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温祥英<蜘蛛人>

菊凡【文学观点】



温祥英写作一向都着重自由发挥，读者必须按图索骥，花费心机，用尽联想，才能走入小说的重心。否则，就会觉得莫名其妙，不知作者要表现什么。

温祥英发表在《南洋文艺》的<蜘蛛人>就是一篇需要花读者一些时间才读得懂的小说。

其实读老温这篇小说——<蜘蛛人>，你必须要有基本的西方国家生活背景及各种地方环境的认识，然后要用你敏感的联想力、就比较容易了解作者要表达的内容或主题了。

小说内容是说一对移居英国的父母带着他们在英国土生土长的儿女回来槟城探望公公婆婆，晚上他们出来热闹的夜市蹓跶，这种热闹得如嘉年华会的夜市，在英国是看不到的。夜市里头除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外，还可看到卖各式各样男女的衣着，家庭日用品等等，令小孩眼花缭乱，所以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的孩子看来是很新鲜的；更令小孩惊异的是那被形容为“蜘蛛人”的残障者，在马路中间爬行着向人群讨钱。从英国来的小孩眼里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事。他们和本地人的见怪不怪绝然不同，小孩流露了人类原有的天性，对<蜘蛛人>产生了同情心而向父亲要钱作为施舍，并好奇地问父亲：

“他们从什么地方来，回去什么地方？谁带他们来，由谁带他们回去？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上帝为什么惩罚他呢？……”妹俩为这问题引起争吵，父亲就找个理由说：“上帝为了让你救济他。”

其实我们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重点不是在蜘蛛人，而是要令我们联想到在西方国家，不可能会看到身体残缺的人在人群中讨乞，因为国家有义务收留并照顾残障人士，从而反映我国对人权做得不够好；对残障人士没有给予尊重和照顾。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人呢？公公婆婆就乘机把人云亦云的捉小孩去断肢然后就叫被断肢的小孩回到人群中博同情向人们讨钱的故事（当时民间的确传说有黑帮专绑票小孩弄成残缺后，送到各地去为集团讨乞的新闻），用来警惕小孩要小心。这是我们平常用来教导（恐吓）教育方式，但对从英国来的小孩却是不管用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事故发生过，所以小孩听了老人言便要作呕，根本就不相信，对他们来说完全起不了唬吓的作用。作者的意思也许认为我们的教育向来都是以恐吓的方式处理，所以只会制造恐惧感，没有再陪孩子们的爱心。其实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应该让小孩亲身去体验，去看，去摸，去听，去嗅，甚至去尝，去试。或者这才是作者认为真正的教育。

接下来在这里出生长大的父母看到酸酸辣辣的小食，心中就会像被搅动的捞杂（Rojak) , 回味起过去许多舍不弃割不开的事事物物，见了不吃就不甘心似地，（所谓情意结吧？）而小孩却只对可口可乐，雪糕（西方食品）和宠物（金鱼，天竺鼠）有兴趣。东西方观念不同，所以对吃喝甚至对小动物的宠爱也不尽相同。

在后一个阶段另个蜘蛛人的出现，已不再吸引他们的好奇心，但孩子的父亲还是找借口让孩子离开。后来孩子不在意地离开大人，独自去逛去看各种喜爱的宠物，听陌生的马来话语，作者好像有意要制造“这不知世风险恶的小孩”会随时面对被拐骗而失踪的危险，让读者为他捏把汗。但是作者却认为这种担心是无谓的，因为小说的结束是：“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南洋文艺 2012/11)

鸭嘴兽的呢喃

评龚万辉小说集《卵生年代》


龚万辉《卵生年代》大马有人出版

 黄锦树【文学观点】


在写作人不多、但文学之火不熄的马华文坛，一九七六年出生的龚万辉，无疑是四十岁以下的写作者中最受期待的之一。虽然他的作品并不多（马华本土迄今也没有多产的传统），在他最初的两本书（一本小说一本散文）似乎也带著相当明显的骆以军的风格痕迹——虽则相较于骆的华丽淫猥，万辉的文风显得浅白甜腻得多；没有那么重的著色，没有那私人马戏团式的家庭剧场，也没有那么狂野的想像。但在时空的处理、母题、隐喻的偏好等方面，还是斑斑可考的。也即是说，在写作之路上，（纵使是局部的）骆腔已然成了万辉明显的负担，昔日启发他写作灵感的导师已是他必须克服的对象了。他应该有能力走出来的，这新集子里的部份作品即是见证。


