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树 【序】
我当然也读了好些马共圈内人写的小说，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的文学观、历史观。也知道这些昔日的游击队员非常在意历史评价，但如果依他们的期待去写，小说也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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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锦树小说 《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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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说集，最开始只有一篇附录（即刘淑贞的〈伦理的归返———黄锦树和他的中文现代主义队伍〉）和一篇待写的自序。
不知怎的，突然想写篇自序。可是没有小说写什么自序，那不是开玩笑吗？
但如果真要写也是可以的，因为自序也可以写成小说。但我想写的不是伪装成小说的自序，而是真正的自序。那就有点麻烦了，那就得先有小说。
但我有好多年没有小说了。
依稀有过若干失败的小说计划，写了一段两段，换个档名，再写个一段两段，像废墟浮木，搞到自己都糊涂了。其中有一篇叫〈那年我回到马来亚〉好像还曾是个稍大一点的计划（一本书）。也可说那是本书的前一个书名，它的前身。但收进小说集作为最后一篇的〈那年我回到马来亚〉，却是这篇序初稿写完多日后方写完的。一个全新的版本，回收若干旧的构思。原本只有9篇，多写一篇凑个整数。
大概真的回不去了，连小说也架构不起来，在死水里漂浮了几年，去年夏天勉强弄出个短篇的版本来。但没有收进来，因另有安排。
2011年11月，大概因某位登陆且得了“人民文学奖”的小说家朋友的推荐，《人民文学》突然电邮来约稿，说次年5月将弄一个马华文学专号。为了那个稿约我写了篇〈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后来改了个版本易名为〈马来亚人民共和国备忘录〉），我也忘了给《人民文学》的是哪个版本，反正那个农历年后就被退稿了，“通过了三审，但四审未过”、“主编变动，杂志社的方向突然乱了阵脚”（2012/2/20编辑电邮）这篇小说当然没什么大不了，被退稿也是预料中事。那年《死在南方》被大删，我就知道马共是他们最不愿触及的禁忌之一，可能比民国还碍眼。但我想既然是《人民文学》缴的稿，不写篇题目里有人民的小说，就太不够意思了。
退稿后转投给《香港文学》，刊出后才发现给主编陶然寄错了版本。但我其实更喜欢“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这篇名。之所以要改篇名，是因为从逻辑上推断，南洋人民共和国比马来亚人民共和国更没有可能性。共产党活动的国际主义理想，不得不迁就于地域，为了反殖，它更被限定于各个不同殖民行政区。从马共和砂共的区分，就可以清楚的看出这一点。而且，它很难逃离华人民族主义的诱惑，犹如它之难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划清界线。
我自己也不喜欢现在这种写法，好像老狗玩不出什么新把戏。但如果要掌握这一想像蓝图的全景，这种写法可能是最简洁、经济的。如果依通俗文学的路径，也可写成七大册的《南洋人民共和国烽火录》、《吸血鬼降临南洋人民共和国》；或者依大河小说的思路，可写成《南洋人民共和国》三部曲两千页，【革命纪】、【建国纪】、【亡国纪】。
但那又怎样？不过是多砍一些树而已。
共产党活动深刻的影响了所有东南亚国家华人的命运。华人资本家一向被视为殖民帝国的同谋，是压迫阶级；而以劳工和垦殖民为主的底层华人，则被视为共产党同路人。这让华人极易成为战后民族主义政治的代罪羔羊。
1948年的毕里斯计划（Brigg's
Plan）下施行新村政策，就是为了阻绝乡下华人对马共的粮食支援，让他们陷于粮食匮乏。这计划成功的让马共溃散至不足威胁。
但那铁篱笆围起来的新村、那对华人的集中管理，却延续了数十年，遂行种族隔离之实。那天生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政府，显然充分利用马共存在的事实，长期的合理化它想做、也一直在做的缺德事。但马共呢？马来亚建国后它其实就失去为“大义”武装战斗的理由了，他们被英国人和东姑摆了一道，被置入历史的无意义的时间剩余。他们的历史任务结束了，可是他们无法单方面的结束那场战役。他们不知道（或许知道但也没办法），马来西亚政府其实需要他们。他们的没有威胁的威胁让政府获利，内安法令和近500个华人新村的存在，不就是最直接的证据吗？
