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华语语系（文学）话语

朱崇科【文学观点】

华语语系（文学）话语自然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话语论述，既有相对独特的立场和洞见：兼具本土性观照，重视区域华文文学，同时又可以让人具有跨学科视野。当然，它亦有自己的缺憾，如对抗性贫血和指涉新意不足等问题。更关键的是，我们也要反思中国大陆相关学界的话语吊诡，并做出进一步的良性改变，比如，设置相关二级学科，并且重启“世华文学”概念加以应对。

之所以称为“再论”，无疑前面已有论述，那就是拙文《华语语系文学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毋庸讳言，近些年来有关华语语系（Sinophone）的话语/论述颇有赓续和发展，如史书美教授对自我观点（尤其是以其论著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为代表）的丰富和部分扩充，尤其是“反离散”叙述，石静远（Jing Tsu）教授有关中国/华语（文学）当作是文化“资本”勾连外界的媒介，之间的关系远比政治对抗复杂，“华语综理”

（Sinophone governance）作为一个别出心裁的关键词可以看出论者的别具匠心。值得一提的还有陈荣强（E.K.TAN）博士立足南洋文学而做出的有关翻译语境中的不同中国性及身分认同等议题的再思考（E.K.TAN,Rethinking Chineseness:Transnational Sinophone Identities in the Nanyang Literary World[Amherst,NY:Cambria Press,2013]）。当然，中国中国大陆学界也不乏相关思考和访谈。

上述各具特色的论述丰富了我们对华语语系的思考，既带给我们新的思路冲撞与问题意识挖掘，同时又因为此概念相对较新、依旧处于成长和发展中（in progress），加上有关论者可能的“我执”偏见而亦有其盲点和不见。而同样重要的是，这同样亦该引发中国大陆有关学界的反思、评鉴、吸纳与推进。

华语语系（文学）：立场与洞见

毋庸讳言，日益热闹乃至喧嚷的华语语系的话语/论述对于丰富华文文学的有关研究不无裨益———如问题意识的找寻和可能的范式更新（paradigm shift），当然，它的产生和兴起也是基于目前研究现状（尤其是作为中心之一的中国大陆）的一种理论不满以及对应性创造。从此视角看，华语语系的崛起更多是一种中国大陆以外华人学者的理论表态。

（一）立足本土性

毋庸讳言，无论秉持何种华语语系的观点和立场，他们似乎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了细究各地华文文学的本土性诉求。不难看出，他们对于各个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性看重意味着他们突破了中国大陆官方/学界主流语汇中的整体性表达———那当然是中国中心（China centrism）———华文文学大同世界或“世界华文文学”表述的虚幻的一体性想象。易言之，在华语语系的视野里，不同地域和时空的文学本土生成、场域（literary field）得到仔细而切实的观照，同时，本土发展的复杂性，尤其是不同于中华文化母体的差异性更得到重视，即使中国中心主义者最引以为豪的中国性（Chineseness）也会产生“本土中国性”，和文化中国性大部分叠合，但亦有更改、冲突或发展。当然，反过来说，这也是它们可能以边缘消解中心、返回中心，甚至逆写（write back）中心，或自我超越中心的资本。

（二）跨学科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史书美的论述更多是华语语系论述（Sinophone articulations），这实际上比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literature）更宽泛些。不必多说，这也是基于她自身的特点和研究优势，同样因此其论述也有其优点，那就是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视野与强调———这种视野既是一种华族/文化的本土呈现，又是一种研究策略。

史书美指出，“‘华语语系’是地方本位的、日常实践和体验的，因此它是一种不断经历转换以反映在地需求和情况的历史性构造。它可以是一块对各种中国性建构既渴求又拒斥的营地；它也可以是一块迂回地强调民族特性甚或中国无关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的发酵之地。使用某种跟中国有历史同源关系的华语，并不必然需要跟当代中国关联起来，这正像说英语的人不必跟英国关联起来一样。换句话说，‘华语语系’的表述，可以在人类言说领域中采取所有的不同立场，单其价值决断并不必然受制于中国，而是受制于当地的、区域的，或全球的各种可能和渴求。这里没有拒斥、合并和升华（sublimation）等二元辩证逻辑，而至少是三元辩证逻辑（trialectics），因为发挥调节作用的远远不止一个持续不断的所谓‘他者’，而是有很多介质。”

不必多说，上述论述中不乏理想性元素，同时因为她更多以欧美华人族群为研究对象，而推及复杂多变的其他区域，似乎也有一些问题———比如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它拥有相对完整、坚韧的华文教育制度同时也和中国（尤其是文化上）保持密切关系。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提法更有利于研究者从更整体和立体的角度观察和思考，比如上述马华文学的研究者必须同时通晓相关历史、政治、教育和文化等诸多层面，才能真正成为优秀的专业人士，而缺乏跨学科视野则必然导致残缺、偏执，甚至是贻笑大方的外行。