这小说集共分三辑，各三篇，长短不一。写作与发表都在近几年内（有六篇是这两年内的）大部份主人公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尤其是前面两辑的作品。九篇中有两篇我在前年参与海鸥文学獎评选时就读到了，很奇怪的有日本都市青春小说的感觉（尤其是那篇原题〈镜子〉的〈折光〉），情感与欲望的纠结，触须般的文字感受——连主人公的名字都像。

但最令人好奇的还是书名，虽然集子里有篇小说题为〈卵生〉，还是令人费解。作者的〈后记〉并没有清楚的解释。我用时下流行的通讯方式问了，他的答覆（经当事人同意不嫌冗长）征引在这里，以被转述的形式帮他自己说明：

生物学上有个理论，演化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当鱼演化成爬虫，当身上的某些器官退化消失，那就是一条不能退后的路。鲸永远不会再长出鳃，人类不会再长出尾巴。我觉得有趣的是，生物演化的过程也是一种时间的隐喻，没有退后的余地，充满错失的不归之路。

如果把人类的演化过程浓缩成人的一生的话，十几岁的青春期大概就是卵生动物的阶段吧，姑且称为“卵生年代”。卵生动物匍伏在地，拥有光亮美丽的鳞甲，然后进入残酷的物竞天择，它会慢慢进化成卵胎生，温血，最后进化成胎生动物，演化的顶端，人类。

我想，在这段不断尝试、不断错失，以及开始意识到性，又惊恐成长的阶段，是极其迷人又迷惘的。我的这辑小说多写少年，其实也是一种回望，或者是对无可回避的“最终还是要演化成人”的现实的一种抵抗。

因为写的是成长，时间已逝的过往，所以把这本小书题为“卵生年代”。（11/11/2012脸书通话纪录）



依这样的说法，这本小说应是部成长小说，告别未成年，但又对它恋恋不已。但这说法和小说的〈后记〉是有冲突的。

严格的说，“卵生年代”的说法只适于小说前二辑的六篇，也即是袁哲生〈寂寞的游戏〉、骆以军《遣悲怀》第二书里改写过的“秘密洞”游戏的那种童年、少年叙事，自在的探索未明的世界，一直到性的边界、这样那样的伤害。而〈后记〉发出的强烈的伤悼之音是典型的哀乐中年的感慨——老去的父母的亡故——终究会遇到的，当你活过了一个年龄，除非你选择提前结束此生（如袁哲生等）。一如多年来受邱妙津之死困扰的赖香吟最近在《其后》里清楚表明的。不论是朱天心的《漫游者》，还是骆以军的《远方》，都是闯进生命里的故事。虽然集子里只有一篇〈远方的巨塔〉（这本书三篇最好的作品之一），但悼逝的强音盖过了相较之下比较文学化的“卵生”论。或许因为这样，它压抑掉我前面那段引文，那段自白。

相较于〈远方的巨塔〉，〈后记〉是双倍的哀悼：小说里还活著的那个父亲，在〈后记〉里也猝然死去了。第三辑除了第二篇以外劳为主人公的〈一趟旅程〉（她十九岁），另两篇的主人公，一篇年近而立，一篇则颇有疑问。〈后记〉中的“这几年”更有力的把时间从前引文中仿佛带壳的“卵生”拉到当下：无可挽回的胎生、灵长类，故事本身强烈的呼应著〈远方的巨塔〉，赋予它一个自传背景，敲响了“事实的金石声”（张爱玲语）。庶几让骆以军的读者不致误以为这又是对《遣悲怀》开篇、结尾著名的〈运尸人〉——一个儿子坐捷运送母亲的遗体到台北城另一端的医院器捐（那来自一则真实的新闻报道）——的拟作。出生于半岛南方小镇的人，在大马政府那种国家再有钱也不投资医疗的奇怪政策下，大病只好往首都吉隆坡送（或其他乡镇贵族等级收费的私人医院），没医活运尸返乡对一般人来说又是一大笔负担。我自己最近也听说了一个几乎相同的运尸返乡的真实故事（甚至比龚的小说还真实，因为〈后记〉告诉我们，真实情况与小说有异）。虽然作者无意经营成问题小说，但故事本身就已是个准问题小说了。