延长赛是尴尬的。
剩下的是他们的尊严之战、历史定位之战。
几十年过去，虽然对种族政治依然不满，但华人普遍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之后，就把活在森林里的马共给遗忘了。甚至那当年马共最活跃、最多里巷传闻的霹雳州，大马建国后出现的几个世代的优秀作家，仿佛都以忽视他们的存在为荣。然而如果少了这一块，我们的历史存在就很难不是平面的了。
而我的大马朋友，其实多数都来自新村，好像一个个戳记戳在生命史里。但我们其实不太会注意自己是怎么被型塑的。
反正日子一样过，何苦自寻烦恼？
距离上一本小说集的出版（2005），超过8年了。
相较于纷纷去写长篇的同代人，我没那个兴趣，也没那么大的野心。况且，很多长篇（包括一些三部曲）我认为那题材如果写成短篇，或许会更有价值些。相较于长篇，我比较喜欢书的概念，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整体。
大概从2012年开始，我想不如就围绕马共，写一本小说吧（虽然早年的小说也多有触及）。但这念头可能开始得更早。我隐约记得，有一年在大学部开了门选修课“文体练习”（还是“各体文习作”？）那时也想过尝试用名家文体来写马共题材（如爱伦坡体、卡夫卡体、波赫士体、昆德拉体……），似乎过于偏向于游戏，唤不起激情，也就无疾而终了。
反正我的正职是教书，近年教育部一群蠢人疯评鉴，学校发疯似的强迫我们常常去听一些讲题都非常低能的“教学智能”课。研究所也常遇到一些程度低到不可思议的学生（讲到这，我就忍不住要高喊“教改万岁！”），教到火大，什么都忘了。
2012春天，在写了那篇散文〈马华文学无风带〉前后，试写了〈森林里的来信〉——有一年，想写一本假的马共书信集，与其说是为了讲故事，不如说是为了个中的省略和漏洞。
也是自然的无迹而终。
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我尝试拟仿的那些人的文字能力普遍不佳，不论拟仿得逼真与否，下场都一样：必然是部失败的小说。败于失真，或败于无趣，不写也罢。现在的〈森林里的来信〉原就想做成一篇漏洞百出的小说——像是个处处漏水的屋顶——也没头没尾的。那是另一个考虑过的书名。
<父亲死亡那年>也是。这篇也写于同一个春天，清明节前后。搁了将近一年方投稿，老觉得有什么地方待补。
2012年7月因返马开会，邀老友张锦忠顺道北上泰南和平村。在那里住了一晚，为的是亲身接触一下那些马共，和他们聊聊。那些脸孔，有的早在纪录片上看过。他们的故事，在书里读过。我当然也读了好些马共圈内人写的小说，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的文学观、历史观。也知道这些昔日的游击队员非常在意历史评价，但如果依他们的期待去写，小说也就完蛋了。
小说有它自己的逻辑，它自己的乐趣和领地，应该大大的超出他们的视野才是。
我准备用我自己的方式向他们致意。虽然我的致意方式常让人难以忍受。但或许因此也能让某些独特的读者注意到马共也说不定。去年10月我在日本遇到巴赫金专家、已退休的北冈诚司教授，一见面他就问我有没有读过Leon Comber的《On Lai Teck》（注1），我确实吃了一惊。老先生是从我过去的小说顺藤摸瓜摸索进马共历史的，那是离他的专业领域（叙事学）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而台湾的专业（或自以为专业的）读者一向只会抱怨我们没在小说里提供充分的讯息，让他们难以理解。虽然我们一再呼吁莫忽略在地知识，而意大利记号学家家艾柯（Umberto Eco）早在《虚构之林中的六次漫步》提醒读者，每部小说都可能预设了不同的百科全书，但傲慢的读者还是置之不理。于是“南洋”这背景负担终究成了一团迷雾，黯黑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让你看不到自己的脚的大雾。对他们而言，我这些写作，或许不过是纯粹的文字游戏而已。职是之故，〈森林里的来信〉应《字花》编辑的要求而写的简略说明我也保留在书里。
原先的计划是，如果从4月开始，每个月写它一篇，写个11、12篇，最晚到2013年中旬，也该完工了。
