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5日星期二

水中月

施慧敏【散文】

南院三年级的时候,郑良树老师暑假回马给我们上庄子和书法,一回大家央求他写字,Z要的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王菲已经唱得街头巷尾皆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正是分别之际,3年来我和Z天天混在一起,课业悠闲,生活圈子狭窄,只好看书,看多了就煞有其事地写,写来写去不着天不着地愈写愈空洞,渐生乏味,在乏味中又循环地看书重覆写自己的肚脐眼,更加烦躁,想找个出口,不知怎地想到台湾去,可是没有双联或姐妹校关系又没有独中文凭,唯一的办法是申请侨大春季班,为此放弃仅剩一年的南京大学文凭,旁人都以为我们头壳坏掉了,我们单凭方刚之勇提起一口气往前冲,根本不知道真正的人生总是磨蹭,文学更是小火细焖的修练,只是在单调的青春中怀抱一个羞赧寒伧的梦罢了。

在侨大的半年,学习和生活作息一律军事化管理,哪都去不了,大家没事都是荷尔蒙发作的恋与不恋以及抢名额的竞争,充满了小家子气的小讨好小恶意。我很笃定会继续念中文系,Z一下想念哲学系一下又决定念外文系,很是心烦,念什么和写作都没关系,她却极看重,并在意以后要成为怎样的人,这一点缠绕的心思够她受的了,分发的时候我去了师大国文系,她去了高师英语系。

师大很小,大一住在女一舍五楼,床头贴窗,从窗口往下望,巷子人声叫卖声油锅爆响声静静地流过,浮着一层腻熟的烟火气,带着家常的热闹,我常在楼上看风景,没由来地多思多忧,不兴趣大学生热衷的社团和联谊,国文老师又常挑剔我的发音和简体字,就算尽力修正,乡音还是会在某个平上去入中泄了底,破声字更是让人无所遁形,到底是个异乡人,即便也得到许多友爱,亲近的时候还是自觉有点隔阂。

一学期过去,寒假回马过年,年还没过成却接到Z自沉爱河的消息。所有的故人都来探问:你是她最好的朋友,你一定知道她究竟是怎么了?我比谁都想知道她怎么了。回家前和她通的电话中,她说又想转系了,怎样都得等到下学期末她却等不了,在选择中转过来又转过去一直走不到要去的地方,连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吧,Z说不上具体的原因,说了我也不会明白,勉力谈了一会双方都索然停止,在人来人往的女舍楼梯间,我握着话筒有点惘然,竟到无话可说的地步了。

后来在医院见到Z,心有点痛有点怒,但不知是被什么被谁伤着了,只好咬牙带一点顽强和倔,像报复似的把日子过得更起劲,认真上课,勤跑各种演讲、研讨会、影展、美术展……师大台大一带书局处处,经常一待就是一个下午,许多新的名字和抽象的观念纷纷扑面而来,我拼命地看,想,汲取,是生命中的文艺复兴时期,援引古典,背诵诗词,热衷理论,即使受困于深奥的问诘一再见着自身的粗浅,却没有一丁点逼仄之感,我享受喧嚣的孤独,逐渐喜欢这一个万花筒般的城市。

大二上现代散文及习作,石晓枫老师解说杨牧林文月简媜诸人的文章,一字一句直直地撞过来,撞得我几乎听见内心的轰然巨响,初见文学的具象以及不断滋生和繁殖的意义,我有心虚有黯然有欣喜,怎么没人给我这样说过呢,我已在路上惶惑了多少时日,于是竭力摹拟刚学来的技巧,即便是表面的基本功,伎俩仍是骗不了人的稚劣,但整学期交上3篇作业之后我好像恍然明白了一点什么。班上写得好的是EN,阅读量和文字能力叫我既羡又妒,也正逢新闻台兴起,文青们写得风风火火,我潜水阅读,愈读愈自卑,人人养份充足像是枝叶错乱伸展的树,形成杂芜又庞大的绿;我却好不容易移植在阳光水份土壤一切外在条件俱足的地方,拼命地抽长以致有说不出来的怅然,才有点理解Z了,想用力偏偏使不上力,悬空的诗意让我们灰头土脸,对文学的无知和偏执又使我们受苦,旁人看我必和我期待中有落差,对他人失望的同时对自己更加绝望,Z如此敏感尖锐,难免有了随之而来的自毁。

不知道Z如蛾扑火的求美,是否影响我对创作微妙的心理,我不太去追究,又或者知识在情的触发中有着理的冷静,像是用针挑着神经微麻地清醒,又深谙许多缘故端底,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找回隐形的秩序,使我忍不住向往如此的生命质地。我决定投考东华,有山有海有湖的美丽大学,它免掉我不耐的小学关卡,又有我自许的想像与思考并行的理想生活。

