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打芭蕉风亦寒
——访《蕉风》三前编辑谈旧事（下）
《南洋文艺》1999年8月27日（星期五）D5版
/张永修 整理
问：《蕉风》在林春美手上休刊，请问林春美您当时的感受如何？曾做过怎样的补救工作？这变化是否与当时订户减少有关？当时订户大约多少？
林：《蕉风》是一份重要的文学刊物，四十多年的编辑阵容里出现了一些名字不会被遗忘的编辑，我当然不会因为自己赶得及去那么“与有荣焉”一下而“庆幸”。是去年十二月底吧，休刊的消息传来，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天啊，怎么偏偏让我遇上这样的事情？《学报》停刊让一些有关联的名字多少都沾了一点阴影，虽然这两件事绝不能够相提并论，但这个前车之鉴实在教我无法不自私的先想想自己。作“末代”总是倒霉的，《蕉风》停了，所有在我这短短一年又两个月的任期里已做的和迹象显示将做的，根本不会有机会成什么气候，以后的记录大可不存在也不论；倒是这个执行编辑的名字，极可能会变成《蕉风》停刊的印记，让以后的不知情者人赃并获的呈堂：“喏，《蕉风》就是停在这个人手上。”－－其实不必等到以后，已经有相熟的朋友疑心的问：“是不是因为你太贵了，所以《蕉风》想藉休刊换一个执行编辑？”我很感激这个朋友的坦率，也可以因而想像朋友尚且如此想当然尔，更何况其他人。
其实，十年前许友彬领的津贴是五百零吉，十年后我领的津贴也是五百零吉，十年来编辑费零度通胀，我应该说是太 cheap 了才对。甚至在我的任上编辑部都不曾订阅过一份杂志以为参考；我得以参考和选取插图的杂志书籍，都是问朋友借来、或从姚先生和之前几任编辑留下的旧书堆中找的。我唯一比较“花”（如果非得用这个字的话）《蕉风》的钱的，是因为不忍心把一些好稿压得太久，所以有好几期的页数超出了改版时说好的 80 页。
若照姚先生“从 1955 年创刊开始每期亏 1500 元，到后来二、三千元，到现在每期倒贴大约 6000 元”的说法，我们当然要承认出版经费是提高了，然而，菲林、纸张等印刷材料的价格上涨却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再说，改版后封面和内页的纸质改良、页数增加，都是把成本拉高的原因。我想这些开销不应该算到我的账上吧。
至于我采取什么补救方法……我应该采取怎样的补救方法，如果这一回问题不是出在编辑方面？把《蕉风》编得好在我是责无旁贷的，但是同时也要确保它卖得好我就有心无力了，我不懂得直销文学。那些以为换个执行编辑就可以刺激刊物销量的人，大概先假设了产品素质和需求量的关系是绝对相应的吧。
－－然而话说回来，难道《蕉风》休刊是因为销路大降／订户骤减的缘故吗？去翻一翻记录，482 改版之前的订户人数在 160 左右，到 488 休刊前，订户已有 300 名，另外在书店、大专院校、中学华文学会的发行量也上升了。销量增加的幅度论巴仙率是大的，但论数量却还是很小的。这是很无奈的事情。所以如果要问有什么补救方法，可以让《蕉风》不休刊，我只能回答：如果我有一大笔钱的话。
通俗路线生存之道？
问：您认为读者多寡与刊物的素质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没钱可以办文学刊物吗？走通俗路线是否是文学刊物生存之道？您的时期，订户大约多少？
梅：没钱不可能办好一份杂志，“同仁杂志”只可当作人生经验，不可能当作人生的全部。文学刊物要办得成功，亦要像其他性质的刊物一样，要具有专业性。玩票的、业余的都不能长久。
文学刊物走通俗路线则如俗语说的“两头不到岸”，那非生存之道。
《蕉风》的订户向来都是三、四百。60年代是高峰时期，那时的订户据说上千。
刊物的素质与读者多寡当然有关系，不过文学刊物的读者群向来都不大。据我所知，《中外文学》的刊印量也不过两、三千本，而台湾是一个相当纯粹的华人地区，谙中文的人口等于这里的七、八倍。
