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淤血斑駁虚弱的年代

在那淤血斑駁虚弱的年代

——序艾文詩集《魚之象徵》

張光達

        艾文寫詩五十多年，他的詩作的風格與特色獨樹一幟，早有定論，如同其他出色的前行代現代詩人，他在馬華現代詩史上應佔有一席位。大致而言，我之前的論述焦點多集中於艾文在1970年代《艾文詩》時期的現代主義詩風，以及1980年代後糅合現代與寫實的語言特色，2012年出版的詩集《十八層》主要描繪客觀世界的具體事物，貼近現實社會生活的脈搏，詩的主題以現實爲依歸，進而反思現實生活事物的現象與意義。但他從寫實的表象出發，轉化爲寫意的意象符號和象徵語言，溢出寫實的表層，彰顯艾文現代主義的語言魅力，筆鋒所及，在他幾近冷冽的文字下，往往有出人意表的曲折幽微、暗潮潛伏。讀他近年的詩，實不宜以一句現代主義或現實題材草草帶過。

        在這本詩集《魚之象徵》内所收的詩作，我們可以得見艾文對歷史、地方、旅遊的投注和生動敘述。《魚之象徵》共收29首詩，從2012年到2019年，間中有幾年完全没有作品收入，不算多產，但整體上看詩作水準還算均質。這本詩集有著艾文一貫的短句和斷句的排列組合，製造跌宕起落、參差錯亂的語音效果，但與以往稍爲不同的是，他書寫的關懷旨趣投注聚焦於歷史、地方、旅遊這三個面向。當然我不是說艾文没寫過這三個主題的詩，在那之前的詩集《十八層》中也有地方記敘的〈林明去來〉、〈感受林明〉，也寫下北京、台北、高雄、新加坡的旅遊印象，但絕不像這本新詩集那樣集中寫這類詩，旅遊組詩〈感受西藏〉一輯6首，〈走一趟絲綢之路〉一輯12首，地方記敘寫怡保、馬六甲、檳榔嶼、吉隆坡，尤其是以往艾文較少觸及的歷史記憶，更是這本詩集的焦點所在，寫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1948-1960）的歷史事件的組詩〈緊急狀態側面〉一輯13首，另外同題材的組詩〈1950前後〉一輯11首，展現了艾文少見的歷史書寫的大手筆。

        地方感懷的詩作，在〈吉隆坡側影〉中交融了歷史與現實的觀照視野，四則簡短的側影或速寫，吉隆坡在打結的交通系統中淪陷，歷史人物葉亞来在現實中被有心人强制壓縮動彈不得，一雨成災的現實困境，茨廠街的身份指認的尴尬，成爲吉隆坡的盲腸，構成詩人的吉隆坡印象，帶出對吉隆坡强烈負面和不快感受的觀點。平心而論，這首由四則小詩組成的吉隆坡側寫，並没有超出我們一般對吉隆坡在現實生活中的認知，吉隆坡紊亂的交通與閃電水災是現實的複寫，葉亞来的歷史功過壓縮成短短的四行，雖說側寫的著重點不在於歷史，被壓縮的狹小空間與簡短的四行敘寫可資對比，但是我認爲還是過於輕巧，需要多一些的篇幅來承載這個複雜的題旨，至於把茨廠街比喻爲盲腸，並没有跳脱出游川的茨廠街詩作的期待視野。這些吉隆坡的側影，是盲腸，是大蟒蛇，是壓縮的空間，是淪陷的地方，直接告訴讀者吉隆坡在詩人心目中的負面看法，或存在詩人心中的陰影，詩最後提到吉隆坡如同一對筊杯的一半，有意帶出大馬華人文化身份的失落，與其尴尬處境。藉現實環境的諸如此類負面認知，聯結到對個人或族群文化身份失落的反思，或許是詩人書寫地方感懷的寄託所在。

