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日星期一

作家,你的使命是开拓:蒋子龙以笔打开工业硬壳

作家,你的使命是开拓
——蒋子龙以笔打开工业硬壳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疯狂荒诞的闹剧,它鼓吹“大破大立”,但在那灾难性的十年里,该破不该破的都被“大破”了,却有什么是“大立”的呢?文革对蒋子龙而言,着实是一场“大破”。


张永修



与蒋子龙的第一个照面,第一句谈话,就不禁怀疑了——这就是写乔厂长的那个人,抑或其实就是乔光朴其人的一个侧影?艰辛岁月的风霜印记在他的脸上,然而他的言谈举止还是那么明朗。若要他唱一个,会不会是“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乔厂长上任记>是中国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奠基之作。它在1979年7月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学界、工业界,甚至全中国各行各业,一时刮起“乔旋风”。而蒋子龙说:“让别人去做生活的骄子吧,你要想当作家,你的使命永远是开拓。”他继<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又连续写了一系列反映工业改革的小说。他的这些努力,引出了一大批写城市、工业改革的作品,使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工业文学的勃兴,以致有评论家拟古人评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一句,来评蒋子龙的作品为“文起工业题材之衰”。

屡次为文学所累

蒋子龙深爱文学,却屡次为文学所累。手上的一枝“黑笔杆”,加上家庭成分是富农(原先是中上农,后重划),使他被迫先是离开部队,接着复员工厂之后,又得下放车间,接受监督劳动。尽管如此,蒋子龙仍忠于他那枝被批成“黑”的笔杆。1976年《人民文学》创刊号上,他勇敢的背离写“走资派”、写“阶级斗争”之径,以<机电局长的一天>热情讴歌了一位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献身的老干部。这篇小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赞扬,但却在同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蒋子龙带上了七千人的批判大会。

那个时候,他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穷困潦倒的这个所谓“富农”好不容易熬了小米粥,把七岁的长子反锁在家里,急匆匆的赶往医院给刚生产的妻子送去。没想到刚到医院门口,他就被挡在门外。造反派不准他见他的妻子,除非他先写检查(即检讨)。蒋子龙说,他一气之下,就把盛着小米粥的保温瓶摔到地上。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蒋子龙被迫在李希凡代写的检查上签了名,然后又写了一篇表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小说<铁锨传>“将功补过”。但是,四人帮垮台之后,在另一场政治运动中<铁锨传>又受到批判,而<电机局长的一天>又重新受到肯定。

文学上的争争斗斗使蒋子龙感到害怕。他觉得写文章的人还受到政治的摆布,那么当作家也真无聊,还不如他当个车间主任来得自在。于是他准备坚持自己早先就说过的“三不”——一不写小说,二不写检查,三不当干部。然而在1979年春天,当新上任的《人民文学》女编辑王扶冒着凄风苦雨,辗转寻上蒋子龙当时正病卧的医院,代表《人民文学》向他道歉,并传达许多前辈作家期望再见到蒋子龙小说的心意时,蒋子龙感动了。他是个易动于情的人。而这一次的这么动一动,就掀起了中国改革文学的思潮<;乔厂长上任记>就是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写出来的。

灾难的洗礼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疯狂荒诞的闹剧,它鼓吹“大破大立”,但在那灾难性的十年里,该破不该破的都被“大破”了,却有什么是“大立”的呢?

文革对蒋子龙而言,着实是一场“大破”。他说,如果不是文革,他的作品将会更多。他在1962年开始写作,1965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然而1966年文革大潮掀起,他因此辍笔七年。而新时期初始的几年,他的作品也因文革风雨而显得厚重,甚至负重。

蒋子龙说,文革是对生命中美好事物的摧毁。而对一个作家而言,那是对心灵的一种伤害。文革让他较多的看到了沉重与灰暗的一面。虽然文革对他本身的生活是一种破坏,但对他的生活感受来说,却又不尽是一件坏事。从消极的一面来看,这也算是一种成熟。漫漫十载批判斗争的年岁,蒋子龙还可以保留对生活、对自己的真诚,这是他自己较为满意的。