许：读者的多寡与刊物的素质的关系奥妙，其中又牵涉到社会的阅读风气，而有阅读风气也不一定偏向文学，目前的趋势，可能偏向资讯和娱乐。照理说，高素质的刊物应有更多读者。但文学刊物不一定如此，文学水准高，曲高和寡，可能读者更少。读者少的刊物又不一定有水准，编得很烂的刊物一样没有人要看。文学刊物的好坏，只要对文学有修养的人都看得出，不能以读者的多寡来衡量。
走通俗路线无疑的可以提高销量，但不是文学刊物的生存之道，可能是文学素质的死亡之道。听说上海最畅销的刊物是《故事会》，《故事会》走的正是通俗路线。《故事会》中的一些文章，其实是改写自文学刊物的小说。把小说“通俗化”，虽然故事还是很精彩，文学素质已经不见了。文学刊物若是靠销量来生存，必须先推动社会的文学风气。社会的文学又得靠文学刊物来推动，这就变成鸡和鸡蛋的故事了。
林：我们不妨借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上离我们较远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或许可以“冷静”一些：在五四前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最高印数是 1 万 6 千册，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最高印数是 1 万，这两种刊物在当时的影响及其声望是相当大的，但论销量，却还是不敌专门刊载言情、黑幕等通俗文学的《礼拜六》周刊，这份刊物的最高印数达 2 万册。那样的数据还必须就中国的识字人口而言。读者的基本倾向，可以作为一时一地之阅读品味与文化水平的反映来对待；作为编者，我比较相信好的作者或坏的作者的大量／频繁出现，才真正与一个刊物的素质大有关系。通俗文学固然有它本身的意义，而迎合市场口味也许也可以赢得更多读者，但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定力很清醒的回过头来问问自己：到底《蕉风》要的是什么？
问：《蕉风》在今年一／二月号出版之后休刊，半年多来，文学团体对此反应冷淡。您看法如何？
梅：完全在意料之中。
许：文学团体对《蕉风》休刊的反应冷淡，不足为奇。很多人都知道《蕉风》近几年来只是在挣扎求存，在这个经济风暴的当儿，很多资讯与娱乐杂志都纷纷倒下、《蕉风》为文学刊物，挣扎不下去，正是意料中事。文学团体似乎都很穷，也许因为自身没有财力支援，都不敢出声。我个人倒希望能有热爱文学的人挺身而出，拯救《蕉风》。
林：经济不景加上世纪交替的惶惑不安情绪是不是造成文学界对文学（不仅《蕉风》，但也不包括嘉年华式的文学活动）普遍冷感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不应该越俎代庖去帮姚先生处理他的“家事”（当然，这么说并没有排除姚先生等人首先要有“发起”、“号召”等行动的必要性。）？又或者，是我自己该重新估量一直以来是不是都太高估了《蕉风》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马华文坛好的刊物本来就不多，如今再少了一个，当然是悲哀的。
问：如果林春美您事先知道您只能编7期《蕉风》，您会怎样做？
林：我在接手《蕉风》的时候就已经想过将来离开的问题，但万万没料到是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以这样尴尬的姿态。我非常清楚《蕉风》不是我的私产（就它对马华文坛的某种象征意义而言，甚至也不应该是／被当成是任何人－－包括姚先生－－的私产，虽然姚先生和前友联董事对《蕉风》的奉献精神是应该被肯定的），我当然也没有以“蕉风编辑”作为永久名衔的需要。我原本的构想是迟则五年吧，就应该帮《蕉风》物色一个更有干劲更理想的执行编辑。7期的《蕉风》只能算是一场热身运动，一个温柔敦厚的过渡期。在我后期依然模糊然而却逐日成形的预见中，好戏应该还在后头。既然突如其来的休刊已让一切胎死腹中，对于“如果早知只有7期会怎么做”就算心中有数，我说不出来，也不会说出来。
