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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万辉《卵生年代》大马有人出版 |
在写作人不多、但文学之火不熄的马华文坛，一九七六年出生的龚万辉，无疑是四十岁以下的写作者中最受期待的之一。虽然他的作品并不多（马华本土迄今也没有多产的传统），在他最初的两本书（一本小说一本散文）似乎也带著相当明显的骆以军的风格痕迹——虽则相较于骆的华丽淫猥，万辉的文风显得浅白甜腻得多；没有那么重的著色，没有那私人马戏团式的家庭剧场，也没有那么狂野的想像。但在时空的处理、母题、隐喻的偏好等方面，还是斑斑可考的。也即是说，在写作之路上，（纵使是局部的）骆腔已然成了万辉明显的负担，昔日启发他写作灵感的导师已是他必须克服的对象了。他应该有能力走出来的，这新集子里的部份作品即是见证。
这小说集共分三辑，各三篇，长短不一。写作与发表都在近几年内（有六篇是这两年内的）大部份主人公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尤其是前面两辑的作品。九篇中有两篇我在前年参与海鸥文学獎评选时就读到了，很奇怪的有日本都市青春小说的感觉（尤其是那篇原题〈镜子〉的〈折光〉），情感与欲望的纠结，触须般的文字感受——连主人公的名字都像。
但最令人好奇的还是书名，虽然集子里有篇小说题为〈卵生〉，还是令人费解。作者的〈后记〉并没有清楚的解释。我用时下流行的通讯方式问了，他的答覆（经当事人同意不嫌冗长）征引在这里，以被转述的形式帮他自己说明：
生物学上有个理论，演化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当鱼演化成爬虫，当身上的某些器官退化消失，那就是一条不能退后的路。鲸永远不会再长出鳃，人类不会再长出尾巴。我觉得有趣的是，生物演化的过程也是一种时间的隐喻，没有退后的余地，充满错失的不归之路。
如果把人类的演化过程浓缩成人的一生的话，十几岁的青春期大概就是卵生动物的阶段吧，姑且称为“卵生年代”。卵生动物匍伏在地，拥有光亮美丽的鳞甲，然后进入残酷的物竞天择，它会慢慢进化成卵胎生，温血，最后进化成胎生动物，演化的顶端，人类。
我想，在这段不断尝试、不断错失，以及开始意识到性，又惊恐成长的阶段，是极其迷人又迷惘的。我的这辑小说多写少年，其实也是一种回望，或者是对无可回避的“最终还是要演化成人”的现实的一种抵抗。
因为写的是成长，时间已逝的过往，所以把这本小书题为“卵生年代”。（11/11/2012脸书通话纪录）
依这样的说法，这本小说应是部成长小说，告别未成年，但又对它恋恋不已。但这说法和小说的〈后记〉是有冲突的。
严格的说，“卵生年代”的说法只适于小说前二辑的六篇，也即是袁哲生〈寂寞的游戏〉、骆以军《遣悲怀》第二书里改写过的“秘密洞”游戏的那种童年、少年叙事，自在的探索未明的世界，一直到性的边界、这样那样的伤害。而〈后记〉发出的强烈的伤悼之音是典型的哀乐中年的感慨——老去的父母的亡故——终究会遇到的，当你活过了一个年龄，除非你选择提前结束此生（如袁哲生等）。一如多年来受邱妙津之死困扰的赖香吟最近在《其后》里清楚表明的。不论是朱天心的《漫游者》，还是骆以军的《远方》，都是闯进生命里的故事。虽然集子里只有一篇〈远方的巨塔〉（这本书三篇最好的作品之一），但悼逝的强音盖过了相较之下比较文学化的“卵生”论。或许因为这样，它压抑掉我前面那段引文，那段自白。
相较于〈远方的巨塔〉，〈后记〉是双倍的哀悼：小说里还活著的那个父亲，在〈后记〉里也猝然死去了。第三辑除了第二篇以外劳为主人公的〈一趟旅程〉（她十九岁），另两篇的主人公，一篇年近而立，一篇则颇有疑问。〈后记〉中的“这几年”更有力的把时间从前引文中仿佛带壳的“卵生”拉到当下：无可挽回的胎生、灵长类，故事本身强烈的呼应著〈远方的巨塔〉，赋予它一个自传背景，敲响了“事实的金石声”（张爱玲语）。庶几让骆以军的读者不致误以为这又是对《遣悲怀》开篇、结尾著名的〈运尸人〉——一个儿子坐捷运送母亲的遗体到台北城另一端的医院器捐（那来自一则真实的新闻报道）——的拟作。出生于半岛南方小镇的人，在大马政府那种国家再有钱也不投资医疗的奇怪政策下，大病只好往首都吉隆坡送（或其他乡镇贵族等级收费的私人医院），没医活运尸返乡对一般人来说又是一大笔负担。我自己最近也听说了一个几乎相同的运尸返乡的真实故事（甚至比龚的小说还真实，因为〈后记〉告诉我们，真实情况与小说有异）。虽然作者无意经营成问题小说，但故事本身就已是个准问题小说了。
