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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清福 |
林清福选择处理“乡土小说”这个课题，我猜和他留台那些年，乡土文学论战余波荡漾，中坜事件与美丽岛事件发生，颇有关系。
张锦忠【文学观点】
在这么多年以后重遇林清福，我们早已不再是年华惨绿的文青了。但是在40多年以前，在1970年代初，在马来半岛的东城关丹，一座有海岸的城市，20岁以前的我，还在以诗与散文抒发少年愁怀，耽迷在文字建构的感情世界里，借以逃避或对抗五一三历史创伤与新经济政策之后的真实世界。
写着写着，有一些强说愁的诗文在杂志与副刊发表了。那些追觅寂寞、孤独、忧伤的文字，仿佛幽昧的星光，在无边的暗夜穹苍证明自己虚无的存在。一日，收到一位叫林年绿的文友的来信，书写于是不那么孤寂了。
彼时我己经要离开那座东海岸的城市了。后来，在一个阳光亮丽的清晨，我搭上往西海岸的巴士，横跨高低弯曲的山路，经过而连突、文冬，到吉隆坡当游子去了。
在烈日火辣的吉隆坡，在一个周末午后，我走过指天街的天桥，去找那位叫林年绿的文友。
他稍早时已从古城马六甲到都门谋生，在坡底的《今日快报》上班。事易时移，我已经不记得那日之后我们的交往情形，只记得不久他就到台湾去了；他赴台之前我们相约台北见。
那些年，台湾是我们的“文学台湾”。
197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生产造就了一个华文文学的小盛唐，出版社林立，远景、远行、洪范、尔雅、九歌、联经、纯文学、时报、大地、四季、香草山、枫城、德馨室、大业、普天、晨钟、巨人、源成……，这些出版社纷纷推出好书，传说中的《现代文学》复刊了，《中外文学》、《幼狮文艺》、《中华文艺》、《雄狮美术》等文艺杂志佳作连连，现代诗后浪来了，乡土文学论战吵得热闹滚滚，《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两大报副刊日日精彩，文学奖更是惊动文林的大事。
台北自然成为文青心目中的“文学长安”。林年绿赴台之后，寄了好几期《现代文学》给我；白先勇的《孽子》我读的是《现代文学》上的连载版。
等到我们在台北重逢，已是1981年初春的事了。那时他已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的三年级学生林清福，再也不叫林年绿了。那年我终于离开工作了5年的吉隆坡，离开马来西亚，到台北准备参加大专联考，住在兴隆路一段宪光公寓附近一条窄窄的巷子，读书，写作。林清福常在课余来找我，有时我们一块去找赖瑞和、张贵兴或李有成吃饭聊天。
那年秋天，我进入师大英语系，住在师大路那栋灰灰的男生宿舍。彼时林清福已升大四，准备毕业了，校外活动颇多，有时我也跟他一起到会址在公馆的大马同学总会走动，后来还当了那一届的文宣干部。初秋我搬进宿舍时，他借我唐君毅的《人生之体验》、《覃子豪全集》等书。
那些书一直摆在书架，我没事常翻阅，直到隔年夏天他离校时才物归原主。唐君毅历经战乱民国，静夜深思，有所领悟，《人生之体验》乃其顶峰经验心得，颇能启示我辈生命的智慧。
在后来的时光，他毕业返马。若干年后，1985年夏天，我毕业回马。隔年，在那个经济消条、党争激烈、社会动荡的年代，我又悄悄地离开马来西亚。此后经年，我已从留学台湾到流寓福尔摩莎南方的边城了。故乡，故乡。在港都听着女歌者召唤般吟唱着，家国已是那场落在远方的秋雨了。
80年代末还是90年代初，某日，收到林清福来信，说要赴长堤彼岸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念硕士班，将以“马华乡土小说”为论文研究对象。
林清福选择处理“乡土小说”这个课题，我猜和他留台那些年，乡土文学论战余波荡漾，中坜事件与美丽岛事件发生，颇有关系。乡土文学论战促发台湾文学关怀乡土与本土意识，也是身分认同与文化属性的问题。林清福论文所处理的年限从1970年到1989年，更是马来西亚史上的关键年代。
1970年为五一三惨案第二年，东姑下台，再隔一年，新经济政策实施、国家文化政策订定。
1989年，马共与马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结束了马来西亚的冷战时代。之前，1987年，马哈迪政府展开“茅草行动”大肆逮捕异议人士，庞狄鸦豽（pontianak）再次肆虐横行。这个1957年独立的国家，其民主建国之路竟何其曲折坎坷。