当然史书美还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将华语语系上升为一种认识论，甚至她也希望强调华语语系和其他理论的对话性与连接性（conjunctive），这样一来，她就将之提升为一种高端理论，不仅立足华人研究，而且又超越华人，成为一种高瞻远瞩的理论制高点。

不必讳言，华语语系一词的出现自有其巨大功用，比如说，1.帮助我们重新反省中国大陆文学和其他华人区域文学之间的繁复关系，尽量突破褊狭的中国中心主义，而更多采用多元并存的视角看待这种既互相呼应、对话、纠缠，同时又往往从本土性和政治属性上主体性浓烈的事实。

2.提升各区域华文文学的地位，同时也通过跨学科的关联性思考强化和丰富有关区域华文文学研究，比如如果通过华语语系视角看待新加坡华文文学，同时也可以关联新加坡华人社会，乃至更庞杂的“新加坡学”。

同样，如果具体到华语语系（文学）的应用范畴时，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之前大多数概念的过于刻板和笼统，它在如下几个层面往往可以发挥较好的功效：1.有关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身分找寻问题；2.不同区域之间的地缘政治和文学创造如何互相影响，从来带来各地文学的嬗变；3.在同一个时空里，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对话、冲突乃至媾和之下的文学因应；4.作家个体在流动/离散场域中的复杂反应和书写，等等。

如何华语语系：盲点与不足

毋庸讳言，因为成长期较短，论述立场和研究对象既有关联但又千差万别，华语语系论述也有自己的问题和缺陷。比如史书美教授强调的剔除中国大陆汉语文学立场，更多是借其他区域华文文学消解大陆中心，也自然有其政治策略强调的偏执。

（一）对抗性贫血。

或许正是为了增强杀伤力、争夺更大的话语权和吸引眼球，史书美采取了相当具有颠覆性和对抗性的语汇，比如“反离散”、借用“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等等。持平而论，上述观点不乏壮士断腕、釜底抽薪的勇气，比如从此视角看，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来说，殖民历史一直在延续，可能连台湾自诩为本土的闽南人/在地人也变成了一种殖民者，相当令人震撼；但同时此观点却又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而不乏偏执。

我们不妨以其“反离散”为例加以说明，似乎是针对中国中心的论述，她把离散（华人）看作是朝向中国中心的一个行为和思想指向，并指出在离散中国人研究中，“对于以中国为祖国观念的过多倾注既不能解释华语语系人群在全球范围内的散布，也不能说明在任何给定的国家里面族群划分和文化身分上不断增加的异质性。”因此她更主张“反离散”，更强调落地生根（乃至归化）的可能性，这当然是基于欧美华人的研究个案，但东南亚华人聚居区产生的新马华文文学显然比她的概括复杂。

某种意义上说，离散或移民性是马华文学、新华文学不可逃避的命运：对于马华文学来说，整体而言，对于她的身分认同指向，如果不能上升为和马来文学平等的国家文学，那么她其实就是在国家内部永远的陌生人和流浪者，同样要面对在地霸权（local hegemony/hierarchy）的压迫，甚至同时可能是无法回归文化祖国（cultural China）的多重离散；而若归入到文学内部，留台生文学的文化认同，无论对于大马还是中国母体，都有不同的离散感。

同样，新华文学的移民性迄今未曾停歇，南来作家，以及似乎永远“新”下去的各个阶层的新移民作者（文化人、留学生、陪读妈妈、人蛇、女工等等），而新加坡的人才引进政策一直持续。回到新华文学本土内部，我曾经以英培安的《画室》为例分析新加坡华人身分认同里面的内部殖民和被离散表现，这一切，还加上优秀个体具体性千差万别的身分差异和认同，似乎在在证明了“离散”一词的巨大功用，远非“反离散”可以终止的。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史书美也曾经以东南亚国家中的马华文学为例加以说明，她认为，即使新马华人寻求本土化的意愿相当浓烈和历史绵长，而因为其身上的华人性（Chineseness，或译中国性）则往往被统治者视为是外国的（“离散的”），而不具备真正的本土资格。这样的论述不免问题重重：非常吊诡的是，这样的思维逻辑结构居然和马来人（尤其是统治者的口径）如出一辙，难道长期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永远是一种原罪的存在？必须彻底清除身上的中国性而俯首帖耳马来人的本土性实现彻头彻尾的本土化归（assimilation）？而在我看来，让大马的华人彻底同化无异于痴心妄想，过去上百年的历史事实和无数大大小小的不同种族间的现实协商、冲突、对话等等都一再说明，马来西亚社会更该是多元种族、文化求同存异之后的和谐并存，即使是占据主流的马来人也不能吃掉和同化其他种族，否则，很可能就是灾难。新马华人当然可以在中国性、马来性（Malayness）、西方现代性之间找寻一种自以为合理的协商（negotiation），从而生成本土中国性（native Chineseness），何况大马的马来人和华人都必须同样面对各个层面（经济、政治、教育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他们的主体生成有交叉和共通点？