但常常会连续好几个月不能动弹，课业、研讨会论文，那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这些年来都是这样：常常一年、两年就那样过去了，令人心疲意怠。
这个寒假顺利些，接连写了几篇。
但让整个计划提前告一个段落的，是我临时想到的分锅计划。譬如煮肉，一锅十分满，不如两锅八分满。我想那样同时对两个出版社都可以交待（但也下不为例了）。一旦决定分锅，这一本就算写完了。
时间呢，大概再过一两年吧。
但也难保没有变数——包括书名。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本书收小说10篇（注2），包含一篇用“现代诗”体写的〈当马戏团从天而降〉。没有人（有那个权限）规定小说该怎么写。这篇也算是我对金枝芒的长篇《饥饿》的一个回应吧。以这篇为界，前四后五。附录论文一篇，刘淑贞的〈伦理的归返〉（感谢，为本书增加了不少篇幅）。
10月里写了〈寻找亡兄〉（现改题〈当我们谈论马共〉）。它的可以拆卸的部分〈火与雾〉也分去另一锅了。
有些篇章写得超乎预料的顺利，第四、五、七、十的初稿，都是句子一个又一个自己跑出来的（注3）。去一趟鸡寮找手稿没找着、喂喂母鸡，回拨来电话筒说“您拨的号码是空号”，回来就写了〈您拨的号码是空号〉的初稿。其时刚写完〈凄惨的无言的嘴〉初稿。原先还在烦恼，想好的几个碎片不知该插进哪一篇；〈当马戏团从天而降〉也是突然一些句子就跳出来了。最初的构想也不过是，让马戏团里的事物持续的掉下来，以完成不可能的救赎。那只猴子真的是自己跑出来的。〈凄惨的无言的嘴〉最开始的想法不过是，既然陈的早期小说是中国以外左翼文学的标竿，马共小说也该有篇陈映真式的，可惜马共阵营普遍欠缺真正的文学感觉。〈婆罗洲来的人〉也和最近发生的某些事情有关。……我就不说了，一口气写了两个版本。
收进这里的是第一个版本。
写这几篇小说让我有一种“好像比较会写小说了”的感觉。好像做了个写小说的梦。类似的梦这些年大概也做了不少回，醒来都是一场空。
那同时，和张锦忠在合编《马华小说选》，读同乡的小说，为小说选写序、写简评，审查期刊论文。编《马华小说选》也有颇多感触，有的就直接化为小说文字了。
有的篇章写得非常不顺利，进度慢之外还觉得很烦。如那篇打算收进另一锅的〈那年我回到马来亚〉。
而这十篇中写得最早的是那篇〈还有海以及波的罗列〉，初稿写于2006，原题〈纪念碑事件〉，在该年的〈文艺春秋〉刊过一个删节版。自觉初稿写得很烂，因而颇花了一番功夫，修补改写成现在这样子，连题目都比原来好多了。费功夫去改它不是对它特别珍爱，而是这年头自称研究马华文学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我很怕有人会郑重其事的去谈它。
写这篇序时，大部分作品都投出去了，大都还没刊出。有的篇章很显然非常不适合在大马华文报刊发表（我大马的朋友会很直接的告知），会考虑只在台湾或香港发表。虽然用的是狂想曲的方式，但我想还是有人还是会觉得被冒犯（不论是马共还是马来人），只能在此先说声抱歉了。
但不喜欢的读者原就有权选择不看。毕竟是小说。
我判断这仍然会是一本台湾读者不会感兴趣的书。写作时，我也不在意多用马来西亚的在地知识或历史典故，自然也不期待会有什么销路。
也幸亏在台湾还有这份自由。
3
原先想写的自序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我笔记里还留下这样的文字（偷偷先写了一段）：
近年常浮起一个句子：再过几年就五十岁了。这是个怎样的讯号呢？
年轻时很难想像五十岁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很晦气，就不抄了。
注1： 'Traitor of all Traitors'——Secret Agent Extraordinaire: Lai Teck, Secretary-General,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1939~1947)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83, Part 2, September 2010, No. 299, pp. 1-25。這文章在台灣還真不好找，感謝潘婉明提供。
注2：三月的末尾，補寫了〈瓶中稿：詛咒殘篇〉，勉強算一篇的話，就是十一篇了。
注3：包括那篇留待下一本的〈陽光如此明媚〉。
（南洋文艺，2013年9月3日、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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