东华很大,很安静,人在里头走来走去显得小和单薄,走着走着,仿佛拥有一大片完整的时间空间,可以用力地思索,寻觅,或者寂寞。我常随黄玮霜一起上课,创作所里屡屡听闻谁谁谁得奖某某某出书,和他们相比我很飘忽,尤其课堂上怯怯回答的时候,但整体氛围极好,大家很热衷,认真也很自然地谈文学,和中文所大不相同,班上不知为啥事闹别扭,我不清楚来龙去脉,母病母丧请假回马没心力关心,后又累积太多太久说不来并且不愿意回想的种种,我病了,一场接一场病了两年,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身心俱疲,以致和同学们一直熟稔不起来,但即便是相亲的朋友往来也不黏腻,研究生似乎习惯昼伏夜出,出门只为了补给粮食,或一个人散了一段很长的步,没有非要找谁非要说话不可。

那时候我又写了,写得极少,在部落格抒发心情,或为了赚取零用投稿更生日报,有时候也应星洲的蔡兴隆之邀写短小文章。一次花莲某诗人偶然读了我的碎语,把我找去谈了一下午,慷慨相授,当时虽不懂却装懂了他的话,我感谢他人的善意,可写作这回事急不来,我也没有别人以为的好,并且愈来愈不想对它有过多的期待,事实上也是力有未逮,我的心渐渐收拢在论文里,天天在拗口的文言里去了解一个目盲老人的心事,并且学习锻炼抽象思维,程克雅老师一直用极大的耐心待我,任我缓慢地摸索,不仅只是书页上的挑战,提出研究计划、执行论文、报告、辩论种种;还有心志上的搏斗,早前我倾心于知识的冷肃,不知道其中亦有忍受,更要善于抵抗苦闷。

回想起来,令我如沐春风的是吴明益老师的课了,但我不太敢跟老师多话,说什么好呢?我是如此浅薄。当时读过的书,讨论过的课题都还记得,记得深刻的更是老师清醒又温暖的特质,和佳燕或宗辉聊天的时候,话题绕啊绕不知怎地又绕到老师身上,接近一种偶像情怀了,后来宗辉去了黑潮当志工,当起鲸豚解说员,一次他形容海上的满月照下来的光,我听着,心里知道他已经更前一步去看见世界了,虽然我未曾真正成为一份子,但在某些时刻对于某些人事也能够却步,停下来想一想,一定都是老师的缘故。

还记得的是张爱玲研究课,正是知道庄信正老师和避人世的张爱玲有私交,以为上课可听到许多一手资料,岂知仅是文本细读,从没言及他和张之间的交情。只有一次,说张爱玲送他一枚汉代的钱币吧,他拒绝了,张一再搬家落了很多东西找不着了,才可惜道:早知道当时就收下,帮她留起来。后来他公开双方书信往来,我一看《张爱玲来信笺注》,果然是个谦谦君子,完全隐身不沾光。回美国前可能听谁说我身体坏,还特地打了电话来安慰鼓励一番,我铭记于心,并且相信不只对我,他应该待谁都如此。多年以后,在冷暖递嬗的时光中,这一些记忆慢慢加深了作用,我等待它逐渐产生影响。

后来搬到中坜住了两年,旁听汪荣祖老师的史学史,偶尔给莎在《破报》写书评,一礼拜和Y吃一次晚餐,两人反覆地谈着未来的落脚处,工作婚姻,家庭责任,钱,都是真实不过的家常生计,柴米油盐,里头当然不乏感叹、吁嘘,和惆怅。去留之间,我们的讨论并不能得出什么结论,既然是个选择,意味着根本无从猜测放弃的另一条路了,只是选择之际不免还是有些迟疑,徬徨,怯惧,没想到时间无声无息地转了方向,当初的隔阂竟都变成留恋,但过长的青春还是得结束,书评写了几期就不了了之,交了论文我回马结婚了。

在小小却纷扰不断的学院里兼课,经常有一种抑郁,不是哀戚,接近于叵测茫然,不把工作当谋生当成是精神追索,必然是自讨苦吃,更是想念在精神上相亲的小岛,一日千年,故事中的樵夫真的没办法再进入原有的生活了,回家的路已经变了样,他也不懂乡里人的耳语和玩笑,被一种奇特的孤独环绕,成了自己故乡的访客,原来十年有着一去不回的意义。

