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3日星期一

流水帐,以及一些关于八字辈问题的整理

牛油小生【文学观点】

我想,八字辈写作人的“缺席”,不是因为“不存在”,而是被不经意地忽略了,或被某种论调某种迷思束缚了吧。

今年7月花踪颁奖礼后,龚万辉、许裕全、方路都决定来届不再参赛,曾翎龙当晚就贴文说“八九字辈要站起来了”,也许是时间点的关系,曾翎龙一句话却引来大家讨论“文学需不需要前辈让路”、“八字辈要不要站起来”的问题,我也成了激烈的抗议者之一。
众声喧哗中,林韦地建议花踪转型,曾翎龙则倡议办一本杂志,一时间火花激荡,没想到几个月后,倒是海鸥文学奖先转型了,去年底休刊的网络版《马华文学》,听说也正准备重返实体世界。
网上讨论之余,吴鑫霖〈搞不好的八字辈〉在《南洋文艺》刊登后也激起不少讨论,周瑞康、林韦地、王修捷几位八字辈写作人都在报章上有所回应/呼应,就连最近黎紫书在台湾联副谈她的世代的时候,也提到了这篇文章,正好形成有趣的对照,原来在她心目中,她与她的七字辈同代写作人,也不得不面对成就巨大的六字辈们,而感到苦闷。
8月初,蔡兴隆办“居銮再起风”,我有幸和龚万辉、庄若同台对谈,题目叫“文青时代”,刚好3人中六、七、八字辈各一人,分享了各自青少年的时代氛围,庄若也提到“字辈”的起源:1980年代初《学报》作者出版的杂志《黄色潜水艇》,首次使用“六字辈”一词,没想到就一直沿用至今。

约定俗成力量强大

这些年,大家惯用这套系统,渐成了方便的标签,就像中国的80后、90后,还有台湾几年级、几年级的称谓。也不时有人挑战,纯粹的年份切割是不是太武断?尤其80后、90后带有贬义,甚至隐含了父系姿态的暴力,韩寒、张悦然等人都相当不屑,也反对标签化,却也在这种标签中受益。
我之前曾开玩笑呼吁,不如以星座生肖或血型来划分,可是约定俗成就是如此强大的力量,于是每次论述的时候,就不得不更有意识地去妥协了。
10年前,八字辈作为文学新锐受到瞩目,2006年《蕉风》第495与496两期,连续介绍了27位八字辈年轻作者,青春活力,来势汹汹,那时候还办了一场“1726文学聚会”。2008年有人出版社出版那天晴《孤岛少年的盛夏纪事》,封底打出的文案是 “八字辈新势力涌起,盛夏国度一位孤岛少年的爱与愁。”
这种对新人蜜月期般的期待很快结束,继之是恨铁不成钢的担忧与批评。2012年木焱学长撰文谈“陈文恬现象”以及他对八字辈、九字辈诗坛后继无人的感慨。木焱和罗罗也顺势策划了“起立!行礼!九字辈新生始业礼”,活动就在新纪元学院举行,介绍新人之余,也探问了写与不写的问题。当时我也在现场,和我一起北上的林诗婷,便是木焱诘问的,得过新秀奖却又不再/鲜少写作的年轻写作人之一。
我依稀记得那时林诗婷的回应是,写作不一定要以那种形式持续。——如今咀嚼起来,意味深长。

得奖记录说明什么

对八字辈的评议,还有黄俊驎为我写序时提到的:“八字辈是要被遮蔽光芒的一代”。黄俊驎感叹八字辈生不逢时,觉得八字辈不是不好,只不过被挤压在七字辈与九字辈之间了。的确,龚万辉、许裕全、梁靖芬、曾翎龙、杨邦尼、黎紫书、陈志鸿等七字辈作家,在台湾文坛不是斩获文学奖,就是出版著作,成绩令人艳羡,而最近文笔成熟的九字辈16岁少年作者邱伟扬的出现,也让人不得不惊叹后生可畏,似乎八字辈的处境一如黄俊驎所言,相当尴尬了。
不知哪里来的蠢劲,我开始整理八字辈写作人的得奖与出版记录(注),想要用数据证明什么,当然数据也有数据的盲点,一如字辈的标签,或许我注定要白忙一场也说不定。
台湾方面,八字辈的方肯与谢明成曾获台湾中国时报散文奖;孙松清也刚获新加坡金笔奖诗歌组佳作;本地的话,单就花踪与海鸥文学奖,榜单上的八字辈就有:苏怡文、牛油小生、黄玮霜、许怡怡、陈伟哲、李宣春、吴鑫霖、周天派、方肯。嘉应散文奖、南大微型小说奖等都还没统计纳入。
出版方面,那天晴向来专心长篇小说的书写,至今已经出版4部长篇,黄玮霜的长篇《母墟》也选录在黄锦树等前辈主编的《故事总要开始:马华当代小说选2004-2012》里。整理资料后才发现,八字辈写作群出版甚丰,eL的《失去论》最近还再版了,在出版界也是难能可贵的事。清单中,八字辈题材广泛,从少年小说到诗集,光谱中各种文类都有人经营,各人文字也都走出自我风格,有作品有证据。我学识有限,就姑不深评了。只是想说,文学奖代表了什么,但其实也不代表什么,写作人可以没有奖,但不能不写。
那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代人呢?
“们”总是危险的,因为你很难定义,或是一提到“们”,一切就要变得壁垒分明了。“们”的接受排挤,是暴力的。马来西亚这么大,东马西马大不同,还有东海岸西海岸,还有南辕和北辙。我生长在新山一个普通的第三代华人移民家庭,从独中到新加坡的升学过程,肯定和不同时空地域的人有着不一样的成长经验,就像那天在“居銮再起风”之后,谢明成就说,牛油小生的文青时代与他的大不相同。赫拉克利特说恒变才是不变的道理,没有任何经验能够identical,加上主观,变数更大,如此又该如何把人群分?

我的祖父母是经历过战争的人,父母亲和他们的兄弟姐妹,赶上了战后婴儿潮,也适逢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兴起,经济的复苏,从潦倒走向小康,劳碌一生。
我是在父母、祖父母的溺爱中成长的,从不愁吃穿,更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奢侈,成为真真正正的小资产阶级。4兄弟姐妹中,我排行老三,我想,每个排行老三的成长过程,肯定就和排行老大老二的不同了,更别说是做老幺的。
我的童年,与家用电脑、网际网络、手提电话一起变革成长,但后来渐渐发现我越来越被科技产品给抛在后头,总来不及熟悉一个玩意儿就必须被淘汰重新学习,日子一天天被消磨,就连书写的媒介都如此不稳定,文字发表的空间,从论坛转换到部落格,再到社交网站,不过5、6年的时间,就连文字输入法都一直在演化,中文之星、微软输入法到谷歌拼音,格式版面剧烈流变,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失去耐性,心浮气躁,我曾经面对无法连线的电脑爆甩键盘,字键弹飞,最后还要满地找牙,暴躁狼狈成这个模样,乃不知有文学刊物,乃不知创作为何。

被不经意地忽略了

或许归类写作群的方式,还可以从在地政治、经济或生活方式切入吧。
如果按照字辈的脉络去看,或可很笼统地整理出一个有趣的对照:五字辈、六字辈不少有留台与旅台经验,他们与台湾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当中许多人现在都从事学术研究,从李有成、张锦忠,到钟怡雯、陈大为、黄锦树,那也是旅台马华文学备受文坛关注的开始。七字辈也有不少人留学台湾,但七字辈选择学术的并不多。
不少七字辈选择加入报社,曾翎龙、梁靖芬、黄俊驎、陈头头等都在报馆工作。七字辈更多的是生活在马来西亚,而花踪文学奖成立时,正好是七字辈写作芳华正茂的时代,遂成重要摇篮。
那么八字辈呢?成长似乎是更加纷呈的,无论留学经验,或是文学养分,文学也因为新媒体的挑战而更加弱势,整体阅读风气更低落的氛围。以我自己为例,我成长于马来西亚政治意识最压抑(茅草行动之后)的时代,从小被教育不可触碰政治,写作应该风花雪月,却也在二十多岁理想之年适逢公民意识抬头(净选盟运动之后)的潮流,或许,这些现象、议题都将体现在大家的作品之中吧。
我想,八字辈写作人的“缺席”,不是因为“不存在”,而是被不经意地忽略了,或被某种论调某种迷思束缚了吧。我没有答案,毕竟我也身在此山中,也许我们缺乏的不是八字辈的写作人,而是缺乏对作品的评论,缺乏引介之门,这也许就是为何人们格外关注文学奖的关系吧。
归途中,东北季风携雨,一路向南追袭我,把世界涂成灰色。回到家,滑开手机,一个小读者在脸书上贴了一段话,我才发现原来我在《类似过敏症的布尔乔亚之轻》第一篇散文的第一句话就如此烦躁不安地设问了:“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
原来我的不安,早在20岁那年就,蠢蠢欲动。
2015年11月19日修订