问：如果《蕉风》复刊，您认为由哪个单位接管较有保障（即不至于短期内再面对休刊的困扰）？它须具备哪些条件？
梅：我想不出有任何团体可以接管《蕉风》。
许：《蕉风》若能复刊，最好是有独立的基金会，而不是由哪个单位接管，除非有单位接而不管。《蕉风》是文学刊物，文学必须有自由的天地，编辑方针不容干涉。但我相信，如有单位要接管，也许有它的目的。如果《蕉风》变成某个单位的工具，那《蕉风》已不再是《蕉风》，不被接管也罢。
林：如果将来“蕉风基金”成功设立的话，我私底下希望，日后接管《蕉风》的最好包括这三方面的人：（一）与《蕉风》多少有点渊源，真心爱护它，不会轻易让它死掉的人；（二）尊重文学，必要时情愿《蕉风》停刊也不要让它以文学刊物之名亵渎文学的人；（三）善于打理“基金”财务，并清楚《蕉风》的非功利性质，既不会让它永远严重亏本以致无法再出版下去，也不会把它出卖给市场的人。－－当然，讲是容易的，而实际上的“蕉风基金”的筹划与落实，以及复刊后的《蕉风》的经营，却还不晓得需要多少努力和智慧。对将来那些出钱或出力的人，我预先向他们致敬。
（续完）
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
雨打芭蕉风亦寒（上）
雨打芭蕉风亦寒
——访《蕉风》三前编辑谈旧事（上）
《南洋文艺》1999年8月24日（星期二）D5版
/张永修 整理
创刊于 1955 年 10 月，间中不曾因经济或政治因素停刊过，连续出版了 43 年的《蕉风》，堪称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中文文学刊物，在今年出版了一、二月号后，却置上了休止符，宣布休刊。《蕉风》在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上扮演着积极的角色。目前在文坛活跃的作家，不少曾经是《蕉风》的作者。然而，《蕉风》休刊，文学界的冷漠态度却近乎麻木，文学团体也不见有任何行动，是不是经济风暴造成大家无暇顾及文学？
这里，我拟了几个问卷，以电邮或传真，访问了三位不同时期的前《蕉风》编辑，请他们谈谈他们在任期间的事情，及各自对文学刊物浮沉于市场的看法，以便让读者更了解文学刊物的运作。三位前《蕉风》编辑是－－
梅淑贞（简称梅）：休刊前《蕉风》顾问之一，80 年代《蕉风》编辑，目前为某公司财务主管。
许友彬（简称许）：休刊前《蕉风》编辑团成员之一，友联公司前职员，目前是红蜻蜓出版社董事、专职作家。
林春美（简称林）：休刊前《蕉风》执行编辑，目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班研究生。
——
问：请先说说您加入《蕉风》编辑部的渊源和离开的因素。并说说您的任期（年份月份）及在任期间的刊期。这期间是否有人在编务上协助您？您之前之后的编辑有谁？
许：我中学时期的一个愿望就是担任《学生周报》和《蕉风》的编辑。大学毕业后，我去客串编《学报》一年（1980年），当时的主编是张爱伦（张锦忠），另一位编辑是黄协海（黄学海）。我们三人的交情甚好，几乎天天都在一起。张锦忠兼任《蕉风》执行编辑，《蕉风》的编辑室也就是《学报》的编辑室。《蕉风》的编务我们都很关注，只是我帮不上什么忙。
张锦忠离开《蕉风》后，一度又回来，那是1984年吧，当时我也从沙巴回来。张锦忠还想去台湾念研究所，他叫我接编《蕉风》，我不敢答应，觉得自己不够资格。那时，《蕉风》有两位全职编辑，另一位是伍梅彩。
后来，王祖安取代了张锦忠的位置。王祖安之后就是我了。王祖安在1988年离开《蕉风》，编至421期。我接编时，大约是1988年10月份，接手421期，做第一个封面。那年，还有伍梅彩协助我。伍梅彩全职工作，我只是兼职。早上我去学校教书，下午去编《蕉风》，晚上还得去马大图书馆准备硕士论文。
我一直编到 443 期（1991 年 7、8 月号），间中离开了两个月。在编《蕉风》时我觉得很吃力，时间精神不足应付，一面编一面物色更好的人选。后来我找到程可欣。程可欣编了一期，身体不适，又把我叫回去。