如果Z醒过来不知道会笑我还是笑她自己。

Y生了一个小孩不得不带着刚起笔的博论回来,在南部学院教书。当时渴求的,希冀的,都依个人的才能和际遇已实现或已幻灭,我们曾一步步走向水里的月亮,以为非走向它不可,至今才明白,活到了开始不知不觉,或有知有觉地失去某些以为必不可失去的事物之时,才会看清水中月的真假虚实。上学期有学生说老师我们来读散文吧,每个礼拜三一路读下去,读了林文月杨牧简媜诸人,一回讲解长了,结束的时候天色已经落下来,学生们匆匆作鸟兽散,我突然想起大二的散文课安排在四点至六点,下课钟声当当响起,同学们拎起书包欲奔师大夜市,只见晓枫老师坐在位子上,像是尚未从讲授的情绪中回过神来,我们早已嘻嘻哈哈簇拥走远。

我多么想对Z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南洋文艺,25/3/2014)

2014年3月11日星期二

再论华语语系(文学)话语

朱崇科【文学观点】

华语语系(文学)话语自然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话语论述,既有相对独特的立场和洞见:兼具本土性观照,重视区域华文文学,同时又可以让人具有跨学科视野。当然,它亦有自己的缺憾,如对抗性贫血和指涉新意不足等问题。更关键的是,我们也要反思中国大陆相关学界的话语吊诡,并做出进一步的良性改变,比如,设置相关二级学科,并且重启“世华文学”概念加以应对。

之所以称为“再论”,无疑前面已有论述,那就是拙文《华语语系文学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毋庸讳言,近些年来有关华语语系(Sinophone)的话语/论述颇有赓续和发展,如史书美教授对自我观点(尤其是以其论著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为代表)的丰富和部分扩充,尤其是“反离散”叙述,石静远(Jing Tsu)教授有关中国/华语(文学)当作是文化“资本”勾连外界的媒介,之间的关系远比政治对抗复杂,“华语综理”
(Sinophone governance)作为一个别出心裁的关键词可以看出论者的别具匠心。值得一提的还有陈荣强(E.K.TAN)博士立足南洋文学而做出的有关翻译语境中的不同中国性及身分认同等议题的再思考(E.K.TAN,Rethinking Chineseness:Transnational Sinophone Identities in the Nanyang Literary World[Amherst,NY:Cambria Press,2013])。当然,中国中国大陆学界也不乏相关思考和访谈。

上述各具特色的论述丰富了我们对华语语系的思考,既带给我们新的思路冲撞与问题意识挖掘,同时又因为此概念相对较新、依旧处于成长和发展中(in progress),加上有关论者可能的“我执”偏见而亦有其盲点和不见。而同样重要的是,这同样亦该引发中国大陆有关学界的反思、评鉴、吸纳与推进。


华语语系(文学):立场与洞见

毋庸讳言,日益热闹乃至喧嚷的华语语系的话语/论述对于丰富华文文学的有关研究不无裨益———如问题意识的找寻和可能的范式更新(paradigm shift),当然,它的产生和兴起也是基于目前研究现状(尤其是作为中心之一的中国大陆)的一种理论不满以及对应性创造。从此视角看,华语语系的崛起更多是一种中国大陆以外华人学者的理论表态。

(一)立足本土性

毋庸讳言,无论秉持何种华语语系的观点和立场,他们似乎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了细究各地华文文学的本土性诉求。不难看出,他们对于各个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性看重意味着他们突破了中国大陆官方/学界主流语汇中的整体性表达———那当然是中国中心(China centrism)———华文文学大同世界或“世界华文文学”表述的虚幻的一体性想象。易言之,在华语语系的视野里,不同地域和时空的文学本土生成、场域(literary field)得到仔细而切实的观照,同时,本土发展的复杂性,尤其是不同于中华文化母体的差异性更得到重视,即使中国中心主义者最引以为豪的中国性(Chineseness)也会产生“本土中国性”,和文化中国性大部分叠合,但亦有更改、冲突或发展。当然,反过来说,这也是它们可能以边缘消解中心、返回中心,甚至逆写(write back)中心,或自我超越中心的资本。

(二)跨学科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史书美的论述更多是华语语系论述(Sinophone articulations),这实际上比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literature)更宽泛些。不必多说,这也是基于她自身的特点和研究优势,同样因此其论述也有其优点,那就是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视野与强调———这种视野既是一种华族/文化的本土呈现,又是一种研究策略。