(注)名单整理可上网(http://tinyurl.com/p4tftvk)查看,欢迎指正补遗。

(南洋文艺,24/11/2015)

写作途上所遇到的难题(下)

温祥英【文学观点】



小说写了这样久,到现在我还是不懂得怎样写。开始时,是上个世纪50年代,市面上充斥着旧式武侠、五四小说,以及本土的写实小说。电影则是如今称之为粤语残片的,大多是苦情戏,也有武侠,会放飞刀飞剑等,只是画上去的。只注重看或听故事。当时的模范,梁园师承的,是希治阁,陈孟呢,是奥亨利,也有人追随莫泊桑,其最有名的短篇是〈项链〉。有关某妇女,为了参加舞会,向其主人借了一条珠链,却遗失了,买回一条垫上,惹了满身债,幸幸苦苦地捱了二十多年,终于还清,与主人提起,主人说,那项链是假货,老早弄丢了。当时时兴的,就是这种小说,结尾总来个意想不到的转机或改变。这种小说又要表现什么呢?那妇女爱慕虚荣,因此被惩罚咯,就是这样简单?她是任劳任怨吗,她有怨天尤人吗,她的婚姻有受到影响吗? ——许多问而没有答案的问题。
黄戈二和我对这种小说不满。我们认为小说不应该只是说故事,故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来来去去只不过那几种类型。重要的是如何利用故事来表达个人对现实的看法,甚至不用故事。就如黎紫书所说的:表现真正的自己。二战时,1943年9月,苏联军把德军赶出Kharkov,双方都伤亡严重。
German commanders at the front pointed out that soldiers wanted to know the truth about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their officers found it hard to give a straight answer. “The 1943 warrior is a different man from the one of 1939!”, wrote Generaloberest  Otto Wohler,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8th Army after the fall of Kharkov. “ He has long ago realized how bitterly serious the struggle is for our nation's existence. He hates clichés and whitewashing , and wants to be given the facts, and be given ‘in his own language’. Anything that looks like propaganda he instinctively rejects.”
我略作修改,把它翻译出来,可以当为当时我们的写照:“1960年代土生土长的写作者,与南来的作家,是不同的一种人。他老早已领悟到面对他们的现实是全然的不同。他憎恶陈词烂调和漂白,要求真相,而真相必须以‘他自己的言语提供与他’。他本能地拒绝任何看起来像宣传的东西。”
于是黄戈二写下了〈步伐〉,〈墨西哥跳豆〉以及其他的;而我也写了〈凭窗〉,〈人生就是这样的吗?〉,〈冷藏的世界〉等。我们因此被标签为现代主义小说家(〈凭窗〉我曾直接告诉方北方先生是要写篇现代小说),被认为脱离现实。这是无知之谈:小说虽然是虚虚实实,但总来自我们对现实的反应,只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与所谓写实派那种教条式的现实不同。〈墨西哥跳豆〉就是反映当时华社的处境:那些虫在跳着,却是被囚困在豆豆里,最后死了也没有人知,也没有人关心。我的,就好像比较脱离现实,但那心灵的空虚,那机械人似的生活常规,而那时空的隔离,不也是社会的投影吗?而这些作品,是可一不可再。因为每一篇小说,都是新的小说。
所以到现在,我还是不懂的如何写小说。这些个月来,我曾想到写两篇小说:一篇题目是〈S.O.S.〉,也就是Save Our Soul,也就是求救的讯号。是因Occupy New York 的运动而想起,但触因却是John给我送来啤酒,若喝完再要,就SMS他SOS。故事大概是主角为了他本身的灵魂,而脱离那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变成无业游民。可是我写了开头的第一句,就无以为继了。我从那占领纽约运动中,看到许多资本主义的缺点,对政府的‘收买’、对工人的剥削、对社会的没有回馈、对环境的破坏(想到稀土工厂、想到烟霾、想到水坝等),问题是如何把这些变成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hort story?
在英国时,曾想到重写〈英雄末路〉,有关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却没有逗留在中国,反而回来马来亚,搭上已有3个子女的寡妇,最后患上肺痨。搁下一段时间,忽然把题目改为〈他们那一群〉,把涵盖面扩充到别的南来华人。加上华人因籍贯而如散沙一盘,加上公民问题(回国或留下来;留下来的,是否有意愿成为公民,或是等待着),以及所引起的迷思;公民只不过是一张纸,没有就必须回唐山吗?现在也是搁置着没动。

批评家要如何阅读作品

从这,使我想到读者,甚至批评家,如何阅读作品。一篇作品,不能以一句话就能概括的;若能,就不值得写了。作品不是,也不该,那么简单。若不合口味,就不要读,而不是以一句话来钉死它。如我的〈同治复辟〉,就以不伦之恋一句把它一笔勾销。这篇是18年前开始写的。当时的想法是小说都由作者主导,为什么不能以人物来主导呢?我之停下不写,就表示这个想法是行不通的。16年后再拿起,也不知为什么。但读者最少要问,为什么同治复辟,作者对倭仁的看法如何,对副校长的为人、女主角父亲的为人又怎样,作者所要发布的信息又是什么?
一句话,必须细心的读,要不,就不要评。如我误读菊凡兄的两篇小说,真对不起他:亏他还请我喝啤酒呢。当时那种环境,都要涵盖面广阔的。

至于目前发表园地缩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难题,可能只是为自己提供偷懒的借口。稿费低迷,更不成问题。写作不是为了钱;要是为钱,老早就饿死了。在外国也出现作家没出路的难题。
19/10/2015
(下)

(南洋文艺,24/11/2015)

写作途上 所遇到的难题(上)

温祥英【文学观点】

现在用电脑,面对的是汉语拼音,总分不出没有“h”或有“h”之别。同时有些字,我是用粤语来读,如“袜”读“密”,非找字典不可。有时先有英文,再找英汉字典来翻译,总觉得找到的字眼缺少了什么。

开始写作的时侯,忘了是14还是15岁,是Form 1还是Form 2。当时我英文程度不会很高,很多新字及其意义都抄在簿子上,记得书写的笔划非常花俏。中文呢,下午的母语班,可能读了一年或两年,也可能到华联中学的夜学班读了一或两年。(忘了是从五年级开始,还是读Form 3时直接读六年级。)一开头就用中文来写作,主要可能是当时英文水准不够,但中文水准也未必好到哪儿。只是自自然然的就用中文来写,就好像自然不过的事,就如以后在先修班和大学专修英国文学,除了一篇The Sung Vase,就从来没有想到用英文来写作。用中文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更能表现出我儿时那个环境,那个世界,以及在其内生活的人群。

用粤语来念中文

既然选用中文来写作,最主要的难题就出现了:我的中文程度只有夜学的初中一,可能更低,因为年纪大了,许多年轻时会用的字汇,因心情不同,少用或不用,而忘得一干二净。有些甚至不会念了,非找字典不可。再次遇到,又再次查字典。这是不是意会着我已长大,我已更成熟?那些花拳绣腿的字眼已抛诸脑后。现在用电脑,面对的是汉语拼音,总分不出没有“h”或有“h”之别。同时有些字,我是用粤语来读,如“袜”读“密”,非找字典不可。有时先有英文,再找英汉字典来翻译,总觉得找到的字眼缺少了什么。所以写短短不上千字的随笔,也要一两天。
那为什么不趁年轻时努力搞好中文呢?就像砂拉越的梁放和麻坡的翁文豪。这两人也是英校出身。说来忏愧。那时我全部时间都花在追求我的太太。那时地球围绕着她转,之后结婚生女后,就围绕着女儿转,过后就围绕着2.6亿转。唯一的好处是我没有机会播种野燕麦,不会有陌生年轻人找上门来,叫我一声:“阿爸!”让我一惊,忙问:“你妈是谁?”现在有人叫我阿爸的,全是干儿子干女儿。
接下来的难题是:哪一种中文?黎紫书的微小说〈偷〉,提到老林小孙女的“华文老师戴头巾,穿baju kurung”,同时一位“印度老头苏里……把华语粤语说得大珠小珠落玉盘”,原来都是从他那儿偷的。为了安怃他,小孙女拿学校的习字簿来让他看,写着“我们都是一家人”可惜那个“家”字头上少了一点。我们本国的华人,是否也少了一点?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的华语,好像每10年,用法、语音等,都有所改变。如退休后,在首都做翻译,偶在小巴上遇到两位老妇女,装扮非常马来,头缠着头巾,衣着是卡拜亚和沙龙,开口说话却是道地的50年代华语,“了”说成“聊”,“和”说成“汉”等等。我到现在还猜不出她们到底从那个洞钻出来。我的华语,菊凡兄所谓的太平华语,也就是50年代的华语,还会说“撩”,但不会说“汉”。那太过刺耳。这种华语,似乎已没有人说了。过后香港泊来大量的华语片,由邵氏、国泰、长城、凤凰、金禾等制片厂摄制;那时的华语也不知是否标准。再下来,台湾华语片代替,但是越拍越烂,让香港的粤语片东山再起。好像同一个时期,有人开始推动汉语拼音,而不知从哪一个山寨冒出来的立法者,开始规范华语,以中共的马首是瞻。好些华校生都放弃本身的方言,只说华语。(讽刺的是,摇篮曲和童歌都逼的用英文的。)这个世纪,所时兴的是台湾华语,因大多有声有色的马华作家都从台湾留学回来,或仍留在台湾。台湾华语似乎掩盖了中国大陆的普通话,只有大多老一辈的写实作家才会取用。现在网络通行,许多网络字眼也就被借用。所以我国的华语都拉拉杂杂的。