离开《蕉风》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压力，自己赚的钱入不敷出，没办法之下只好放弃编《蕉风》。第 444 期《蕉风》由小黑和林月丝接编。
梅：当白垚仍是蕉风的执行编辑，也即是 70 年代初，我已经常在他的编辑室进进出出。有时帮忙看看稿、作些校对，或一些翻译。这段时间不知是否可以称之为“加入”时期，因为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张锦忠一人身兼二职主编《蕉风》与《学报》那几年间，差不多每个星期六下午，我都会过去打打牙较八卦一番，有时也会看看稿作点翻译，通常那是徇编辑的要求才做的。
过后紫一思接编，由于他另外还有一份繁忙的正业，而我由于地利关系，有时还替他发稿打字。
我真真正正一手两脚（天天往返办事处与《蕉风》编辑部两次）是 1983 年 5 月到 1985 年 4 月，除了一般的编务，还负责计算、购买邮汇与寄出稿费。1985 年中有小孩之后，我不能再像以往般一天疯狂工作 15 个小时。
在我之前的是周清啸，他编了大约半年左右。在我之后是伍梅彩（韵儿），她是全职编辑。因手头上没有当年《蕉风》，刊期已不记得，年月则如前述。
林：我没有编辑杂志的经验，也不曾在马华文坛领过什么大风头，很多人都很好奇《蕉风》怎么突然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来撑大局。我想这应该问许友彬。他曾经说过因为看中我的“家世清白”——因为没什么背景，所以也就相应没什么文坛恩怨。当时姚先生想把编辑部移师吉隆坡，需要在这里物色一个至少不为各派人马所排斥的人执行编务，我的“清白”可能是最初被考量的因素吧——虽然我相信友彬后来肯定知道我真正的好处绝对不在此。至于我自己这一方面，要接受这个任务当然不免先战战兢兢一番（毕竟在中学时代的最初印象里，《蕉风》曾经是如此高不可及）。这是一个使命，而我刚好对马华文学有一点企图心－－能不能在创作方面松动一些所谓的敏感地带和包容更多的异质？能不能在文学批评方面鼓动更大的理性与勇气？能不能在文学借鉴方面推开多几扇视窗？－－我愿意如此挑战自己，和整个马华文学界。只是现在说起来好像有一点出师未捷的感觉。
我从 1998 年 1、2 月号改版的 482 期开始编起，到 1999 年 1、2 月号推出 488 期休刊特大号告一段落，前后编了 7 期。这段期间，《蕉风》的打字、发行、稿费处理等工作由友联同事分担（见 488《蕉风》许友彬〈蕉风六记〉和我的编辑室报告），除此之外的从策划、约稿、审稿、组稿、校对、美术设计、图片处理、电脑排版等都由我一手包办。内举不避亲，我必须很坦诚的指出在编务上给我最大协助的是我的先生，他是我还未成型的计划、构思、狂想、游戏等的讨论／辩论对象，是编版细节方面为我指出许多当局者迷的盲点的“异议分子”，也几乎是我每一期《蕉风》的三校稿的义务校对员。
此外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编务，但却对我的编辑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是：顾问团里的陈瑞献和小曼－－瑞献不时传真过来的支持与鼓励，小曼每一回收到新的《蕉风》之后电话中的兴奋语气，都让我一次又一次士气高昂；多番在专辑稿件供应方面大力配合、绝少迟到的作者如张锦忠、黄锦树、张光达、庄华兴等；（之前）并无交情，但却常常让我感觉他们的真诚与期待的年轻朋友如曹伟、千城、翁弦尉等……再说下去就好像在为《蕉风》“泣谢”了，总之，这些人都让我觉得不应该辜负。我之前的《蕉风》编辑是小黑朵拉。
编辑去留与薪水有关？
问：听说很多《蕉风》编辑是半义务的，或一人兼编《蕉风》和《学报》两份刊物，非友联职员多属拿津贴，如陈瑞献在 1969 年只拿 12 元邮政津贴（没有薪水），张锦忠 1976 年的月薪马币 180 元。您介意公开您当年的薪水或津贴吗？您认为编辑的离去是否与薪水或津贴过少有关？