然而这篇小说在策略上有一处颇令人困惑：为什么把叙事者的年龄设定在十五岁（“十五岁了，即使不说，他也知道很多了”）？这样的设定或许有利于安放性启蒙（把玩旅馆里取得的保险套、对“观光”的期待，作为转喻，那占了不少篇幅），与及省略大量繁琐的与医院交涉的细节，可是那主人公对母亲的亡逝也未免冷漠得太不近人情了。那少年对母亲没有回忆。这在技术上可能是个问题。我们不知道他母亲死时几岁。因为小说没有提供特定的细节，我们只能依一般状况去推算。一般来说，十五岁的孩子的母亲，年龄并不会太大（除非是老年得子，但那需要提供特定细节）也不会太年轻（除非未成年就生孩子，那也要细节说明或暗示），三十五到五十五之间是合理的推估。换言之，应该是个相当年轻的母亲。如果是那样，小说中的父子的反应就更显得更不近人情了。如果年纪大，久病，死亡是一种解脱，平静是可以理解的。倘若中年崩逝，除非关系恶劣，是很难不发出“天问”的。

也许是个外加的视点让小说世界整体变得淡漠。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参照〈后记〉（别忘了那也是叙事），可以看到本事（fabula）和情节（plot）之间的距离。小说主人公的年岁大概是作者的一半，逝者的真实年龄应该都过六十了（除非他是长子），作者本人看待至亲之死会比少年平静得多。而那少年，像是个从小就离家的孩子。作者在调整孩子的年龄时，是不是忘了也要调校那对父母的年龄，以致让他们看起来不致过于苍老？处在这本事与情节之间的时差，或许也正是作者念兹在兹的卵生与胎生的差别。但由于丧亲是作者强加给那少年的，难怪他无动于衷。卵生年代大抵是幸福时光，时有发现的期待与兴奋。纵使那过程中有微小的伤害。


标志著作品走向成年的第三辑的故事，无一例外的传达出身在首都吉隆坡强烈的异乡之感。

该辑另一篇佳作〈无限寂静的时光〉，都市下层中产阶级的男主人公，生活原本该朝向拥有妻子、孩子、房子的幸福的方向。但叙事却在途中逆转：无缘的孩子、沈睡的妻子、崩毁的房子，甚至整座城市也好似被蛀空了似的。虚无与幻灭，不确定感，就如同〈一趟旅程〉中言语不通、与老到不知身在何处的被照顾对象相依为命的中南半岛外劳，一个小差错让她迷失在这格格不入的异乡。这些题材都是这十多年大马经济成长后带来的一些新的现实：中产阶级崛起，国家大量引进外劳外佣，最粗重最辛苦的工作几乎全由外劳代劳，“麻烦”的老人交给外佣——这和二十多年来的台湾几乎一样。尽管作者说他只对日常细节有兴趣，然而当生活的结构已发生了钜变，个体无法再沈缅于个人的内在世界（包括那年少时光），纵使不甘愿，那现实还是强悍的闯进叙事里了。

这很可能是大马本土作者能大大发挥的领域，尤其在吉隆坡，大马的历史往往就在大街上日常的上演。游行抗争、通膨、交通打结、环境污染、城市犯罪……。

此刻的寂寞不再是游戏，而是实存本身，那往往是“无限寂静的时光”。

作者没直白的告诉我们的是，“卵生年代”是属于遥远的南方故乡的。然而那故乡，早已是他乡了。题目执著于卵生论，或许是种鸭嘴兽似的自伤。它们原即是地球上最孤独的物种。《维基百科》：“连同其他四种针鼹，呢种系第五种单孔目哺乳动物——唯一生蛋慨哺乳动物，并唔系经分娩而系以生蛋慨方式生下一代。由发现相关物种慨化石纪录知道，佢系呢个属（Ornithorhynchus）唯一慨活代表。”

2012/11/18埔里

(南洋文艺 2012-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