文学的滑坡

颠覆扭曲的十年,血泪成灾的岁月,在1978年以后,竟催生了文学的丰盛灿烂。新时期伊始,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各种不同的文学思潮的先后迭起,以及各种表现手法的层出不穷,使当代文学经历了自建国以来第一次真正的百花齐放。然而,八十年代中叶以后,百花开始颜容失色,文学渐次呈现疲软状态。蒋子龙认为,新时期文学的这种滑坡主要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

首先,问题出在作家各自的身上。虽然七十年代末以来,文学表现手法从意识流到荒诞派到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的一直在变,但由于作家本身功力不足,所以始终没能撑起文学之大气,甚至还出现了“玩文学”的现象。

其次,是文学脱离了群众。尤其自1987、88年,文学崇尚与贵族挂钩,作家写的多是老爷少爷姨太太的富贵风流,因而疏离了基本读者。

第三,在商品经济大潮的覆盖之下,当代社会不可能不变。在如此时空之中,作家无法重复以前那个激情热血时代的情势,他们不可能再以一篇作品来影响或摇撼整个国家。再说,文学作品的读者群,也已有一部分被通俗文学以及电视文化挣走了。

工业题材的陷阱

虽然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确定“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作为往后文艺的总方向,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史页上,反映工业改革的小说远比军事小说与农村小说来得缺乏。蒋子龙认为,这是当代文学的局限性。因为代社会已然是一个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改变了人的习性,外表,乃至灵魂。举凡当代人,都难豁免于工业社会对人的这种统治。

然而,对大多数作家而言,工业题材却是一个陷阱。它不但神秘,而且枯燥无味。作家的笔力打不开工业的硬壳,因而无法通过这个硬壳去看社会与人生。身为当代作家,却惧怕工业,回避工业,蒋子龙因此慨叹:当代作家愧对当代。

农村企业家的悲歌

不久前有这样的报道,中国大邱庄的农村企业家禹作敏,因涉嫌行贿及买凶杀人而被捕入狱。蒋子龙早在九年前就曾结合起禹作敏及其他农村改革领袖的特点,塑造出来<燕赵悲歌>里大赵庄支书“武耕新”的形象。这中篇小说<燕赵悲歌>之所以叫“悲歌”,是因为作者早已觉察其中潜伏的危机。

不少农民在短短的几年成了暴发户,很多人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有了钱就想买权,有了权就仗势使权,本质不好,结果就自然很糟糕。

蒋子龙说,改变农民生活水平,使农村富裕起来,仍是中国的目标。通过“包产到户”、“大队”及农工商联合公司的集体联营合作方式,他们不是制造“富农”,而是“企业家”。中国至今仍没有成功的企业家,是因为国家缺乏完善的体制,同时也没获得大财团的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是条漫长的路,蒋子龙相信,只要跨出的脚步永不休止,那么前方一定会有出现柳暗花明的一日。



蒋子龙简介
蒋子龙,中国当代作家,河北沧县人,1941年生。1958年初中毕业后,考入天津重型机械厂技术学校。1960年参军,1965年回厂。当过工人、班长、厂长办公室秘书、车间代理主任等职。1982年从事专业创作,现任作协天津分会主席。主要作品有《蒋子龙短篇小说集》、《蒋子龙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拜年》、长篇小说《蛇神》等。获(中国)全国优秀作品奖的有:短篇<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中篇<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



5/6/1994南洋商报南洋周刊【星期天人物】

2011年12月31日星期六

满天星

满天星
张永修


怎么满天的星星
都落到你的长发上了呢

小小的光芒燃着馨香
在你发间垂挂
如同一盏盏悬在厅堂
小巧精致的灯

风穿过你的长发打了结
不理还好,一梳
碎梦满堂
星星睡着,就像婴孩
均匀的呼吸轻轻点数
星河里的灯笼
一闪一盏
一闪一盏


10/3/1993

孩子问

孩子问

(一)

妈妈,警察叔叔捉不捉我
如果我饱了,吃不下饭了

妈妈,警察叔叔关不关你
如果你饿了,又不吃饭

妈妈,警察叔叔救不救人
如果爸爸病了,已经不能吃饭


(二)

