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8日星期二

10月涼風

李宗舜【散文

(一)啓程赴約

10月凉风,带着旅者走进陌生的城市,熟悉的是在地图上街名道路:馆前路、南京东路、罗斯福路、中华路、徐州街、武昌街、厦门街、迪化街……。文学的天空从梦中升高到现实,真实里依稀看到的梦境。

细雨绵绵,单薄的外套,好像无从躲避10月的寒意,尤其是从热带雨林,转身到了高楼擎天的台北。

1974年秋天,得知入学台湾分发各大学榜单后,带着落榜的心情,辗转从家乡美罗,挥别亲人,乘坐夜班火车,长途星夜赶到新加坡,隔天乘搭国泰航班,无非是想来到了梦寐想望,也是沉淀心中已久的文学都会,万家灯火的台北。

到了台北火车站前,走向建国补习班的高楼间,一座久久在望,矗立在馆前路,我最早踏足栖身和就读大学补习班门槛。

离家的乡愁甚浓,在异地伸展,远离诗社兄弟们的眷念,变成了暂时的相忘。夜深人静,辗转失眠,长夜凭栏,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编织一双草鞋来赶路, 这人生
要我在西风中窥视你寒霜底脸
不要别离, 一别不敢再见你

翌年参加联考,一纸分发书把我从馆前路带到一片汪洋的木栅,政大中文系,来到大门入口处,第一眼就看到久违的四维堂。

同样是10月,但这一年的10月,是一场水灾。

10月15日,一场豪雨把政大低洼地带包括文、法及商学院底层全部淹没,学校停课。

十月的脚步声没有休止
它轻声走过
请随身携带雨衣, 走出门外
我看到有人忧伤, 有人
低吟。我看到自己
走过寂静校园
脚印是回家的心情


(二)在政大

新生报到注册之后,这片汪洋久留不去,虽然雨量使得脚步沉重,这样的灾区残局却也陪我渡过了毕生难忘,一个丰盛的秋冬之季,新的环境,新的人和事。新鲜人上课的钟声伴随下课的脚步声一天一天过去,却很诗意让我留下许多回忆,渡过一段不长的大学生活。

那时开始接触到政大长廊诗社,结识当时的西语系社长陈家带。也和中文系高我一班大二的诗人学长游唤初遇,高谈阔论诗的发展和走向,意犹未尽时,奈何上课钟声已经响起。

和文学及文友结缘,漫漫长夜感觉特别舒畅写意,校园的凉风吹过,隔着教学大楼中间绿林大道,学子的身影穿梭,有些悠闲,有些急促。

水灾过后的醉梦溪畔,更显风貌,曾有过我欢呼和飞扬的诗句,风中的倒影。

期间投稿政大文艺刊物《大学文艺》,参加《大学文艺》的诗歌、散文比赛,也参加校内诗歌征文,那年前后得了几个小奖。文学带给我一路走来的忧欢,在作品中逐步萌发,在山林下的草地开始滋长。

上课钟声横跨
两个世纪烟窗
一灯蒙蒙隐喻着私语
睛天水影漫不经心
走过拱桥就把
天色渐渐淡忘

(三)仰慕高山

另一边厢也如火如荼的忙着神州诗社的会务,彼时诗社是高峰期,新的社员加入,新血的培训和鼓励新秀创作,出版诗刊、丛书,接洽出版社。拜访在马来西亚文学启蒙时就仰慕已久的作家。联袂夜访诗人余光中厦门街的余府,师母范我存一碟又一碟的端上飘香的菜肴,宽广的民宅是一片诗国的草地。张晓风丶亮轩家中作客,他们亲自烹调的鱼肉和家乡小食,早已触动肠胃和饥渴。在高信疆家倾听骚人侃侃而谈,此生的文化抱负是一条不归路,夜归鸡啼。和以朱西宁为首的三三文社结缘,师母刘慕沙的拿手料理,胃口大开。朱家三姐妹天文、天心和天衣依偎在父辈身旁,和我们神州年少平辈相视而笑,辛亥路留下长长的风景,看到现在,未来相对遥远。

寄售诗刊丛书在武昌街明星咖啡屋骑楼下,第一次见到鬻书自活的诗人周梦蝶,着实站立不安,言谈吞吞吐吐,离开时回首,那瘦长的背影,风中倍感孤寂,也看到生活的无奈和坚持。

这段时日,每天往返木栅国立政治大学和神州诗社驻扎的罗斯福路5段97巷9之3号4楼试剑山庄和七重天习武场之间,文学活动频繁牵扯上大学生活,生活忙碌,忙碌而充实。

夜雨听风遥远
山外树影汹涌
一行诗句迭合暮色
在众人朗读声中
摘下万人挑起的灯火

(四)中文系小插曲

我们中文系甲班两位侨生,李华强带着浓厚的乡音,听起像广东话的香港华语,我则带着美罗鸡仔饼的乡情,“辣死你妈”的言不及义,给班上本地生,尤其是女生,另外两个地域新鲜的话题。(后来才发现,班上男生人数一个手掌5个手指算不完,念中文系的男生是异类,我和李华强在班上加插广东话,言谈另类,不修编幅,穿蓝色Texwood喇叭牛仔裤,大摇大摆穿梭课堂班级间,不是异类才怪呢!)另一班同届中文系乙班也来个香港侨生冯艺超,看看他的名字,再听到他说的广东华语,已经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了。

这甲乙两班来了3个活宝,侨生辅导处师长看到我们,总是嘘寒问暖,生活起居调适与否,关怀备至,一一问到底。

回到美罗老家再返政大时,总想到师长生活辅导诚挚的心意,带着红花油、均隆驱风丶鸡仔饼送到侨生辅导室,让这些在异地视我们如亲人的师长品尝和送上温暖。

那时的政大,在入口不远处刚盖上一栋美仑美奂的女生宿舍,另外在矮楼的男生宿舍旁,也平地建构了政大最高的多元餐厅,我总是得到工读的眷顾机会,常在餐厅“洗大饼”,又有免费晚午餐,盘盘碟碟,洗得不亦乐乎。

女生宿舍是我此生情感萌发的难忘,我收藏了36年,直到去年才慢慢和友辈提起,揭发藏在内心思念乙班的女生,那来自南部浓厚乡音,只能远远看去,尤其在暮色中徘徊,一厢情愿的爱慕,于我心深处留下自赏的甜蜜和波动的涟漪。

那些年的木栅,那些年的醉梦溪,陪伴缪斯的脚步和影子,尘封已久,却没有空留。

掀开这久封的帏幕,心中隐蔽了许多年的期待,最终成了人生过程中的泡影,但总是在岁月留痕中挥之不去。纪念这段没有结果的回忆,我告诉自己,诗是最美好的印记:

脚步放缓经过/一楝女生宿舍站在校门前/心跳加速刹那间//她不经意使我掉落/自设的陷阱漩涡/走入东方抒情的古典//远远望而却步, 她走向/课堂敲打的钟声/我向背道的雨点//我的梦积蓄半甲子/揭开不可及的遥想/收藏在我仰望的楼层