史书美指出,“‘华语语系’是地方本位的、日常实践和体验的,因此它是一种不断经历转换以反映在地需求和情况的历史性构造。它可以是一块对各种中国性建构既渴求又拒斥的营地;它也可以是一块迂回地强调民族特性甚或中国无关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的发酵之地。使用某种跟中国有历史同源关系的华语,并不必然需要跟当代中国关联起来,这正像说英语的人不必跟英国关联起来一样。换句话说,‘华语语系’的表述,可以在人类言说领域中采取所有的不同立场,单其价值决断并不必然受制于中国,而是受制于当地的、区域的,或全球的各种可能和渴求。这里没有拒斥、合并和升华(sublimation)等二元辩证逻辑,而至少是三元辩证逻辑(trialectics),因为发挥调节作用的远远不止一个持续不断的所谓‘他者’,而是有很多介质。”

不必多说,上述论述中不乏理想性元素,同时因为她更多以欧美华人族群为研究对象,而推及复杂多变的其他区域,似乎也有一些问题———比如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它拥有相对完整、坚韧的华文教育制度同时也和中国(尤其是文化上)保持密切关系。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提法更有利于研究者从更整体和立体的角度观察和思考,比如上述马华文学的研究者必须同时通晓相关历史、政治、教育和文化等诸多层面,才能真正成为优秀的专业人士,而缺乏跨学科视野则必然导致残缺、偏执,甚至是贻笑大方的外行。

当然史书美还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将华语语系上升为一种认识论,甚至她也希望强调华语语系和其他理论的对话性与连接性(conjunctive),这样一来,她就将之提升为一种高端理论,不仅立足华人研究,而且又超越华人,成为一种高瞻远瞩的理论制高点。

不必讳言,华语语系一词的出现自有其巨大功用,比如说,1.帮助我们重新反省中国大陆文学和其他华人区域文学之间的繁复关系,尽量突破褊狭的中国中心主义,而更多采用多元并存的视角看待这种既互相呼应、对话、纠缠,同时又往往从本土性和政治属性上主体性浓烈的事实。

2.提升各区域华文文学的地位,同时也通过跨学科的关联性思考强化和丰富有关区域华文文学研究,比如如果通过华语语系视角看待新加坡华文文学,同时也可以关联新加坡华人社会,乃至更庞杂的“新加坡学”。

同样,如果具体到华语语系(文学)的应用范畴时,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之前大多数概念的过于刻板和笼统,它在如下几个层面往往可以发挥较好的功效:1.有关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身分找寻问题;2.不同区域之间的地缘政治和文学创造如何互相影响,从来带来各地文学的嬗变;3.在同一个时空里,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对话、冲突乃至媾和之下的文学因应;4.作家个体在流动/离散场域中的复杂反应和书写,等等。


如何华语语系:盲点与不足

毋庸讳言,因为成长期较短,论述立场和研究对象既有关联但又千差万别,华语语系论述也有自己的问题和缺陷。比如史书美教授强调的剔除中国大陆汉语文学立场,更多是借其他区域华文文学消解大陆中心,也自然有其政治策略强调的偏执。

(一)对抗性贫血。

或许正是为了增强杀伤力、争夺更大的话语权和吸引眼球,史书美采取了相当具有颠覆性和对抗性的语汇,比如“反离散”、借用“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等等。持平而论,上述观点不乏壮士断腕、釜底抽薪的勇气,比如从此视角看,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来说,殖民历史一直在延续,可能连台湾自诩为本土的闽南人/在地人也变成了一种殖民者,相当令人震撼;但同时此观点却又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而不乏偏执。

我们不妨以其“反离散”为例加以说明,似乎是针对中国中心的论述,她把离散(华人)看作是朝向中国中心的一个行为和思想指向,并指出在离散中国人研究中,“对于以中国为祖国观念的过多倾注既不能解释华语语系人群在全球范围内的散布,也不能说明在任何给定的国家里面族群划分和文化身分上不断增加的异质性。”因此她更主张“反离散”,更强调落地生根(乃至归化)的可能性,这当然是基于欧美华人的研究个案,但东南亚华人聚居区产生的新马华文文学显然比她的概括复杂。

某种意义上说,离散或移民性是马华文学、新华文学不可逃避的命运:对于马华文学来说,整体而言,对于她的身分认同指向,如果不能上升为和马来文学平等的国家文学,那么她其实就是在国家内部永远的陌生人和流浪者,同样要面对在地霸权(local hegemony/hierarchy)的压迫,甚至同时可能是无法回归文化祖国(cultural China)的多重离散;而若归入到文学内部,留台生文学的文化认同,无论对于大马还是中国母体,都有不同的离散感。

