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叙事的抒情转换 ——以程可欣的科幻诗为例

张光达【文学观点】    

程可欣借科幻诗捕捉（后）现代人的一份情感依傍，重新让我们体认爱情的存在意义。

一般来说，科幻文类具有明显的叙事成分，尤其是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科幻动画，作者往往要依靠大量的叙事来带动故事，在情节铺陈上发挥高度的想象力，制造离奇曲折、高潮迭起的叙述结构来吸引读者或观者的目光。
科幻诗作为科幻文类的一环，却不完全以叙事性取胜。作为诗的一个次文类，除了叙事性，它还须具备现代诗的其他元素，包括艺术性和思想性，艺术性如意象营造、语言变革、抒情造境、美学意蕴、文字趣味，思想性如诗人的视域、书写指涉、伦理意涵等等。

科幻诗与科幻小说不同

科幻诗与科幻小说是两个不同的文类，叙述模式自然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我们不宜以科幻小说的标凖来衡量科幻诗。虽说两者的取材都来自科幻或科技想象，但情节之于科幻小说，有如语言意象之于科幻诗，着重点确实有别，实不该一概而论。林燿德曾经以罗青的〈野渡无人舟自横〉一诗为例，对科幻诗与科幻小说，作了一个简单明确的区别：“科幻诗的成立要件较科幻小说有更大的伸缩余地，主因在于科幻诗可以脱离叙事格式的局限，而如〈野〉诗一般，仅仅以不做任何主观诠释的观眼，冷静地扫瞄这些非叙事性质的道具和布景，并且，以此自足。”
换句话说，科幻诗的特长，相对于科幻小说的叙事体（情节、故事、角色），诗人对某个事物或画面的视点，可以运用诗的语言、隐喻与意象，依靠场景调度，在表面上来看，似乎不做任何主观诠释，实则把自己内心的感受投射到叙述对象身上，由此聚焦于小说叙事体所难以兼顾或不及发挥的情感和心理层面，从而在短短数行的篇幅里，突显诗人的科幻视域和伦理意涵。台湾学者刘正忠曾以林燿德的诗集《银碗盛雪》为例，指出诗人以小搏大，强烈关注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繁复的叙事枝节下沉为诗的背景，直接聚焦于一组隐喻、意象与情感，突显科幻视域的瞬间，他把林这类科幻诗称为“科幻-抒情-诗”的独特品类。这些诗作，叙事性很弱，但其间展现的科幻视域，提供了一种“抒情转换”的契机。
由此角度观之，我发现程可欣收在《天狼星科幻诗选》中的科幻诗，颇能契合上述“抒情转换”的特色。诗人在篇幅不长的诗行间，以小搏大，舍弃科幻的叙事性，着重在诗语言的意象经营和情感投射上，由此科幻叙事情节退为背景，突显科幻视域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感受。程可欣的科幻诗，不以题材取胜，而是着重情感和心理的认知，大都文字优美，具有抒情色彩，感情婉转，自然流露。在其诗中，抒情性往往盖过科幻的叙事性。
刘正忠说得好，这类科幻抒情诗，利用诗语言的抒情性，置换了传统科幻文类的叙事性，提供一种抒情转换的契机，可算是边缘性科幻文类的一环。我还要进一步指出，科幻抒情诗，提供局部观点，处理生活细节和心绪感受，被忽略的小叙事，由幻入常，自有其触动人心的意蕴与美感。这里所谓的抒情性，情感的调度较为节制收敛，与浪漫主义的抒情诗（情诗）不同，后者的诗语言热情奔放，诗人的心情感受占据全诗的主导地位，恣情抒发个人感情和心绪感受，诗里行间往往流泻于概念化情绪性的文字。
程可欣，原名程慧婷，著有《马大湖边的日子》、《舒卷有余情》、《童真备忘录》等书，早年活跃天狼星诗社，80年代以抒情散文成名，与林若隐、徐一翔、林添拱、骆耀庭等人成立马大文友会，为文友会的核心成员。《天狼星科幻诗选》收了程可欣的6首科幻诗，6首诗中，除了一首〈银河车站〉写于1983年，其他5首都作于2015年。这些诗作都是10行以内的小诗，写的却是未来世界与尖端科技，如诗中的银河车站、无人驾驶汽车、智能手表、伺服器、源代码，可谓以小搏大的最佳范例，意图以最经济省略的语言文字来驾驭科幻素材，真正发挥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特色。