我的留台之路从十月的凉风开始,也在十月结束,以及往后陆续发生的事迹;九月至十月的风雨。

 (南洋文艺,28/1/2014)

2014年1月21日星期二

一栋栋永远无法完成的建筑

吕育陶【文学观点】 
吕育陶诗集《寻家》

写诗20多年,好像从来没有风花雪月过,也没有率性过、浪漫过、诗人过,只像铅笔般,静夜里释放自己的心情。写诗于我,仿佛是种和自己对话的方式,寂静的书房里,在层层构思和推敲中,洋葱般剥开表皮,我更加接近那个平日忽略的自己。在诗自设的宇宙里,那个我可能比平日的力量百倍大,肢体不断长出新武器,也可能比平时渺小,露水般俯伏在城市的后巷。

有时写得太投入,搞不清书房外的我和笔尖下的我,那个才是真我,只能说我比较喜欢诗里那个可以是一粒米也可以是一个太阳的我。

比起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歌唱家,漫画家,诗人其实贴近人间多一点,至少还没自成一家,仅仅是一个写诗的人。但我还是很惧怕那个“诗人”的身分,越大越不敢直呼那两个字,很多时候在开玩笑时配合场面喊出来,私下依然忐忑不安。就像有人问我诗的定义,我总是在不同的时段给予不同的答案,随着人生的阅历增多,对诗的定义也一直在变。诗对我始终是一栋栋未完成也永远无法完成的建筑,充满实验性,可朔性,扩充性,甚至自我繁殖,建在抽象的地图上。对于只是努力实验但实际上永不完成的作品,我能有什么不变的定义?什么自豪?

《寻家》这些诗写在2007年年以后,开始放下那些庞大的族群、社会公义课题,回到童年和槟城发掘那个隐藏的自己,从自己的身世回溯到祖父南下的历史。也总不免凡人般,成家生子。
养儿育女对作家是极大的挑战,在最需要孤寂的世界,在诗人与诗之间,出现了第三者。我把工作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分配给家人,剩下少数不连贯、断裂的时间碎片给自己。我特别珍惜和小女儿相处的片段,那可能对创作毫无贡献,伤害了漫游书海的时间,但看她一天一天长大,从不会拿汤匙到懂得拿饼干喂回我,我这个做父亲的就心满意足了。也因此,我对生命了解得更透彻,那些育儿的细节,绝非想像和虚构可以到达的境地。在有孩子之前,唯一不能掌握的就是童诗,老是以自己是个性邪恶,不想污染孩子的童年为借口。此刻,我没有找到女儿掉落的玩具零件,却寻获自己遗失许久,打开童心的那把钥匙。

这几年间也参与了动地吟的演出,既然是演出,既然站在台上,免不了要选择一些外向的诗和观众互动。我觉得这是一种对观众的尊重,那些意象太茂盛和结构庞大的诗,只宜留在书房里静静咀嚼。参与舞台剧的演出,也让我重拾历史课本,揩去岁月的尘埃,了解先辈为这片土地的付出。我以叙事诗的方式,在有限的舞台上,尝试盛大的演出。诗本来就有小众的气质,叙事却不能让读者闯入歧路的花园,记录错误的地标出来,只好在独特与亲和间求取平衡。

诗仿佛就是我公开的日记,记录这些年的喜怒哀乐爱憎痴怨,只是我相信这些源自内心湖泊的感觉,未必是个人的喃喃自语,那些浮升上来的气泡会破裂,变成微风,变成音波,感染给另外一个刚好也经历了相似悲喜的人,住进他心里,一杯茶的时间或者一棵树的岁月。出书只是让那些寄居在硬碟或者云端漂泊的文字,那些关上电源就一无所有的文字,有个终极的住所。美国诗人唐。马奎斯(Don Marquis)曾说过:“出版一本诗集,就如同将一瓣玫瑰抛落大峡谷,等候回音。”而我只负责洒落玫瑰花瓣,尽量有致地洒落,有没有回音已经在我的世界以外。


(南洋文艺,21/1/2014)

让种子萌芽的土壤

淡莹【散文】 
王润华、淡莹、蓉子、罗门

那是一个刮着台风、下着暴雨的中午,我乘搭人人闻之色变的四川轮,从香港抵达有雨都之称的基隆港。上了岸,步伐犹踉跄不稳,晕眩得厉害,因为途中遇到滔天巨浪,陈旧的四川轮被怒海蹂躏欺凌,抛上掷下,差点没被吞噬掉。

我在船上躺了足足两天两夜,内脏全移了位,连胆汁都吐了出来。时间是1962年9月底。

搬进国立台湾大学女生第5宿舍211室,翌日狂风暴雨未歇,学长陈瑞良领着我冒雨去补注册。一切安顿好以后,风住雨停,我便急不及待地奔向武昌街周梦蝶先生的书摊。那传奇似的人物,传奇似的旧书摊,出国前早有所闻。

高中时,我投稿《蕉风》,参加了姚拓先生和黄崖先生在金马仑办的青年作者文艺营。会后与北马一些文友慧适、陈慧桦、忧草、梁园、冰谷等筹备出版《海天月刊》。月刊出版后,我拿到班上向同学兜售,每份一角,却“生意惨淡”。记忆中我在上面发表过一两首青涩的诗,接着就出国去了。月刊很快便寿终正寝。当年写诗,全靠自己摸索,无人指导,可以切磋的文友屈指可数。到了台湾,换了土壤,我就像饥渴已久的旱地极需甘霖的滋润,因此十万火急奔赴那则渴望已久的传奇。

先是借故买书,《现代文学》、《孤独国》、《舟子的悲歌》……。继而攀谈,周先生的河南乡音颇重,让我这海外归来的侨生听着甚感吃力,多半时候似懂非懂。我在书摊上像挖宝一样买了很多诗集和文艺刊物,囫囵吞枣完毕大多寄回马来西亚送给诗友分享。当年家乡这类书籍极为罕见,尤其是霹雳江沙这个我从小长大的小镇,难得看见台湾出版的诗集和刊物。

周梦蝶先生是我在台湾最早认识的诗人,后来很快又认识了“蓝星诗社”的罗门和蓉子伉俪。那时还没有《蓝星诗刊》,只有《蓝星诗页》,执行编辑是中文系比我高一班的王宪阳。

我在台湾早期的作品都发表在《蓝星诗页》上。

其中一首〈迎风候你〉发表后,我去书摊买书,周先生跟我谈起此诗,大为赞赏,说此诗的意境如何如何,赞得我飘飘然。其实我哪里懂什么意境,只不过是以一颗赤子之心和十足诚意来面对缪斯罢了。听了周先生的评语,心里还是无限欢喜的。

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去书摊挖宝、讨教。他盘膝,我蹲着,在人来人往的骑楼下,从诗的创作谈到他的生活,从生活谈到身世,从身世谈到羁留在中国大陆的亲人,渐渐地熟络起来,无所不谈。有一次,他提及一位诗人,尚未婚娶,想介绍给我,我赧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支吾过去。

大三暑假,一群侨生,主要是政治大学的王润华、翱翱、叶曼莎、洪流文、林绿等,成立了“星座诗社”,出版《星座诗刊》。他们邀我加入,台大的张力(张子南)、师大的陈慧桦后来也相继受邀入社。有了自己的园地,自然就“被迫”创作,限时交稿。每逢考试期间,我的创作欲特别旺盛,考期越接近,灵感就越如泉涌,眼前摆着课本,却是心猿意马。经过一番努力挣扎和天人交战之后,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发挥出“一心两用”的潜能。

罗门和蓉子的灯屋是我们当年经常造访、聚会的地方。夫妇俩既热情又好客,满屋子的灯饰,吊着挂着立着垒着,至少几十盏,都经过罗门的巧手设计,散发出温馨的亮光,是名副其实的灯屋,遐迩驰名。罗门喜欢在我们面前朗读他的巨作〈麦坚利堡〉,他朗诵此诗,感情投入,声音铿锵,我们这些诗坛上的初生之犊都听得一愣一愣的,好不钦佩、羡慕!