同样,新华文学的移民性迄今未曾停歇,南来作家,以及似乎永远“新”下去的各个阶层的新移民作者(文化人、留学生、陪读妈妈、人蛇、女工等等),而新加坡的人才引进政策一直持续。回到新华文学本土内部,我曾经以英培安的《画室》为例分析新加坡华人身分认同里面的内部殖民和被离散表现,这一切,还加上优秀个体具体性千差万别的身分差异和认同,似乎在在证明了“离散”一词的巨大功用,远非“反离散”可以终止的。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史书美也曾经以东南亚国家中的马华文学为例加以说明,她认为,即使新马华人寻求本土化的意愿相当浓烈和历史绵长,而因为其身上的华人性(Chineseness,或译中国性)则往往被统治者视为是外国的(“离散的”),而不具备真正的本土资格。这样的论述不免问题重重:非常吊诡的是,这样的思维逻辑结构居然和马来人(尤其是统治者的口径)如出一辙,难道长期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永远是一种原罪的存在?必须彻底清除身上的中国性而俯首帖耳马来人的本土性实现彻头彻尾的本土化归(assimilation)?而在我看来,让大马的华人彻底同化无异于痴心妄想,过去上百年的历史事实和无数大大小小的不同种族间的现实协商、冲突、对话等等都一再说明,马来西亚社会更该是多元种族、文化求同存异之后的和谐并存,即使是占据主流的马来人也不能吃掉和同化其他种族,否则,很可能就是灾难。新马华人当然可以在中国性、马来性(Malayness)、西方现代性之间找寻一种自以为合理的协商(negotiation),从而生成本土中国性(native Chineseness),何况大马的马来人和华人都必须同样面对各个层面(经济、政治、教育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他们的主体生成有交叉和共通点?

同时,相当吊诡的是,史书美的华语语系剔除了中国大陆文学主体部分,而呈现出一种对抗性的贫血。众所周知,无论从文学生产数量(出版、读者、作家、学人培养等),还是华语文学的延续性、载体规模(如四世同堂等)等,中国大陆都是无可替代的中心之一。如果矫枉过正,那么“华语语系”就成了关起门来自己过家家的短命操作,它要么变成了和华人性日益疏远的族群研究很可能被边缘化,要么闭关锁国、落入本土门户主义自生自灭的窠臼中。某种意义上说,这和中国中心主义、大汉族沙文主义共享了粗暴和短浅的思维逻辑。

(二)实质命名:华语文学?

如果平心静气的思考和界定华语语系文学的边界,暂时刨除既有的文化政治干扰;如果单纯锁定于文学研究,理想化一点,如果排除目前的“华文文学”等概念中的权力/政治因素,其实也和华语语系文学意义指涉近乎叠合,所谓华语语系文学其实就等于华文文学/华语文学。因此,它也难免华语文学的缺憾。

比如,华文文学书写以外的华人文学创作如何涵盖和囊括?如何涵盖华人文学中的其他语种创作,如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1940-)的法语写作,作家哈金(HaJin,1956-)世界闻名的系列英语创作,强势崛起的马华作家欧大旭(Tash AW,1971-)的英文创作(具体可参拙文<论欧大旭作品中的“大马”认同确认及吊诡>,《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等等,都是未能涵容的问题存在。同理,翻译文学如何归属?也即,如何评鉴其他外语翻译成华文的文学作品?我们是把这些华语翻译文学当成是译者的再创造,还是原作者的寄生物或变异体?
黄维梁教授指出,“假如这个世界真有‘大中国(主义)’出现,而它是以王道而非霸道的面貌出现,则‘大同世界’或‘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应是全球华人人人所乐见的。不同国家地区的汉语(粗糙地说,则为中文、华文、华语)文学,其相同是存在的,差异也是存在的。然而,我们有需要‘巧’立名目,去强调划清界线式的‘阵营’、‘霸权’、‘对抗’吗?”上述假设和论点颇耐人寻味。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黄先生的这个假设更多像是物理学上的无摩擦设定,可能具有模型的假设操作/推演意义,但一旦落实到现实中来,则近乎不可能,因为华语文学的生产周边,往往是多元文化、多元种族、民族国家政治认同错综复杂,他们的居住国往往和现实中的中国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如中国和东盟),剪不断理还乱,同时,另一方面,中国何时能够真正行使“纯粹王道”(The Kingly Way),如何行使(比如现实外交的霸权因素始终利剑高悬)又是一个未知数。但抛开这个前提,黄教授有其一针见血的一面,华语语系(文学)的名称设定在无形中过于强调了政治对抗性。易言之,在文化政治的辩证对话之余,更多算是名目的变更,以便切割和大陆有关话语的关联性。

更进一步,在我看来,更新后的华语语系论述依旧不乏吊诡———为了其包含的宽泛性和幅度,必须尽量扩大边界,和其他学科理论增强关联性,但也因此可能产生相对空泛的弊端,不仅内部话语之间错综复杂、互相对抗争鸣,而且往往也有论证的可操作性匮乏的缺憾,相当一部分的论述其实只是添加了“华语语系”的帽子,更多起时髦的装饰作用,原本可有可无。


