华书写,显然属於(英国)殖民时期文学,大部份还是pre-literature “前文学”,虽然其中不乏佳作,当时文艺界也发生过南洋色彩运动与本土意识论争。这个时期的作品,今天已是珍贵的社会文献,是否“现实主义”或“主流”,已不是太重要的事了。话说回来,当年的报纸及副刊既已残缺不全,或尚待重新整理,我们只能依赖方修等人的大系或选集。由於编者个人的文学观,集中选辑的,几乎皆是“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产物。但这不表示当时就没有其他的非主流的东西,只是方编不录,或斥之为颓废、灰黄罢了。既然史前史待考,我们只好从较有信史的独立建国时期讲起。


当我说“集中选辑”的,几乎皆是“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产物”时,似乎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其实未必。到底什么是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与“写
实主义”之别,只是译名不同而已吗?事实上,马华文学(史)中的“现实主义”其来有自(上承中国“新兴文学”,而非欧洲文学的写实主义传统),应称为“社会写实主义”,因为其主张偏重文学的社会效用,过份强调文艺反映外在社会现实生活。独立建国以来,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革命与阶级斗争色彩,因现实政治压力,时隐时现,时强时弱。

至於“马华文坛”,这个运作系统其实是这样建制起来的:报纸副刊(主要是《南洋》与《星洲》两大报)、文艺刊物、出版社、文艺社团、华文学会、书店、高等教育或学术研究机构、文学奖等,加上写作人、编者、批评家与作品。引领风骚、带动风潮的当然是报纸副刊及其编者,因为华文报发行量大,是华社读者每天都看到的东西,虽然文艺副刊并不是天天见报。因此,我们大可做点实证检视,看看独立建国以来两大报的副刊编者路线如何如何,从而了解“现实主义”文学是否一直是“马华文坛”的“正统”或“主流”,或者除了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的二分法外,是否还有第三或第四种文学路线?

易言之,把“现实主义”当做一张大伞,以之笼罩现代风格外的一切马华书写,显然问题重重。更何况,“正统”或“主流”,往往是一种排他性的建构。过去,奉行现代主义的作者,只有林也、温任平等少数人做点文学史事论述,而每年在报章写年度文学发展现象报告的人,多半罔顾现代主义文学的存在。


但是,现代诗的出现、现代小说对文字与技巧的重视、域外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在60年代初,在60年代中叶至70年代,可说是丰富了马华文学的“文库”,不满足於“现实主义”教条化文本的读者也有了多一种选择,不认同文字可以透明地再现内外在世界的作者也有所借镜,而马华文学也不至於在整个世界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缺席。


问:2.马华现代主义文学是否迟至国家独立、甚至新马分家后方才出现?请您略谈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坛之兴起,并说说当时的主要推动者为谁。当时报章文艺副刊扮演怎样的角色?属于小众传播的文学杂志,在马华现代主义大潮中的的影响力有多大?文学团体在这方面有怎样的表现?


答:2. 现代诗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前锋。《蕉风》、《学生周报》在独立建国前后创刊,编辑同人来自香港,有反共、恐共甚至美援的背景,主张“马来亚化”,但不认同左倾的“现实主义”(早期编者多认同写实主义,如写《烂泥河的呜咽》的方天),倾向求新求变的文学表现,但不前卫。现代主义美学正好适宜作为“现实主义” 的反动。影响所及,若干文艺青年团体(如“银星”、“海天”等)也响应这样的创作风格。《学生周报》 大力推广现代诗,也常有文章介绍现代文学(如编者黄崖的《现代文学欣赏》),而《蕉风》在黄崖主编时期多转刊台湾现代文学(借用他国的现代文库来补本国文库之不足),造就了现代主义文风的新气象。马华文学对学现代性的追求,可以说这时已展开,只是非计划性,故这一波现代主义运动进程缓慢。