台大四年,功课不算繁重,电机系、土木系、物理系这些“和尚系”经常约我们外文系的女生参加舞会、郊游,班上的男同学要参加,得交若干费用,女生则全免费。如果每项活动都参加,真正是“由你玩四年”(university)了。功课虽然不重,令我苦恼的是老教授们的浓浓口音常让我在课堂上记笔记遇到挫折。像教《西洋通史》、《三民主义》的教授的口音都是我在侨居地时未曾听过的,等意思揣测对了已经来不及记下来,下课后得经常借同学的笔记来对照。当年本省籍、外省籍、侨生界限分明,甚少来往。我那一届外文系学生人数超过100人,有些课需分班上,每班人数40名左右。分班是按照学号的次序,侨生的学号一律排在后头,我的学号是511298,都跟香港、印尼、越南、砂拉越、菲律宾的侨生分在一块儿,与外省、本省同学隔膜得很。不相往来的原因还有我寄宿的女生第五宿舍,崭新巍峨,专保留给侨生;海外侨生也无需参加大专联考即可报考大专,还有奖学金,种种特殊优待自然让本地生心里不舒坦,与我们保持一段距离,是能理解的。

选读外文系,得阅读大量西洋文学书籍。可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最让我无法忘怀的课不是外文系的课,而是中文系叶嘉莹教授的《诗选》,我连续旁听了3个学期犹不厌倦。叶教授总穿一袭剪裁合身的旗袍,挽髻,举手投足从容优雅,脸含微笑,一口标准的北京腔,读起诗来抑扬顿挫,娓娓动听,加上博学强记,谈到诗里涉及的典故,即旁征博引,挥洒自如地在黑板上写下重点。选修或是旁听叶教授课的学生众多,需霸位子。我8点钟上体育课,经过文学院时,先将课本放在桌子上,上完体育课9点钟才赶去上《诗选》。因为是旁听,无需担心考试,因此更能享受上课的乐趣。《诗选》听了一学期,意犹未足,第二学期又去听,同样的课我总共听了3个学期,近乎痴迷。大四那年,叶教授开了一门《杜甫》,上课时间跟我一门必修课冲突,没能去听,至今仍耿耿于怀。

我的诗,尤其是早期的作品,深受古诗词的影响是其来有因。旁听三个学期的《诗选》获益匪浅,古诗词里面有太多营养,营养不足怎能茁壮成求新求变的新诗呢!纵的继承比横的移植毕竟重要多了,这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我发现与古人神交不但可以净化心灵,而且可以提升内在世界。那几年放暑假,当宿舍许多侨生都回国度假去,校园一片静谧,我常在嘶嘶的蝉鸣声中醒过来,趁着炎阳尚未高照放肆,就捧着心爱的唐诗宋词,独自到落霞道反复吟诵,自我风雅陶醉一番。落霞道是我因写诗而取的名字,台大学生都称它为椰林大道,一踏入校门就是,笔直宽敞,两旁栽满大王椰子树和杜鹃。

大学最后一年,润华经常从木栅政大来台大陪我听课或是约我见面。他会在第五女生宿舍外大喊一声:“刘宝珍”,然后迅速贴身到围墙下,即使整座宿舍向外的窗户乒乒乓乓全打开,所有女生探出头来也无法看到他的身影,不知道约刘宝珍的男生是何人。多年后我在圣塔巴巴拉加州大学任教,与白先勇同事,先勇知道此事,便笑骂责问他:“你追女朋友,怎么可以捞过界?”润华微笑不语,脸上尽是得意之色。

1966年毕业,终于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千万遍阳关》。谢冰莹教授还替我向侨务委员会申请到出版经费。如今重读47年前写的作品,印证了“少女情怀总是诗”这句话。倘若时光可以倒流,我依然会像50年前那样:谈两三次短暂的和一次永恒的恋爱、在考试前夕忘我地写诗、在落霞道上吟读诗词、在缤纷的杜鹃花丛中寻梦。

(南洋文艺,21/1/2014)

2014年1月17日星期五

后/反离散的华语语系文学场域

后/反离散的华语语系文学场域
张光达【文学观点】



      华语语系是一个变化的群体,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无论它持续多久),不可避免地进一步与当地全体融合,进而成为当地的构成部分。此外,它是一个开放的群体,因为它并不是根据说话者的种族或国籍,而是依据其使用的语言来界定的。就像讲英语的人并不一定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华语语系中的人也无需在国籍上是中国人。因为大多数群体是多语言的,由语言界定的群体必然有边界的不确定或开放性。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 2012。

近年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如王德威、史书美等人提出“华语语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与“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概念,重新评估中国以外地方如欧美、台湾、香港、东南亚以“华文”书写或呈现的文本(除了文学作品,也包括视觉文本如电影、摄影、装置艺术、报纸的新闻报道)。过去中国学者以中文正统心态自居,在论述上述这些中国以外地区或国家的华文文学时,往往以一句大一统的“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来收编这些地方所生产的华文文学作品。(张锦忠2003,2011;陈大为2004,2012)而另一方面,台湾的学者在论述中港台以外地区的华文文学作品时,也袭用这个意识形态的巢臼,习惯以“世华文学”指称这个文学场域。无论是“海外华文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对于这些国家或地方的华文文学生产者的身分属性、文化场域与现实政治来说,前者被冠以“海外版”的期待视野显然是中国中心论者的一厢情愿,后者的“世界性”(普世性)的全球视野则显得大而无当,而且所谓的“世界-视界”架构根本无法彰显区域华文文学的特色(独特性)。