中国大陆话语的吊诡与救赎

某种意义上说,华语语系(文学)话语论述更像是一面镜子,既可以更好地鉴照区域华文文学及研究的丰富可能性,同时其产生语境和冲击力却又可以让我们反省中国大陆有关学界的话语吊诡和不足,本文力图加以简述,并找寻可能的修补乃至救赎之道。

(一)概念中的权力话语。

立足于教学科研的实际,目前中国大陆学界有关华语语系文学指涉的常用术语主要有3个:海外华文文学、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迄今为止,都在发挥功用,但也吊诡重重。

相较而言,贪图方便和权宜的“海外华文文学”的适用范围最窄,它更多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内部话语,比如可以用于减少口舌的有关课程指涉和文学范围设定,但却流传较广,比如目前中国大陆大学有关教材的命名往往是《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等等,但一旦挪用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区域华文文学身上时,就难免捉襟见肘,因为相关主体作家和研究者皆会一脸茫然和不解:谁的“海外”?为什么我是“外”而你不是?这是从1990年代就开始的质询。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个问题重重、最该被逐步废弃的概念。

(世界)华文文学原本是一个相当富有涵盖力的概念,但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现代中国大陆文学居然被命名者主动排除在外以显特殊和强大,易言之,“华文文学”变成了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文学书写,但同时令人哭笑不得的常识性

质疑就是,中国难道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还是中国大陆的主体文学不用华文书写?这样一来,其他区域华文文学的在地者就难免浮想联翩,敏感者干脆把这些概念理解为政治“收编”之用。
近些年来也有其他一些概念出现,比如朱寿桐提出的“汉语新文学”概念,他在自己主编的文学史教材<绪论>中指出,“汉语新文学”这个概念的最大优势是“超越乃至克服了国家板块、政治地域对于新文学的某种规定和制约,从而使得新文学研究能够摆脱政治化的学术预期,在汉语审美表达的规律性探讨方面建构起新的学术路径”。而黄维梁认为,这是朱寿桐从非政治化的角度看“汉语新文学”的整合性。
坦白而言,这个概念有其概括性,而使用者也显示出其良好的初衷,但此概念亦有缺陷:

(1)术语的权宜性
所谓“新文学”的“新”到底可以新多久?这100年来的文学因为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切割而显得新颖,但500年后呢?

(2)术语的隐然政治性。
我跟前辈学者黄维梁教授的看法有所不同,即使在中国大陆内部,在多元种族的大语境下,过分强调汉语和汉族其实也难免让人有种汉族沙文主义(Han chauvinism)的伏笔,乃至倾向,“汉语新文学”的命名其实对于加入中文杂质的华语部分涵盖有一种歧视感和忽略感,尤其是,如果这种异质性来源于其他异族文化,汉语一词很难真正涵盖它们,毋庸讳言,这种命名对于极具批判思维的华语语系论者来说,其实也可能有部分“殖民”倾向,因此反倒是可能政治化的。

(二)学科错置的缺憾。

研究汉语文学的学界有句耳熟能详的调侃性俗语,“一流学者作古代,二流学者现当代,三流学者作海外”。这里的“海外”自然地位最尴尬,但由此俗语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学界有关华文文学话语的吊诡另一形成原因恰恰就是学科设置的错置造成的。

相较而言,现实中国(此处循例包括台、港、澳)以外的区域华文文学,如新华文学、马华文学等,从政治角度看,它们绝对属于外国文学,但在中国大陆的学科设置中,所谓的“海外华文文学”变成了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下的分支,这不仅政治不正确(有把其他区域的华文文学变成中国文学的支流之感,而这也是我要提出“华语比较文学”的初衷和原因),而且矮化和错置了此类文学。换言之,它们和文化中国息息相关,不是一般的外国文学,虽然政治上因故可能不得不有所区隔。在我看来,中国大陆的有关学科设置必须要更具备客观性和包容性,比如设置“世华文学”二级学科,和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并列,这样可谓一箭双雕,既强化了对其崛起的尊重,同时又突出了它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大陆学界需要直面和清醒应对华语语系的崛起,并且亦有自己的考量和独特性。除了在学科设置上有所改良之外,还要启用“世华文学”这个概念,在包含上它当然涵盖中国大陆文学,同时“华”字(Chinese)既可以是华文又可以是华人。而且,在实际操作上,为了中国大陆本身教学、研究的方便,也可以析离出“世华文学之中国现代文学部分”,这样一来,可以让学生和年轻一代既具有中国文学的视野,又兼容华人文学的迁徙、嬗变,从而达到一种回溯式补充和自我建构/强化的效果。