妈妈,我样子像不像爸爸
如果想他,你睡不睡得着

妈妈,警察叔叔睡不睡觉
如果贼来了,他知不知道

妈妈,贼是不是坏人
如果被捉,他坐不坐牢

妈妈,坐牢苦不苦
如果是政治犯,爸爸算不算好人

妈妈,爸爸爱不爱我们
如果他回来,你吻不吻他

3/11/1988

2011年12月30日星期五

写诗的日子比不写诗快乐:李恒义

写诗的日子比不写诗快乐



文学 Q & A
问:张永修
答:李恒义


Q:你的文学创作停顿了十余年(?),如今重新上路,却在短短时间内写了近两百首诗,请说说你对诗的企图心。

A:我有二十年时间没写诗没读诗。但从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却一口气写了近两百首诗。因为我重新发现到,写诗的日子比不写诗快乐。读诗的心境恍如在内心植满苏东坡的竹林,有风习习,有满瞳翠绿,也有喜悦心。最重要是我目前的工作,每月要写一本两万字的儿童小说和两本儿童漫画剧本与对白,在一天工作结束后,动笔写诗,竟然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精神舒缓。我喜欢这种感觉,它也能刺激我继续努力创作,和激发出写小说时的灵感。

Q :请再说说你对诗的看法和企划?

A:对我来讲,小说和散文可以用时间与心机慢慢蒸炼,日久必成仙丹。诗是剑,一出招就是令敌人丧胆的沥泉枪。尤其在惊天动地的大时代,肯定会出呕心沥血的诗人与作品。以前大马没有这种内外交迫的环境,现在全球融汇一炉,而这个烫手山芋般的炉鼎,分分钟都可能溢出天地变色可歌可泣的溶浆。在最急迫的时刻,诗随时都能化为愤怒和正义的呼声,像屈原的<天问>与<离骚>。而且诗写到最终,一定回归到民生。例如古中国的诗人,贴近人民的程度,是可以在井边或河涧洗衣时,互相传唱诗人刚完成的作品。如果立志写几首足够传诵后世的诗,也会逼一个人思想日趋成熟。

  我买的第一本诗集是余光中的《白玉苦瓜》,他是我最崇敬的诗人。早慧当年大方赠予温瑞安的《将军令》,也令我大开眼界。我亦喜欢方娥真与钟晓阳的作品,这几位非常出色的诗人一脉相承。永修送我两本陈大为的《治洪前书》和《再鸿门》,好友陈全兴给的《靠近,罗摩衍那》,都让我看到诗人独树一帜,炉火纯青的叙事手法。我希望在这些作品前,能够令自己的笔,在最短的时间,也淬炼成一把得心应手的兵器。

Q:请说说当年你在天蝎星、青梳小站的情况。除了出版还有什么活动?出版运作和经济来源如何?


A:事过多年,往事如烟,有很多事已说不清楚,只能从自己角色大概述说一些。我在先修班认识来自钟灵的陈登福和日新中学的方玉玻(笔名苑草)。我们都是学长团,陈登福是总务。在这段期间,我也狂迷上小说创作。后来登福说,你们两个华文这么好,不如大家同心协力做一些事情。结果比较谈得来的三人决定创立天蝎星文友会。

  最先支持的文友有韩江新闻系的学生和经常在星槟日报及通报发表作品的凡夜(陈全兴)、骆耀庭、渺群傲、陈绍安、欣希雅、吕育陶和化拾(潘碧华)等人。

  天蝎星的成立获得北马中学生的热烈响应,开始是两三个月出版一期手抄的会讯,每份售价马币30仙。到后来出版天蝎星系列丛刊,每册售价RM3.00,都得到新闻系和北马华文学会的支持。