60年代中叶,星马分家,成为两个政体,但就马华文学而言,长堤两岸仍然互联,对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来说尤其如此。先是周唤革新《学生周报》的《诗之页》进一步推动现代诗运。接著是梁明广(完颜藉、黎骚)在新加坡执编《南洋商报》的两个文艺副刊,作者颇多联邦人。陈瑞献(牧羚奴)当时在新加坡崛起,其现代风格强烈的诗文常在《蕉风》 与《学生周报》刊出,他与其他现代诗人集结,形成“68年的一代”,并创办5月出版社推出《巨人》、《新加坡十五诗人新诗集》等诗文集推动本土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说陈瑞献是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巨人也不为过。影响所及,新加坡还有《文艺季风》与《猎户》等现代主义刊物出现。《蕉风》在60年代最后一年改版后,陈瑞献加入李苍(李有成)、白尧*、姚拓的编辑阵容,先后推出诗、小说、戏剧、马来文学、牧羚奴作品五个重要专号。70年代初陈
瑞献与梁明广合编《南洋周刊》的《文丛》 版,译介当代西方文学与文化思潮不遗馀力。这几年可说是第二波的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高潮。此外,当时还有《大学文艺》(初期)、犀牛出版社、棕榈出版社、砂越星座诗社、天狼星诗社(及其前身)(出版《大马诗选》 )响应现代主义路线。


但是,到《南洋商报》 文艺副刊编者易人、星马副刊分家、陈瑞献退出《蕉风》编辑群、《文丛》停刊,这个文学运动就开始走下坡,渐成未竟之业了。虽然在七十年代中叶以后
,新加坡还出现了展现强烈现代主义风格的《楼》半年刊与《红树林》诗刊,吉隆坡也有张景云(即画家张黛、诗人张尘因)、沙禽等人倡立人间诗社、出版“人间丛刊”,但那已是星马华文现代主义文学的“回光返照”,作为已不大了。

上文其实已一并回答了有关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推动者、报纸副刊、小杂志及文学团体的提问。主要推动者中,姚拓自承不懂现代诗,他的戏剧与小说一点也不现代,但是能包容善用出版社旗下刊物的编者作者的现代风格,殊为难得,这也是《蕉风》可以拖到最近才停刊的原因。白尧*的诗清新可读,较力匡或柳北岸现代多矣,然亦非 high Modernism,倒是他一系列捍卫现代诗的《现代诗闲话》颇有披荆斩棘之功。黄崖以长篇见长,在香港出版过现代诗集,也出版过痖弦的经典诗集《苦苓林的一夜》,但他的小说还是相当传统的产物。

黄崖离开友联出版社后创办《星报》,仍常转载台湾的现代诗文。《学生周报》在周唤、李苍执编时强化诗与文艺版的现代风格,李苍的《鸟及其他》至今仍是马华文学的重要诗集。但是,整个星马华文文学现代主义运动的主力仍来自梁明广与陈瑞献,二人的现代视野始终
无人能及。



问:3。据您的观察,到了80-90年代,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否仍旧“壁垒分明”?两者在文坛中的“主、次”关系(姑且这么说)是否一如既往,或者有所更动?

答:#3。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在五一三事件后,有卷土重来之势,但在七零年代初政府发表马共黩武白皮书、逮捕其(身份曝光的)地上成员及外围份子、解散马大华文学会之后,显然遭到压制。走“现实主义”路线的两大报副刊也依然如故,《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
编者从陈思庆换成钟夏田,版名改为《读者文艺》,《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上的诗文社会性较浓,但也没有明目张胆突显文学的阶级性。七零年代中叶后,马华写作人筹组写作人协会,也算是马华文学史上的大事。筹备期间,自有若干派别、利益之争或门户之见造成
的风风雨雨。实际上,当时只有温任平、梁纪元、叶啸等与筹委会诸人周旋,现代主义文学健将如梅淑贞、沙禽、张景云、紫一思、飘贝零、温祥英等人,完全置身事外。姚石、白尧*或《蕉风》与《学报》同人也未涉入。基本上,一直到八零年代中叶,马华文学系统仍是“
双中心”壁垒分明地并行,但是现实或现代主义双方都没甚么出色的表现,因此也无谓主、次之分。