参杂各种方言外语

可是,这些台湾,或中国大陆或网络字眼,都不能反映马来西亚本土的实情。我们这里的“摩多”,台湾用的是“机车”,查了几本字典,我还以为潘雨桐驾着火车头在路上走动。又或方北方的〈头家门下〉喜用的“甭”,是从书面来的,想破脑袋瓜子都想不出是来自哪种方言。本地福建话应该是“免”;广东话呢,就是“黄肿脚,不消蹄”。“休克”到现在我还不明其意。不像是“瓜老衬”,而是什么“不省人事”。“土豆”又是什么呢?是我们通称的“荷兰薯”,字典叫“马铃薯”吗,还是“番薯”或“甜薯”?
我国的国情、环境、背景等等都不同。如果只采用中国大陆或台湾的文字,会不会是自我设限,把作品囚禁在马来西亚的某个小小的角落里?
本国的方言群,虽来自南中国,但在中国是被省份隔开,这里则全部都混杂在一起,虽然仍有行业之分,因而有城乡之分,更有教育之分。纵使如此,有些方言是强势的,就变成在某区域里成为通行语,如北马的闽南话,中马的广府话,南马的潮州话(?)每个方言群虽然各自为政,但还是免不了有跨方言群的混杂。如“郎车”,我到最近才省悟是“人车”,福建话的“人”音为“郎”。“臭卡”原来是“臭脚”,福建话“脚”之音。而“骑楼”的“五卡基”更是马来话的kaki,变成跨族群。虽然各族群,因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的泛滥,而开始如缩头乌龟地缩入各自的族群中,但总免不了日常生活中的接触或往来,因此避免不了语言的参杂。你若细听我国华人的交谈,你也许会发现参杂各种方言、马来语以及英文。这就是我国语言的特色,万万不可以纯正的华语来替代。
由此引申出来的难题是如何找出一种文字,一种道道地地的马来西亚中文,能够表达出各个族群,各个籍贯,各个阶层人们的语言习惯。职业上的专有名词,照理是可以从网络上寻找,但那些比较草根性的呢?如汽车修理员,用词是从英语参杂马来语而来:tanki、史班那等。与政府部门交往的用词,如三万、乌供、莎拉等。

是否缺少原味原汁

另,方言大多有音无字,如我的〈玛格列〉,丈夫欲出门去酒吧,妻子抱着女儿迎他出门,叫她跟爸爸说拜拜。丈夫却叫女儿吻他,当时想不到是“锡”字,而用了sayang。黎紫书可能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不必用方言文字,可以用正统中文,但语法却是方言式的。如:来来来,吃饭先。这一来,也可以用来发表长篇大论。不过,这个方法也可能出现问题。记得第一次游中国,去的是中山和珠海。地陪是广东妹,有次要我们去完洗手间后,有对台湾来的父女,其父大声答:“我们不玩洗手间的。”台湾人和香港人都有个共同点:看不起中国大陆人。
至于是否能用英文或马来文,我的〈寻牛记〉有一大段英文引录,张永修就反对,说这不是英文小说,逼得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因而避过那个f字。可是出书时,因黄俊麟用的是我的原稿,那篇英文保留住了。该怎办呢?是否全部翻成中文,只在某些情形下才保留一两句短短的英文或马来文。如我的〈吾夫吾妻〉和〈有情人〉。前一篇我曾把几段英文书写翻译成中文,尤其有关校长退休后的生活。
这又引起另一个问题:是否缺少了原味原汁。比如说,新加坡为了消灭方言,把粤语片都录音成华语,那个味道就大打折扣。又如莫言的《红高粱》被翻成英文,那“不是省油灯”就把译者搞到一筹莫展。又比如syiok sendiri、frus!,Mat 什么什么的,自有它们不可翻译的umph!
我认为,我们要写出一篇东西,是因为我们对现实环境的反应,对其有所不满。所以我们的作品不能发生在虚无中,而文学依靠文字,因此必须对文字多多关照。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种有伸缩性的文字,来包罗这一切?

(上)

(南洋文艺,17/11/2015)

原点(下)

邢诒旺【文学观点】

语言的求索:

早自〈留言〉、〈Breathe〉与〈还原〉以来,庆鸿已经在诗中表露他对语言的自觉和关注,几乎把语言的存在与肉身的存在结合等同,而数学题般地把生命中的一些什么给化约掉了。随着对海德格尔、维根斯坦、罗兰巴特等的涉猎,庆鸿诗歌的后设色彩也越形浓厚,仿佛是要肉身退位、世界语化(羽化)。在中国,固然有江河、于坚等前辈在这方面写得出神入化,但在马来西亚,敢于而且能够把语言哲学和存在主义等冷硬的思考化作抒情语言铺演成篇的,似乎不多(我突然想模仿孔乙己数算蚕豆:多乎哉?不多也)。来读一读:“当我把爱等同于氧时/我只是没说/每一次我们呼吸都能加速/爱//变质”(〈留言〉);“而雪/而歌声/而所有呢?/我所认识的文字与文字/之间的/某种平衡也正/缺席”(〈Breathe〉);“我看到我和生活本身/在房里,墙外有人/的絮语似祷声”(〈还原〉);真有要把灵魂从肉身中拔出来的痛感。
庆鸿两首获得花踪文学奖的诗作〈相似太极〉(2002)及〈花朵倒悬〉(2010),堪称他目前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什么样的单纯可以让一个人以空无的样貌看着自己,设想现在的自己是摹拟和想像出来的的自己:“一切想像没有质感仿若生命就是,一篇/我摹拟的自己,向空气中缓缓展开──我的符码。这故事/或许只是些音调的躁动,纯粹,且与散落的生命无关……”(〈相似太极〉)而这样的单纯又将导致怎样复杂隐晦的内心生活。
时隔8年,庆鸿在面对吊扇,出神入神时,看到了一朵存在之花与自己对照,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如果那是极轻、极静的花朵倒悬于上/俯视我,深藏于花轴的齿轮正缓慢的/绽放——反复模拟着死亡与喜悦/如果我肉身里的孩子沉默,的哭与笑/以犬牙交错的慈悲,花朵/开在他者的故事里,成为无心的隐喻”(〈花朵倒悬〉)一个成人的肉身里包裹着一个孩子,成长的困难一至于斯!成长未必随着时间和空间进行,但时间和空间提供的历练却促成了成长,〈相似太极〉提到了“生命”和一些二十多岁的所谓的“老”,〈花朵倒悬〉却难免终于提到了“死亡”——“倒悬”一词其来有自,是受苦受难的形象,当庆鸿说“摹拟死亡和喜悦”,把死亡和喜悦列为同位,这份喜悦或者竟是一种“倒悬的喜悦”、“倒悬的词语”,如果生命真能像数学题那样负负得正,或像周星驰电影《家有喜事》提到“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事情似乎就容易多了——虽然“容易多了”不等于“真实多了”。
时隔8年,两首诗重复提到“摹拟/模拟”,乃知这“摹拟/模拟”不是随便提的。我想说,那是一种相对于本体之重的“倒悬的轻”。永恒的花,相对于存在的花。唉,我不能够再自以为是地说下去了。面对一个只有他者本身能面对的存在,我无奈啊。
然而看到这本诗集的文稿,我是为庆鸿喜悦的。写诗若是痛苦的根源,写诗和其他消费有什么不同。杨泽在年轻时说“人生不值得活的”然后似乎活得好好的,已经身为大叔的我于是要说“诗不值得写的”——如果诗是生命的全部,那诗真是不值得写的。庆鸿大学毕业近十年以来减少诗作,而在教育界“生养众多”,教书、带活动、与友伴出游,我想说,这好样的家伙,活得好好的,赞。在我看来,他10年前已经是一个“获得语言”的人,而这10年来是踏踏实实地“获得生活”,偶尔写诗,出手不凡。走笔至此,我几乎不假思索地闪现陶渊明〈神释〉:“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诗集《花朵倒悬》的好处还在于坦然地展示时间的轨迹,没有“毁诗灭迹”。那么好的“少作” ,毁什么?真要毁了,那才毁了。(少作?你来写写看。郑愁予的17岁少作就只有17岁的郑愁予写得出,我即使写到71岁也写不出17岁的郑愁予。71岁的郑愁予也写不出。如果写得出,套用《火凤燎原》的话,那是:见鬼了。)
这些年来,我和庆鸿极少见面。偶尔想念,但是见了面又不知做什么好。这样就很好,那段相处的日子于是有了无奈又无可取代的价值。或者不是价值,就仅仅是美。美哉,庆鸿。
(下)