结语:

华语语系(文学)话语自然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话语论述,既有相对独特的立场和洞见:兼具本土性观照,重视区域华文文学,同时又可以让人具有跨学科视野。当然,它亦有自己的缺憾,如对抗性贫血和指涉新意不足等问题。更关键的是,我们也要反思中国大陆相关学界的话语吊诡,并作出进一步的良性改变,比如,设置相关二级学科,并且重启“世华文学”概念加以应对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华语语系论述除了理论争鸣以外,必须要紧密结合个案作家———他们既可能是例证,又似乎是突破的新的可能性,或许也是更新术语内涵和研究范式的精妙承载。从此意义上说,各个区域的华文文学创作必须先创造出更多的经典,这无疑既是不同区域华语文学辩证、对话、比较的基础,又是发展和升华理论深度和高度的载体,良性互动如要展开则缺一不可。

(南洋文艺,2014年3月11、18、25日)

2014年3月4日星期二

选文标准、当代视角、 境内马华文学

张光达【文学观点】

《与岛漂流》书影

由林春美、陈湘琳主编的马华当代散文选《与岛漂流》,时间上收录了2000-2012年间发表的优秀散文作品,空间上则限制在本地的文学副刊和刊物(主要是选自两报一刊:<南洋文艺>、<文艺春秋>、《蕉风》,无论是质或量来说,都有代表性)。首先必须给予肯定的是,这部散文选为这段时间的马华文学保存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56位作者,81篇散文),让那些将来有意研究马华文学的学者提供一个管道,得以窥见新世纪马华散文的整体趋势或特色(作品的主题和题材、几个重要的书写关怀议题、不同年龄层作者的语言特色,这在选集前的林春美序文中多有着墨,读者可自行参考,但未必要照单全收)。而对一般读者来说,如果不具备什么文学理论,散文的平易近人,再加上选集中作品大量的日常生态书写,丰富的想像力,洗练流畅的语言文字,读者自可在其中感受文字的亲和力。换言之,无论是对专业读者或普通读者来说,各取所需,说这是一部具有“可读性”的选集,应不为过。

先谈谈选文标准

先谈谈它的选文标准。一部以13年作为断代的马华当代散文选,以发表作品的素质好坏为选录考量的重点,而不以代表性作家/散文作者为前提再来筛选作品,这是一个较为明智的方法。

如果以代表性或名家为前提的做法来处理,那么首先在作者清单里肯定会纳入一些人,排除一些人,要命的是在那些被排除的名字里,好作品流失的风险极大。除了遗漏掉好作品,往往会引来他人质疑和诟病,被选的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何在?谁该入选,也较具争论性,要对代表性作出解释(名气大?多产?资深?),往往捉襟见肘。尤其是马华文学,近十年来要推出数位公认的散文家,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一来马华文坛没有多少个全职作家(写专栏的倒不少),二来只有一小部分作者把写作重心放在散文上,其他大部分作者的写作重心显然在诗或小说上面(扫瞄一下选集目录,不少写诗与小说成名的作者入选,即可印证这一点),他们在诗或小说写作的成就盖过散文是事实,散文对于这些作者或许只是副产品。即使把条件设得宽松一点,入选作者中以散文成名的也只有钟怡雯、林金城、杜忠全、潘碧华、林春美、龚万辉寥寥数人,与56位入选作者的人数不成比例。因此以作品素质为依据的筛选方式,能够较全面的为这段年限内的马华散文留下宝贵的见证。

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悖论,何谓“佳作”?如何定夺某篇散文的优良素质?怎样的作品是好作品?如果不像以代表性作者为考量那般较具争论性,所谓“优秀”的取决条件似乎也不是透明一致的,服膺不同人生观(语言观)的编者对此的看法,往往存在极大的差异,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那些作品被选入而另外一些被淘汰。

当然,其中一个解决的方法是编者要尽量做到客观,尽量把争议减到最低(不免也存在争议),编者最好是一人以上(就本书而言,主编2位,编委3位),能够互补彼此的长短处,专业公平对待每一篇作品,抛开文学主义观念的偏食(或废食)态度,采取包容多元的审美感知,对于文学语言成规的基本共识还是必要的。

再来谈谈入选作者

再来谈谈入选作者,从前辈作家白垚、杨际光、雨川到年轻一代的作者施慧敏、牛油小生,可谓老中青齐聚一堂,应有尽有,从中让我们得以窥探近十年来不同年龄层的作者走向,他们或有着相同的议题思考,或存在差异的语言观念,可以成为读者或论者的切入点(前者编者序文谈了不少,后者有待论者作出细致的论证),凸显作家的书写与生活和整个大环境息息相关,而各别作者(尤其是写作年龄较久的作者)自身的书写风格变化,也可以借选集中的作品来与作家以往作品特色参照比较,检讨其转变的面向及其得失。