  可惜,天蝎星系列出版到第六期后,内部出现分歧,再也走不下去。我决定和凡夜、董志健、陈文贵、欣希雅和欧宗敏成立新的青梳小站,取名“青梳”是因为欣希雅很喜欢这名字,她是唯一的女生,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散文。而“小站”灵感来自英文歌曲,年纪比我们小很多的陈文贵喜欢听歌看戏,大概是由他提出的。但却一早注定了青梳的宿命。梳子和短途的小站都比较适合用来写凄厉的鬼故事。

青梳成立后,马上决定出版刊物。此时我已经在生活出版社当记者,对编辑和排版的过程也驾轻就熟,而且时常去纪伊国日本书店朝圣,顺理成章就向其他好友推荐日本少女时装杂志《non-non》的排法,同时也决定以杂志内清新脱俗的日本美少女模特儿当封面。

  至于出版经费,也采取天蝎星的模式,就是由六个人平摊负责。工作地点就选择在欧宗敏家,一来欧妈妈亲切和霭,二来除了工作外,我们时常会跑到新关仔角的松花江品尝炒粿条,或者看完午夜场后,就在槟榔律大马路旁的印度大排档大快朵颐。欧宗敏家离这两个地方都不远。

  当时,文学离我们很近,陈文贵的情诗写得棒极了,董志健的安份守己就像他写的散文和小说。还有全兴的四平八稳,可惜他开始忙着当实习医生,参与的次数并不多。倒是吕育陶时常成为座上客。

  但我们更享受欧宗敏对电影、台湾民歌等等的吹水演说,他是一个喜欢搞笑的人。

  青梳小站出版后,也是由北马的中学生代为推动,除了定期的文艺刊物,我们六个人还出了一本合集。

  后来,因为工作上的变异。在我离开生活出版社,回到槟城的光明日报编了半年的文艺版《蒲公英》后,就只身前往美国加州,期间在当地的《世界日报》和台湾的《皇冠杂志》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之后就完全停笔。

而青梳小站继续运作一短时日后,也结束了这段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优美旋律。如今回头望,六个好朋友各自面对现实人生的挑战和造化,绝对比办一本文艺刊物艰辛多倍。但至少在年轻时,我们快乐过,也疯狂过。
 
 
诗人简介
李恒义1963年出生于槟城,祖籍福建南安。初中一开始在星槟日报发表现代诗。1985年和同学创立天蝎星文友会,并出版天蝎星季刊和个人短篇小说专号。1987与凡夜等文友合资出版青梳小站。2009与妻子设立出版公司,著有【青梅竹马】校园小说系列多本。诗创作是停笔十多年后再出发,由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共生产了近两百首诗作。

21/6/2011,28/6/2011 南洋文艺【6月诗人节特辑:李恒义诗展】

诗人秘密身分:eL(林颉轹)

诗人秘密身分
 
文学Q&A


问:张永修
答:eL

Q:写诗是私人的私密行动。不过很少诗人私密到不想让非写诗的人(或文人)知道其秘密身分。其中原由,可否略加说明?

A:写诗与真实生活可以互涉,也可以维持在互相抵抗的状态。我觉得两者都是可能以及需要的。我的创作多半是在这一种互涉及互相抵抗的状态下产生的,有时前者(互涉),有时后者(互相抵抗)。不想高调的让自己曝光,维持私密写诗是为了维持在一定的“互相抵抗”状态,让我获取创作能量、能源。这是选择的问题,而这次,我选择了这种方式。

Q:宗教与传统的习俗文化庆典(如清明、端午)会让你产生文化冲突吗?有尝试用文学处理这些矛盾吗?

A:会。有处理过,但不是每一次都去处理。我也必须诚实的承认自己不一定有能力将它们处理得好。因此,这一类的诗,我写得不多。

Q:诗能给你什么?