(南洋文艺,17/11/2015)

最后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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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画对话】诗:辛金顺 油画:陈琳


捕捉一河时光,并让
粼粼水影
退到幽深的故事里面

而雨林却收藏了一些
被风声
遗忘的名字,以及族人
消逝的足迹

那些鼠鹿纵入草丛的身影
走了很远,终于
走回
自己遥远的传说

篝火熄了,独木舟仍在
守着神只留下的卵
梦一样
孵出了赤裸的生活

挑起鱼获,如挑起
生命的泉源,潺潺不绝啊
那大河的水声…

犀鸟拍翅而起,让原始
还给
最后的森林和部落

(商余,23/11/2015)

离散: 一个变易居所的故事

张锦忠【共沸志】
陈文平的父亲

 陈文平视自己背井离乡为“一种自己所抉择的流放”,因为离散他乡即选择远离亲朋好友,离开自己出生的国家。仿佛华人历史的重演,离散的后裔“再经历一遍先人的孤寂与困顿”。

亚美诗人学者陈文平的英文小书《客家魂:记忆、迁移与膳饮》写父亲与母亲的离散故事。父亲下南洋,落地生根后在古城马六甲终老。母亲则在晚年“再离散”,从马来半岛飘洋过海,到美国定居。
父亲生于1910年,1935年冬天自广州的麻地凹村下南洋,为“英属马来亚新移民(新客)”。他在中国时就读上海医学院,曾随某位王大夫见习;陈文平说父亲妙手回春,是“马六甲最好的医生”。他下南洋后在马六甲庙堂街落脚行医,起初谋生不易,后来治愈了当地福建籍殷商曾江水,声名大噪,乃与友人合伙在鸡场街租赁店屋设立中医诊所药铺思安堂,后来独资经营。日据时代医生短缺,故看病者多。
父亲为国民党人,参与抗日活动,战后热衷客家会馆事务,荒废医事,加上西医渐多,上门就诊人数下跌,收入锐减,全家生活遂陷入窘境。这时父亲开始借醉消愁、举债度日、出轨,终于病故。尽管家道中落,父亲出殡时同乡旧识故友送葬者颇众,可谓生哀死荣。彼时陈文平在美深造,赶回来奔丧时亡者已入土为安。

拿手好菜“酸猪脚”

陈家每天张罗三餐的是母亲,不过父亲偶尔也会下厨,他的拿手好菜是“酸猪脚”。陈文平说母亲煮的酸猪脚也颇佳,但父亲煮猪脚时加的是玫瑰露,美味更飘香,诚为“客家菜首选”(页118)。
1978年,陈文平成为美国公民,隔年,母亲、姐姐与弟妹也离开马来西亚,以依亲名义移居美国。南洋“那里太热,我喜欢这里的花”,母亲说。 在《客家魂》的“流放篇:粽子”(“The Exile: Leaf-Wrapped Dumplings”)开头,陈文平以写景的散文笔触描写佛蒙特(Vermont)季节嬗变的景色之后,笔锋一转,写道:
如今,这就是我称做家园的地方。这里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家园了,周遭所住都不是跟我同种的人,这些人或友善大方、或落伍、或进步、或可亲、或独善其身、或格格不入。但在这个“自求多福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的国度,尽管方园百里之内没有几个亚洲人, 群山环绕,我们与邻为友,我觉得受到护佑。(页123-124)

自己所抉择的流放

不过,陈文平也视自己背井离乡为“一种自己所抉择的流放”,因为离散他乡即选择远离亲朋好友,离开自己出生的国家。仿佛华人历史的重演,离散的后裔“再经历一遍先人的孤寂与困顿”(页125)。
离散马来西亚之后,她说:“故国变成一个新的、陌生的国家,而对新的国家则近乎习惯成自然”(页125)。再离散之后,新旧家园更替,“新的国家”变成了新的故乡。那是一个“交换的故事”,一种我称之为“变易居所”的现象。

(商余,23/11/2015)

2015年11月14日星期六

《南洋商報副刊》對馬華文學的推動

◆張永修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主編

在資源匱乏的馬華文壇,我想文藝副刊除了刊登作品、推動評論,還應該在編者能力可及的情況下,為當地文壇作史料的展現與累積的工作。這十多年來的年度回顧文章若結合起來,未嘗不是一部《南洋文藝》版的「馬華文學簡史」。


 ▲C2-2   自2002年起, 《南洋文藝》效仿《時代》雜誌(TIME),推出「年度文人」專輯,介紹前一年馬來西亞文壇風雲人物。


《南洋商報》的文藝版,現名《南洋文藝》,其前身是創刊於1970年前後的《讀者文藝》。1985年,《讀者文藝》改名為《南洋文藝》,首任編輯為鍾夏田,其後的編輯有柯金德、陳思慶、陳仰莊等。我於1994年接編,大概是至今為止《南洋文藝》在任最久的編輯。就我的經驗而言,《南洋文藝》這20年來在推動馬華文學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幾項:

一、    推介新的文體種類:極限篇
由於紙張逐年漲價,報館為了撙節開銷,減少紙張用量,實行「精寫精編」政策,整合內容,減少版位,並要求每一個版盡量做到用最少的字數刊載最多的內容。因此我在20023月開始,發起「300字極限篇」的徵稿活動。「極限篇」的推介,一方面既是出於對應文藝副刊困境的實際考量,但另一方面也未嘗不是對小說文體的變奏與創新嘗試。所謂「300字極限篇」,即是在300字的極限要求下完成的小小說。比起一千字左右的小小說(或極短篇),這是當年一種更短小的文體變奏。這個嘗試得到了非常好的響應,首三年,即有近三百篇的極限篇在《南洋文藝》刊登。這十餘年來,這種文體在馬華文壇還不斷有人耕耘。其中佼佼者有:勿勿、雅波、陳政欣、柯雲、方路、木焱等。勿勿十年裡創作了108篇,前兩年剛結集成書;雅波在這十年中則陸陸續續發表了150篇。


▲C2-1 《南洋文藝》於每年的66日國際詩人節或端午節,製作「詩人節特輯」,介紹反映不同流派與背景的馬華詩人。



二、作家特輯
為作家作專輯,在過去的馬華副刊中頗為罕見,而這是我這20年來做得最多的一項工作,有關作家不下五十位。
我之所以特別熱切為作家作特輯的原因是:相對於獲得國家關照的馬來作家,以及處於中華文化圈中心的中、港、台華文作家,處於邊緣小國、以非官方語言寫作的馬華作家,似乎註定不會獲得任何主流單位的特別重視。雖然作品的發表是作家向讀者證明其存在的一種方式,但在個人部落格與社交網絡遠未普遍的上個世紀90年代,作家作品也只能以「散見」於各報副刊的零星方式出現。因此,作為馬華文藝副刊的編輯,我覺得我有責任讓我們的作家「被看見」。要讓一個作家更「立體」的出現於平面媒體的方法,莫過於將他們的著作,結合評論他們的文章、訪談、印象記等,集中在特輯裡刊登。作家專輯的製作,如同為作家塑像,可以加強讀者對他們的關注與認識。
我接編《南洋文藝》之後第一個製作的作家專輯,不料竟是「向商晚筠致敬」專輯。1990年代中期,商晚筠正式結集出版的小說只有兩部,即《癡女阿蓮》和《七色花水》,然而這兩部作品卻奠定了她的文壇地位,使她被公認為當時馬華最出色的女作家。
自從為商晚筠製作紀念特輯起,我深感不能等到作家去世了才給予關注,應該更早珍惜我們的作家,特別是那些當年曾經奉獻於馬華文學的前輩作家,我們更應該及時給予肯定。因此在1996年中秋節期間,我連續製作了四個「但願人長久」特輯,所選四名前輩,即方北方、姚拓、原上草、宋子衡,在5060年代都是活躍一時的作家,著作頗豐,可是當時幾乎都已停筆。次年中秋,另一個「但願人長久」系列則選擇了三個正當盛年、同為70年代馬華文壇令人「驚喜的星光」的作家,即潘雨桐、溫任平和梅淑貞。
除此之外,《南洋文藝》亦趁每年的66日國際詩人節或端午節,製作「詩人節特輯」,除了較具規模的詩展,也製作個別詩人的特輯,企圖突顯不同流派與背景的馬華詩人。
在累積多個作家特輯的製作經驗之後,我尋思著文學副刊或許也可以效仿英文《時代》雜誌(TIME),每年新年首期,選出之前一年的風雲人物作為封面人物。這個構思後來就落實成了「年度文人」專輯。「年度文人」專輯從2002年起,逢農曆新年開年第一期的《南洋文藝》推出,至今持續進行了14年。曾在「年度文人」專輯亮相的作家包括 「江湖第一筆」張木欽、出獄後非常低調的方娥真、在城市隱居的才女林若隱、以詩選內序掀起審美標準論爭的陳大為、遊走在紀實與虛構之間的小黑、用多重身分進行不同題材創作的沙河、兒童文學家馬漢、稻田詩人兼科普作家何乃健、在書上帶動詩運動的陳強華、從事工程與評論的詩人張光達、用文字療傷的許裕全、用剪報嘗試編輯文史的雅波、強調不用寫得那麼美的新銳小說家賀淑芳、及曾任國家安全部書刊檢查官的女作家陳蝶等。