然而这篇小说在策略上有一处颇令人困惑：为什么把叙事者的年龄设定在十五岁（“十五岁了，即使不说，他也知道很多了”）？这样的设定或许有利于安放性启蒙（把玩旅馆里取得的保险套、对“观光”的期待，作为转喻，那占了不少篇幅），与及省略大量繁琐的与医院交涉的细节，可是那主人公对母亲的亡逝也未免冷漠得太不近人情了。那少年对母亲没有回忆。这在技术上可能是个问题。我们不知道他母亲死时几岁。因为小说没有提供特定的细节，我们只能依一般状况去推算。一般来说，十五岁的孩子的母亲，年龄并不会太大（除非是老年得子，但那需要提供特定细节）也不会太年轻（除非未成年就生孩子，那也要细节说明或暗示），三十五到五十五之间是合理的推估。换言之，应该是个相当年轻的母亲。如果是那样，小说中的父子的反应就更显得更不近人情了。如果年纪大，久病，死亡是一种解脱，平静是可以理解的。倘若中年崩逝，除非关系恶劣，是很难不发出“天问”的。
也许是个外加的视点让小说世界整体变得淡漠。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参照〈后记〉（别忘了那也是叙事），可以看到本事（fabula）和情节（plot）之间的距离。小说主人公的年岁大概是作者的一半，逝者的真实年龄应该都过六十了（除非他是长子），作者本人看待至亲之死会比少年平静得多。而那少年，像是个从小就离家的孩子。作者在调整孩子的年龄时，是不是忘了也要调校那对父母的年龄，以致让他们看起来不致过于苍老？处在这本事与情节之间的时差，或许也正是作者念兹在兹的卵生与胎生的差别。但由于丧亲是作者强加给那少年的，难怪他无动于衷。卵生年代大抵是幸福时光，时有发现的期待与兴奋。纵使那过程中有微小的伤害。
标志著作品走向成年的第三辑的故事，无一例外的传达出身在首都吉隆坡强烈的异乡之感。
该辑另一篇佳作〈无限寂静的时光〉，都市下层中产阶级的男主人公，生活原本该朝向拥有妻子、孩子、房子的幸福的方向。但叙事却在途中逆转：无缘的孩子、沈睡的妻子、崩毁的房子，甚至整座城市也好似被蛀空了似的。虚无与幻灭，不确定感，就如同〈一趟旅程〉中言语不通、与老到不知身在何处的被照顾对象相依为命的中南半岛外劳，一个小差错让她迷失在这格格不入的异乡。这些题材都是这十多年大马经济成长后带来的一些新的现实：中产阶级崛起，国家大量引进外劳外佣，最粗重最辛苦的工作几乎全由外劳代劳，“麻烦”的老人交给外佣——这和二十多年来的台湾几乎一样。尽管作者说他只对日常细节有兴趣，然而当生活的结构已发生了钜变，个体无法再沈缅于个人的内在世界（包括那年少时光），纵使不甘愿，那现实还是强悍的闯进叙事里了。
这很可能是大马本土作者能大大发挥的领域，尤其在吉隆坡，大马的历史往往就在大街上日常的上演。游行抗争、通膨、交通打结、环境污染、城市犯罪……。
此刻的寂寞不再是游戏，而是实存本身，那往往是“无限寂静的时光”。
作者没直白的告诉我们的是，“卵生年代”是属于遥远的南方故乡的。然而那故乡，早已是他乡了。题目执著于卵生论，或许是种鸭嘴兽似的自伤。它们原即是地球上最孤独的物种。《维基百科》：“连同其他四种针鼹，呢种系第五种单孔目哺乳动物——唯一生蛋慨哺乳动物，并唔系经分娩而系以生蛋慨方式生下一代。由发现相关物种慨化石纪录知道，佢系呢个属（Ornithorhynchus）唯一慨活代表。”
2012/11/18埔里
(南洋文艺 2012-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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