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芭餘話
黄锦树
八月和十二月分別在不同的主辦單位的邀請下返都發表論文，八月那場研討會矛頭指向我的遠比後一場為多，大多為的是「經典缺席」的問題，其中包括有備而來的新加坡大砲何啓良，以及英文很好的陳鵬翔教授。關於該問題，在我當年的文章發表後，林建國在他的長文〈為什麼馬華文學？〉一文中已有了更為理論化的處理；而在會場上恰好見著張錦忠的博士論文《文學影響語文學複系統之興起》，對相關論題更做了全面的處理，職是之故，就學術而言，我便可以不必多言，因為有比我更有資格回答的人在場，對他人投來的槍或射來的炮，都可以往他身上推──說實在的，我也實在懶得予人纏鬥爭論，盡力把論文寫好就是了。也恰如所料，對於我所提的嚴肅的問題(關於中國奶水、「恐怖母體」問題)，大部分與會者都不感興趣，只有少數有見識的青年朋友樂於追問[1]。或許因為這樣，便給那些對我心存成見的人一種納悶的印象：黃錦樹並沒有想像中的「張牙舞爪」嘛。陳蝶便向我表達了她的意外，我開玩笑說：「獠牙和頭上的角沒有帶出來」。
十年來在台灣參加了不少研討會，相當清楚它的本質──至少對我來說──可以一看和一聽的論文往往沒幾篇。有的人就那點程度，可是礙於情面，非邀他來不可(所謂的「名學者」)，要不然得罪了他，以後處處找麻煩(逼死阮玲玉的「人言可畏」)。邀他來，論文亂寫，你也不能當真，一但問了尖銳的問題，以後妳申請的任何補助千萬不要落到他的手上，由他「不具名審查」，否則「怎樣死的都不知道」。這是學術的政治學，青年朋友不可不知，也是中國人所謂的「倫理」──這種倫理針對的不是學術，而是人[2]。而許多名學者有的也不見得是程度不好，就是太忙了──因為他實在太有名了，有參加不完的研討會，老實說也沒有甚麼時間寫，可是礙於自己的重要性，又非參加不可，於是爛好過沒有，大招牌一扛、臉皮一皺，西裝一穿，還是去了。原因無他，研討會本身具有一定的儀式性，在學術規範沒有充分建立的地方，很容易出狀況，有人可以藉機打混。
十二月的這場研討會，既已選定方北方作為討論的對象、選定「馬華現實主義」為批判的對象，爭議和持續性的「馬後炮效應」是必然的，也早在預料之中。而那些始終無法超越馬華現實主義視域來談論馬華現實主義、缺乏良好理論訓練的中國華僑研究學者之被波及，也是遲早的事，我和中國學者黃萬華略帶嘲諷地說，正是因為他們和這些「吾學不復有進」的老現一樣，是「反革命」，只會讓糟糕的現狀持續下去，無補於現實。然而黃萬華的程度畢竟在同行的老頭子之上，他在我那一場結束後對我說，其實不必花這麼多時間為自己之批評方北方辯護，在學術會議上那樣的批評是很正常的。我告訴他：你不了解這裡的「文化」。而之所以對大陸的研究者那麼不客氣，原因很簡單，如果把馬華文學當一回事，無妨讓他們第一流的學者來從事──即使是嚴格的批判也無妨──而別老是派一些文學的外行人、海外華人史的研究者，從歷史資料的觀點來看文學產品而作唯心(應江楓的要求，改去以前常用的違心)的讚美。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研究者沒能把文學當文學(就歷史資料的角度來看，即使是墓碑、賬本、棺木上的花紋也有重大的價值)，作家也無能讓文學是文學，文學的專業性永遠也無法建立。只是又有多少人了解問題的嚴重性呢？退而求其次，只有請他們別碰我的作品──免得看了惱火[3]。
「事發」迄今已有一個多月，果然有不少人射暗箭。我在一封「檢查通過」的給方北方先生的公開信中提到不屑回應那些「恥與同列」的「人才」[4]，說句心底話，我其實是蠻想回應的，因為這種文章很好寫，比創作容易上千百倍[5]。而且可以搞得很過癮──可以殺個片甲不留，或者燒成一片焦土。然而畢竟無補於創作[6]。不回應有兩個原因：