不过,八零年代中叶以后,壁垒就不那么分明了。一九八五年底,张景云编《南洋商报》星期刊的《文会》版,颇有当年《文丛》之风。张景云并无意划地自限以现代主义挂帅(他常留意中外文学发展,当知在欧美或台湾,当时已刮起后现代主义风潮了)。出刊前编者邀若干文友小聚,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些人包括陈思庆、梅淑贞、李锦宗、沙禽等,各人文艺观并不尽相同,但也相谈甚欢。隔年彦火(潘耀明)访马,我和许友彬去访问他,与陈思庆不期而遇,他对我们会去访问彦火大感讶异。到了九零年代,舞文弄笔的早已新人辈出,成龙成凤者大有人在,二大报文艺版编者也已易人,他们也不像前人般好设定派别门槛。林春美编《蕉风》时,也广邀各路人马撰稿。一九九七年,华文作家协会与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合办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我即和碧澄同场发表论文,并不觉得我们有多大不同,除了论文内容,不过要是研讨会提前十年举办,主办单位大概不会把我们摆在一块,他们大概会把我戴上现代派的帽子,跟碧澄头上那顶不一样。大体上,我们可以说马华文学已步入整合期。这时谈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别已没甚麽意义了。若干年前,我还在编《蕉风》的时候,早已在<风讯>中借用“君子和而不同”这句话来表态了。


问:4.马华文学文学有哪些作品够得上你心中的“经典”?或者,谁有潜能贡献经典(可不可能有一些作者非常有才华,但在可以写出经典之前不幸英年早逝,或停笔/封笔/弃笔?)


答:#4.经典乃人文或人为建构(虚构)产物,并非历史遗址古迹。遗址或古迹的存在,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要历经大自然的浩劫(如地震、火山爆发等)。文学经典没那麽伟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书单,不一定是“国学必读书目”或“一生的读书计划”那麽影响深远或堂皇的东西。马华文学的历史还短,即使把殖民时期文学算进去,也不过八十年光景。我们只能说,谈哪一类的课题时,哪些文本不能忽略,否则论述难免失之偏颇。例如,谈马来亚化的写实主义小说,总得谈方天的《烂泥河的呜咽》。谈马华现代诗,当然也有一些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诗集,如陈瑞献的《巨人》、英培安的《手术台上》、李苍的《鸟及其他》、梅淑贞的《梅诗集》、温任平的《流放是一种伤》、杨际光的《雨天集》等。谈散文呢,思果的《风向》、温任平的《黄皮肤的月亮》自有其重要地位。谈现代小说则不能不论《牧羚奴小说集》、《宋子衡短篇》等短篇集。长篇集则付之阙如,没有长篇而奢谈经典,岂不怪哉。经典建构既属加诸已生产作品永续价值的行为,我们很难像预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样,预测谁将是未来经典作品的生产者。与其活在未来,不如现在读几本好书,不管
这些书是否入围谁的经典书单。

问题是,即使我上面所列诸书诚属经典之作,我也不一定从中得到读书之乐。比如说,陈瑞献的《牧羚奴诗二集》才是 writerly text,里头的文字就比他前一本集子中的诗更堪玩味。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些书,每一本都已绝版,是不是经典,一般读者无从求证。对我来说呢,这些书也多半不在手边,在手边的则多年未读。我们的阅读品味其实常常改变。既然如此,是不是经典,又有甚麽关系呢?

相对於所谓经典,我们也许应“出土”非经典佳作。例如叶谁的《一九六四》、张尘因的《言筌集》等,或者更多没有结集的,星散在《蕉风》、《学报》或其他地方的,因年代久远,资料流失,早已湮没……。出土或重探这些文本,也许比建构经典更功德无量。

(原载《南洋文艺》)

2010年11月3日星期三


2004甲申年南洋文艺年度文人四色如梦的女子

林若隐Q&A



传真访问:张永修



林若隐专辑林若隐是马华诗坛80年代以来非常出色的女诗人。一个既现代又后现代的潇洒女子。二十岁之前她就以诗人才女的姿态在文坛冒起,并在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达至创作高峰,过后却突然停笔,如她的名字那般隐匿起来,让人惋惜之余,也在猜测是否诗人已经停泊避风港,不须再忧虑未明的未来,或是隐身闹市把心情隐约委婉的藏在私人日记里?

Q1:您诗的产量不太多,80年代之后渐渐少看到您的诗作,请问是什么因素让您少产或冬眠?

Q2:您身处闹市却常隐身人群,也不常出现在热闹的文人雅聚的场合。请问这和您的笔名/性格有没有关系?