梅：一如紫一思与周清啸，我编《蕉风》是业余的，当年拿的车马费津贴是马币五百。别的编辑我不能代表他们说话，我本身因有一份待遇颇厚的正业，编辑的薪水或津贴多少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时间不够分配，因而影响刊物的水准与自身的健康。
许：《蕉风》编辑并非都是义务的，在我之前，祖安和梅彩是全职的，不过薪水不高。我编《蕉风》时，梅彩还是全职的。后来梅彩移居美国，留下我一个人时，就没有全职编辑了。别说全职编辑，其实没有任何全职员工，很多拉拉杂杂的工作，都是友联职员义务帮忙的。我当年的津贴是每月五百零吉，两个月出一期《蕉风》。一期《蕉风》的编辑费一千零吉，以《蕉风》的成本来说是蛮高的，对我个人来说却只够车油钱和晚餐钱（我因下午就去《蕉风》编辑室，不能在家吃晚餐）。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从《蕉风》那儿得到更多钱，我只能往别的地方想。编《蕉风》时期，我换了三份工作，却找不到一份待遇好又能兼职编《蕉风》的。我的情形姚先生很清楚，他也尝试帮助我安排一份“优差”，只是不成功而已。如果当年安排成功，我应该会继续编下去。
林：我不是友联的雇员，也不在《蕉风》“谋职”。《蕉风》每个月给我的五百零吉，姚先生最初找我时已声明这是交通津贴。我想大部分《蕉风》编者在意的不是钱吧，如果不是有一点点文学理想的，谁会把精神和时间耗在这小小的数目上？
问：《蕉风》在许友彬手上由“月刊”变成“双月刊”，请问许友彬您当时的感受如何？您曾做过怎样的补救工作？这变化是否与当时订户减少有关？当时订户大约多少？
许：《蕉风》从“月刊”变成“双月刊”，不是因为订户减少。当年的订户约有四百多位，在我编《蕉风》那三年，订户人数波动不大。《蕉风》变成“双月刊”是因为“不能够一直这样亏下去了”。我们尽量削减开销，从三位全职职员（两位编辑和一位发行），到一位只拿津贴的兼职职员。我做过怎样的补救工作？我那时的职权只是编务，似乎不能做多少补救的工作。我那时知道，一位时间有限的兼职编辑很难把《蕉风》办好，对自己编的那几期都不满意。我们很想找一位年轻的全职编辑，但他必须能吃苦、有才干又肯拿低薪。这样的人找不到。那时我们编《蕉风》，不止编，还得做校对和剪贴的工作，其实大半时间都花在校对和剪贴。我能做的改变只是“表面功夫”。年纪大的读者说字太小，我就把字改大一号，结果遭年轻读者抗议，说我要办“老人报”。年轻读者要简体，我们就改简体，结果又给老读者骂。
（上，下期续完）
——访《蕉风》三前编辑谈旧事（上）
《南洋文艺》1999年8月24日（星期二）D5版
/张永修 整理
创刊于 1955 年 10 月，间中不曾因经济或政治因素停刊过，连续出版了 43 年的《蕉风》，堪称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中文文学刊物，在今年出版了一、二月号后，却置上了休止符，宣布休刊。《蕉风》在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上扮演着积极的角色。目前在文坛活跃的作家，不少曾经是《蕉风》的作者。然而，《蕉风》休刊，文学界的冷漠态度却近乎麻木，文学团体也不见有任何行动，是不是经济风暴造成大家无暇顾及文学？
这里，我拟了几个问卷，以电邮或传真，访问了三位不同时期的前《蕉风》编辑，请他们谈谈他们在任期间的事情，及各自对文学刊物浮沉于市场的看法，以便让读者更了解文学刊物的运作。三位前《蕉风》编辑是－－
梅淑贞（简称梅）：休刊前《蕉风》顾问之一，80 年代《蕉风》编辑，目前为某公司财务主管。
许友彬（简称许）：休刊前《蕉风》编辑团成员之一，友联公司前职员，目前是红蜻蜓出版社董事、专职作家。
林春美（简称林）：休刊前《蕉风》执行编辑，目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班研究生。