科技时空里的情诗

〈银河车站〉短短5行，不以叙事见长，仅仅聚焦于某个事件，迸出灵光一闪的意境，具有科幻视域的想象层次与美学意蕴。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作于1983年，远在80年代后期马华科幻诗兴起之前，也算是马华科幻诗的先驱之一了。科幻抒情诗，以科幻作为情感的车站、代码，或伺服器，颇能令人耳目一新。用意象的譬喻来说，科幻或科技想象是喻依，诗人的情感表达是喻旨。〈无人驾驶汽车〉、〈伺服器的苦恋〉、〈云端〉是科幻诗，也是情诗。抒写爱情，无疑是程可欣这几首科幻诗的中心题旨。但与传统抒情诗不同的是，诗人把情诗这个抒情传统的诗歌文类，搬到后现代的科技时空里，在最低限度的叙事语言中，聚焦于某个情感迸发的时刻，科幻世界与现实生活既产生混淆，也成为连接两者心理意识的介面。通过科幻世界的另一个时空场景，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界线变得日益模糊，颇有后现代时空的拟真情境（virtual reality）的意味。程可欣借科幻诗捕捉（后）现代人的一份情感依傍，重新让我们体认爱情的存在意义。
〈伺服器的苦恋〉一诗颇具巧思，伺服器（server）是电脑网路的枢纽中心，透过电脑技术人员的下载程序，控制着整个科技网络系统。它作为电脑的软硬体，依靠电脑程序的指令自动操作，同时把大量的电脑资讯输入和输出其他终端机，既是机器的组成部分，也是人与机器沟通交流的介面（interface）。这个人与机器的介面，巧妙的被程可欣写入诗中，本来的情况是人利用电脑或机器，通过伺服器的服务（serve, service）来与另一端的人交流或交换资讯。但此诗却反客为主，伺服器开始反扑，有了人类的思想和感情，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伺服器在某个程度上成为了机体人（cyborg），释放出他/她/它对那个写程序的女生的爱意：“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不断重复的情话，状写电脑程序的自动操作指令，拟声拟义，迸发出一种气急败坏的语气，陷入苦恋的情绪感受，深刻的道出电脑虚拟人类情感的“超真实”（hyperreal）。科幻诗叙事语言的抒情转换，对应于人与电脑的主客位置转换，此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视角。
这里诗人仅仅以聚焦某个科幻的画面，不做任何主观诠释，冷静地透过一些细节，让个人情感迸发，在科幻与科技想象中，试探真实与幻想的界限。此诗虽然短短数行，科幻视域却丝毫不弱，以科幻见证爱情，而别有洞天。在语言结构上，它剪裁掉科幻叙事体的曲折情节，以抒情转换的手法，聚焦情境与情感层面，放大（zoom in）人与机器/电脑的介面关系，展现诗人独特的科幻视域，突显人与机器从介面到介入的情感渗透关系。人与机器的主客关系，便不再理所当然，伺服器便不再只是伺服人类的机器/客体，伺服器成为主词（诗题很明显以伺服器作为主体），人类反而退为客体，成为机体人的恋爱客体，扰乱了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人与机器（他者）的主客体关系。程可欣的科幻视域，透过机体人的情感、心理与主体想象，由此开始。

（南洋文艺，3/5/2016）

讨论人类身分的一种方式 ——以李宗舜的科幻诗为例

张光达【文学观点】

李宗舜在科幻题材的取径/经上，不但想象地球人与外星人的对话沟通，期望自我与他者（或人类与异类）能够产生和谐可以信赖的关系，利用了一个替代的现实，借科幻素材叩问和省思自我的身分属性和离散认同的议题。