一、面對「不可與言者，無法對話。原以為葉嘯還有點程度，從他的巨作中卻發現，他聽一場研討會卻只聽到句號前面那幾個字[7]，開個玩笑，對於這種「人才」，與其和他對話，不如乾脆約個時間一人拿根棒子，打到死為止，還比較省事。況且人的心理一但有了成見，說甚麼也是徒勞，就譬如我說「我吃牛肉咖哩」，「人才」們可以說：你為甚麼吃牛肉，而不是羊肉？故意不尊重印度同胞？或者，為甚麼吃咖哩，而不是燒豬肉，你不是華人嗎？諸如此類的[8]。
二、想想看這些人這些年來有沒有長進。看他們能鬧出什麼花樣、能鬧到什麼時候，也看看這些搞文學鬥爭甚於創作(或以鬥爭為創作)的「人才」敢不敢老著臉皮和我談「道德」。這種事件之所以會成為「文學史的事件」，不是我老王賣瓜，卻是觸及了馬華文學產生的一些非常根本的問題，而且可以就此事件對這些人的道德和學問進行考核。他們的反應，適足反映出他們的學識和知慧，如果還是依循多年前的反應模式——斷章取義，無法從宏觀的角度反省整個問題的歷史意義及現實意義，放冷箭……——卻反而應證了我對那個集體的批評，這些言論，恰可請有興趣的讀者「附錄」於我那篇論文後。如果他們冷靜而理智的話，應可發現，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不是罵罵就能解決的，必須拿出作品來——拿出你們「現實主義」的作品來。不是過去的，而是現在的——唯有如此方才能反駁我「馬華現實主義在實踐上破產」的論斷。不然，拿棍子打破我的頭也沒用——無補於創作上破產的事實。
至於為何回應，一方面當然是菩薩心腸，在「渡」他們一回——再抬舉他們一次;二方面是想看看芭有沒有燒乾淨，有些枯枝敗葉那時可能還溼著，沒被燒到[9]。 看了馬華人才們的意見，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大部分論者都宣稱沒有直接出席該場論文發表，是聽來的，是「據說」、「據朋友說」，簡直笑死人了。我那天確有「叫陣」，希望「人才」們有意見面對面說清楚，不要等我不在場了才做事後諸葛亮，那就太豬八戒了(至於「罵街」，倒是諸公的專長，從道北排到新柔長堤還輪不到我－－即使我可以從居鑾插隊) ，結果人才們斯時沈默的在場，而後再喧囂的缺席，真是一大奇聞。用罕見的筆名當然更是慣技了。另外，許多論者對我把馬華現實主義追溯至左翼思潮頗為惶恐，甚至有過敏的現象，這種心態是頗值得探討的。從方修的論文和《馬華新文學大系》中的文獻，對照同時期中國的文學思潮和文藝論戰，都可以發現這種系譜是鐵證如山，有甚麼值得驚慌的呢?如果馬華現實主義的信仰者根本不知道它的理論淵源，那真可以說是盲目；如果明知而刻意否認，則是數典忘祖，比盲目還可恥。不管是哪一種，心態上都是要不得的。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對白色恐怖的畏懼，怕黃某人「扣帽子」。可是上回我去首都書局逛了一圏，沒有《毛澤東選集》、《資本論》的，還真少見。我們當然知道華裔知識份子當年吃了多少虧，可是那並不是甚麼不光彩的事，時移事往，正該重新面對歷史。而從這些人的極力撇清中，倒可以讓我們看出原先以社會批判、政治介入、歷史代言為職志，充滿理想主義和革命熱情的馬華現實主義何以會變成今天這幅靠暗箭、宣稱「我不在場」的沒出息模樣，因為他們把自己閹割了，而且企圖用那把閹割自己的刀來刺戮揭發這事實的人。
1998年1月11日
[1]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對於從來不思索如何精緻化文字的寫者而言，不可能感覺到這種問題；也只有寫作寫到一定的程度，這樣的問題才會成為問題。換言之，產生這樣的問題反而表示該作者已有一定的程度，不是「泛泛之輩」。