A:先说我给诗下的定义,曾经是“寄居的所在,成为定居的所在”,随着时间推进慢慢变成“定居的所在,成为寄居的所在”。诗能给我什么?它曾经成为我的一切(定居的所在),现在,它(寄居的所在)带给我的,是借着它我尝试去寻找一切。当然,这(寻找一切)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是一个傲慢、自大的词。/它应该写在引号里。/它假装无所不包,/聚积,收纳,囊括,拥有。/其实一直以来它不过只是/一点狂风。

(【一切】是1996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波丝卡的一首短诗)
 
 

诗人简介:
常用笔名为eL,中文名林颉轹,1982年生于砂拉越鲁市,祖籍广东潮州。主要创作为诗,其它文类次之。作品散见马来西亚一些报章文艺版及文学刊物。曾经在马来西亚《向日葵双月刊》撰写专栏。曾合著《有本诗集》。



7/6/2011 南洋文艺【6月诗人节特辑:eL诗展】

2003南洋文艺年度文人 方娥真 3

娥真传真 3



问@张永修
答@方娥真

问:如果时光倒流,您还走“天狼星—神州”的江湖道路吗?


答:如果时光倒流,在当年刚Form 5毕业不久的我,仍然一样是改变不了迷迷糊糊走上“天狼星-神州”这一趟旅途的。

我在天狼星的日子很短,怡保离美罗的天狼星相当远,我参与的时候不多。在神州时期,我常搬到外面独居,独居时作品最多,我有篇散文〈抄梦〉就是写那种倒渗出来的文思。

“天狼星诗社”的社长温任平,“神州诗社”的社长温瑞安,这温氏兄弟都很明了我的心不在诗社,他们尊重这一点就如尊重一篇创作自由的文章。温氏兄弟很重视文学,他们读到好的作品,会朗读给社员们听。

撇开“天狼星-神州”的江湖道路(其中一例是在旅行的文学会谈上,累到我站着也睡着了,然后给人唤醒,撑开3夜没睡过的眼睛,天狼星和神州的社员都很擅长这种彻夜不眠的文学聚谈)。温氏兄弟当年是让我加速落实到文学土壤的人,不然,我仍是虚无缥缈的活着(他们称之为梦梦女子),我只活在一种文学氛围里,却不一定会真正的持续写作。

我记忆的资料库中至少有3个版本的诗社,一个是我创作的诗社,一个是现实中的诗社,一个是道听涂说,一面之词的诗社。


问:您如何界定自己?是马华作家,或无边界的中文作家?

答:如何界定自己对我而言完全是身不由己的。记得当年诗社瓦解,我很无辜的从单独囚禁获释后,一切从零开始,我进入现实中连续剧的绝境里,一集一集;从绝境转入困境,又是一集又一集。我在长篇连续剧的动乱岁月中还没恢复元气,我早期的作品,尤其是诗集《娥眉赋》却给文坛的军事法庭判了刑,判词的杀伤力足于让我和《娥眉赋》长埋地底,永不翻身。判词甚至可以左右那些曾经鼓励我,肯定我作品的人来否定我。我不知道当年肯定我作品的人,会不会受判词的左右去否定当年自己的论点来否定我。我只知道文坛的军事法庭比政治的军事法庭更恐怖;文坛的世态炎凉比现实的一沉百踩更让人刻骨铭心。文坛的军事法庭只审理稿纸上堂皇伟大的历史命题,微言大义,对现实的民间疾苦却染有洁僻,不但视而不见,看不上眼,并且还要在道听涂说的一面之词上落井下石添多几笔,加重刑期。也许有人看到我粉饰太平,把牢狱写得像富娱乐性的儿童乐园——咦!关了几个月还在笑,还在笑!所以在现实里给我加重刑期,加重,再加重(但我没犯法,即使关我一天也是违反人权的)我仍是闲闲散散,言不及义,嘻嘻哈哈,老没正经的,我以为真正的主题是应该隐在背后的,这是人最基本的尊严,明眼的人自然会寻拨出真相。然而,道听涂说,一面之词的隐私在未经当事人同意前,已变成白纸黑字公然曝晒,这道听涂说的版本变成了真实的版本,让我连抬头也害羞。

我遇到真正关怀民间疾苦的人是金庸、董桥、胡菊人,还有政界的宋楚瑜。在天地之大,无处容身时,之前与我素未谋面的金庸最实际的让我在香港有居留之地。后期申请的工作准证,他叫我给董桥签署,董桥每次都是第一时间交回给我。胡菊人也是为我的居留事想过办法,而不是计较我这时期有没有写诗。宋楚瑜让我看到台湾的开明和尊重人权的一面,是他提出让我再回台湾,以澄清我这场冤狱是无辜的。

