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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淑芳，摄影：蔡俊伟 |
这些事情回想起来只如浮光掠影。也许不该再写自己怎样被旁人漠视，也该想想自己曾经怎样冷落别人。
曾访问过一些人，说起在外国生活时，这问题就像一扇忘掉的门突然出现。过程始终缄默，只有“忽然”：“忽然了解到……。”厚厚翻过一大页。挫败的现场实难重返，心底咀嚼表面一字不提。我去台湾之前，在《南洋商报》工作4年，数年后许多朋友纷纷另觅栖枝，见原是生物系毕业的前同事周泽南也能领奖学金留台念人文系的研究所，我便也动念想申请去台湾，当时对写报道颇感倦怠，同时因为一些私事，使我很想离开吉隆坡到其他地方生活。
报界里记者编辑留台者向来不少，平时偶有人聊起诸多怀念之语，大抵回来后感到两地落差的冲击，昔日留学生活追忆起来就更美。
也许时间太短，那些年一直没真正惬意过。当然不是穿越小叮当的如意门，比较像沿着一条长长的隧道踯躅前往他方，而过去也并非在降陆越阈后就断然告别。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读回旧信，有一封让我吓了一跳。我竟然这样写信告诉朋友，说，我想留在这里，可以享受一个人走路，以及随心所欲地上网……。签证的期限其实已经快到了。当时仍试着找工作。但为何要留在一个对我而言太过冷清的地方呢？大概因为最后几年住在八打灵的生活，无聊麻木得可怕，回家的时刻越近，记忆就更鲜明。
某个乍暖还寒的春天，我穿上外套去公园。一边走，一边想像体温飞在前方，只要走快点就可以抓回。气象局说当天的风力是四级，阵风七级。所谓七级阵风的威力，原来只像树叶那样在脚边打转，一放松就可以浮起来。自从来到台湾后，我一直觉得自己像空气。那天却觉得，如果是个喜欢风的人，就可以在这岛上轻快地行走。
那是2005年的春天，我搬进兴隆路曾焰的家里。这位二房东告诉我她是作家，大约70年代期间供稿给《南洋商报》。她是国民党军人的眷属，从云南逃到泰北，在泰北美斯乐住了一段时间，经柏杨帮忙才到台湾。她对马来西亚很好奇，问了我一些事情，还送我一本书，有几篇文章追忆她幼年家乡的事。我写电邮跟报馆的同事提起，一个老同事洪古回信说，曾焰以前很出名，她的专栏很多读者追看。
那个时代离我很远了。从学校回来，有时会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但我当时没有心情，很少想到要交流，一直在想怎样把丈夫弄来台湾。离开报馆以后，那几年稍微扩张开来的性情，很快收缩起来。住在不同的地方，得掂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曾焰几次下厨弄晚餐邀我同吃，水饺、蒸鸡和辣椒都很可口。她在报馆编文艺版，问她稿件多不多，她说多得不得了。我不好意思跟她说自己也写作。她没有买房子，每隔几年就带着一大堆家当搬迁，非常辛苦。
这些事情回想起来只如浮光掠影。很多事情在专栏里已经写过了。也许不该再写自己怎样被旁人漠视，也该想想自己曾经怎样冷落别人。台北是我住过最繁华也最疏冷的城市，虽然问路时会得到旁人亲切的指点，然而也常终日不发一语，是成年以后首次感到孤寂至极静之处。
我的年龄比其他同学大上十数年。硕班里只有我是马来西亚人，没有其他侨生。台湾同学里头最年长的，也要比我小上5、6岁。既然如此，难免隔阂。事实上并非不主动，而是已经试过了。本就口齿笨拙，在家乡文人圈子也一样疏离，但不是个个如此。在台湾，这样的感觉好像更严重些，似乎无论怎样努力，那隔膜也不会消失。
有一回，在巴士车上，我忽然像个狂热的政治分子，对同学群中那位稍微较年长的女同学叨叨絮絮说着马来西亚的事，很想对她解释，“我们”，不该称为华侨，到底是怎样的群体。看来她听得很痛苦，她想用白色恐怖来理解“我们”的遭遇，但我说不是，白色恐怖已经过去，但“我们”却好像不会有句号，它的表状更平静，拉锯也更漫长。
刚入学的一两年，很奇怪经常梦见小学同学，那是最早上学的那些年，6、7岁时刚上学的感受经常不搭调地越过时空嵌入政大的宿舍里，时间好像根本没有过去，好像根本没有中间那些年，情绪鲜明得仿佛刚自那个座位爬起来。我不是优秀的小孩。刚入学时交往的也都是被老师同学鄙夷的小孩，有个朋友长得比马来人还黑，住在某条巷子里用木板搭起来的高脚屋里，我去过她家里好几次，是真正的家徒四壁，连照片都没有。或许恐怕无人是真正绝对的成年人，环境的突变会削弱平时状若坚定的信心，而使人把童年再度经历一次。在台北，同样的情况出现之后，我变得比刚来时所预期的更认真读书（我没有想到其他面对的方法），写论文的两年内完全不创作一字。