同样的题材在某个相同年龄层的作者之间也许有着较高的同质性(比如前辈作家的历史记忆、文化传承、国家独立、政治冲突、马共),那是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时代所共享的文化资源,但是各别作家服膺迥异的文学观(语言观,因此势必也属于作家人生观/世界观的一部分),对同样的历史事件,除了文字表现手法大异其趣,作家的关怀视角或对历史论证的态度往往也会很不一样(试比较白垚、杨际光与张景云在同一段历史岁月上所作出颇不一样的关怀视角)。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那些更年轻一代的作者身上(日常生活、消费主义、都市异化的心灵、现代空间的流动),因此透过一部当代散文选的阅读,可以得见时代/世代的审美观与物质生活的融合,各个作家的立场或观点形成辩证或对话。显然,理想或优秀的文学作品(不限于散文)的各个层面和因素很难与特殊历史语境及作者的语言观/人生观切割开来,透过作家对“当代”的审美实践,得以联系现时对过去的丰富解读。另外地域方面选集也含纳东马的作者(但不知编者的“境内”是否也包括东马一带出版的文学书刊?),东马作者仅有杨艺雄、沈庆旺等少数人入选,这一点可以理解,相对于西马发展蓬勃的华文文学,砂沙两地华文文学较为弱势是事实。难能可贵的是东马作者无论在作品取材,或是属性认同,却颇为自觉的展现了敏锐的在地视角,透过这些散文,砂华文学的独特性呼之欲出。这一点延续了陈大为、钟怡雯所编纂的《马华散文史读本》的其中一项特色(见该书第三部,亦可参考陈大为的“三大板块”论)。

关于境内/境外马华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在选文方面,特别说明“境外马华文学”(在马来西亚国境以外书写、发表、出版、被阅读),可能造成马华文学发展的主流趋势,最终形成国内的受众距离遥远,因此执意在本书中只选录曾在本地平面媒体发表或出版的散文作品,以呈现2000-2012年间的马华境内散文的景象。确实,由于马华文学出版机制的不健全,近年来不少马华作家都在国外如台湾中国等地出版书籍(包括我本身),另外在台湾学界的黄锦树与张锦忠等人书写马华文学,论述马华文学,提出“离散文学”(张锦忠)或“无国籍华文文学”(黄锦树)等概念,清楚标示出彼等身处国外/境外的发言位置(positiontaking)。在境外马华文学的语境下,张锦忠把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链接到离散文学论述(也可参考李有成<离散与家国想像>)。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版本比较强调移民后裔的在地认同和文化糅杂,张锦忠的(再)离散则强调文化主体的流寓/离心状态。究其实,在地与离散并非截然对立,两者可以并存(在地也可能具有流放意识,反之亦然),但过于执著境外(在台)马华文学离散的面向,以此类推所有马华作家的现实处境,只能说描述了局部的事实,其风险是架空了在地认同/意识的面向,无法彰显马华文学身分属性的复杂面向与他性(alterity)。正是在这样一个思考的基础上,我认为编者兼序文作者林春美展现了身为编者的充分自觉,但也不经意间透露了几许焦虑心态。“境内马华文学”
(姑且称之)这一个发言位置标示出这本散文选一个特殊的属性定位,比较接近史书美版本的“反离散的华语语系文学”,但不应该把它视为“正-反:境内马华文学vs境外马华文学”的二元对立/对抗。毋宁是提供我们读者或受众一个在地的当代视角,当然必须认清的事实是在地并不是固定的,也恒常处在流动之中(这是文化揉杂的一部分,历史书写也一样)。离散的文学(作家/文本/出版)可以反馈(境外马华文学作品在境内马华文学发表,境外马华文学论述提升马华文学能见度),境内的文学也可以旅行(境内马华文学在境外出版、得奖、发表作品,然后又回流在境内传颂),这种交流是双向交叉式的,或是我在其他地方称为“后离散”的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林春美没有明言的是,境内马华文学其实已包括了境外马华文学(散文选有近十位作者人在境外),我们不应该再用地理决定论的眼光来定位文学。《与岛漂流》作为书名,林春美说:或许是离岛漂流,抑或与岛漂流,透露些许线索。在离散论述、华语语系文学方兴未艾的此刻,出版一部马华当代散文选,提出“境内马华文学”,令人思过半矣。

4/2/2014

(南洋文艺,4/3/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