史书美的开创性著作《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中译本由台北联经出版,译者杨华庆2013),是了解这个新兴的华语语系观念的必读专书,尤其见书中的“导论”部分,史书美以一种雄辩丰厚的论证能力,清楚表达出华语语系表述的意义和定位。我们知道,为抗拒中国中心论或大杂烩的“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中文世界的论者曾借用犹太人的“离散”(diaspora)典故来论述从中国散布到世界各地如欧美、东南亚等地的华人族群,赋予这些离散(再离散)主体一个自我发声的特殊位置,因此不至于被中国学界的典律建制收编或代言。(李有成2010,2013;张锦忠2011)但是那些以中国本位的学者在论述离散文学时,更加强调“离散中国人”的本源面向,讨论中国境外的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文化表现时,对中华文化和中国性观念的永恒执著,往往凌驾文本其他的表现面向之上。(潘翎1990;龚鹏程2003)事实上离散或移民到这些地方的华人,出于种种不一样的历史缘由,在各个不同的时空,远则数百年前的中国帝国的政治社会动荡,近则在新世纪里全球资本的跨国移动,无论是政治流亡、求学经商或个人因素,不同时期移居到这些国家的华人社群及他们的后代,在历史时空的变迁中,早已入籍居留地,对在地生活与社会现实产生程度不一的认同,与中国的政治体早已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身分属性长久经与在地其他族群的文化产生某种程度的同化、糅杂或是协商,实无法再以“离散中国人”的笼统视角来概括。因此不同于张锦忠把华文文学等同于离散文学和华语语系文学的做法 ,史书美提醒我们这个“离散中国人”概念所隐含的汉族中心主义,指向一个以民族(汉族)为本位的中国性建构和意识形态,借此她批判了离散中国人研究过度执迷强调原乡的盲点,无法有效陈述华语语系族群散布到世界各地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表达身分属性日渐增加的文化异质化与混杂化。

虽然华人离散研究与史书美版本的华语语系研究有所捍挌,但基本上华语语系研究与离散研究、族裔研究、区域研究、跨国研究、后殖民研究有所重迭,也为两者间搭起对话的桥梁,深化这些研究的理论视野。除了包含在中国以外使用各种不同汉语语言(除了标准中文或普通话,还可以纳入其他地方语言如闽南话、广东话等)的国家如台湾、香港、欧美、东南亚,史书美强调华语语系并不拘泥于民族或种族出身,对本质主义的种族血缘排外论述更是无法认同,这一点尤其见于她纳入那些非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作家,清楚表达了她的“少数表述”(minor articulations)观点,借用了德勒兹与瓜达里“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的说法,即中国少数族群利用主流语言来自我表达,借此得以挑战主流话语与解构中国性铁板一块的观念。

在她的专书《视觉与认同》中,史书美把华语语系表述的关注焦点放在视觉文本上,主要审视和论证台湾人/台裔美国人导演李安的电影、中国人/华裔美国人艺术家刘虹的画作、中港台两岸三地公共空间的断裂面向(具体表现在台湾媒体的“大陆妹”报道和香港电影的“表姐”系列影片)、台湾电视所拍摄的一系列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的旅游节目(具体展现意识形态或政治内容的淡化、无效化,建构一种“永恒的中国”假象)、香港导演陈果在后九七的电影作品、台湾装置艺术家吴玛悧的装置艺术品,各个篇章有系统的提出与当代中国、台湾、香港、美国的跨国(跨太平洋)经济文化关系和视觉文化表述的互文脉络里理解华语语系,体现了其敏锐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力道。但如同她所说的,宥于所知有限,她的分析对象局限于上述这些区域国家,其他如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欧洲等地的华语语系视觉文本,有待其他涉猎这方面的论者来做出更多探讨。

在马来西亚方面,张锦忠的《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2011),算是第一本以华语语系命名的马华文学论述。这部书虽以华语语系文学为名,其实主要的论点还是在于华人离散和马华文学复系统的阐发,只是多了一些马华文学的历史/文学史描述。还有一本以华语语系文学作为书名副题的是辛金顺的论文集《秘响交音:华语语系文学论集》(2012),除了书名,全书其实是在论述现当代中文(华文)作家作品,侧重的是文本分析,论述对象甚至包括中国大陆作家余华、张爱玲(她大部分有分量的作品都是在移居美国之前就完成),虽说被讨论的作家大部分来自华语语系国家,但与史书美提倡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实则少有交集。 今年有数篇论文从华语语系文学和文化的概念来探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语文学与电影,许维贤针对新马华语电影的华语语系论述〈《新客》:从“华语语系”论新马生产的首部电影〉(《清华中文学报》9期,2013)、〈华语语系社群在新加坡-以梁志强和陈子谦的电影为例〉(《中国现代文学》23期,2013),持续深化新加坡“华语电影”的华语语系表述。台湾学者詹闵旭的论文〈华语语系的跨国连结:台湾-马华文学〉(《台大文史哲学报》78期,2013),以耻辱情感作为驱动文本叙事的伦理动能,试图跨国连结台马两地脉络的华文文学,论述视角令人耳目一新,行文间有不少精辟见解。英语学界今年有两部专书出版:E. K. Tan(陈荣强)的《RethinkingChineseness: Translational Sinophone Identities in the Nanyang Literary World.》(Amherst, NY: Cambria Press, 2013)、Shu-mei Shih(史书美), Chien-hsin Tsai(蔡建鑫), 与 Brian Bernards合编的《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年底即将出版的两部专书是:Alison M. Groppe的《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Not Made in China 》 (Cambria Press, 2013)、Howard Chiang, Ari Larissa Heinrich合编的《Queer SinophoneCultures (Routledge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Routledge Press, 2013)。这几本书可谓华语语系研究的重要文献,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现阶段虽然以华语语系来论述新马两地的华文文学或文化的论文不多,但它对未来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发展不容忽视,尤其是马华文学身为一个小文学(或少数文学、弱势文学,相对于马来西亚官方版本的国家文学,以及中国和台湾自居正统地位的汉语文学),“华语语系表述”让它走入西方汉学界的文学视野中,开启了一个处在国家文学霸权与中国(台湾)中心论双重夹缝间(in-between)的发声机会,可以成为学界理论建构与文本诠释的重要一环。当然,挪用“华语语系文学”来阐发和建构马华文学,无论是在地或其他国界的学者,大前提是能够充分理解马华文学的历史脉络(或曰大文本),以免再度陷入以往中国论者那一套主流/边缘话语权的二分法盲点,矮化或他者化论述对象的身分属性。在这方面,史书美在〈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华文文学》6期,2011)中以马华文学为例作示范操练,运用“华语语系文学”的观点,分析马华作家贺淑芳的短篇小说〈别再提起〉,文字虽然简短,却敏锐指出文本中抢夺尸体与排放粪便的戏码,可读成作家对国家种族主义(马来西亚国家)和中国文化本质论(中国家族)所进行的一个双重批判,两者互相对立,却也互相强化,因为两者的文化混杂并不被双方所承认,这幅文化混杂的景象充满偏见、丑陋不堪,从中质疑和嘲讽了后殖民论者所津津乐道的“文化混杂”(hybridization, creolization),照见后殖民理论的不足。从这里可以看到华语语系的概念充满能量,它不是一个普世的概念,在检视这些地方的文本时,需要严肃面对文本在地语境与多重历史因素的困难和复杂度,透过文本/语言边界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展现批判视野,为文化身分属性表述一个存在的位置。

(南洋文艺,3/12/13)