[4]12月15日返台前在家兄的煮炒店裡吃夜宵，突然暴雨驚雷，連綿不絕，有一位時刻突然見閃電而驚呼「又來了、又來了」，因不安而屢易其位、而蠢動不休甚至緊張到把他人盤裡的飯菜也拿來吃了，還一再笑著向我們解釋「沒有辦法，沒有吃藥。」家兄下一斷語：「這種人才到處都是」。本文所用「人才」一語，典出於此。
[5]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確實是大大有功於馬華文壇，讓許多曹操(「說曹操曹操就到」的「曹操」)和諸葛亮(原名豬八戒)可以長篇大論的大賺稿費，兼且得到「道德」的光環，很快的又可以出一本《無花的果實》之類的「經典之作」了──這也可以解釋為甚麼馬華文壇會有那麼多「雜文」。
[6]多年以前我的一篇小文章遭到黑狗兄猛烈攻擊時，我也曾表示不願再回應，而相期以創作，可是卻大大惹惱了他老人家──以為我向他挑戰。讀者也許不信，我是蠻誠懇的──與其整天寫那種要用雜文的名義才見的了人的「文學評論」，不如老老實實的去寫幾篇有關「作家們為甚麼不孕」的小說。
[8]
「馬後嘯」的幾處斷章取義這裡略作說明，吃虧一點，再給他重新上這一課。他說他想聽聽看我對自己引起的爭議作一番說明，而該場座談會我並不是談別的，〈代溝與典律〉的問題設定談的正是這樣的問題。我著重指出，一般被認為是代溝的問題，如果把問題的層次提高到學術的高度，談的其實是一個典律的問題(同時吁請在座者自行閱讀張錦忠的論文〈典律與馬華文學論述〉)，而要談典律，就不得不談文學的判準。關於判凖，我也不厭其煩地引了俄國形式主義對「規範詩學」和「一般詩學」的談法，指出許多「主義」的信仰者都自認自己奉行的是放諸於四海皆準、永世不朽的「一般詩學」，其實都只不過是具有相對效度的「規範詩學」，我的所有努力都不過是為了打破這一層死壁。從談論中(與及我過去發表的非常「自我」的、「欲仙欲死」的﹝借某為「人才」的修辭﹞的論文中），也都不吝於一再暴露自己的尺度：讓文學成其為文學──俄國形式主義所強調的「文學性」，而我所談的確實是一個在基本不過的老問題：讓文學是文學，給予它一個應有的位置。目的非常簡單：讓馬華文學有一個更好的起點，重新開始。因為我們已落後太多。從尺度延伸到文學獎的問題(從亞才兄的發言延伸而來)，談的仍然是判準的問題。我提到我曾仔細分析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評審紀錄，發現文學獎大致有幾層判準：一、憑學識而來的專業判斷(憑專業知識判斷一篇作品是否在技術上成熟或具有創意)；二、評審者個人的品味(對於同樣技術成熟的作品，不同的評審有不同的品味，而有所偏愛)；三、評審者個人好惡(只憑主觀的「感覺」而去取作品)，而許多教授在進行評審時往往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動用的是哪一層判準(加上地域因素之後，問題更加複雜)，而這往往是文學獎評審的問題所在。「馬後嘯」只提到陳大師的問題(「你也曾在大馬得獎」)，那恰恰是最不重要的──因為在馬華，黃某即使成為「遺珠」，也不會有人覺得遺憾；而且我不怕再度指出：我徹底懷疑本地評審(及許多外地「名牌」)是否稱職。葉某於這些該聽的卻沒聽，也難怪這些人老是不長進──只挑一些「有的」和「沒有的」來聽。另外陳鵬翔教授最後潑冷水說「現在都已經後現代和後結構都快過去了，都甚麼時代了，還在談這些過時的問題」，我也順便回應一下，所有的基礎問題，沒有所謂的「過時」，基礎沒有建立，一切新的思潮都沒有立足點，更別期望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充其量只是跟著美國和台灣的屁股走，趕潮流而已。