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1日星期二

黄锦树:增订版序

增订版序


黄锦树【文学观点】

《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初版于1998年1月,共收论文七篇。承元尊出版社杨淑慧雅意,然而书出版后一直到听闻她过世、出版社瓦解,我和她都缘悭一面。且从待过元尊、对她有许多抱怨的知名小说家那里骤闻她的死讯,已是她逝世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翻查旧档案,原来的计划不是七篇而是九篇,也就是包含那本印得很糟的《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研,1996)的主要论文。当年依稀是怕书印得太厚了而临时抽掉的,她似乎也建议印成两本,但我的论文又不够做成两本书。因而这修订版的意义之一就是,还原既有的构想。另一方面,则是增补了卷二部分的16篇短论。

卷一的十篇论文有七篇是初版原有的,另三篇从那本废书移过来。均发表于1993年迄1997年间,也就是我就读硕博士期间。因而有几篇是其时的修课报告(二、五、六、八),大部分且曾作为研讨会论文或期刊论文论表(详附录〈论文原始发表处〉)。卷二的短论多为副刊文章,是我那些年对马华文学场域比较直接的“介入”。大部分发表于1991年至1998年间,只有一篇是2000年的。那将八年间,大概是我这大半辈子写得最多的一段时日,也就是从我24岁到31岁之间,是攻读硕博士学位、到暨大当菜鸟讲师的阶段。那些年还写了些不同文类的所谓创作,及其他类型的论文。

以下先就增补的短文略做说明。

〈“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重启“华马文学”的讨论,一直到17年后和张锦忠、庄华兴合编出版《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吉隆坡:大将,2008)方就短篇小说初步落实,但其他文类尚遥遥无期。

因年少气盛而捅了马蜂窝,参与、或引发了论战,热热闹闹的在马华文坛引起一场风暴,让许多老作家深受伤害(据说某马华文坛大老因此郁郁而终),自己也遍体鳞伤,但说不定因此而结束了一个时代。有两篇短文便是那伤害的纪念碑(〈马华文学“经典缺席”〉、〈马华文学的悲哀〉)。但那些文章大多因太有针对性太有情绪而没收进来,几乎都是在与马华本土派的鏊战,也沾染了若干大马在地的杂文习气。

相关文章多为受彼时大马华文报或文学杂志的朋友邀约而写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张永修。文章跟随着他从《星洲日报》到《南洋商报》,多是应他策划的专题而写,尤其是1995、1996、1997那三年间。刊于《蕉风》上的两篇短论是应其时的主编,他太太林春美之邀而写的。5篇小专论(〈铁抗与马华文学现实主义〉、〈小论方北方〉、〈温任平兄弟与马华文学史〉、〈小论商晚筠〉、〈小论雨川〉)三个马华现实主义作者,一个现代主义者,一个受台湾现代-乡土文学洗礼的个案,可以对彼时我的马华现实主义论略事补充。〈两窗之间〉是受邀而写的诗歌点评,不料也引来颇大的反弹。我对马华新诗的意见其实不比小说少,只是不太有兴致去谈。〈国外评审与本地评审〉涉及的文学体制问题,最近也曾被青年朋友问及,我并没有什么新的看法,问题也还是老问题。其他几篇关于选集或大系的,毋宁表达了我彼时对马华文学的期待。因为选集即典律化,然而过去数十年间,马华文坛为什么一再生产糟糕的选集呢?然而马华当代文学大系还是令人失望的编成那个样子(由作者“投稿”而非由编委精选),也欠缺相关的学术性论证。很多问题就是那样,谈了也是白谈。近年随着作品水平及作家眼界的提升,应该会有较明显的改善吧。

写这些文章时没想到读者,但多年来似乎还真的有一些读者,部分文章甚至可能还发挥了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中国性的批判),让学界注意到这么一个马华文学的系谱。但是否反而限制了读者理解马华文学的眼界呢?那已不是我的责任了,我能提供的也仅仅是自己的观点,而且充满试探的性质。

毕竟这是旅台学人第一本全然以马华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五年后方有张锦忠的《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2003)。在台湾,前行代的学者不论栖身中文系还是外文系,一般不会花多少心力在马华文学上。在很长的段时间里,在民国-台湾的学术场域里,它看起来没什么学术价值。而在文学评论匮乏的大马本土,类似的论著也不多见,即使有,也是近年的事了——也是新一代的学者。譬如许文荣的《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出版于2004,(柔佛州:南方学院出版社/八方文化创作室),林春美的《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更晚至2009年了(吉隆坡:大将出版社)。