延伸閱讀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譯者楊華慶,台北:聯經,2013)。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華文文學》6期,2011
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2006)。
李有成、張錦忠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台北:允晨文化,2010)。
李有成《離散》(台北:允晨文化,2013)。
張錦忠《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1)。
張錦忠〈“華語語系文學論述”專號前言〉。《中山人文學報》35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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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政欣的《文学的武吉》

那些文学的前行者在武吉马达让中
张锦忠【文学观点】

《文学的武吉》书影

2012年夏天,我到金宝开会,后搭长途巴士由怡保经宜力北上勿洞,在和平村留宿一夜,次日折往北海,搭渡轮过槟岛。这回返马,除了发表论文与勿洞行之外,也颇想与棕榈出版社诸故人一晤,于是安排了经槟城飞回台湾的行程。

棕榈出版社在1971年成立,创业作是1972年出版的《宋子衡短篇》。 我读了《蕉风月刊》1973年“评论专号”里的“宋子衡短篇小说评介专辑”后邮购了一册,不是向周报社就是向宋子衡邮购吧。那期的《蕉风》 “评论专号”同时刊出宋子衡短篇〈乐天庐夜宴〉,颇富象征意义,如果写得长一点,可能就是马华小说版的〈龙天楼〉。那几年宋子衡创作力旺盛,《蕉风》几乎每期都刊出他的短篇,有时还跟菊凡实验两人书写同一题材。那些年我读了叶维廉的《现象·经验·表现》,对小说批评颇感兴趣,开始写起评论来,分析的多为宋子衡作品。一日,收到小说家来信,要我为他的下一本小说集写序。彼时我高中刚毕业,每天在关丹街头四处溜跶,也不是什么作家,宋子衡居然要一个高中生给他的小说集写序,真令人惊讶。
于是我写了〈宋子衡小说中的命运与完美意识探索(1972-1975)〉,那是我在关丹那些年最重要的评论稿了,后来也刊在《蕉风》。不过,宋子衡的第二本小说集迟迟没有出版,一直到1991年才改由蕉风社推出,距离那篇序文刊出时间,已有十几二十年之久了,序文早已过时,故改成附录,彼时棕榈出版社也早已解散了吧。

后来我到八打灵谋生,在学报社当个小编辑,也兼编《蕉风》。某年宋子衡来都门领奖(应该是这个原因吧),到编辑室小坐。他话不多,故那次见面时也没说什么,大概后来就是姚拓请我们到大人餐厅吃饭。《宋子衡短篇》之后,棕榈出版社相继推出《冰谷散文》、《艾文诗》、《温祥英短篇》、《游牧散文》、《暮色中》(菊凡小说集)等书,部部扎实,文类齐全,是70年代的马华文学场域的重要出版社了。

我跟棕榈诸故人认识始自宋子衡小说。棕榈诸人如菊凡、温祥英经常给《蕉风》投稿,故也有关于文稿的书简往返。陈政欣、叶蕾等生力军加入棕榈,似乎是后来的事了。陈政欣当然不是文坛新人,当年他以“绿浪”笔名写诗,早已是马华现代诗人一个响亮的声音。政欣兴趣广泛,译过不少通俗小说,对科幻小说尤其在行。我编《蕉风》的“科幻文学专号”时,他也来稿支持。叶蕾来过编辑室小坐,许多年后她还记得我们见过面。后来我到台北念书,某年陈政欣来台,约我跟李有成相见。回想起来,那次见面,已是30年前的事了。

我不记得30年来,我多番台马往返──其中颇有几次是出席马华文学的研讨会──有没有见过棕榈故人,有的话应该也只是陈政欣,因为他一直相当活跃,十分热心参与推广马华文学的活动。但是我记忆中的陈政欣,以及棕榈诸人,总是和大山脚、槟岛、北马连结,甚至每次在南马的柔佛看到棕榈园丘,看到那些棕榈丛林,想到的都是棕榈出版社,以及那一群默默写作的故人。

因此去年夏天,想说既然到了北马,应该要与故人叙旧。早一年,即2012年初,宋子衡骤逝,令人哀伤(2012年,其实是我的伤逝之年,岳父、母亲先后在数月内辞世,人世之无常,莫过于此。我们常用“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哀悼长辈之死的世代终结。是的,时代走到这个地步,我们这个世界的文明,早已经历了各种升华与浮华,早已不知终结几回了),越发希望和故人一晤,于是请政欣居间联系。金宝会议期间,政欣、冰谷、何乃健也到小镇与会,探访同来开会的老友记李有成。会后我们说好等锦树和我从勿洞返马时跟棕榈诸君在槟岛相聚。

那天下午我们在小说家温祥英望海的高楼居所闲聊,日落时分就到海边的餐厅吃海鲜。我们,指的是温祥英夫妇、菊凡、政欣、叶蕾、沙河,后来麦秀也来了。我在东海岸练笔试写时,棕榈诸人早已出道,属于马华文学的前行者。麦秀当年协助萧遥天编《教与学月刊》,更是前辈了。之前听说他微恙,见到他在康复中,十分欣慰。第二天一早槟岛大雨,锦树冒雨去植物园走走,后来温祥英夫妇到旅馆带我们去吃早餐,游览市区若干景点,到张弼士故居一游,也逛了传统市场,因为锦树要买点生豆蔻回台。我在市场看到一桶一桶的亚答仔颇为兴奋,在台湾吃摩摩渣渣时都只有两三颗。后来我们在The Library餐厅吃饭,餐后温祥英夫妇送我们到机场,结束了两天一夜的“棕榈故人叙旧之旅”。

上面所提到这些棕榈故人或文友,多出现在陈政欣的《文学的武吉》里头。例如,书中不只一篇提到武吉在70年代初有个传说中“姓宋的”人,在武吉马达让这小镇上“捕捉已经逐渐消失的流传中的轶事传说”。那位姓宋的人当然不姓宋,不过他就是宋子衡。陈政欣写道,“宋子衡说在小镇上写小说,画个身形就可,不需连影子都要描出来。情节背景能模糊能虚拟的,就尽量用文字来意象化了。撒放些许迷雾,让武吉镇人没能在他的小说里找到武吉镇人的身影……。”政欣这几句话正点出了宋子衡的洞见,同时也指出了马华小说“唯现实主义者”的盲点──他们认为要连影子都描出来才叫写实。

2012年初之后,不管虚写实写,宋子衡已不再“捧着小说在武吉镇上踌躇”了。陈政欣说,“宋子衡是走了,是永远地走了。”不过,宋子衡模糊虚拟的武吉镇地景、背景或人物,陈政欣在《文学的武吉》里头继续书写,继续以文学造山造镇。文学的武吉,武吉的文学,就像那条K路,“依然起伏蜿蜒,依然葱葱郁郁绿意盈目”,透过陈政欣的文字韵律与书写想像,在我们眼前伸展出去……。

(南洋文艺,26/11/13)