三、推動文學評論
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我一直以為我們的文學園地缺少文學評論,文學評論有助提升讀者的鑒賞能力,對於間接提高一個地方的文學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因此,我主編的《南洋文藝》從一開始,就為文學評論騰出了相當可觀的篇幅。
1995年初,我便開始策畫「文學雙月點評」系列,邀約老、中、青,各流各派的作家為點評人,針對前兩個月在《南洋文藝》發表的的文章,個別進行點評。所點評的文體分詩歌、小說、散文三組,而每組人選不重複。這個系列從199544日推出至次年58日結束,前後約十四個月。
在其中一期的「雙月文學點評」中,黃錦樹的點評文章,引發了林幸謙的反駁自辯,過後又再度引發黃錦樹的回應。這就是之後一場「中國性與去中國性」、或較後被稱之為「馬華文學斷奶論」討論的開端。對於林幸謙與黃錦樹這幾篇在「雙月文學點評」計畫以外的文章,我皆以特別的欄目「文學觀點」突顯之。
其後馬華文學許多爭論性的議題,比如:南方學院文學館設立建議、馬華文學大系編纂問題、陳大為《馬華當代詩選》「內序」引發的文學視角問題、評論方北方的論文所引發的文學研究與道德問題等評論文章,都以「文學觀點」來標識。這個欄目沿用至今。那些論爭的代表性作品,後來收集在《辣味馬華文學》一書中。


▲C2-3  自1998年至今,《南洋文藝》每年邀請專人整理、評析前一年該版的文學表現與動向,是為「年度回顧」。將之集結,可謂《南洋文藝》版的「馬華文學簡史」。(張永修提供)

四、階段性的文學史總結
在資源匱乏的馬華文壇,我想文藝副刊除了刊登作品、推動評論,還應該在編者能力可及的情況下,為當地文壇作史料的展現與累積的工作。
「馬華文學倒數」系列,是我為馬華文學進行階段性總結的最初嘗試。我以馬華文壇慣用的「字輩」分法,按出生年分將作家分為幾個字輩,繼而邀請專人對整個字輩(某個十年內出生)的作家的文學表現,進行整體的評述。這是一個頗為龐大的系列,它開始於199411月初,跨年到19953月杪結束,長達五個月,共21期。這個系列從當時最年輕的七字輩作家開始介紹與評點,接著倒著介紹六字輩、五字輩、四字輩及三、二、一字輩的作家群。除了三、二、一字輩的點評人是邀請史料工作者負責之外,其餘的字輩點評人都是邀年長一輩的作家負責。
其後,在1999年,在距離一向被文學史家視為馬華文學起點的1919年(以新加坡《國民日報》及其副刊《新國民雜誌》創刊為標記)剛好滿80年之際,《南洋文藝》推出了「80年馬華文學」系列,以對80年來馬華文學的發展狀況進行回顧和梳理。這個系列共有五個特輯,分別訪問五位馬華史料工作者與研究者,包括有「馬華文學史料整理第一人」之稱的方修、研究戰前馬華文學史的著名學者楊松年、馬華現代主義文學興起時期的見證人兼前《蕉風》主編張錦忠,以及在大專院校進行馬華文學研究的莊華興和許文榮。
十年後,我有機會在2009年再次回顧馬華文學的發展。因此我想著重後來的十年情況,因此以「近十年的發展」作為「馬華文學90年」的探討重點。討論範圍包括近十年的副刊、雜誌、本地出版物,近十年馬華文學在台灣的情況,還有近十年去世的馬華作家。
除了涉及時間較廣的史料回顧與整理,《南洋文藝》也嘗試從歷史中翻尋出已被人忘卻的優秀作家。這就是「出土文學」系列的由來。編輯「出土文學」系列的重點,主要是挖掘被時間埋沒了的前輩作家優秀的作品,讓後來的我們有機會重新閱讀與評價,以重新認識他們,或更新對他們的記憶。「出土」的作家包括尚建在的詩人張塵因、戰前小說家鐵抗、小說家兼首任《蕉風》主編方天、現代派詩人兼報人楊際光等。
除上述幾項階段性的史料梳理工作之外,《南洋文藝》每年都特約專人整理與評析之前一年本版的文學表現與動向,是為「年度回顧」。《南洋文藝》是現今馬華副刊中,唯一進行這項工作的。「年度回顧」自1998年發起,至今持續經年,未有中斷。這十多年來的年度回顧文章若結合起來,未嘗不是一部《南洋文藝》版的「馬華文學簡史」。

(《文讯》第361期,2015年11月)

2015年11月13日星期五

始于母系叙事的 《客家魂》家族故事

陈文平的母亲(中年)


张锦忠【Azeotropia 共沸志】

陈文平的《客家魂》(Hakka Soul)第一章第一篇从阿婆的故事写起,第二篇则是写母亲。母亲在吉隆坡郊外的沙登出生,4、5岁时被送到某户农家当童养媳,10岁时家人才接她回去团聚。
陈文平写母亲,特别写她煮得一手好菜,即使简单的“洋葱蛋”也足以展现她的本事。她写道:

母亲的厨艺也是她不朽、无可匹比的天赋,……她堪称天下第一厨师。并不是说她独沽一味或嘴挑,而是她精准、到位、完全忠于味觉,因此,从最简单的食材到最巧妙精致的风味,在她手中都只能用完美无缺来形容。(页18)

这是女儿给母亲的厨艺很高的评价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烹饪需有食材,陈文平叙述母亲平时早上上菜市场,买猪肉、青菜(菜心与芥蓝)、鱼,过节日则买鸡鸭。不过,那时父亲的中药铺已渐渐没落,有时母亲还得等病人上门看完病后后才有钱买菜。彼时母亲的买菜钱是每天叻币二元。书中的母亲这位客家妇女的“买菜下厨的一天”叙事也为那个时代的马六甲庶民日常生活存档。母亲做菜手艺特佳,亲友赞不绝口,陈文平认为其中最令人垂涎三尺的菜是“酿豆腐”。沙登新村客家人多,客家酿豆腐颇为闻名。

陈文平的母亲(晚年)



母晚年失智

1979年,母亲移居美国;背井离乡,可是毫无怨言。“那里太热,我喜欢这里的花”,母亲说。近30年后,母亲年过90,丈夫早在陈文平赴美深造时就不在了,在马兄弟妹也多已辞世,陈文平认为幸存者母亲长寿乃因为她早年多靠双脚走路为生活奔波,也可能是每次坐月子阿婆每天都用米酒和老姜煮一只人参鸡给她补身。母亲晚年卧病,开始失智,幸得在美儿女尽心照顾。在失智时她才会说,“该回去了”,问她回去哪里,她回答说:“回马六甲”。过一会儿,回过神来,她说:“你看这花真漂亮,它从哪来的?”(页137-138),显然母亲的记忆在过去(马六甲)与现存(这里的花)之间摆荡。“回马六甲”看似对眼前的“失忆”,却是阿婆“我要吃腐竹糖水”那种在“出神”状态下冒现或迸出——既非有意愿,也非不经意——的记忆。

书过半本父才出现

《客家魂》的家族叙事始于“母系叙事”——从阿婆(外婆)、母亲的离散生命故事开讲,第一个独立篇章叙述的男性对象也是母系的男性“舅公”,显然陈文平无意书写一个“我的夫亲母亲”的家族叙事。父亲的故事在几乎半本书之后的“谛听篇:中药铺”(“Deep Listening: The Medicine Shop”)才出现。陈文平父亲替母亲治病后两人才交往。阿婆曾追问他在中国是否娶有元配,父亲信誓旦旦说若有的话他“乘船船会沉”。不过,终其余生,他并没有归返原乡探亲。多年以后,陈文平以傅尔布莱特(Fulbright)学者身分访问上海,中途到父亲原乡麻地凹村一行,与父亲元配及同父异母哥哥(父去国一年后出生)陈文俊相见,才知悉真相。

(商余,9/11/2015)