一位作品给判了刑的作者,在冠盖满京华的文坛上,我是身不由己寻求转向无边界的。在我以为《娥眉赋》可能给判了无期徒刑的当儿,在众声噤若寒蝉之际,竟然是我远离多年的出生地,马来西亚《南洋文艺》的主编,您带给我正面的讯息。所以我要摘取这项荣誉的桂冠,因它能激励我向上,让我萌生了是否应该从封瓮自埋的冬眠期提前苏醒。


问:您在《娥眉赋》有出色的表现,我正纳闷为何您不再写诗,却没料到,您在入狱之后被“文坛的军事法庭判了刑”,而意兴阑珊。此事之前我未有听闻,真令我讶异。不知您所指的“文坛”是指哪里的文坛?多年之后,您是否已经走出有关的阴影?我们非常期待您重出诗坛。


这次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专访。末了,您可还有什么话想传达给故乡的朋友?

答:您厚道的赞许《娥眉赋》,我会更加去反思它的不足之处。我指的文坛的军事法庭是一篇评文,来自马来西亚与我同根生的人之手笔,它在台湾的文学刊物发表,在台湾出版成书,在台湾文坛成为判决《娥眉赋》无期徒刑的军事法庭,又把道听途说的一面之词变成白纸黑字,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我半停笔或完全停笔与上述的事无关,是我的生活状况让我无法写作。我曾努力突破,但却半途而废。曾试过写人物稿,写了四分之一,生活上的突变使我应交的稿搁置了两年仍原封不动。我完全拙于交待,因为太不近情理,只能期待可以有一天把搁置的文章完成。现实中一些答应了的事,因生活突变没有了下文,更无从交代,使我有口难言。生活的突变也让我没有馀裕,不得已几乎要与世隔绝。这就是我在写作上遇到的瓮的困局。在冬眠期的困局中,早期作品被判刑确是加深我的悒结难散,意兴阑珊。

当年初到香港我曾经写:“夜晚飞机从天空降落香港,那蜿蜒有致的香港夜景啊,当真美得过了分而有点海市蜃楼的虚幻,望去真要误以为那是地球上一个天国夜市。当飞机往璀璨的万家灯火斜斜降落,我彷佛来到人间的富贵荣华。”然后我特别分开另一行来写“我要在这寸金尺土的地方争名夺利,富贵荣华。”

那时我需要名利,名可以让我取到利,利可以让我在现实里生存。我当时总是想,我很著名的话也许就可以幸免于一场冤狱,我很著名就可以保障我的人身自由。现在我低调的在香港某个隐秘处,我却想:幸亏我不著名,我不著名,我的隐私可以得到保障,可以不受到侵犯。只愿随波逐流,不要惊世骇俗。

在纸上与您交谈后的馀绪,让我想到现在我不需要名利了,我可以纯为兴趣写作了,我应该想办法提前突破瓮的困局。所以我很感谢《南洋文艺》在农历新年给我这份厚礼。因为对着出生地的故乡朋友,我第一次不包装的剖白自己的作品和这些年来的点滴,也因为要与这儿纯朴真诚的读者素脸相见。我在怡保念书时,新马作家的作品让我的日子过得营养丰富。

(3,续完)
 
2003 南洋文艺

2003南洋文艺年度文人 方娥真 2

娥真传真 2


问@张永修
答@方娥真


问:您在〈掬血〉里写道:


“离开了你,我的才情可能断绝

离开了你,我的稿子可能空白”


类似的少女情怀的浪漫文字常可以在您早期的作品里看到。爱情似乎是您诗文创作的推动力。请问现在爱情在您的写作里起着怎样的作用?