2014年1月14日星期二

重返台湾

——台湾散记 

王润华【散文】


一、重返台湾的异乡人  

1962至1966年我在台湾政治大学读书时,现代主义文学与存在主义正当流行,大三那年(1965),读了法国卡缪的《异乡人》,深感自己也有流落异乡之苦,更认同社会现象的荒谬。由于自己出生马来西亚,当时民航交通还很落后,几年在台湾,没有机会回家,在漫长的假期里,怀着异乡人失落感翻译了《异乡人》,以表示自己是现代主义与存在主义信徒。向侨委会申请到一笔出版费,交给政大学长诗人黄荷生家族经营的巨人出版社出版,那已是1965年的夏天的事。

书出版后,外文系班上的同学陪我把书亲自拿到重庆南路一带的书店寄售,如三民书局、远东图书公司、大陆书局等,各给一、二十本, 过了几个星期回去结账,书店都说卖完了,还要添书。又有同学拿了大约50本发给台南成功大学门口胜利路118号的中华书店寄售。由于销路超好,老板从台南跑到台北木栅政大的第五宿舍,带我上台北大饭店大吃一顿,我对他的热忱很感动,便以3000元的稿酬把版权卖给他。

1967年夏天我与淡莹从马来西亚飞去美国留学,途中经过台北,林绿、陈慧桦陪我到重庆南路衡阳路周边逛街,发现《异乡人》变成畅销书,几乎每间书店都把台南中华书店出版的《异乡人》摆在显目的书架上,而且还有其他书店盗印的版本。后来在美国遇见林衡哲兄,他说出版《异乡人》的老板赚了大钱, 自己读了我的《异乡人》有所启发,便策划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库的翻译丛书,他也请我翻译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也说当年读了《异乡人》,引发出版世界名著的雄心。

2003年回来台湾,所遇到50岁以上的新朋旧友,不分人文还是理工,很多人都说读过这本《异乡人》。记得刚回来,我担任元智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像副校长王立文教授、总务长尤克强教授,虽然他们的领域分别是机械工程与管理,初次相遇,一看见到我的姓名,都惊讶的说,他们在大学时都读过我的《异乡人》。名作家何凡与林海音长公子夏烈(夏祖焯),原是桥梁工程博士,美国退休后回来台湾,在各大学教近现代西洋文学,他最喜欢用的我的《异乡人》作为的课本,他与王立文教授都说,我的翻译文字最有异乡人的情调,读过我的译文,就不习惯别人的翻译。

1960年代的台湾是异乡人及其语言泛滥的时代。尤其中国大陆人在台湾,威权地下的台湾老百姓,很多都有异乡人的身影与感情思想,我自己也是初次从马来西亚离乡背井来到台湾,我天天生活在这种异乡人的世界。夏烈所说,一直喜欢用我的译本,因为我没有老套的文字及学术话语,全是随意的、没身分,不顾及虚伪的道德的人的语言,能表现社会底层的人的声音。那时我才大学三年级,同时生活在台湾威权政治的社会里。如果现在重新翻译,虽然翻译能力一定强很多,就表现不出那种感性失落的语言,没有异乡人的声音。现在我的语言思想已被上流社会与理性的学术污染了。所以我不想也不敢改动我当时的语言文字。

名作家郭枫和我都是患有文学乡愁病的人,他也是当年《异乡人》的读者群,听我细述异乡人的文学翻译的乡愁后,便推荐给新地再版,让我实现多年来的梦想,我特地要求根据当年自印的第一版的《异乡人》重印,从内文、封面到开本,都完全一样。希望也能引起当年与新一代的读者的阅读乡愁。

我的异乡人已44岁,重返台湾,让他再走上台湾的街头吧,当年他的朋友都已白发苍苍了。如果相遇,一定抱头大哭,这个世界还那样的荒谬、那样的冷漠……

二、重返星座诗社与台湾诗坛

我的台湾感情与回忆,是从诗歌开始的。

2005年万卷楼计划推出一系列人文山水诗集,包括邱燮友及我的《人文山水诗集》。根据邱燮友教授的构想,希望我们这一代的诗人重返诗坛。诗歌不应该只是年轻人的青春痘、幻想的天空。我们需要有历史感、文化视野的诗人。艾略特认为历史感往往在诗人25岁以后才出现。因此邱燮友教授希望我们重回诗坛,多创作个人感情以外、纯梦幻以外的人文山水诗。
人文山水诗出版计划,更希望把世界的山水风景人文化。在这个无国界的、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通过华文文字、中华文化的视野,重新诠释世界各地的山水风景,也是目前全球化竞争趋势下,必须做出的挑战与回应。过去西方作家学者,制造了许多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的世界人文山水的图像,我们的人文山水诗企图颠覆这些东方主义扭曲、错误的景观。

许多亚洲、非洲及其他的山水风景,经过长期的被西方殖民,我们应该让这些土地恢复其主体性,拥有自己的姓名与形象。同时我们也应该把华文与文化让西方及其他地方的山水分享其艺术感。义大利的翡冷翠、英国的剑桥大学的康桥因为徐志摩的诗与散文而永凉美丽地活在华文文化里。诗就是最美的软权力,可以改变西方的山水。

重回台湾诗坛,是我这次重返台湾教书的一大目的。当年(1962至1966)从海外回来台湾读大学,我们一群同学,虽然分别在政大、台大、师大、东吴念书,组织了星座诗社,淡莹、林绿、陈慧桦、张错、张齐清(毕洛)、叶曼莎及很多台湾的诗人,后来又有大地诗社,这些诗社的成员有来自海外各地,也有台湾本土的诗人。当时已成名的李莎、罗门、蓉子、余光中、邱燮友、痖弦、洛夫都支持我们。

后来出版诗集,只要谢冰莹老或余光中推荐,侨委会就资助出版费。在六十年代,台湾还在克难时期,经济还未起飞,却那样重视培育海外人才与文化艺术,令人感激,怪不得台湾当时被称为中华文华复兴的基地。

  我永远的台湾感情与回忆,以诗歌开始,也以诗歌结束。

三、重回台湾书店街

我在2003年重回台湾教书,定居中坜。第一次上台北逛街,就是到重庆南路书店那一带,后来也去了几次。我心中的台北,永远都是重庆南路那一带,不是时尚上的敦化、信义区或是那些时髦的购物中心。

我要寻找大学时代书店区读书人共同的文化记忆。重庆南路、武昌街、衡阳路来回走,现在我很少看见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更看不见当时对文化极端关怀的知识分子。匆匆忙忙迎面而来,或是向前疾走的人,多是补习班族、寻求廉价物品,或是上下班的人。难道随着时代的变易,人们对文化的关怀正式彻底地走进历史?