        相比詩人對吉隆坡的負面生活環境和充滿不快的心理感受，在另一首書寫馬六甲和檳榔嶼的〈地方系列〉中投注了較多的感情，道出詩人對這兩地的歷史時代感懷。這首詩一改艾文擅長的短句和斷句，以較長的詩句、舒緩的抒情語調，書寫兩地迭經時代變遷時間流洗的歲月人生，語帶感傷，兼具一絲反諷，讀來予人無限低迴沉思的餘地。馬六甲的歷史交織著神話傳說，那是西方殖民者初來乍到、鄭和下西洋的大航海時期，馬六甲的歷史地表於焉浮現，三保山、三保井、三保太監、漢麗寳，在歷史過渡爲神話傳說，或傳說回歸爲歷史的隙縫間，填補詩人（以及我們）對馬六甲的文化記憶與地方感。稍晚的20世紀40年代，另一個殖民者登陸了，把檳榔嶼改號爲彼南，經歷了歷史上一段黑暗屈辱的歲月，詩中銘刻和面對了歷史創傷，詩人亟亟於告訴讀者的是，這段歷史加諸於地方生活的暴力，一至於斯，要我們在歷史與現實的二端，思考辯難，摸索前進。現實題材在這幾首交織著歷史傳說的詩中，運作於兩個層面，一爲我們所熟悉的現實生活，對社會現實的「客觀」反映，一爲詩人對現實的觀照把握角度，一種自覺的理解層面，現實通過歷史的思考，來顯示詩文本／語言對現實的獨特把握。後者的運作雖立基於對現實的精確掌握上，但它同時也是現代想像的產物，它通過對地方歷史的創造性生成，在現代生活重構一種訴求，型塑一種寓言體的形式，以滿足歷史在特定地方文化與現實生活的積極效用。如此理解艾文詩的現代與寫實交相爲用，可以使我們擺脱有關現實與文本之間反映論的狹隘觀念，把注意力轉移到探討詩語言的生發和其物質效應。

        艾文書寫地方的詩，與歷史記憶總脱不了糾葛的干係。在這本《魚之象徵》裏，兩首書寫歷史的組詩〈緊急狀態側面〉和〈1950前後〉，更成爲整本詩集的焦點，在那之前，艾文從來没有在詩作中如此大肆鋪陳歷史，直面某個時期的政治歷史，因此特别引人注意。艾文透過這兩首組詩，記敘馬來亞歷史上一樁對馬來亞政治發展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時間上跨越1948年到1960年，歷史學家稱這段政治歷史爲「緊急狀態時期」。這一段歷史事件發生在二戰後，在1946年到1948年，二戰後的馬來亞陷入經濟蕭條，當地罷工和示威頻仍，英殖民政府採取嚴厲的手段對付示威者，示威者也報以激烈的攻擊，而馬來亞共產黨尋求自治和獨立的訴求，也遭到英殖民者越來越嚴酷的鎮壓，1948年英殖民政府宣佈進入緊急狀態，馬來亞共產黨和其他左翼政黨成了非法組織，英聯邦軍隊全面展開圍剿馬來亞共產黨成員和其他左翼人士，馬共被迫於無奈，由陳平領導的馬共開始與英聯邦軍隊展開武裝鬥爭，英殖民政府把馬共標簽爲恐怖主義分子，1957年馬來半島獨立後，民選政府延續英殖民政府的政策，繼續剿共行動。長達十二年之久的緊急狀態，一直持續到1960年才解除。衝突期間，有多達數千共產黨成員或人民解放軍遊擊隊成員被殱滅，數千共產黨人被俘虜和投降英軍，英軍則有數百人被殺，還有數千平民被殺或失踪，可謂是馬來亞當代史上最血腥的政治戰爭事件。馬來西亞民間學者咸認緊急法令的實施是英殖民者壓制民族解放運動，封殺馬來亞人民尋求自治或爭取獨立的鎮壓手段，但同時很顯然也是一場國際冷戰的較量。以上不無簡約的說明，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艾文上述兩首詩的歷史脈絡。

        〈緊急狀態側面〉詩題中的「緊急狀態」，就是敘寫上述英殖民者對抗馬共的「緊急狀態時期」，〈1950年前後〉詩的年份指的是1948年到1960年期間的這段血腥殘酷的鎮壓經歷。艾文出生於1943年，如果從1948年開始算起到1960年，即是由一個5歲的小孩成長爲17歲的少年，親身經歷了馬來亞上個世紀這段血腥的政治事件，當時的所見所聞想必給他日後留下不可磨滅的記憶。由此來看，這事件所帶來的歷史記憶與心理創傷，其後延效應依然持續到今天，讓半個世紀後的艾文執意寫下大篇幅的歷史詩章，孜孜記載和重現這段史實的使命，控訴馬來亞獨立前英殖民者迫害和殘殺無辜人民的血腥暴力。這兩首組詩，是詩人遲來的歷史見證，以那一代政治受難者的過來人身份追憶過去、書寫創痕，他要表達的毋寧是歷史和政治曾經加諸我們的暴力，以詩記取和見證政治歷史的一頁斑斑血淚。〈緊急狀態側面〉寫緊急狀態時期的戰爭畫面：「鐵蒺圍藜／麻木不了／漫山烟霾／／一顆顆炮彈／獰牙獠齒／肅清  剿山」，在詩人筆下，馬共成員與遭受牽連的無辜人民成了「哀鴻遍野的老鼠」、「倉惶的老鼠失措的猴子」、「惶恐的山豬」，寫被英軍圍剿殱滅的馬共成員：「是某夜／野狗混沌／群吠／整條港門鎖住眉頭／／他／摸到／隱姓埋名／蜷縮地下活動的／遊魂／／呼／冷兮兮／一口／短槍」。在這裏艾文用了頗多的短句和斷句，製造受害者棲棲惶惶退無可退的局面，帶給讀者懸疑緊急的心理氛圍，以及大量以荒山野地的動物如山豬、野狗、猴子、老鼠等來形象化被壓迫的一方，在睡夢中被圍剿醒來時已經無路可逃，變成形象奪目的桃紅宣紙和變調了的榴槤：「醒來描繪／變成／一張桃紅／宣紙／一顆坦蕩蕩／剖開胸膛／腥噴噴的／榴槤」。