读天狼星诗社成员的《天狼星科幻诗选》，我认为有一个问题相当重要，那就是出于什么动机，重生的天狼星诗社诸人，如此大费周章的书写科幻诗，在短时间内集体打造出一部科幻诗选，作为彼等复出江湖/文坛的试金石？为什么是科幻诗，而不是其他文类模式，成为他们试图重现诗坛的试金石？科幻诗的书写究竟让天狼星诸诗人看见了什么新的表达形式/方式？
这个问题部分的回答，可参见温任平在诗选的序文结语的一番说辞：“科幻创作最能测量作者的幻想能量，诗人被迫在极限处境用各种平时不用的意象、符号、语码写作，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戳刺读者的神经末梢，唤醒沉睡的老灵魂。诡奇怪异（grotesqueness）并非天狼星同齐（同侪？——编按）的写作标的，把我们的触角伸出大千世界才是我们的企图。”这一段话毫不含糊地把写作科幻诗的意图和动机，向广大读者作出交代。
这里温任平看重的是科幻诗的幻想（想象）层面，写科幻诗可以测试诗人的写作潜质和才华，挖掘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因此，对温任平/天狼星诗人来说，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诡奇怪异倒在其次，那是奇幻文类的界域，科幻的大千世界才是书写重点，如此才能开拓文学的更多可能性。或许可以这么说，天狼星诸人抒写科幻诗是复出诗坛，试图“求新求变”的试金石，创作科幻诗作为一个起点，以便与之前70、80年代的书写题材和文体作出划分。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如果再以现代主义时期的语言结构看待之，恐怕有欠允当。
如果根据加拿大学者苏恩文（Darko Suvin）对科幻文类的观察，科幻文学具有抽离（estrangement）与认知（cognition）的双重特质，前者表现在科技与时空的落差，后者展现出反省并批判现实。换言之，科幻文类的幻想，并非是刻意表现诗人/作者的诡奇怪异，也不是刻意脱离现实的空洞幻想，它有意建立一个与现实具有不同历史时空的“替代的现实”。
透过这个抽离的角度突显现实社会秩序的虚构性和荒谬面向，读者借此得以用崭新的视角来衡量当下的“现实”，并对此有所省思和作出价值判断。苏恩文因此把科幻文类定义为“认知上的抽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为了达到抽离的目的，求新求变的幻想/虚构特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是新的发明，不同的时空场景，或新的人物或异于人类的生命体，以及不同于作者时代的新人际关系。”
由此观之，对应温任平上述的看法，正因为科幻诗具有抽离与认知的双重特质，让天狼星诸诗人可以运用科幻文学所提供的幻想空间，摆脱现实世界的限制与束缚，表达诗人独特的世界观/宇宙观，呈现书写主体的自由视域。
身为诗人，以科幻诗作为书写对象，他们的世界观（扩大来看是宇宙观），题材由现实社会的地球人、太空人、机体人，一路扩展到外星人、外天空、银河系、对黑洞的想象、地球与星球的未来趋势、地球人的兴衰史、人类与宇宙系统的关系。这些时空场景与人物（包括地球人和星球人）成为科幻诗的叙述架构的特色。出于对科学（天文学）的新知识，这类科幻诗往往把书写的时空场景，扩大到浩瀚无垠的大宇宙，或天外有天的银河星际。其中人类不完美的主题与对现状的超越渴望，是由对（后）现代的科技科学知识的努力探索与反向思考来表达，这一点在《天狼星科幻诗选》中的大部分诗作，形成一常见的叙述结构。