如果我們這一代還沒有這種起碼的認知，還在「跟屁」，那就玩了。若基礎堅實，甚麼主義都好，即便甚麼主義都沒有，依樣可以自成統系；反之，若沒有基礎，談甚麼主義都是狗屁。關於代答蘇菲的問題，用腳趾頭想都知道是開玩笑──因為問人家論文是甚麼「主義」本來就是不對的，那樣的問題最宜一笑置之；李瑞騰教授最後幫我把話重新整理一次，對我對大家都好，我得謝謝他；而他把發言時間讓出來，言「馬華文學的問題還是讓當事人來談比較切題」更顯現出他的風度(尤其是和其他愛講話的「教授」比起來)；關於「謝謝江楓給我們上一課『文學概論』」那樣的回答已以經過於客氣了。要知道江某人在談文學的本質就是真善美、文學的特性就是普遍性、特殊性、恆久性等等，正是坊間《文學概論》的內容，根本搞不清楚我們在談什麼問題。這可分兩部分來談。一、對我們談這種不切題的老掉牙概念，既無能澄清我們正在談的問題，更蔑視了我們的基本人文素養。這些東西我在台灣為學生上《文學概論》都嫌其迂腐；二、空洞的大概念大名詞往往是似乎什麼都被談到了，其實什麼也沒談到，這往往是喜談抽象名詞者的一大陷阱。真正該注意的是，在馬華這樣特殊的歷史時空中，怎樣的具體問題展現出它的迫切性──如教條現實主義、中國奶水、盲目後現代──而「如何斷奶」涉及的是如何在面對中國文學資源時能化被動為主動，話依賴為批判或保持距離，以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文學是往往必需落實到具體情境和最基礎的盲點，也只有這樣的落實，才是「唯物」的，而非「唯心」的。說句題外話，建議新紀元學院請中國教授時千萬要小心，太爛的貨色還是要避免，大馬華社還是要有自己的尊嚴，別把好好的子弟教得和爛老師一樣笨了--或青出於藍，比爛老師還笨。
另外關於會場上不讓陳賢茂把話講完，主要是礙於會議規範(我們都盡量長話短說)，也因為大教授太夾纏了。關於陳教授，他原先也是要寫方北方，主辦單位還曾因此叫我改題(我因討論對象和林建國原來要討論的人相同而主動改了一次)，我建議至少兩人共同討論一個對象，可是不知為何陳教授卻改寫潘雨桐，相關論題我在唸碩士期間卻早已討論過了——也討論的比他全面、深入得多。和八月那場研討會一樣，會場上的許多論文如果我們要真刀真槍的幹，會是遍地硝煙。礙於情面和「倫理」，其實已盡量的溫柔敦厚，只談自己的文章。
[9]林建國曾轉述某位與會的小女生獻上的憂慮「有必要得罪那麼多人嗎?」吾心領矣。不過黃某之所以會成為今天這幅模樣，也是拜馬華文壇鬥爭文化所賜。許多年前我發表短文〈馬華文學經典缺席〉，不料遭到陳雪風經典性的炮轟，年少氣盛，自然不甘示弱，偏偏這些人程度太差，又偏愛搗破馬蜂窩，而此後人在江湖，業已身不由己矣——遇上喜歡被螫的人，盛情總難卻。換個角度來看，就技術而言，自然也可以選擇像林建國、張錦中那樣不得罪人的方式——或像是王振科、林賢茂等人那樣討「文化鬥士」們歡心的方式，那樣當然對自己較有利。可是我一來不情願，二來也來不及，已經被這些偉大的舵手「拖下海」去了。明知老來或將悔其少作，也不管了;反正這也不妨礙我的寫作，且我又不靠這些人賞飯吃，到也無妨了。最後奉勸作品寫的爛的一塌糊塗的「鬥士」們，不要在幹這種蠢事了——不要再製造出自己氣死了也對付不了的對手——即使對閣下的「雜文」產量大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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