         〈1950前後〉寫這段時期被英殖民者强迫集體遷移入新村的民眾，新村就如美國二戰時期的集中營，其目的是管控防堵民眾與馬共的接觸，切斷民眾爲馬共提供生活食物資源。英政府實行新村的計劃成果，就是迫使50萬鄉村地區的居民，遷移到方便管理監視的「新村」，這些新村由帶鈎的鐵絲網、警崗和照明燈所包圍，新村的居民出入行動都有很大的限制，以管控和切斷他們與馬共的接觸。詩中一再出現的「村眾」指的就是新村的居民，一輯十一首多面探討和敘述了新村民眾的生活作息，他們被殖民者不合理不人道的對待，被强迫遷入新村有如入牢獄般：「以鐵蒺藜箍頸的沙腔／說安保 講自衛什麽的／村眾 真的提心又吊膽」、「一眾孔武惡煞的紅毛兵／一顆谷種也不容錯失放過」、「偶爾風吹牛羊雞犬／捕風捉影的槍桿赫赫／直指風寒的胸膛／驚恐的寒毛似餿味的咸菜／屏著呼吸窺視／忐忑不安的米牌／占卦／命運 風水 流年」，用鐵蒺藜圍住新村，說成是保護村眾的人身安全，實則是杜絕民眾與馬共的接觸，米牌是英政府發給村民一種管制購物的牌卡，防止村民有多餘的食物提供給馬共。新村居民的生活困頓，失去人身自由，遭受不合理的對待，12年的歲月引頸期盼，却看不到未來，語帶悲愴，「大嘴巴的新村／含二百二十四户口／在那淤血斑駁虚弱的年代／輾轉深呼吸」，輾轉在短句和斷句的抑揚頓挫中，跌宕起伏，迂迴曲折，讓那段塵封的往事，那湮没的血淚，那不堪回首的過去，衝出記憶之繭。召喚歷史記憶，如同學者李有成所說的，具有糾錯導正，追求公義，讓受屈辱者可以獲得安慰，並盡可能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見李有成《記憶》，允晨，2016，頁16）

        這幾年書寫馬共緊急狀態時期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方面，累積了一些成果。在詩方面並不多見，詩人方路寫過一首這類題材的詩〈六瓣雨—記緊急狀態時期失踪的親人〉，另外王潤華以新村、馬共、反殖民戰爭和英殖民地爲主題的詩抄，結集而成一部《新村》（The New Village, Ethos Books, 2012），書寫緊急狀態時期的新村生活與英軍馬共的戰爭，記載這段時期人民共同的歷史記憶，是此類題材的代表作，不容錯過。如果說方路的緊急狀態時期詩作是後記憶的書寫（透過父母或前代人反覆述說得來的記憶），那艾文與王潤華的緊急狀態時期詩作是記憶的書寫、歷史的見證，兩者是同時代人（王1941年生於霹靂金寳，艾文1943年生於檳城威省），緊急狀態時期都是在馬來亞生活長大，親身經歷過這段非人道殘酷黑暗的歲月。

         21世紀，艾文寫下這兩首長篇組詩，爲這個政治歷史素材補上了精彩的一筆，拓寛了馬華現代詩的歷史視野。在他的寫詩生涯裏，帶來重要突破，他寫詩的功力及視景，畢竟不可忽視。在馬來西亞國家政權更替的今天，在513事件和茅草行動歷史平反的籲求成爲各方朝野人士的關注焦點之際，艾文以詩見證上個世紀50年代這段「歷史真相」，藉由生命片段的回溯，填補官方歷史和大敘事所遺留的缺口，行文運字，在在具有現代詩大家風範。詩集《魚之象徵》的同名詩作，詩中那倒立的魚，失措呆滯，直瞪瞪地望著天空，排除整串長長的骸骨，形成一奇觀的時空架構，歷史的錯愕，引申出的族群政治文化身分的沉淪，放在詩集的政治反思與歷史記憶來看，因此便具有了獨特的象徵意義。

寫於14/9/2019 大山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