《学报》停刊

庄若【椰子物语】

30年前的某一夜,暗黑里,我站在“学报社”书桌与文具架之间,思前想后,突然悲恸莫名,蹲着低泣起来。
那年我23岁,《学报》停刊,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打击。
突然门打开。老板(其实是董事主席)邓先生走了进来,看见我,面对面,也吃了一惊。他黑着脸,斥问为什么我有门匙。我说编辑有时会回来开夜班。他要我把锁匙还他。我走下楼,看见楼下有一辆货车。

一夜之间消失

就在那一夜之间,“学报社”不只名义上消失。所有物质也同时消失了——包括影印机、打字机、办公桌椅、所有的文具。对于读者来说,最是可惜的,是货仓里历年剩余的《学报》。不晓得这些剩书去了哪里?有朋友说,曾经在某报货仓见到,因为停刊之前,曾经传过某青年组织要接手。我是相信的,或许那些《学报》就在报馆货仓静静压着,经过某些岁月,最后送出回收了吧?
没经历过《学报》停刊的读者,不会知道失去《学报》的悲恸,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些老读者,更着紧的是《学生周报》,所以是哀伤比较慢,不像《学报》读者是一下痛击,难以承受。
《学报》为什么会停刊?这件事当然我最清楚。“学报社”欠职员薪金,我们曾经到公司注册局,查问公司组织详情。
原来自从退出“友联”独立以后,《学报》是一家联营的出版社,股东大概都是一些“老学友”,或有政党背景的。每人出5000令吉支持《学报》。在80年代,5000令吉说小不小。已故姚拓先生,开始时还是股东,后来大概“护航”任务已毕,退出了。
至于《学报》为什么做不下去?牵涉法律人情,我也不便多说。
如今回头一想,没了“友联”的支持,《学报》本来就不应该“专业化”;须以“同人杂志”方式,才能够支持。“同人杂志”通常是业余的,除了印刷费,就没别的开支。不像当年的“学报社”,除了两到三个编辑(雨子最后一个月报到。) 还有一个美术员,一个打字员,一个发行员,一个经理,再加上董事主席每月支薪2000令吉,开销可说不小。

催生同仁杂志

当然这是“马后炮”。一来,当年“出版准证”不易得;所谓“同仁刊物”,可说是非法的。二来,《学报》停刊之后,出现《椰子屋》和《白屋丛刊》(忘了哪一本先出?)才开始有“同仁杂志”的概念。
再看看后来出版的《天蝎星》,《青梳小站》,陈强华的《向日葵》,以及《钟爱》等等同样A4大小,页数、内容相似的刊物,可以说的是:都是“《学报》停刊”才催生的吧?

(商余,12/11/2015)

慧适善于领导与组织


冰谷


慧适与我同年,小梁园一岁,1940年出生于吉南居林县的大港尾,是50、60年代活跃文坛的马华作家,以创作新诗、散文为主,间中也写小说,是多面文体写手,且都有不俗的表现。
虽然我们年龄相仿,但慧适出道比我早,且表现特出,属于早慧的作家。当他在50、60年代文章频频见报的时候,我尚在文学的门外观望呢!
60年代马华文坛涌现了大批文学青年,但彼此认识与加强联系的先驱为《蕉风》和《学生周报》,两份畅销的文艺刊物于1961年在波德申海滨的清风阁召集“星马青年作者野餐会”,将各地热爱文学年轻凝聚成一股力量。这是南中北马文艺青年的大聚会,也是年轻人组织文社与发起出版文艺期刊的滥殇。

主持“海天社”

南马的领航人物是马汉,他成立的“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中马由鲁莽掌舵,他开辟的“荒原社”,推出《荒原月刊》;北区的灵魂人物乃慧适,他主持的“海天社”,以《海天月刊》跨州越境,令人亮眼。
原名林木海的慧适,除善于组织也强于领导,从年轻的时候便展示了他这方面的才华。海天社在他的策划下,除定期出版月刊(后改为不定期的《海天杂志》),也协助在创作上较有成绩的作者自资出版作品,所以海天社旗下出版了《海天文丛》与《海天诗丛》系列,丛书由1960年海天社成立到1970年,月刊与海天书局同时寿终,总共出版了14种,包括散文、新诗、小说作品 ,作者有萧艾、忧草、慧适、冰谷、梁园、杰伦、王葛、梁艳坤、泡蒂、北蓝羚(艾文)、游牧。
慧适交游广阔、善结文缘,丛书中不少作者,如泡蒂、梁艳坤、萧艾、忧草、王葛、皆非海天社员,全通过慧适召览而将文稿交由海天社出版。这系列丛书在质量上或有不足,但在海天社推广文学的路上则是留下痕迹。

蕉风文艺研究班班底

也许很多人都知道霹雳州有个“霹雳文艺研究会”,30年来坚持出版了100期《清流季刊》。但是鲜少人知道,研究会竟是“蕉风文艺研究班”的延续。慧适自居林觉民中学毕业后,前往南大深造,只念了一年多就因经济问题而被迫放弃。
1964年他从新加坡回到怡保掌管怡和书局时,恰逢姚、黄崖的友联文化机构在怡保成立“蕉风文艺研究班”,由于当时的负责人交通上的问题,无法继续承担,慧适于是接过重任,广召学员、筹备活动、举办讲座、鼓励学员写作、修编作品,将有潜质的作品推荐给《学生周报》刊登。
这些蕉风文艺研究会的学员,就是后来霹雳文艺研究会的班底。包括慧适的太太朱思铮,也即当年蕉风研究班的学员。可惜慧适仅算是怡保的过客,两年后他投入吉隆坡一家大型的国际出版社——远东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掌管出版兼发行,后更擢升为董事经理,成为该公司最高的执行人。他同时在泰国开疆辟场,设立了分公司,事业达到巅峰。
这时期慧适可说进入了文学、事业两忙,事业方面他爬上了高位,担任出版人公会主席、吉隆坡中华大会堂理事、大马胡姬公会主席等职;文学方面他是大马作协副会长、亚华作协副会长、亚华基金会理事。
1988年第3届亚州华文作家轮序到吉隆坡主办时,慧适众望所归,被推为大会主席。他四处奔跑,运筹帷幕,策划活动,使到大会圆满成功举行。年方40出的慧适,自此奠定了他在文学界与出版业的地位。

(商余,13/11/2015)

2015年11月7日星期六

明星梦


【生命之歌】 许有为 文字与亚克力画

我在美国的训练课程有拍电影这一科,选修的都能参加一个小组,大家联手合拍一部10分钟的短片。在我的小组里,我是编剧兼任导演。
我的组员里有一个圆圆胖胖的女生,她想当女主角。她说:“我的梦想,就是能上荧幕,作明星。”
另一个组员,是很木纳的、戴着厚厚近视眼镜的丹尼尔。
我开始写剧本,圆圆胖胖的女主角加一个枕头就成为整天做白日梦的孕妇,梦想她的女儿出生后会过着公主般的美妙日子。让木纳的丹尼尔饰演一个好吃懒做、喝酒睡觉看漫画的未婚同居男友,这样就不需要很多的表演技巧。

教导别人去寻梦

上电影课,是去老师家里。他有4个孩子,大儿子是出生就瘫痪的,12岁了还没起过床,也不会说话。我们一面上课,他的孩子就在旁边咿咿哑哑的,妻子一面抱着小女儿一面插嘴,我很佩服他们一家人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寻求梦幻,还教导别人去寻梦。
老师放影片给我们看,不断的在旁解说,教导我们观察演员的技巧、摄影镜头的处理、剪接的关键性、灯光和背景的配搭等等。瘫痪的孩子大声叫,因为他也喜欢看电影,老师就把孩子抱起来,放在自己大腿上,继续讲课。孩子突然反胃,吐得老师满胸都是胃酸,老师也不生气,放下孩子,去换件上衣,又继续教课。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他生的,是妻子和前夫的孩子。前夫车祸死了,他把好友娶过来,把瘫痪的孩子当作自己亲生子一样看待。医生都说这孩子长不大,但他活了12年,还精神奕奕的,妈妈很疼他,说他为这个家庭带来很多乐趣。
老师自己也拍电影,就让一家大小和左右邻舍都上镜,拍的是喜剧片,得当地最佳喜剧短片奖。
我自己的影片开始拍摄,我把预留飞机票的钱用来买个相机,决定假期不回家。我的摄影师是香港来的娜娜,她很有抱负,想到纽约专读影艺学院。影片拍到中途,老师对娜娜的技巧不满意,给我换个摄影师,让韩国来的嘟嘟上任。嘟嘟没时间读我的剧本,就开始似模似样的拿镜头,他素来是拍广告片的,不了解我的艺术风格,把我的影片拍得像卖奶粉的广告片一样,另我啼笑皆非。