张光达似有意反向操作

一般的科幻书写里，这些抒写外太空星际的宇宙世界的诗作中，叙述者/人类的命运是由人与宇宙间更强大的力量关系来探讨。代表这强大力量的是不同于人类的他者/异类，典型的异类为外星人或太空生物怪物，往往对地球人造成重大的破坏杀伤力，或形成人类认知上的惘惘威胁。但天狼星诗人之一的李宗舜似有意反向操作，在〈用心电图观察〉里借心电图观察气象，在21世纪思考地球与宇宙的另类观系：“人类相信/外星人可以信赖/平息洪水的天灾/神话的翅膀纷纷飞过来/把已知的现在装在裤袋/让残缺的未来掉落井底”，甚至兴起思古之幽情：“混沌未开六千年/没有重型机械/古埃及人会敲削/吨重岩石和汗水/堆迭砌成无缝金字塔/天衣无缝的旧世代”。
这个另类的人类与异类的和谐关系想象，在〈星空莲座〉一诗中，进一步以一种非常有趣的语言形式深刻表达出来，外来客乞讨的是一杯水，而诗人/叙述者喝的则是白咖啡，形成一种有趣的对照。
诚如温任平在序言所说，它成功消弭了吾人对外太空异类的恐惧想象。我还要指出，它利用了一个抽离的角度，替代的现实，让自我与他者近距离面对面的遭遇（encounter），却以一个现实里日常生活的语言，成功缝合了这份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和裂隙。
〈鞋子〉一诗，虽然利用了科幻的叙事框架，有意造成抽离的视角，或另一个替代的现实，但其实科幻的成分不高。但我以为这无损于此诗的素质，它相当难得的混合了科幻叙事框架与自我身分认同问题的思考。诗人要表达的中心题旨，毋宁是身分认同追寻，叩问个人与族群的离散史。科幻的太空航行情境与（后）现代的人类/族裔离散历史，这两者于是吊诡地形成一个可资对照或对话的辐凑点，前者是此去茫然未知的处境，后者则是现实宛如梦境的历史场景，两者交织缠绕出一则动人的离散与再离散的历史。离散的身分、流动的身世、继续远航、不舍昼夜的航行：“我始终不舍，始终得离去”是诗人对身分属性思考的认知差距，亦是〈继续远航〉、〈航行，加速心跳〉诸诗的一份不得不然的心境写照，展现了科幻在地化的具体成果。
李宗舜在科幻题材的取径/经上，不但想象地球人与外星人的对话沟通，期望自我与他者（或人类与异类）能够产生和谐可以信赖的关系，利用了一个替代的现实，借科幻素材叩问和省思自我的身分属性和离散认同的议题。这种种对科幻诗的书写尝试，实则成功开发出科幻诗的更多可能性，在其中运作一个不同以往的人类社会与太空异类遭逢的关系想象，让读者在阅读这些诗作后，能够扩大视野，以全新宽广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下现实社会环境的问题。这样对传统典型的科幻叙事的反向操作，既符合上述苏恩文对科幻文类理论的定义，具有认知上的抽离的双重意识，同时也达到了天狼星诗人孜孜以求的求新求变的创作目标。
可以这么说，李宗舜在《天狼星科幻诗选》中的6首科幻诗，成功运用抽离的视角，突破传统对科幻诗叙事的定型书写，科幻作为框架，其中的微言大义，对人类身分和命运作出省思，引人深思。
这是讨论人类问题的一种方式，在思考人类过去未来的身份探索与演进过程中，同时把诗人的生活观/世界观/宇宙观具体而微的呈现出来。

（南洋文艺，5/4/2016）

马华科幻诗小史（1988-2015）：取材，文体，诠释_下

张光达【文学观点】

在讨论《天狼星科幻诗选》之前，这里先做个小结。80年代末、90年代以降的马华科幻诗，主题大致如下：

一、关注环保议题，批判或讽喻现代人对环保的漠视。
二、书写星际战争，影射地球上永无停止的战争，地球人的末日寓言。
三、电脑和科技的喧宾夺主，现代人沦为科技的附庸，人性的异化与物化。

吕育陶、李笙、刘育龙、夏绍华的科幻诗不脱上述这些主题或题材。唯有吕育陶的科幻诗多了政治讽喻，利用科幻寓言来对政治现实语境作出影射、反讽和批判。另外翁弦尉收录在《不明生物》（2004）的科幻诗，除了对情欲的描绘刻划，也提出身体政治的辩证思考。关于这个时期的科幻主题和诗作举例，我另整理出一份图表作为论述的依据，这里就不赘述。
现在可以谈谈今年6月出版的《天狼星科幻诗选》，看看集中的科幻诗在取材与文体上，比较上述90年代以降的马华科幻诗，有没有推陈出新，或是有那些值得讨论的层面。我想先针对李树枝的论文的诠释方法，提出一些看法，以此来切入这部诗选。