我梦幻的追忆周梦蝶在武昌街经营的小书摊,及其在尘嚣中打坐的独特神话、往昔作家写作聊天的明星咖啡屋(重新经营)。衡阳街角、新公园旁的文星书店,当年我们知识青年宗教般的前去膜拜。通过阅读《文星》杂志、“文星丛刊”和“文星集刊”,翻印的英文书,看见西方自由开放的文学与文化。重庆南路很多熟悉的书店关门了,东方出版社变成药妆店,尤其双数那排,书店几乎都关门了。

过去几十年在海外,谈到台北市,或海外朋友学生访问台北之前,我都为他们介绍台北书店街的传奇。但逛过几次以后,现在我再也不向国外友人诉说台北书店街的传奇故事了。我开始分析重庆南路书店与出版文化式微的原因:其中包括出版品售价偏高、世界华人使用的文字由繁体改变成简体、海外没市场,及中国大陆文学、学术开放带来的竞争。

台北书店街的地图早已重新画过,新的书店版传奇也开始书写:诚品不打烊,最大的中英文书店竟然由新加坡华人经营,开设在黄金地带的101的 Page One。购买非常学术的书籍,需要到学生书局(结束了)或乐学书局、唐山书局。买简体字的书籍,则需要到万卷楼、问津堂、上海书店等。目前台湾的书籍,需要通过新加坡的大众书局改变成简体字出版,推销到世界各地。

我自己买书时,很少上台北了,多数上网络书店选购,虚拟书店无处不在,无所不有。

四、重返石门水库

石门水库于1964年完工,我那年在台湾政治大学读大三。最令人难忘的一件事,就是班导师马上带我们到石门水库风景区郊游野餐。我与张错等同学以石门水坝的石头为背景所拍的一张照片,至今仍成为最珍贵的大学回忆。

石门水库坐落于桃园龙潭乡大汉溪山谷之间,因为溪水出口处有双峰对峙,状如石门而得名。水库具备灌溉、发电、给水、防洪、观光等五大功能。当年享有“东亚第一水库”之称的石门水库刚刚开放,我们的班导师马上带我们去野餐,那时的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当时建造工程刚完成,水库大坝是主要游览重点,登临水库大坝区眺望水库全景,四周山色风光秀丽。

这次重回台湾,自己开车到处游览,才发现石门水库水域曲折绵延,沿岸风景秀丽,湖光山色更迷人。同时增加了学生时代所没有的季节性的景点:冬季时青枫的火红与枫香的金黄相映成趣,春天灿烂杜鹃花如火焰,这些景点,使石门水库成为我接待外国客人的地方,而且往往使得他们来到桃园,犹如回到桃源仙境。

可是重回石门水库,也处处发现破落与衰败的现象。第一次回去,即看见那几间酒店全倒闭了,游乐场也停止营业,摩天轮、旋转木马在风雨中倒塌生锈,巨大的停车场空荡荡的,满地落叶。

第二次重返,是2005年大台风过后,引发超大洪水,大桃园水供停止,我看见石门水库的水从碧绿变成混浊,淤泥几乎露出水面,大水管在公路上与风景区、坝顶四处爬行。不久前再回去,海棠、马莎及卡努台风连续过境影响,造成石门水库上游漂下大量的漂流木,霸占了整个水库大坝的水面,犹如伐木场,令人心痛。水库坝顶增加数部柴油抽水机,输水管线横跨坝顶道路,造成石门水库坝顶道路将长期封闭。

水底下的土石流、水库水域被漂流木占据,形如怪兽的抽水机、巨大的输水管道一如大蟒蛇,不但把水弄得混浊,破坏石门水库的景观,还把游客吓走了。

谁能让石门水库恢复昔日景象?石门水库是克难时期人类奋斗精神与大自然造化而成的艺术品。台湾不能失去它。
当年落后克难时期,能建立如此雄伟的水库,今天科技、经济如此优越,会没办法保护石门水库吗?我每次站在水库坝顶,都如此向左右两座青山发问。

五、重回清华园怀旧

我2003年重回台湾。有一天开车重返清华校园怀旧,我希望在梅园遇到孙观汉教授,以前他常在那里散步。当年他与我同住东院宿舍,于是我在东院门口四处盼望很久。20多年没有联络,不知人在何处?他是我最想念的清华人。

前几天(2005年),突然在报纸上看见这则消息:孙观汉教授于本月14日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92岁。我又想起1983年在清华大学中语系担任客座教授的日子。当时清华大学文学院成立不久,我受邀回来中语系担任客座教授,教授现代文学及比较文学的课程。由于清华在偏远的新竹,多数的老师如系主任梅广、吕正惠、陈万益等人,家在台北,课余时间很少机会跟系里的同事聚会,因此朋友不多。在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被尊崇为台湾原子科学之父的孙观汉教授,反而变成最难忘的长辈朋友。

孙观汉教授首先带我与淡莹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原子反应炉。我们走路去,当时算是很偏远的边缘地带。他顺便介绍校园小河里的鱼,特别畜养的羊群,都是用来测试原子能泄漏的危险。

我在清华先住在百龄堂,后来搬到清大的东院宿舍与孙教授同住一栋大楼,他夫人还请我们回家吃饭。孙教授吃得很健康。有一次在路上遇见他买了油条烧饼带回家吃,他劝我少吃路边的东西,最好先带回家加温消毒才吃。

那时候,孙观汉教授从西屋公司退休,1982年起担任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顾问。帮忙台湾发展尖端科学。但这几年他最用心的是写关怀台湾土地的人文社会、教育、环保,以及发挥爱心、针砭时弊的散文。他开启了以后理工大师关怀人文的传统。现在的刘炯朗教授、李家同教授也就是继承者。

我在清华园原本一年,结果教了半年,突然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院长要我回去协助行政工作,担任助理院长,我便匆匆离开清华。那天在宿舍送我的人,竟是孙观汉教授与钱新祖教授。

孙观汉教授悄悄的走了,钱新祖更早离开人世。平面的报纸只有简单的新闻,我没看见电视媒体的报道。不久前娱乐界一位艺人自杀,电视炒作了几个星期。我们的文化理想沦陷到怎样的地步?

我们的科技兼人文大师,我曾经回去清华寻找您,还没找到,您就走了。

(南洋文艺,14/1/2014)

2014年1月7日星期二

2013年 南洋文艺回顾

冷评热议波心荡‧创作文论皆成花

———2013年《南洋文艺》回顾

杜忠全


(1)
2013年的南洋文艺,相较于近几年,较明显的是,文艺评论与论述文章之发表,可说占了相当高的比率,其中所涉及的课题,也极为引人瞩目。

首先,整个3月份,有龙扬志博士的〈文学空间与当代马华文坛秩序重构———以90年代马华“两报一刊”为中心〉论述。该文锁定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之文艺副刊及文艺刊物《蕉风》等“两报一刊”为考察对象,以讨论20世纪90年代的马华文学,主要的思路是“一部马华文学史基本是一部副刊文学史”,此即所说的“文学空间”,而这样的“空间”除了作品之“显性文本”
堪足关注与讨论,更还有主事者之识见与方针,甚至有关媒体所掌握的资源等“隐形文本”在内,都交织构成了文坛的秩序。该文作者虽来自中国,但针对某一断代之马华文学所作的讨论,也堪为有心人鉴往思来了。

这之后,另一延续成长线条之景观的,是身在台湾的黄锦树在6月之后的频密地“重返”,也引发了一些往复讨论,一些几可视为早年“辣味”的延续。黄锦树之长评短论,自6月25日配合新纪元学院筹办之“理论与马华文学国际研习营”而发表的〈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短文肇其端,后引来林建国回应之以〈文学与非文学的距离〉,黄则随后复之以〈如果我们写作〉。这自可视为黄、林二人近年分道扬镳的行迹之一。