彼时我常读的台湾小说家，例如黄春明、王祯和、七等生、陈映真、王文兴、施叔青、宋泽莱，他们无不以文字建构一座座乡村或市镇，以表现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与七情六欲。“乡土文学”的“乡土”，当然不尽是发展建设生活步调相对于都会城市较为缓慢落后的乡镇村落。在那个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城市多半是乡镇人口移动谋生的目的地，小说家说故事时，难免将之抽象化为人吃人与欲焰横流的场所（例如王拓的《台北‧台北》，因此再现风土人情生活的叙事空间，多半是摩登城市以外的地方。
同样是南方国度的“乡土文学”，林清福书中的“马华乡土小说”采样，例如宋子衡、商晚筠、潘雨桐、梁放、丁云、小黑、菊凡、雨川，他们小说中的社会底层人物，大多以园丘、笆场、小镇为生命挣扎的空间；他们笔下的读书人也多为“小市镇的知识分子”。城市则是“文明的无奈”。马华小说作者群中，尤其是宋子衡、菊凡、温祥英、陈政欣、游牧等棕榈社员，雨川与《痴女阿莲》时期的商晚筠，他们在1970、80年代的作品，乃马华乡土小说的佳篇，林清福舍以提倡现实主义自居的“老现们”，而以宋子衡等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可谓展现了一定的文学品味。
其实，台湾文学的乡土小说与马华文学的乡土小说之间存在一道台湾、婆罗洲、马来群岛之间的弧线（arc），足以建立一种马丁尼克理论家葛里桑（Edouard
Glissant）所说的“关系诗学”。亚裔美国学者史书美（Shu-mei Shih）在论文〈比较之为关系〉（“Comparison as
Relation”）中即以葛里桑的关系论述建构一个“园丘弧形”，诠释西印度群岛、美国南方、婆罗洲的比较关系模式，并描绘了巴翠霞‧鲍维尔（Patricia
Powell）的《塔》（The
Pagoda）、福克纳的南方小说及张贵兴的《猴杯》中园丘制度的历史余绪与彼此间的文本关系网络。台湾的乡土小说与马华乡土小说之间的关系正可在这样的脉络论述与比较。
后来有许多年没有林清福的音讯。福尔摩莎与马来半岛之间的弧线隐没在南中国海的水平线上。
已经是两年前的初冬了。岛屿北部的白天还是热烘烘的，失联多年的林清福到台湾来，约我见面，我约了李有成一块来叙旧。我们先在台大对面的联经书店碰面，然后到附近的意大利面店用餐。这么多年以后重遇林清福，他已经从学校退休，成为著名的男高音了。
写着这篇序的当下，时序进入中秋，海上生明月，高温炎热的南国港都已有点凉意了。
二〇一四．九．七．高雄
（南洋文艺，21/10/2014）
写着写着，有一些强说愁的诗文在杂志与副刊发表了。那些追觅寂寞、孤独、忧伤的文字，仿佛幽昧的星光，在无边的暗夜穹苍证明自己虚无的存在。一日，收到一位叫林年绿的文友的来信，书写于是不那么孤寂了。
彼时我己经要离开那座东海岸的城市了。后来，在一个阳光亮丽的清晨，我搭上往西海岸的巴士，横跨高低弯曲的山路，经过而连突、文冬，到吉隆坡当游子去了。
在烈日火辣的吉隆坡，在一个周末午后，我走过指天街的天桥，去找那位叫林年绿的文友。
他稍早时已从古城马六甲到都门谋生，在坡底的《今日快报》上班。事易时移，我已经不记得那日之后我们的交往情形，只记得不久他就到台湾去了；他赴台之前我们相约台北见。
那些年，台湾是我们的“文学台湾”。
197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生产造就了一个华文文学的小盛唐，出版社林立，远景、远行、洪范、尔雅、九歌、联经、纯文学、时报、大地、四季、香草山、枫城、德馨室、大业、普天、晨钟、巨人、源成……，这些出版社纷纷推出好书，传说中的《现代文学》复刊了，《中外文学》、《幼狮文艺》、《中华文艺》、《雄狮美术》等文艺杂志佳作连连，现代诗后浪来了，乡土文学论战吵得热闹滚滚，《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两大报副刊日日精彩，文学奖更是惊动文林的大事。
台北自然成为文青心目中的“文学长安”。林年绿赴台之后，寄了好几期《现代文学》给我；白先勇的《孽子》我读的是《现代文学》上的连载版。
等到我们在台北重逢，已是1981年初春的事了。那时他已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的三年级学生林清福，再也不叫林年绿了。那年我终于离开工作了5年的吉隆坡，离开马来西亚，到台北准备参加大专联考，住在兴隆路一段宪光公寓附近一条窄窄的巷子，读书，写作。林清福常在课余来找我，有时我们一块去找赖瑞和、张贵兴或李有成吃饭聊天。