李树枝的论文观点

李树枝的论文〈“天狼星”——科幻吗？〉，对科幻诗的定义和观点，引用的是C. Hugh Holman和William Harmon在《文学手册》中对科幻小说的定义，简要如下：必须合乎逻辑，不与现实脱节，具备“未来历史”的本质，真诚对待地球/地球人/地球生态的未来做出戏剧性但先知般预测，提出向外太空寻求人类进化的超越/救赎/避难存种之道。
《文学手册》于80年代出版，上述对科幻文学或科幻小说的定义，如果对照80年代西方的科幻文学，确实有其普遍性与适用性，现在看来已算老生常谈。显而易见地，这套诠释服膺的是现代主义进步的直线历史观，当用来阅读西方的后结构模式的科幻文学，往往捉襟见肘，并无法有效作出诠释和评价。第三世界文学，或马华文学，因为迟来的现代性（belated modernity），科幻诗于80年代末、90年代才被开发，受到诗人关注，因此上述定义颇能够贴合这个时期的马华科幻诗，并非偶然。当然这并不是说之前没人写过科幻诗，温任平说程可欣的〈银河车站〉写于1983年，李树枝论文中提到《蕉风》在1979年办过科幻诗专辑。但当李树枝用这一把尺来衡量《天狼星科幻诗选》3位诗人的科幻诗，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格格不入，无法达到上述定义的标准。这是天狼星科幻诗的素质问题，还是理论的与时代的局限，造成诠释的局限或盲点？孰是孰非？在面对科幻文学（科幻诗）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的文学类型，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视角来作出诠释和评价，才不会产生见树不见林的盲点？
科幻诗作为诗的次文类，其文体应该如何？李树枝用的是Michael R. Collings的版本：它必须是链接科学、虚构与诗3种要素的文类。特别是柯灵斯对科幻诗的语言视域：远离任何传统的形式、语言以及内容，表达“异质性”（alienness），一种内在于诗人社群的他者性质，具体独特性的科幻视域（SF vision），并于相对的独特性话语来传达这个视域。
科幻诗作为诗的一个次文类，顾名思义，它必须是以诗的语言形式来书写科幻的题材，这一点相信没有人会不同意。重点是科幻诗的语言视域，要远离传统的形式、语言及内容，表达异质性。这里所谓的“传统”，如果根据柯灵斯这篇论文写成的1989年，马华科幻诗刚起步，核子战争、外太空探索、星际争霸战、地球（世界）末日、电脑机器人，这些科技内容和科幻语言，在之前的马华诗中都是从未开发过的，都是非常不传统的，非常独特性与异质性的，完全符合柯灵斯所说的“一种内在于诗人社群的他者性质”。但是以同样的观点来看近年的科幻诗，上述那些非传统的科幻素材与语言形式，必须改写和翻新，必须被问题化来处理，因为时代变迁和经过多位诗人的重覆书写，已经论为滥调或不合时宜，读来熟口熟面，根本毫无“异质性”或“独特性”所言。新世纪的马华科幻诗有必要持续开发崭新的科幻视域，以便远离传统的内容、语言与形式。  

    以这个角度来看《天狼星科幻诗选》的诗作取材，大量出现的科技、太空、网络、环保等科技科学知识和概念，放在科幻诗的范畴，本来就没有问题。问题是科技、太空、环保这3项主题已经在90年代的诗人如吕育陶、夏绍华等人开发过，且有不少珠玉在前，天狼星众诗人要如何提出崭新的科幻语言视域来突出重围，便成了检验这部科幻诗选成败的关键。
换句话说，这些科技名词、概念与知识只是书写科幻诗的基本素材，它是否能利用这些科幻元素，来为此提出一个独特的科幻视域（或李树枝论文所说的“诗想”），给读者带来启发和省思，才是重点。比如吕育陶的〈造字术〉描绘一座遥远国度的城市，身处高度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城市的现代人，日常生活被物化，人性思考被异化，就连情人之间私密的一句“我爱你”，也因为爱字加上了金部首，借此讽喻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与爱情观念的渗透纠葛，而成了冷冰冰的情感表达，与传统上我们所认知的恋人絮语印象，完全背道而驰。这个独特的科幻视域，展现出这首诗的批判力道。
李树枝由科幻诗的异质性与独特性上来观察，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由此得出结论是周伟祺、陈浩源、温任平的科幻诗无法远离传统的形式，科技资讯概念过度而幻想性（虚构层面）不够，无法彰显异质的科幻视域。这个结论是否准确，或许也不尽然。