——
问：请先说说您加入《蕉风》编辑部的渊源和离开的因素。并说说您的任期（年份月份）及在任期间的刊期。这期间是否有人在编务上协助您？您之前之后的编辑有谁？
许：我中学时期的一个愿望就是担任《学生周报》和《蕉风》的编辑。大学毕业后，我去客串编《学报》一年（1980年），当时的主编是张爱伦（张锦忠），另一位编辑是黄协海（黄学海）。我们三人的交情甚好，几乎天天都在一起。张锦忠兼任《蕉风》执行编辑，《蕉风》的编辑室也就是《学报》的编辑室。《蕉风》的编务我们都很关注，只是我帮不上什么忙。
张锦忠离开《蕉风》后，一度又回来，那是1984年吧，当时我也从沙巴回来。张锦忠还想去台湾念研究所，他叫我接编《蕉风》，我不敢答应，觉得自己不够资格。那时，《蕉风》有两位全职编辑，另一位是伍梅彩。
后来，王祖安取代了张锦忠的位置。王祖安之后就是我了。王祖安在1988年离开《蕉风》，编至421期。我接编时，大约是1988年10月份，接手421期，做第一个封面。那年，还有伍梅彩协助我。伍梅彩全职工作，我只是兼职。早上我去学校教书，下午去编《蕉风》，晚上还得去马大图书馆准备硕士论文。
我一直编到 443 期（1991 年 7、8 月号），间中离开了两个月。在编《蕉风》时我觉得很吃力，时间精神不足应付，一面编一面物色更好的人选。后来我找到程可欣。程可欣编了一期，身体不适，又把我叫回去。
离开《蕉风》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压力，自己赚的钱入不敷出，没办法之下只好放弃编《蕉风》。第 444 期《蕉风》由小黑和林月丝接编。
梅：当白垚仍是蕉风的执行编辑，也即是 70 年代初，我已经常在他的编辑室进进出出。有时帮忙看看稿、作些校对，或一些翻译。这段时间不知是否可以称之为“加入”时期，因为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张锦忠一人身兼二职主编《蕉风》与《学报》那几年间，差不多每个星期六下午，我都会过去打打牙较八卦一番，有时也会看看稿作点翻译，通常那是徇编辑的要求才做的。
过后紫一思接编，由于他另外还有一份繁忙的正业，而我由于地利关系，有时还替他发稿打字。
我真真正正一手两脚（天天往返办事处与《蕉风》编辑部两次）是 1983 年 5 月到 1985 年 4 月，除了一般的编务，还负责计算、购买邮汇与寄出稿费。1985 年中有小孩之后，我不能再像以往般一天疯狂工作 15 个小时。
在我之前的是周清啸，他编了大约半年左右。在我之后是伍梅彩（韵儿），她是全职编辑。因手头上没有当年《蕉风》，刊期已不记得，年月则如前述。
林：我没有编辑杂志的经验，也不曾在马华文坛领过什么大风头，很多人都很好奇《蕉风》怎么突然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来撑大局。我想这应该问许友彬。他曾经说过因为看中我的“家世清白”——因为没什么背景，所以也就相应没什么文坛恩怨。当时姚先生想把编辑部移师吉隆坡，需要在这里物色一个至少不为各派人马所排斥的人执行编务，我的“清白”可能是最初被考量的因素吧——虽然我相信友彬后来肯定知道我真正的好处绝对不在此。至于我自己这一方面，要接受这个任务当然不免先战战兢兢一番（毕竟在中学时代的最初印象里，《蕉风》曾经是如此高不可及）。这是一个使命，而我刚好对马华文学有一点企图心－－能不能在创作方面松动一些所谓的敏感地带和包容更多的异质？能不能在文学批评方面鼓动更大的理性与勇气？能不能在文学借鉴方面推开多几扇视窗？－－我愿意如此挑战自己，和整个马华文学界。只是现在说起来好像有一点出师未捷的感觉。
我从 1998 年 1、2 月号改版的 482 期开始编起，到 1999 年 1、2 月号推出 488 期休刊特大号告一段落，前后编了 7 期。这段期间，《蕉风》的打字、发行、稿费处理等工作由友联同事分担（见 488《蕉风》许友彬〈蕉风六记〉和我的编辑室报告），除此之外的从策划、约稿、审稿、组稿、校对、美术设计、图片处理、电脑排版等都由我一手包办。内举不避亲，我必须很坦诚的指出在编务上给我最大协助的是我的先生，他是我还未成型的计划、构思、狂想、游戏等的讨论／辩论对象，是编版细节方面为我指出许多当局者迷的盲点的“异议分子”，也几乎是我每一期《蕉风》的三校稿的义务校对员。