A:(2003年)12月4日你fax过来 2 个问题。一读不禁哑然失笑,该怎么说呢?应与我的名字无关,我原本就挺沉默。先解Q 2 :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作用吧。有一段很长的日子我都在搞活动,不亦乐乎,每一个团体都是全心专注。后来却再提不起精神去参与,不管是文学的音乐的还是其他。大约只要感觉到一种严肃和要命的使命感,我都不干了。1979年到1987年间的天狼星诗社,1987年到1993年间的激荡工作坊,足足有15年左右的时光浸溺其中。之后我就避免陷入这样的状态。

回到Q 1 :就像许多消失掉的名字一样。这也许和我写诗的习性有关。有一阵子身边的朋友总说我的诗难懂。无可厚非,我总是写到哪里是哪里,大抵上很少有预设的主题和企图,也不爱理时事社态,诗的冲动多从下笔的第一句开始,一首诗的连贯几乎全赖个人惯性的语调顿挫。这样一路写下去,所有零星的事物记忆和印象多能洋洋洒洒,甚至于很壮观很伟大。不过写来写去,大抵不外延自个人情感的波动和存在的不安,两者,对我而言正好息息相关。情感的波动越大,我越不安,就越能写,诗变成一种内里不安的投射,无关其他。之后生活次序起来,爱业乐业,开始小心处理每月的收入开支、车子房子的供期、保单和其他。感情的部份越发控制得好,诗就越发不行。大概就是到了这个时刻,谬斯舍我而去,因为我变了心。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正好就是1979年起之后的15年之后的事。绝对不是巧合。



Q3:您回信仍用天狼星诗社的信笺,天狼星在您的文学道路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A:太重要了,无以衡量。1977年我上中学,加入华文学会。华文学会主要的活动是办壁报,诗、散文、小说、杂文等是会员每个星期规定必交的稿。我懒,所以从一开始就只写诗。华文学会的顾问,那年我的华文老师,就是温任平老师的夫人,杨柳。因为杨老师的关系,当年的华文学会常有诗社成员来演讲导读,未加入诗社前就认识了谢川成、蓝启元、张树林等人。说来川成只也是该校的毕业生,也从华文学会而后成为诗社一员。加入诗社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诗社每年有两次文学大聚会,6月的诗人节和年尾12月份,3天两夜,都是十分严谨的学术性聚会。其他时候更多不定时的相聚,各种随性的文学交流讨论阅读会不绝,加上当年学校图书馆的文学书籍特多,温老师的藏书更多,那些年在创作之余我更因而读了挺多书。我的文学根基,又或者,华文根基,从此而来。许多年后,很多人都会误以为我是中文系毕业的,错了,一上中四转去英校之后,我就没再念中文了。现在回头看,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天狼星诗社,当年的华文学会大概只是一般的学会,文学创作的气息是不可能如此浓厚而炽热的。加入诗社前夕,我们一群同学慎重的各自为自己取了一个我们谓之正式的笔名,还一致保留了各自的姓氏。1979年,我为自己取名林若隐。

Q4:您喜欢的作家是谁?常看哪些书?

A:古今中外,作家众多,省略好了。说说诗人吧,杨牧。杨牧之余还是杨牧。当然还有好些叫人心悸的名字,像痖弦、像杨泽,还有后来的令人着迷的夏宇,再来就是Jorge Luis Borges。在我所有的藏书之中,全套的杨牧是最珍贵的。我甚于自私的认为,杨牧的散文也都是诗。杨牧的所有作品有太多叫我心动的因素,因为一读再读的原因,印象特深,影响特大。我想大概也有所谓文学的电波频率吧,杨牧的语言,他的智慧,他的抽象、婉约、冗悒、转折和自省,又或者,思考方式,最能贴近我,也最能感动我。除了杨牧,应一提痖弦。所以一到了晚上的痖弦有好一些诗是我爱不释手的,明快、利落,也都被我占为己有。诗人大概是这样被迫死的。

近年来没有常看的哪些书。工作之余,胡思乱想和睡觉的时间比较多。

Q5:美满的生活/爱情和超水准的著作,好像不能两全,如果只能任选其一,您选哪一个,为什么?