陈浩源的科幻诗

以陈浩源的科幻诗为例，诗中的科幻取材包括了外星人、太空、银河、太空舱、光年、仿真机器人、星际之门、时间隧道、黑洞、核爆，以及许许多多网际网络的科技电脑名词。平心而论，不少科幻素材是之前的马华科幻诗没有写过的，在科幻题材或主题上来说，不能说它没具备异质性与独特性。我的看法是，陈浩源的科幻诗，往往有一个奇特的主题和漂亮的开端，能够突破传统的语言形式，但在幻想性上则明显薄弱和不足，因此无法展现出科幻诗中更深层次的视域。
比如〈外星人的回复〉一诗开头就很新奇独特，语言形式也是非传统的，以外星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人（其实还是地球人在看地球人），彼此的交流形式也很独特，银河和流星成为发短信（短讯）的媒介，都是很新异的处理手法，最后一节的科幻想像与视域明显不足，殊为可惜。
又如〈依赖时间的地球人〉的主题也很新颖，书写对象是我上面提到的服膺进步迷思的直线时间观念的地球人，有一个很好的开头，但接下来的段落，科幻的幻想性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科技频频出现，形成强烈的现实性/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但科幻的幻想性层面却明显不足，这一点倒是这本诗选中不少诗作的缺失。不知是否跟这些诗作书写的唱酬、征文、应和性质有关？（这是温任平的序文给我的感觉，另外李树枝也指出“天狼星”这个字眼在诗中大量出现的问题，我注意到有部分诗作很生硬地嵌入“天狼星”，是否有这个必要？）处理的较好的是〈我吞下一个黑洞〉、〈无垠地表的蘑菇云〉，有崭新独特的主题，也有较为层次感的科幻视域。其他一些诗作融合了科技与传说，但科技与想像的层次不高，很难说是科幻诗，如果不以科幻诗的角度来解读，在语言形式上还是有可取之处。
诠释的路径可以有多个，不必然只有一种说法，对科幻诗的诠释也不必局限于一家之言（论）。在诗的语言形式上，李树枝采取新批评的读法，认为3人的诗乃是“非诗”，原因是他们犯了以非诗语言写诗，过多的散文语言文字，大大稀释了诗质。说“非诗”是言重了。我认为这里李犯了一个诠释的盲点，也就是以新批评和现代主义的语言观念，来解读和判断当代诗（科幻诗）的语言表现，尤其是当代诗的语言形式，具有当代生活的口语化、日常性的随机应变、后现代的不按牌理出牌等等，这些都是新批评或现代主义精英的审美观所无法处理的。从他对诗语言散文化、口语化等同于非创造性、没有诗意诗质可见一斑。
虽然他马上做出补充，援引台湾诗人罗青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散文式、口语化亦能提升诗质诗意，但这只能欲盖弥彰，暴露出他服膺的（理想中的）现代主义的诗语言观念。
他论文结语之前的一大段落对他理想中的诗作语言条件，就是得自这个现代主义高峰时期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要求诗的语言须具备或符合一套标准的文字结构、技巧、象征（意象），以便诠释者能够在诗中寻找诗意。从他情不自禁地对天狼星诗社复活前所开拓的现代主义书写的怀念，也颇能印证这一点。

周伟祺的科幻诗

当李树枝用现代主义语言观来解读周伟祺的诗作，面对周诗中当代生活语言的口语化和琐碎化，他自然寻找不到他所殷切期待的诗意和诗质。周伟祺的〈打印爱情，在秋天〉、〈全息宇宙〉、〈下一首诗〉、〈一个下午的光年〉诸诗，诗语言的叙述方式，俱与当代生活的后现代性有密切关联。在讨论后现代主义诗作时，已有多位论者指出，如果再套用传统结构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往往会造成诠释上的偏差，并无法有效切入这类诗作的语言逻辑思考，作出中肯公允的评价。
当周伟祺碰上李树枝，两人之间形成一些有趣的对照。两人都是出生于1969年，两人的兴趣都跟诗有关，不同的是李搞学术，学术专长是文学理论、现代文学、台湾和马华现代诗；周是天狼星诗社的新晋成员，对写诗充满热情，甫加入诗社数月内就写了数十首科幻诗，似乎是在为他生涯最后的日子，留下文字的见证。李运用现代主义的语言观来讨论当代科幻诗，周则以当代生活化口语化的语言书写科幻诗，这个两极化形成的反差显而易见，最终让诠释与文体各说各话，分道扬镳。
这里暂且无法对天狼星诗选作出详尽的探讨评论，那是另一篇长文的篇幅了。无疑地，这部诗选作为新世纪里第一部科幻诗选，诗人阵容颇为强盛，除了是天狼星诗社成员，不少诗人也是当代马华颇有实力的诗人；而李树枝论文以天狼星科幻诗作为研究和论述对象，应有所期待，其中的诠释方法和论述视野，值得吾人重视和省思，是马华科幻诗与诗论在新世纪里一个好的起步。
（下）

（南洋文艺，27/10/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