我先生在第二年时也过来台北在政大新闻所念硕士。我们常常在图书馆找张桌子撤满书，待上整天。起码这件事情不能怨：那笔丰厚的外籍生奖学金赋予我舒适的生活，让我可以整天看书。当时为了去台湾，必须找几个教授或副教授等级的人写推荐信，帮我写过信的人有林水濠、何国忠和黄锦树。黄锦树和林春美帮最多，除他们两个之外，我就不认识其他人了。但是那些年我只见过锦树一次。有一年冬天，张永修和林春美过来台北短暂上课，邀我和先生一起去南投埔里。抵达时天黑了，在一间四周都是林子围绕的木屋店铺里吃火锅。他见到朋友似乎很高兴，但时间久了，就看得出来交谈太久似乎会使他疲累。因为差距，他们叙旧，我没甚么话说。
说到底，孤单也有好处。之前记者那份工作使我太迷眩于城市里各种光鲜的外物。那些年在图书馆里，我读小说，像游牧民族似的，不断找寻新的作家、新的形式和风格。来台之前，曾有数年想要写类似魔幻现实小说的念头，在台湾那几年倒是搁置了。我在网上读马来西亚的新闻比在家乡更热切，一直在想要把这些读到的光怪陆离，都抽取其“核心”过渡到小说里。
有一天（当时还住在曾焰家），我写了篇碎屑拼凑且主题不明的小说。故事是写一个难产的作者，构想着一篇抓人到中东沙漠挖宝的故事。那篇小说给杂志投篮了。
我起初很迷王小波。后来就开始读一大堆欧洲名家如卡缪的短篇小说，我也很喜欢法国的小说家玛丽朵格拉斯。看多了就很想尝试一种散文化的小说形式，或者试试写一种更有日记感、极之琐碎的小说写法，这刚好是我数年前所抗拒的，但说不定那其实也适合自己，说到底当初为何那么抗拒某种类型的文艺风格，其实是件奇怪的事。
王小波小说中提到的《O娘》那本书，我找来看了大为着迷。但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像王小波或冯内果那样讥讽凌厉地写作。住在曾焰家时，锦树为编《媲美发情的猫》，曾来信邀稿，我想起旧同事说过吉隆坡半山芭小人物的故事，竟写成一篇极之乏味的小说，他没采用，后来收录的照旧是他钟意的那篇。
我去台北时，还以为很容易可以交到朋友。我不是在图书馆呆整天，就是窝在房里上网。我从来没有花那么多时间上网。当时很多人喜欢玩BBS，我只是用它来找房子。我很渴望身体当下与人面对面的接触，且很怀念一种可以在交谈中敞怀的甜蜜，哪怕谈的是不甚重要的芝麻绿豆。
我跟大部份同学都无话可说。日子久了索性就不开口。房慧真是在高莉芬的课堂上认识的，只在课堂上或走路下山时说过几句话。
刘淑贞是我在第二年快结束时，才忽然发现到她的惊世才华。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开部落客，她来到叩门。她的文字使我读了大为倾倒。看到她的作品，我当然赞不绝口，但自己也得写篇东西来回应。我觉得她的文字很难应付，非常耗神。两个月下来，论文一字不写，烂文字倒写了一堆，奖学金在第三年就会结束，我变得很焦虑，有一天就决定把帐号关掉。刘是我硕班的同学，偶尔会在路上遇到。我们可以偶尔谈点漫画、电影或其他有趣的事物，但我不会问她任何更私人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总有一道可以凭直觉感到的界限。当时一些很细微的反应使我知道，这条界限是不可能越过去的，我自己也不想尝试。
有一次她谈到茱莉叶克里丝蒂娃和罗兰巴特时，好像那是极美妙的事物。我转去看拉康，竟迷了数年。
我跟刘淑贞久久偶尔会通一两封短信。她在信中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看来她喜欢书写胜于跟人讲话。不过我却总是想要跟人碰面交谈，因为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就会不论见面或写信都自然一致地流露感情。
如果是性情相投的朋友，我就会很享受与之聊天，常觉得人与人之间若能倾心交谈，哪怕消磨整夜时光，也不嫌浪费。我有时想要找人，却又担心别人认为我打扰，到最后谁也没找。我也眷恋那些四散各处的老朋友，如果他们写信给我，我就会很雀跃。但我经常感到，自己虽然记得所有过去相处的点滴，别人却不记得了。