同时，相当吊诡的是，史书美的华语语系剔除了中国大陆文学主体部分，而呈现出一种对抗性的贫血。众所周知，无论从文学生产数量（出版、读者、作家、学人培养等），还是华语文学的延续性、载体规模（如四世同堂等）等，中国大陆都是无可替代的中心之一。如果矫枉过正，那么“华语语系”就成了关起门来自己过家家的短命操作，它要么变成了和华人性日益疏远的族群研究很可能被边缘化，要么闭关锁国、落入本土门户主义自生自灭的窠臼中。某种意义上说，这和中国中心主义、大汉族沙文主义共享了粗暴和短浅的思维逻辑。

（二）实质命名：华语文学？

如果平心静气的思考和界定华语语系文学的边界，暂时刨除既有的文化政治干扰；如果单纯锁定于文学研究，理想化一点，如果排除目前的“华文文学”等概念中的权力/政治因素，其实也和华语语系文学意义指涉近乎叠合，所谓华语语系文学其实就等于华文文学/华语文学。因此，它也难免华语文学的缺憾。

比如，华文文学书写以外的华人文学创作如何涵盖和囊括？如何涵盖华人文学中的其他语种创作，如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1940-）的法语写作，作家哈金（HaJin，1956-）世界闻名的系列英语创作，强势崛起的马华作家欧大旭（Tash AW，1971-）的英文创作（具体可参拙文<论欧大旭作品中的“大马”认同确认及吊诡>，《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等等，都是未能涵容的问题存在。同理，翻译文学如何归属？也即，如何评鉴其他外语翻译成华文的文学作品？我们是把这些华语翻译文学当成是译者的再创造，还是原作者的寄生物或变异体？

黄维梁教授指出，“假如这个世界真有‘大中国（主义）’出现，而它是以王道而非霸道的面貌出现，则‘大同世界’或‘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应是全球华人人人所乐见的。不同国家地区的汉语（粗糙地说，则为中文、华文、华语）文学，其相同是存在的，差异也是存在的。然而，我们有需要‘巧’立名目，去强调划清界线式的‘阵营’、‘霸权’、‘对抗’吗？”上述假设和论点颇耐人寻味。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黄先生的这个假设更多像是物理学上的无摩擦设定，可能具有模型的假设操作/推演意义，但一旦落实到现实中来，则近乎不可能，因为华语文学的生产周边，往往是多元文化、多元种族、民族国家政治认同错综复杂，他们的居住国往往和现实中的中国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如中国和东盟），剪不断理还乱，同时，另一方面，中国何时能够真正行使“纯粹王道”（The Kingly Way），如何行使（比如现实外交的霸权因素始终利剑高悬）又是一个未知数。但抛开这个前提，黄教授有其一针见血的一面，华语语系（文学）的名称设定在无形中过于强调了政治对抗性。易言之，在文化政治的辩证对话之余，更多算是名目的变更，以便切割和大陆有关话语的关联性。

更进一步，在我看来，更新后的华语语系论述依旧不乏吊诡———为了其包含的宽泛性和幅度，必须尽量扩大边界，和其他学科理论增强关联性，但也因此可能产生相对空泛的弊端，不仅内部话语之间错综复杂、互相对抗争鸣，而且往往也有论证的可操作性匮乏的缺憾，相当一部分的论述其实只是添加了“华语语系”的帽子，更多起时髦的装饰作用，原本可有可无。

中国大陆话语的吊诡与救赎

某种意义上说，华语语系（文学）话语论述更像是一面镜子，既可以更好地鉴照区域华文文学及研究的丰富可能性，同时其产生语境和冲击力却又可以让我们反省中国大陆有关学界的话语吊诡和不足，本文力图加以简述，并找寻可能的修补乃至救赎之道。

（一）概念中的权力话语。

立足于教学科研的实际，目前中国大陆学界有关华语语系文学指涉的常用术语主要有3个：海外华文文学、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迄今为止，都在发挥功用，但也吊诡重重。