此外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编务，但却对我的编辑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是：顾问团里的陈瑞献和小曼－－瑞献不时传真过来的支持与鼓励，小曼每一回收到新的《蕉风》之后电话中的兴奋语气，都让我一次又一次士气高昂；多番在专辑稿件供应方面大力配合、绝少迟到的作者如张锦忠、黄锦树、张光达、庄华兴等；（之前）并无交情，但却常常让我感觉他们的真诚与期待的年轻朋友如曹伟、千城、翁弦尉等……再说下去就好像在为《蕉风》“泣谢”了，总之，这些人都让我觉得不应该辜负。我之前的《蕉风》编辑是小黑朵拉。
编辑去留与薪水有关？
问：听说很多《蕉风》编辑是半义务的，或一人兼编《蕉风》和《学报》两份刊物，非友联职员多属拿津贴，如陈瑞献在 1969 年只拿 12 元邮政津贴（没有薪水），张锦忠 1976 年的月薪马币 180 元。您介意公开您当年的薪水或津贴吗？您认为编辑的离去是否与薪水或津贴过少有关？
梅：一如紫一思与周清啸，我编《蕉风》是业余的，当年拿的车马费津贴是马币五百。别的编辑我不能代表他们说话，我本身因有一份待遇颇厚的正业，编辑的薪水或津贴多少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时间不够分配，因而影响刊物的水准与自身的健康。
许：《蕉风》编辑并非都是义务的，在我之前，祖安和梅彩是全职的，不过薪水不高。我编《蕉风》时，梅彩还是全职的。后来梅彩移居美国，留下我一个人时，就没有全职编辑了。别说全职编辑，其实没有任何全职员工，很多拉拉杂杂的工作，都是友联职员义务帮忙的。我当年的津贴是每月五百零吉，两个月出一期《蕉风》。一期《蕉风》的编辑费一千零吉，以《蕉风》的成本来说是蛮高的，对我个人来说却只够车油钱和晚餐钱（我因下午就去《蕉风》编辑室，不能在家吃晚餐）。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从《蕉风》那儿得到更多钱，我只能往别的地方想。编《蕉风》时期，我换了三份工作，却找不到一份待遇好又能兼职编《蕉风》的。我的情形姚先生很清楚，他也尝试帮助我安排一份“优差”，只是不成功而已。如果当年安排成功，我应该会继续编下去。
林：我不是友联的雇员，也不在《蕉风》“谋职”。《蕉风》每个月给我的五百零吉，姚先生最初找我时已声明这是交通津贴。我想大部分《蕉风》编者在意的不是钱吧，如果不是有一点点文学理想的，谁会把精神和时间耗在这小小的数目上？
问：《蕉风》在许友彬手上由“月刊”变成“双月刊”，请问许友彬您当时的感受如何？您曾做过怎样的补救工作？这变化是否与当时订户减少有关？当时订户大约多少？
许：《蕉风》从“月刊”变成“双月刊”，不是因为订户减少。当年的订户约有四百多位，在我编《蕉风》那三年，订户人数波动不大。《蕉风》变成“双月刊”是因为“不能够一直这样亏下去了”。我们尽量削减开销，从三位全职职员（两位编辑和一位发行），到一位只拿津贴的兼职职员。我做过怎样的补救工作？我那时的职权只是编务，似乎不能做多少补救的工作。我那时知道，一位时间有限的兼职编辑很难把《蕉风》办好，对自己编的那几期都不满意。我们很想找一位年轻的全职编辑，但他必须能吃苦、有才干又肯拿低薪。这样的人找不到。那时我们编《蕉风》，不止编，还得做校对和剪贴的工作，其实大半时间都花在校对和剪贴。我能做的改变只是“表面功夫”。年纪大的读者说字太小，我就把字改大一号，结果遭年轻读者抗议，说我要办“老人报”。年轻读者要简体，我们就改简体，结果又给老读者骂。
（上，下期续完）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