现实和预期的不同

为了不让娜娜失望,我临时加插一个角色,让娜娜饰演爱管闲事的邻居。影片拍完了,嘟嘟才发现有一半的拍摄效果因为有故障而不能使用,我只剩下零零碎碎的、故事不连接的片段。我很颓丧,也不知如何是好。
只有3天的时间就要交功课了,朋友给我介绍一个从纽约来度假的菲菲,菲菲在纽约是学拍影片的,对剪接很有心得。菲菲牺牲了两晚睡觉的时间,在三天之内用她高明的剪接招术把我的零碎段落重新安排,终于替我完成了影片。
在电影招待会上,老师和同学们都来恭贺我,说我的影片拍得很精彩,娜娜的演技也很受好评,我这个小组的组员都完成了美梦,大家满意而归。
人生就像拍电影,有很多出其不意的转折,现实也和预期的想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只要我们都能各尽其力,互相配搭,就会有令人心安的结果。

(商余,7/11/2015)

2015年11月3日星期二

大与小


【摄影诗】 南丘 文字与摄影

在伟大与卑微之间
有人垂钓一杆哲学
不知以永恒求一刻
抑或凭一刻等永恒

鱼始终在海水里
盯着直钩发呆
这样的思辨在风中摇摆
一晃就是三千余年

历代君王尽裹鱼腹
打个饱嗝便漫天云雾
时代最喜欢玩弄激情
朗诵之声此起彼伏
诗句被推上岸边
变成沙砾

唯有哲学
不大不小
求亦无求
苦乐相间

(商余,3/11/2015)

水草


【诗画对话】 诗:辛金顺 油画:陈琳

洗去暮色的塵埃,水草
伸張四肢
將一溪的流水旋轉成天籟

身體內沾滿了水,安靜
澄明,溫柔的呼吸
如果實
隱藏着甜密

水草纏繞的思緒,泛開
漣漪,有鳥鳴叫
潮溼而綿長
氤氳,充滿了鄉野的氣息

魚兒游過
心裡,吐出水的泡沫
爆開
成為唇邊的緘默

草,荒蕪着綠
以水影
淡淡垂釣着自己的寂寞

(商余,2/11/2015)

月树

杨邦尼【诗】

月亮掉下来
长成一棵树
隐身在巷子二楼
门口楼梯间挂了一盏黄澄澄的灯像月亮
孤单引起楼下路人伸头张望进屋爬上树来歇歇吧!
“先生,您好。用餐或喝咖啡吗?”月树很瘦在柜台问
屋里没有人
只有一棵娴静的月树和书架上的书几排
架子和橱柜有根须垂吊和枯叶掉落
我在月树下点咖啡喝
没有加糖
加上三首诗:
〈植物的沉默〉,〈藤蔓〉和〈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王子〉

后记:2011年11月,大雨的吉隆坡到处积水,雨停,水退,我找到传说中的月树屋(Moontree House)。引诗依序为辛波丝卡、方路和刘艺婉。

(南洋文艺,3/11/2015)

丰天宫的夕阳

萧竹彬【散文】

“嘀嗒”一声,煤气迅速冲向炉灶,黄黄火焰应声而出,铁锅继而翻动不止,加上钢制锅铲不停翻搅,没多久,一碟菜肴端上桌面供食客享用。这是位于雪兰莪州锡米山17路的福记煮炒开始其一天营业的方式。档口是老板向丰天宫理事会租的,跟丰天宫为邻,两者只有几步之遥。这里的佳肴虏获不少饕餮的胃液,每天都有不少馋嘴客到来,周末更是座无虚席。大人在餐桌上开怀畅饮,小孩在一旁追逐嬉闹,周围不时传来父母的吆喝声,而老板伙计则是不断招待顾客、点菜端菜、进出厨房,忙个不停,实在是热闹不已。福记的热闹使疲惫的黄昏活了过来。然而,这热闹却无法为隔壁的丰天宫增添一丝生气。
1941年12月8日,蝗军在泰国南部的北大年府及宋卡港登陆。同年12月11日,另一支蝗军在马来半岛北部的哥打巴鲁上岸。他们以老铁马作为代步工具,穿梭于丛林小径,快速入侵并占领马来半岛,继而做下奸淫滥杀种种恶行。当年的华侨因为帮助中国抗日,而成为日军的主要杀害对象。在日军的暴政下,人民提心吊胆过生活,深怕自己哪一天会死在武士刀下。
在这苦难时代,住锡米山一带的居民唯有祈求神灵庇佑,以便能顺利渡过此艰难时刻。5位祖籍中国福建安西的居民看见此情况,便决定每人捐出175元,筹集总共875元,建一座三“路”大(约9尺乘9尺)的亚答屋作为庙堂,好让当地居民在精神上有寄托。此庙堂便是丰天宫的前身,于1941年创立。5位创始人分别是刘祥膢、刘发淼、苏金里、官边和刘祖田。丰天宫的主神是5位创始人从唐山千里迢迢南来时一并带同的“张公圣君”,或称“法主公”。据说,张公圣君确有其人,生于南宋绍兴九年中国福建省;生前到处帮人,德高望重,受万民爱戴,最后修成正果,羽化升天。

锡米山平安无事

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是日军铁蹄蹂躏下的幸存者们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三年零八个月”。在太阳旗下,耳边不时传来某某人被日军杀了、某某地方被日军烧了的消息。其中以知知港余朗朗灭村事件最为人知。此村不但被烧得只剩灰烬,而且大部分村民也惨死在枪管钢刀下,就连婴儿也无法幸免,真是闻者伤心,听者流泪。
正当各地捎来坏消息时,锡米山却是平安无事。除了个别事件以外,锡米山不曾遇上集体屠杀或是焚烧民房等不幸事件。虽算不上太平,但仍属幸运案例。居民相信,这是因为有张公圣君在保佑着村子,所以才能避过这场战争浩劫。因此,当日军投降以后,许多居民都来到丰天宫还愿答谢神恩。神庙香火于是盛旺起来了。
据丰天宫前理事成员刘良盛先生所说,锡米山丰天宫的第一代乩童,即是创始人之一的官边。刘先生表示,张公圣君曾数次通过乩童显灵,帮助村民渡过难关。由于事件已过去许久,而且其本身年事已高,所以刘先生已经不记得事发经过。然而,对于平日的扶乩治病过程,他依稀记得些。在医学不昌明的年代,村民患病后,往往不会去医院,而是到神庙烧香拜佛问神。刘先生说,丰天宫的乩童与今时今日出现在新闻里的神棍不一样,这里的乩童可是“实力雄厚”。所以每当有村民到来求助,乩童官边便会开坛施法,进行扶乩仪式,然后替村民检查。据说,乩童开出的都是一些非常普遍的药方,与诊疗所给的一样,可是效果却是天差地别。当这些“神迹”流传到坊间后,更多的善男信女涌向丰天宫。神庙香火更加盛旺了。
丰天宫每年都会举办不同的神诞,其中以张公圣君及九皇大帝神诞最广为人知。前者一年一天,即农历七月二十;后者一年9天,即农历九月初一至九月初九。在70、80年代,每逢张公圣君诞,庙方都会播放户外电影。那是村民最爱最珍贵的娱乐。晚饭后,老老少少尽提着各自的小凳子,来到空地上坐下,等待电影开始。一排一排的观众,就如田里的禾苗整齐地排列着。时不时会有小贩会像泥鳅那样,游到身旁问要不要买糖或是其他零食。远处则传来签支击响签筒的声音,直到其中一支签掉落在地上,声音停止,但是没过多久,声音又再次响起。丰天宫的善信一个接一个前来,没完没了。张公圣君诞,那时,是丰天宫一年里香火最盛旺的一天。