班上有个匈牙利的外籍同学，有一回那同学在班上霸占位置留给好几个人，我那天明明早到却没位子，还得去隔壁教室搬椅子，非常光火，又不是小学生还霸什么位子？便叫这位匈牙利人把椅子让出来。她竟然事后还跟同学说，由于我发脾气所以才占不到位置。我觉得她这个人真是很讨厌。那个学期陈芳明的课本来就是旁听，这件事发生以后索性就不再去了。
那两年上完课以后，我几乎没再与同学们联络。
入夏，台北的空气热浊。有一晚从公馆看电影回来，我先生忽然发起高烧。我们半夜走到路口的诊疗所去。他们给了他一些消炎药片，但不见效。他整晚痛苦辗侧难眠。我们又到万芳医院去做了扫描，诊断是肺炎。一个月后才慢慢地好了。
我们两人后期住在吉隆坡时，也经常感到寂寞。我去台北时就已经带着旧日的包袱。十多年来，城市往郊区扩展，有的人转职、搬家、陆续出国。有些人数年后回来了，而有些人从此落脚他方。在那座城市里，除非你是个忙着召集人的社会运动者，恐怕都是寂寞的。我不想为解决寂寞而去埋堆凑合，那语言一体化之后就会像章鱼一样盘踞脑子里。
友人周泽南在淡大念硕士，但在我抵达的第二年他就回去了。在台北我很少找他，我希望自己不要那么依赖老朋友，就可以交到新朋友。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去淡水看他，看见他和一些台湾朋友同租一间房子，觉得好羡慕，他跟他们几乎没有隔阂，似乎很受欢迎。我填过一份有关外籍生适应的调查问卷，问题处处指向个人的社交能力，看了就觉得索然无味。
有时候，我在宿舍外面遇见一些印尼华裔女生，她们会说很好的中文，但交谈了几次，也没再继续谈下去。她们会感到我冷落她们吗？是否会感到我说起话来言不由衷？我们其实也不见得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马来话与印尼话，本来就可能因为看似相似而更多误解。此外，人的心里也许还有另一种国度，就算说着想像别人会感兴趣的事物，但别人一眼就会看穿你心不在焉。
在政大对面，有一条很多影印店的小巷子，那里有间漫画店，偶尔会有个同乡女生在那里工读，她常常坐在店里吃便当。我跟她聊过天，但忘了聊过什么，每次不外说些笑话，或浅浅地抱怨一下各种各样的小事。
比较会定期见面，平均一个学期约出来吃顿饭的，是当时来台大念书的翁菀君，以及在政大新闻所念硕士的陈锐滨。翁菀君很活泼，她喜欢到处去看戏剧和演唱会，也很热心找朋友，两年后她想念龚万辉就回去了。如果不是她，我大概根本不会见到施慧敏、黄玮霜和张惠思。某一年冬天，张惠思来考台大，翁邀了我们大家出来吃火锅。
2006年《南洋商报》的前同事黎家响找我写专栏。我给它取名【瓶中空气】。同一版面的张纬栩与陈志鸿的专栏读来行文熟练，我却写得有些紧张。他们的文章里总会有朋友在他们的生活中往来叩问。但在台北，我与人的互动不多。除了我先生，那几年里，他的手臂简直就是我唯一可以讲话的对象。其他都是陌生人，一大片都市里茫茫的声音。我几乎想在文章里捏塑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就给他／她取个什么名字吧……。住在一个地方，是否深刻的感觉与回忆总因人？梭罗的《湖滨散记》、安妮狄勒德的《溪畔天心》这些诗意且知性的散文，是在远离嚣喧的荒郊野地中写成。他们安于自然享受孤寂。我觉得完全一个人的孤独，也许比有人群围绕的孤独更让人好过。因为有人就必须说话，而一说话就会有种种热情的渴望涌来。住在城市当然也可能长时间见人恍若不见地过日子。论文写完后，我和过去的朋友几乎都不再有信件往来了。因为不想失望，干脆不再查电邮，反正不会有信。到年底时几乎错过独中和大学的教职应聘回覆。
佛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认为，现代小说的人物总是一直持续不断地敏感，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不就是如此的吗。我一直都在学习怎样跟这倒刺的外壳相处，在自己与他人的影子之间寻找平衡。
（南洋文艺，2013年10月15，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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