A: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不管生活爱情,是所谓美满的生活或爱情,还是超水准的著作,重点都不在于选择。可以很坚持,很努力,甚至很固执,偏偏不能强求。



Q6:诗不易写好,读者群也没有小说来得多(诗集比小说集难卖,可说明这一点)。您有词曲写作经验,您是否认为以诗谱曲可以让诗普及,并提高诗读者人数?诗谱曲有怎样的局限?若要普及,诗会不会渐渐沦为分行的散文?

A:易写好与否纯属作家个人的喜好因缘。对我来说,小说恐怕更难写好,易或难不应以文类作准。说到买卖,诗集确实难卖,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现代诗确实没有太多具体的实用价值,不比其他文类,就算是风花雪月,也不比唐诗宋词。

天狼星诗社多年曾致力于推行现代诗曲,曾与陈徽崇老师和他的一群音乐学生,推出唱片《惊喜的星光》,以艺术歌曲方式演绎,重点应不在销量而在于诗的呈现形式。唱片确实并未普及,甭说提高读者人数,甚至知道的人也不多。印象中当年传媒的回响不大,只记得谢继麟在报章上有过一篇报道。诗曲创作在诗社里倒形成一种风气,属于小辈的一群大部分都有创作诗曲与演唱的经验。为诗谱曲比较成功的例子应是李泰祥为诗人罗门郑愁予徐志摩等诗作所谱的歌曲,除了李泰祥本人,还由他的一班女弟子齐豫唐晓诗等歌手唱出,但最终并未突出诗的部分,大抵上听众并不在乎歌词本身是否原本是诗。更早期的是杨弦的民歌唱片,整张唱片都是诗人余光中的原诗,木吉打加上杨弦本人十分有感染力的唱腔,是非常棒的一张唱片。友人说后来还出了第二张,我未听过,除了杨弦自己的创作,据说还为郑愁予等诗谱曲。诗人夏宇曾以李格弟之名写词,有好些确实与她诗集中的诗同名,但已然不是原诗,就算是诗人,最终为曲所写的也只是歌词,不等于诗。词典创作有先后之分,可以先有曲,也可以先有词。先有曲肯定不成诗,因而没有所谓沦为分行的散文之说。先有词,或可行,但我自己的经验是,为一首诗谱曲难免要作一些取舍,除非是短诗,最好十行以内,或者,较简洁明快的,就算如此,在旋律上相对的难做到流行。要成全整首诗非得有杨弦李泰祥的功力不可,但要普及恐怕还得加上齐豫的知名度和歌声。事实是,齐豫唱红街头巷尾的,都不是以诗为词的歌曲,更重要的是,一般听众群是不会在意是词是诗非诗,听歌的我也是如此,只不过对歌词类似诗的部分特别敏感吧了。

Q7:您在大专文学奖及花踪文学奖得首奖之后,就不再参赛(?)。您是不是认为,在文学成就上被肯定了之后,应该让机会给其他的人?写作在追求得奖之余,是否还有其他教人“不得不写”的原因?

A:参赛与得奖在那几年大约是朋友之间的一种互动竞技加上好玩的效应吧。得奖的不外就是那一件作品,与文学上的成就和肯定,在我看来相去甚远,难作等号。之后的不再参赛,大约就是1993年之后的事,挺顺势的。我倒喜欢你说的,把机会让给其他的人,十分搞笑。

有一年在《椰子屋》有过一次访谈。说了一句一直让我耿耿于怀的话:“写诗是一辈子的事。”这次笔谈一再让我反复的想到这句话。是否一辈子难说,是乎其次,一样东西是肯定的,我一直自私的认为,写诗是十分私人的一回事,出发点尤其如此;追求的不外是个人的,难以启齿的自我肯定,一种重复的自我肯定,无所谓不得不写,而是必要的,抽象且形而上。

15/1/2004

(完)



林若隐简介

原名林惠娟

1964年生

1989年马大理科教育系毕业

1998年马大教育系硕士

现任吉隆坡卫理斯学院数学讲师


得奖记录

1986年第一届大专文学奖诗歌组三奖〈几何学〉

1987年全国端午节诗歌创作比赛公开组入选佳作〈屈原〉

1989年第三届大专文学奖诗歌组首奖〈猫住在五十七条通的巷子里〉

1990年第一届花踪文学奖新诗佳作〈预言家〉

1993年第二届花踪文学奖新诗首奖〈在黄红蓝白色如梦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