2013年是马华文坛“热闹”的年份,尤其下半年接踵而来的诗坛抄袭事件,都在平静的文坛泛起不小的涟波。黄锦树发表的〈他在诗里生了病———论陈强华抄袭事件〉,是有关事件发生后的脸书喧嚣与烟硝里,马华文学中人第一篇针对这“非常令人吃惊的案例”所发表的平面评述,惟该文在一般的情感与道德以外,进一步触及了局中人的创作观及理论之消化与接受等问题。而在11月中旬,黄锦树发表了〈一种批评方式的终结〉,强调写于近一年前,即前报人及文艺编辑陈雪风去世不久,该文指出“陈雪风过世了,就马华文学批评而言,应可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同时回顾了两人多年来的争论与差异。此文之发表当然引起了波荡,有心人自可检索各方的平面回应与脸书贴文。

另一涉及马华文学课题的讨论,是张光达发表的〈后/反离散的华语语系文学场域〉,该文从美国华裔学者王德威、史书美等人所主张之“华语语系研究”与“华语语系文学”概念,来讨论全球中文书写世界中的马华文学,类似的讨论应非到此为止,而有待后续之深入的。

此外,还有旅台学人李有成的〈读辛金顺的《台南碑记》〉、〈岛城故事多———读杜忠全的《老槟城的娱乐风华》〉、张锦忠的〈那些文学的前行者在武吉马达让中———陈政欣的《文学的武吉》〉、黄锦树的〈写在《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边上〉、洛夫的〈亡灵的美学———读林辛谦的《五四时刻》〉、刘正伟的〈出入乌托邦———读李宗舜诗集《逆风的年华》〉、邵德怀的〈勿勿微型小说笔法———寻常题材化作神奇〉、陈政欣的〈长中短篇与微型〉、〈微型小说是什么?〉谢娇兰的〈几代人一个梦———读马汉、孙彦庄合集《情牵潮州》〉等等,更有黄锦树在专栏“小杂感”所发表的短制。自年初到年终,本年的论述与文艺评论之发表,可说蔚为可观。


(2)
南洋文艺一年一度趁农历年推出年度文人特辑,今年是原名王昌波的前辈作家雅波。只是,来到这回顾的时刻,其人已于2013的下半年转身离去,虽堪称得其善终,但回看年初的年度文人特辑,难免让人唏嘘不已。

雅波是太平人,自青年时期涉足文艺之后,即长期笔耕不辍,此外,他更是一名合格的中医师,后期甚至参与宗教宣导活动,而上述的多重身分,都在他的文字里留下了印记。就文艺写作而言,雅波既写小说、散文和杂文,也参与童诗创作。在马华文艺出版艰难的年代,他也身兼出版业务,出版自己作品的同时,也协助其他的作者出书;跟同人出版社不同,雅波创立的是个人出版社,但在不算短的时间里,他经手出版的书不在少数,是马华文艺特定年代的亲历与推动者之一。

这之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后期在未正式出版的情况下,透过剪报来整理及编制一系列弥足珍贵的马华文学史料,除自费影印来分赠友好,也为后代留下了一份文学遗产;这些自编自制的剪报复印本,除了极少数已结集刊行之外,其手编复印本,依然是唯一留存的本子。按其理念,那是直接呼应了马华文艺与报章副刊长期结合的悠长背景,而雅波强调他“很重视副刊文学的作品,但其寿命只有短短的24小时,一眨眼,即成了明日黄花”,这催生了他的使命感,觉得“具有文史价值的作品,都应该保留下来,以供后人或他人做为研究之用”,于是以个己之力为之,“除自留一份,其余全寄给了认识的文友”,而这些文艺副刊之剪存影印本在文友圈流传,其口碑早已得闻,堪称为保存部分文艺史料作出了具体努力。

雅波出道颇早,早年也参与文艺活动,近年则成文坛的“神隐族”,除了作品频频见报,以及维持与同辈文友的交游,几不曾见其现身。

“2013癸巳年南洋文艺年度文人特辑”除了刊出相当篇幅的的“文学Q&A”,留下雅波晚年的“夫子自道”外,更邀得李锦宗与陈政欣两位南北马的文坛前辈,分别就雅波其人与其文留下了所见所思。
自1972年以降,雅波陆续出版了逾20部各类著作,而这些尚不包括他近10年来的近作,尤其自2003年南洋文艺主编张永修倡导300字极限篇小说以来,雅波是其中最为投入的作者之一,10年来持续创作与发表了“以小制大,以弱制强”的作品,累计的篇数自是不少,惟迄今不曾结集,甚至在作者骤逝之后,遗作里仍有一定存量的极限篇作品。

2013年之后,雅波10年致力耕耘的极限篇小说应有总结了,如无遗著正式出版,能有另一个雅波来制作剪报影印本传世吗?

本年的另一特辑,是6月份配合诗人节推出的两期〈周天派专号〉。

8字辈的周天派是槟城人兼留台人,有关特辑发表了诗人的新作,包括“读画诗”系列,强调“读画诗并非画作的文字再现,而是艺术潜隐的对话与探索”,也邀得同辈诗人邢诒旺和谢明成针对诗作发表诗评,编辑之用心即可见一斑。此特辑以外,周天派的诗作也不时见报,是创作力极旺盛的年轻作者之一。
摄影:杜忠全

(3)
马华文学作品之出版,比起早前虽大有改善,但仍未可言“副刊文艺”时代已结束,而副刊的文艺空间逐年萎缩,却已是不争事实。目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编辑面对各方来稿,在竞争愈发激烈之下,如何让有潜质的新人作品得见天日,是煞费心思的。

2013年的南洋文艺,依然发表了不少优质创作,包括了老中青的文艺花园常客,也出现了一些新面孔,这是可喜的现象。

以个人作品发表量而言,黄锦树在散文、小说等方面,皆占了相当的篇幅,包括含旧摄影在内的小说〈如果父亲写作〉,甚至有诗小说〈当马戏团从天而降〉等,让检索南洋文艺,成了重温黄锦树2013年作品的特殊经验。此外,近年退出职场了埋首创作的诗人邢诒旺,其诗、文每每结合作者绘制的插画一起发表,让文字与图像互相穿透,也连成了2013文艺版的一道风景线。

尚值得一提的是,较之前些年的印象,2013的小说发表量颇丰富,中短篇和微型乃至极限篇,都有不同年龄段的作者投入耕耘,包括了翁迪民、陈政欣、温祥英、勿勿、牛油小生、棋子、雅波等。散文与诗,也都包括了新旧世代的作者,如近年来积极“回归”创作的中生代诗人马盛辉,今年依然新作不断。还值得一提的是,刻正养病的前辈作家何乃健,今年不时以诗现身,除了印证宝刀未老,也是以此来向关心的文友报平安,读来特让人感到欣喜。

(2013年12月18日完稿)

(南洋文艺,7/1/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