那年秋天，我进入师大英语系，住在师大路那栋灰灰的男生宿舍。彼时林清福已升大四，准备毕业了，校外活动颇多，有时我也跟他一起到会址在公馆的大马同学总会走动，后来还当了那一届的文宣干部。初秋我搬进宿舍时，他借我唐君毅的《人生之体验》、《覃子豪全集》等书。
那些书一直摆在书架，我没事常翻阅，直到隔年夏天他离校时才物归原主。唐君毅历经战乱民国，静夜深思，有所领悟，《人生之体验》乃其顶峰经验心得，颇能启示我辈生命的智慧。
在后来的时光，他毕业返马。若干年后，1985年夏天，我毕业回马。隔年，在那个经济消条、党争激烈、社会动荡的年代，我又悄悄地离开马来西亚。此后经年，我已从留学台湾到流寓福尔摩莎南方的边城了。故乡，故乡。在港都听着女歌者召唤般吟唱着，家国已是那场落在远方的秋雨了。
80年代末还是90年代初，某日，收到林清福来信，说要赴长堤彼岸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念硕士班，将以“马华乡土小说”为论文研究对象。
林清福选择处理“乡土小说”这个课题，我猜和他留台那些年，乡土文学论战余波荡漾，中坜事件与美丽岛事件发生，颇有关系。乡土文学论战促发台湾文学关怀乡土与本土意识，也是身分认同与文化属性的问题。林清福论文所处理的年限从1970年到1989年，更是马来西亚史上的关键年代。
1970年为五一三惨案第二年，东姑下台，再隔一年，新经济政策实施、国家文化政策订定。
1989年，马共与马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结束了马来西亚的冷战时代。之前，1987年，马哈迪政府展开“茅草行动”大肆逮捕异议人士，庞狄鸦豽（pontianak）再次肆虐横行。这个1957年独立的国家，其民主建国之路竟何其曲折坎坷。
彼时我常读的台湾小说家，例如黄春明、王祯和、七等生、陈映真、王文兴、施叔青、宋泽莱，他们无不以文字建构一座座乡村或市镇，以表现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与七情六欲。“乡土文学”的“乡土”，当然不尽是发展建设生活步调相对于都会城市较为缓慢落后的乡镇村落。在那个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城市多半是乡镇人口移动谋生的目的地，小说家说故事时，难免将之抽象化为人吃人与欲焰横流的场所（例如王拓的《台北‧台北》，因此再现风土人情生活的叙事空间，多半是摩登城市以外的地方。
同样是南方国度的“乡土文学”，林清福书中的“马华乡土小说”采样，例如宋子衡、商晚筠、潘雨桐、梁放、丁云、小黑、菊凡、雨川，他们小说中的社会底层人物，大多以园丘、笆场、小镇为生命挣扎的空间；他们笔下的读书人也多为“小市镇的知识分子”。城市则是“文明的无奈”。马华小说作者群中，尤其是宋子衡、菊凡、温祥英、陈政欣、游牧等棕榈社员，雨川与《痴女阿莲》时期的商晚筠，他们在1970、80年代的作品，乃马华乡土小说的佳篇，林清福舍以提倡现实主义自居的“老现们”，而以宋子衡等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可谓展现了一定的文学品味。
其实，台湾文学的乡土小说与马华文学的乡土小说之间存在一道台湾、婆罗洲、马来群岛之间的弧线（arc），足以建立一种马丁尼克理论家葛里桑（Edouard Glissant）所说的“关系诗学”。亚裔美国学者史书美（Shu-mei Shih）在论文〈比较之为关系〉（“Comparison as Relation”）中即以葛里桑的关系论述建构一个“园丘弧形”，诠释西印度群岛、美国南方、婆罗洲的比较关系模式，并描绘了巴翠霞‧鲍维尔（Patricia Powell）的《塔》（The Pagoda）、福克纳的南方小说及张贵兴的《猴杯》中园丘制度的历史余绪与彼此间的文本关系网络。台湾的乡土小说与马华乡土小说之间的关系正可在这样的脉络论述与比较。
后来有许多年没有林清福的音讯。福尔摩莎与马来半岛之间的弧线隐没在南中国海的水平线上。
已经是两年前的初冬了。岛屿北部的白天还是热烘烘的，失联多年的林清福到台湾来，约我见面，我约了李有成一块来叙旧。我们先在台大对面的联经书店碰面，然后到附近的意大利面店用餐。这么多年以后重遇林清福，他已经从学校退休，成为著名的男高音了。
写着这篇序的当下，时序进入中秋，海上生明月，高温炎热的南国港都已有点凉意了。
二〇一四．九．七．高雄
（南洋文艺，21/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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