14年过去了,我自己也很少会去读这些年轻时写的文章。如今为了校对而仔细重读了一遍,时间距离确实造成了陌生感。年轻的时候,确实比较有激情,也比较爱做文章。但有些论文确实写得非常尖锐,譬如个中的王润华论,为了与彼时的颂王论别瞄头,而似乎尖锐得过了头。而潘雨桐论对作者大概也是不太公平的。或许不该把潘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小说混为一谈,为它们找到统一的风格“局限”。而方北方论中带着的强烈愤怒,重读时仍觉跃然纸上。为什么读方的作品会那么火大呢?是觉得被坏作品严重的冒犯了吗?


有朋友说,不读就不会觉得被冒犯了。但不读也就不能写论文去处理它,不能进入细节,也就不能进入核心。那些年,或许真有使命感想要好好处理马华现实主义。确实也读了不只一家,感觉都很不好。也不料几乎一篇论文就把他们打垮了,那脆弱,真是难以想像。那似乎也证实了我的看法:马华现实主义已然濒危待毙。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在学理上自辩,更别说反击。只能用不同的化名抹黑谩骂,企图从道德(?)上摧毁敌人。说实话,写作的人被严厉的检视和被吹捧,不都是寻常事吗?自己作品的水平如何,自己会心理怎会没数?当然,论文其实也可以像那篇短文〈拓荒播种与道德写作〉那样写得皆大欢喜,或许可以赢得作者及家属的敬重。但如果我把主论文都写成那样,我自己就毁了。毁于自欺。

在本书的主论文中,现实主义的专论只有一篇,相较于我对广义的“现代主义”的讨论,似乎不成比例。然而作为伏线,它的存在也是甚有意味的。首先它是作为对照出现在对中国性的讨论的,甚至在华文/中文的切分中、对马华文学的中国性的批判中,现实主义都是那可能的救赎力量。虽然,现实主义本身的中国性(作为一种移植的“民族形式”)并没有真正被讨论(我只指控它也是舶来品),那些论文甚至预设它可以一定程度的抵御中国性这复返的幽灵。在对铁抗的讨论里,也重申“此时此地的现实”这样的现实主义纲领;对雨川的讨论中,也试图去理解他因试图以文字去超出自己能力的再现而造成的“书写困难”,都尝试为马华文学贫乏的现实主义写作找到一种解说。我不也在重建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吗?

在我当年写这些论文时,有好些作家都还没有专论(神州诗社、潘雨桐、张贵兴、陈大为),而后,踵继者众矣。其中被讨论得最多的就是神州诗社,议题也还是围绕着中国意识,不见得有什么新意。但无形中让天狼-神州诗社好像变得很重要,莫名其妙的增了值。主其事的温氏兄弟的人格特质是极度的自我中心,个人英雄主义,以帮会的方式经营诗社,那些弟子或弟弟妹妹们均傻呼呼的以为唯独他兄弟俩才高八斗,不可超越。那些有天分的,在那样的英雄崇拜里不敢另求蹊径以“杀龙求道”,个性及才能没有机会充分的发展,没能走出自己的路;那些根本没有写作的天赋的,则在集体取暖的错觉里以为自己或许真能写点什么。其实他们在诗社里的功能不在创作,而在于为才子领袖牺牲——弟兄姐妹牺牲享受,大哥享受牺牲。更别说兄弟俩对社员造成的伤害似乎都被漠视姑息,以至他们自己多年来未见反省,犹自恋自怜的一再重述他们伟大的业迹,或者怨叹被辜负背叛。尤其是温瑞安,至今犹以被迫害者自居,令人倒胃。我原以为我当年的讨论就可以终结那自我膨胀的“传奇”,这么说来,那篇论文倒是太多同情的了解,不过锐利。

如果说我的论述有窄化马华现代主义之嫌,关于最早的马华现代主义及六、七0年代的马华现代诗,张锦忠的论述确实可以补我的不足,那也不是我熟悉的领域。

这些文章原也该是友谊的见证,然而云流星散,许多昔日的朋友都因故渐行渐远了。初版中请林建国写的序、为〈中国性与表演性〉写的批评意见,因版权问题这回没再收录。昔日的问学,疑义与析,我还是心存感激的。

书断版已久,偶尔会有人索要。而今多亏了麦田林秀梅,方得以出此增订版,非常感激。

   (南洋文艺 2012年8月21/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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