相较而言，贪图方便和权宜的“海外华文文学”的适用范围最窄，它更多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内部话语，比如可以用于减少口舌的有关课程指涉和文学范围设定，但却流传较广，比如目前中国大陆大学有关教材的命名往往是《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等等，但一旦挪用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区域华文文学身上时，就难免捉襟见肘，因为相关主体作家和研究者皆会一脸茫然和不解：谁的“海外”？为什么我是“外”而你不是？这是从1990年代就开始的质询。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个问题重重、最该被逐步废弃的概念。

（世界）华文文学原本是一个相当富有涵盖力的概念，但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现代中国大陆文学居然被命名者主动排除在外以显特殊和强大，易言之，“华文文学”变成了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文学书写，但同时令人哭笑不得的常识性

质疑就是，中国难道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还是中国大陆的主体文学不用华文书写？这样一来，其他区域华文文学的在地者就难免浮想联翩，敏感者干脆把这些概念理解为政治“收编”之用。

近些年来也有其他一些概念出现，比如朱寿桐提出的“汉语新文学”概念，他在自己主编的文学史教材<绪论>中指出，“汉语新文学”这个概念的最大优势是“超越乃至克服了国家板块、政治地域对于新文学的某种规定和制约，从而使得新文学研究能够摆脱政治化的学术预期，在汉语审美表达的规律性探讨方面建构起新的学术路径”。而黄维梁认为，这是朱寿桐从非政治化的角度看“汉语新文学”的整合性。

坦白而言，这个概念有其概括性，而使用者也显示出其良好的初衷，但此概念亦有缺陷：

（1）术语的权宜性

所谓“新文学”的“新”到底可以新多久？这100年来的文学因为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切割而显得新颖，但500年后呢？

（2）术语的隐然政治性。

我跟前辈学者黄维梁教授的看法有所不同，即使在中国大陆内部，在多元种族的大语境下，过分强调汉语和汉族其实也难免让人有种汉族沙文主义（Han chauvinism）的伏笔，乃至倾向，“汉语新文学”的命名其实对于加入中文杂质的华语部分涵盖有一种歧视感和忽略感，尤其是，如果这种异质性来源于其他异族文化，汉语一词很难真正涵盖它们，毋庸讳言，这种命名对于极具批判思维的华语语系论者来说，其实也可能有部分“殖民”倾向，因此反倒是可能政治化的。

（二）学科错置的缺憾。

研究汉语文学的学界有句耳熟能详的调侃性俗语，“一流学者作古代，二流学者现当代，三流学者作海外”。这里的“海外”自然地位最尴尬，但由此俗语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学界有关华文文学话语的吊诡另一形成原因恰恰就是学科设置的错置造成的。

相较而言，现实中国（此处循例包括台、港、澳）以外的区域华文文学，如新华文学、马华文学等，从政治角度看，它们绝对属于外国文学，但在中国大陆的学科设置中，所谓的“海外华文文学”变成了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下的分支，这不仅政治不正确（有把其他区域的华文文学变成中国文学的支流之感，而这也是我要提出“华语比较文学”的初衷和原因），而且矮化和错置了此类文学。换言之，它们和文化中国息息相关，不是一般的外国文学，虽然政治上因故可能不得不有所区隔。在我看来，中国大陆的有关学科设置必须要更具备客观性和包容性，比如设置“世华文学”二级学科，和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并列，这样可谓一箭双雕，既强化了对其崛起的尊重，同时又突出了它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大陆学界需要直面和清醒应对华语语系的崛起，并且亦有自己的考量和独特性。除了在学科设置上有所改良之外，还要启用“世华文学”这个概念，在包含上它当然涵盖中国大陆文学，同时“华”字（Chinese）既可以是华文又可以是华人。而且，在实际操作上，为了中国大陆本身教学、研究的方便，也可以析离出“世华文学之中国现代文学部分”，这样一来，可以让学生和年轻一代既具有中国文学的视野，又兼容华人文学的迁徙、嬗变，从而达到一种回溯式补充和自我建构/强化的效果。

结语：

华语语系（文学）话语自然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话语论述，既有相对独特的立场和洞见：兼具本土性观照，重视区域华文文学，同时又可以让人具有跨学科视野。当然，它亦有自己的缺憾，如对抗性贫血和指涉新意不足等问题。更关键的是，我们也要反思中国大陆相关学界的话语吊诡，并作出进一步的良性改变，比如，设置相关二级学科，并且重启“世华文学”概念加以应对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华语语系论述除了理论争鸣以外，必须要紧密结合个案作家———他们既可能是例证，又似乎是突破的新的可能性，或许也是更新术语内涵和研究范式的精妙承载。从此意义上说，各个区域的华文文学创作必须先创造出更多的经典，这无疑既是不同区域华语文学辩证、对话、比较的基础，又是发展和升华理论深度和高度的载体，良性互动如要展开则缺一不可。

（南洋文艺，2014年3月11、18、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