误把丰天宫唤九皇爷庙

许多年后,在一个人声鼎沸的黄昏,你走到丰天宫牌楼处。四根大柱擎天而立,左右两侧有“吉祥”、“如意”字样,上面是古中国建筑物的屋顶,在屋顶上还有两条青龙举起前肢守护着太阳。然而,在晚上,你只能看见雌雄二龙环绕着“太阳”游走,待明日一早共迎旭日东升,让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你不会注意到下边刻着“丰天宫”3字,那是因为你知道这里叫九皇爷庙。你也不会发觉左边柱子的红色已渐渐变成灰白色。
走过牌楼,右边是丰天宫剧台。有个牌子写着“1998年9月9日,信徒林联发合家捐赈”,17年前的事。原本的空地盖起了剧台。不出你所料,剧台闸门正被白银的锁头紧咬着,无法打开。据你所知,闸门一年只会开两次,一次是农历九月初一至九月初九,另一次是农历……你已经忘了。因为你只认识九皇爷,不懂张公圣君是谁。在这里,你看过“高灯嵩”,也看过“过火坑”,唯独没提过凳子。
再往前走,左边是“北斗塔”,右边是“南斗塔”,上面分别写着北斗星君与南斗星君。你在白色的墙壁上发现许多分布不均的青黑色。是漆料脱落吗?你再看清楚一点,原来是青苔。而黄色的门帘上也布满了黑黑的污渍。打开木门,灰尘迎面而来,你止不住令自己喘不过气来的咳嗽声。而你讨厌的蜘蛛网不仅出现在阴暗的角落,就连楼梯的扶手处也有不少。所以你就决定站在原地看看,不进去了。
离开南北斗塔后,你准备走进神庙正堂。越过门槛之际,你注意到左右门神的威严依旧,但色泽却没以前那样鲜艳亮丽。进到里面,你发觉正堂里没人,鼻子也嗅不到“香”的烟味,只有头上的灯把四周照得暗黄。你四处走走看看。签筒的竹叶图案已经没了黑色边,蒲团破了一个小洞,而乐捐箱里只有透明的空气。侧房的墙上挂满了泛黄的照片,有创始人的遗照,有理事会的合照,有九皇爷诞过火坑的纪念照。可是,不管你再看几遍,就是没有与法主公诞相关的照片。照片下有张麻将桌,方方正正的麻将散乱在桌面上,听说是平日老人们的娱乐。
丰天宫财政郑长顺先生说过这里的香火已经不再盛旺了,除了来打麻将的老人家,平时是没几个人会来丰天宫拜神的。此外,还有很多人都和你一样,称这里为九皇爷庙,误以为九皇爷是丰天宫的主神,殊不知张公圣君才是真正的主神。你看见郑先生和林先生两位在说出这句话时,皆是眉头深锁。
今晚,你在心里告诉自己,以后一定要记得“丰天宫”和“张公圣君”,不是因为这个神明曾经对村子的庇佑,而是因为你不想遗忘老一辈同乡经历过的历史。你不想继续像郑先生口中那些称这里为九皇爷庙的人那样搞不清楚自己家乡一座见证过战争与和平的庙宇的背景与渊源。临离开,你再次告诉自己一定要将“丰天宫”和“张公圣君”牢牢记住。

(南洋文艺,3/11/2015)

原点(上)

《花朵倒悬》刘庆鸿




邢诒旺【文学观点】

我是从庆鸿的书架上接触到郑愁予和洛夫的,依稀记得那是A4纸型诗集影印本,确实的内容却忘了。换句话说,早在我师法台湾现代诗以前,庆鸿已经对台湾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诸子诗作有了相当的消化。

刘庆鸿1999年来到新纪元学院,我们因为诗而结识,一起读诗、谈诗、写诗、到书店书展血拼买诗集、参加文学奖、赴台湾逢甲大学升学……十多年的聚散,如果说诗的世界是寂寞的世界(你必须静下来听世界的喧嚣写自己的回应),我想说,庆鸿是我在诗中遇到的兄弟。
你可以有很多朋友,痛饮狂歌,种种恩怨——但是兄弟,这种东西,究竟多了一点,不是亲疏(我们不是常常与朋友熟络却和兄弟生疏吗),毋宁是无奈——当你对一个人产生无奈的感觉,那个人可能就是你的兄弟。如果事不关己,是不会无奈的,顶多是无视。无奈是事物在喉咙上下不得的感觉。
说得这么别扭,到底在说什么?庆鸿和我大抵都有狂狷之气——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说白了,是脾气大,说得文绉绉,就是感性强烈,一肚子思想。在诗中,遇到可以对话者,却也有了较劲,互相影响——自从《火凤燎原》(注1),我们可以不说小气巴拉的瑜亮情结,而说“欢迎踏进八奇的思考领域”,江湖终究卧虎藏龙,又何止八十奇、《四百击》(注2)。
世间的得失如账目,理还乱的,许多只能掩卷兴叹(棺盖尚且未必能论定!)。而在得失之上的,是义气。尽管我们的际遇并没有颠沛到足以印证(这是值得庆幸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说的),不过请容我设想:在无奈之上的,是义无反顾(谁做了荆轲,谁就只好高渐离)。如果诗是用来较劲的,诗和其他消费品有什么不同:诗在较劲以外——竭力出了境,才触及美的起点。
这么简单的道理(简单总是不容易),我却需要十多年的时间和距离来历练、体会、开释,逐渐成为一个比较少自我的读诗者(比较少的意思是:为了认识他者而自我抵消、退位)。单纯地阅读,欣赏其理念质感,欣羡其独特的美——仿佛只有对自己的境界有了信心,才有勇气为另一人的境界而欣喜。
庆鸿的诗集稿件就是在这么一个时机,传到了我的信箱,不多不少,不迟不早,读着这些读过的诗,仿佛让文本抵消了时空,历历在目,油然隐然,兜兜转转,回到诗的原点:沧桑,新奇。“回到”是沧桑,“原点”是新奇,诗是“太极/中间的那道曲线”(〈相似太极〉)。
我阅读庆鸿的诗,约略领会到三个趣味,仿佛其诗至少有着这样的层次和历程:经典的熏陶,格局的开拓,语言的求索。

经典的熏陶

我是从庆鸿的书架上接触到郑愁予和洛夫的,依稀记得那是A4纸型诗集影印本,确实的内容却忘了。换句话说,早在我师法台湾现代诗以前,庆鸿已经对台湾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诸子诗作有了相当的消化。庆鸿大量的阅读以及敏锐的美感,将经典的美学和个人的美感作出奇妙的结合,使其早期诗作呈现了一种厚实的文学史氛围——除了郑愁予和洛夫,你可以从其诗句中看到痖弦、余光中、罗门、杨牧、罗青、陈黎、罗智成、夏宇、陈克华——延伸至两岸三地的西西、北岛、顾城——再到中国及以外的日本、欧美、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国家等的近代、现代、后现代诗与小说——以至溯洄从之的中国国学经典、欧美哲学论著……不胜枚举的门路,融合在庆鸿自己的节奏、语感和说法中。
武侠故事中有乾坤大挪移、无相神功、写轮眼,信手拈来皆为己用——这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它必须能够领略经典却又不被经典淹没,守住属于自己的一口气(套用庆鸿的诗题来说,这口气叫做〈Breathe〉)。如此手法去到一个极至,庆鸿竟然写出〈一切〉(2002)——这首诗的通篇文字(包括题目)皆在“引用”名家的诗句,直迫宋代江西诗派的“无一字无来处”诗学,意象和语态一气呵成,且质感强烈,若非有附注,未读过有关文本的读者大概看不出驳接的痕迹。这份技艺,作为写诗的同辈,看了是要头皮发麻的,类似博尔赫斯对镜子的恐惧。走笔至此,我甚至联想到美杜莎见者披靡的石化(诗化!)能力(江西诗派正是主张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在2000年诗作〈物理课〉中,庆鸿只是把牛顿的物理定律让两个角色重新说一遍,就变成了一首情诗中的对话,物理课登时变成恋爱课!)。而我设想,诗人若是美杜莎(庆鸿在〈一切〉中挪用西西的话说:“如果我是一块石头/就好了”),诗人就必须是自己的珀耳修斯(我想象美杜莎是和珀尔修斯做了一个结合而不是切断)——卡尔维诺的“轻”以及米兰昆德拉的“难以承受的轻”。这其中的奥秘似乎颇含谶纬,一时难以厘清说明,还是暂搁不论吧。

格局的开拓:

1999年,我经由林武聪老师的引导,开始阅读陈黎《岛屿边缘》、陈克华《我捡到一颗头颅》、夏宇《腹语术》,从此开阔了诗歌视界,诗心愈野。与此同时,庆鸿和我也进行了为数不少的诗歌实验,包括采用戏谑的语态,变异的形式,情色的挖掘等等。其中对于长诗的挑战,我觉得值得一提。如果没记错,庆鸿大约在1999年写了逾百行的〈沉沦〉,2000年写了逾两百行的〈极度的颓废主义四重奏〉。华美又精练,繁复却顺畅,足可印证庆鸿对语言调度之强。庆鸿此次寄来的诗稿未见〈沉沦〉,而〈极度的颓废主义四重奏〉也是缩写版,看过原诗的我固然惋惜,然而如此编排想必有他的用意。
2001年以后,庆鸿拿捏古典与现代语言的能力更臻融洽纯熟,像〈信〉:“云中谁寄锦书来?/我很高兴,发亮/的灰尘上布满你的消息”,乍读之下好像有一封信从两宋之间,空邮至今。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安于现状,都自许甚高,三不五时一首新作,仿佛互相用锛子削去对方鼻尖的粉末(庄子说的),我若不容自己的理性细想,迅速回忆,竟依稀尝到灵感的血味。我甚至还记得庆鸿在中文系文集的序言中引用太史公的豪语:“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转眼间,毫无意外地,我们也来到了“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四十关卡了。
(上)

注1:《火凤燎原》是以三国时代为故事背景的香港漫画,作者陈某。书中设定了一群师承同门的“水镜八奇”(包括周瑜和诸葛亮在内),是当时主要的谋略家。“八十奇”是笔者借《火凤燎原》的设定来比喻世界人才众多。
注2:《四百击》是有关成长伤痛的法国电影,导演楚浮(Francois Truffaut)。戏名典故出自法国谚语“把不听话的孩子揍四百下”。

(南洋文艺,3/11/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