答:〈捧心〉和〈掬血〉里的“她”,这个“她”的原型出自《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抽取了林黛玉死前吐血焚诗篇的“痴情基因”放进〈掬血〉里的“她”身上,我借“她”的眼睛来看诗社的盛与衰(从和睦共处到各自背弃)、兴与亡(从守望相助到共同瓦解)。〈掬血〉最后一段写:“我们曾经有一个诗社的家/我们曾经活起一段情/后来檀香般焚散,老了下来/像一个悟,一滴泪把一切看破/西风夕照,原来都是夕照西风”。

“西风夕照,原来都是夕照西风”——我的初稿是“西风夕照,原来都是荒烟残碑”。

在《娥眉赋》里,〈掬血〉之后是〈聊斋〉。〈聊斋〉里的香魂不知已飘泊到哪个年代了,当她回去寻访诗社时,诗中写“门不动而自开/有人刚好整装出来/我惊疑招呼/他却不认识/幽静的庭院/种植了别人的花树/所有的墙壁换了色/所有的脸容换了面/不是从前的人/不是旧日的家/我绝望的寻索/我失惊的返身/我渡过的水乡都沉没/江水干涸,沼泽满地/我的香魂瞬息化作幽魂……”。

〈聊斋〉里的香魂,因改朝换代,世事变迁,她才发现在人的世界里已没有她立足之地(我渡过的水乡都沉没/江水干涸,沼泽满地)她瞬息间从年轻的香魂转为心境老化的幽魂。这幽魂和〈侧影〉诗中盼早夭对死亡有诸多憧憬的香魂形成沧海桑田的对比。

我写〈掬血〉时,诗社正值人多势众,反而在〈掬血〉等诗完成的几年后,诗社才真的在现实中瓦解了。因此,诗社原就是我写诗时创作出来的诗社,她自然也是我创作的“她”,她是她,我是我,我入乎其内诗写她,我出乎其外隔岸观望她,看她如何为情捧心掬血——这是我写诗时的美学距离。即使诗集里其中一篇〈掬血〉提及“常牺牲你的大我,完成你的小娥”,但她仍是我笔下创作的诗中人,她亦可以唤为小虫或任何名字,用小娥是取其与大我有近音之妙,我用小娥来叛逆诗中的大我。

《娥眉赋》中有一系列死亡题材的诗:〈绝笔〉、〈幕帏〉、〈倒影〉、〈侧影〉、〈捧心〉、〈掬血〉、〈聊斋〉等,我的焦点不是写情诗,而是透过死亡来写人世变迁下的盛衰兴亡。生死相隔的疏离是贯串整体《娥眉赋》诗集的基调——“台前是亲爱的一家人(生) 幕后是互不相干的角色(死)”。

《娥眉赋》诗集中的你,不是现实中的谁,亦绝不是固定的一个你,如〈歌扇〉一诗的“你”指的是所有读诗的读者。诗集中有好些篇幅在写“只要死心眼,灵犀处的/人影,也许天涯/也许今生,前来相会/若你断弦,海角外/我还是数得出第几根……”这类诗句是呼应〈高山流水〉里的你,〈高山流水〉是写给琴、棋、诗、书、画的。“琴”诗是写给失传的乐曲〈广陵散〉,诗中的“你”是“我”弹出来的琴声。

〈掬血〉里所写的“离开了你,我的才情可能断绝/离开了你,我的稿子可能空白”这类诗句不是我的写照,正如您问上述问题并不等于是您心中的想法。您的访问功力深厚,您以多重身分提问问题,翻转我多年的书写记忆,您的用意是要让我在创作上有机会与读者分享。

现实中我没有经历过“离开了你/我的才情可能断绝/离开了你/我的稿子可能空白”。我的写作之所以进入冬眠期,是因为我所有的心血都必须专注的耗在别的我目前仍然必须密密实实封瓮的生活状况上,这漫长的冬眠期与爱情无关。

我早期写作,是因为爱情完全留白(我只在航空信里谈恋爱)当时觉得我的恋爱才华在现实中无从发挥,真是悒悒不得志呀,于是就写进作品里,但爱情一直以来都不是我作品里的主题。我的作品读起来闲闲散散、言不及义、情情搭搭,老没正经的,我就是很偏爱这种书写方式,因为喜欢和读者捉迷藏,这样人生就会有期盼。我期盼高山流水,有人自万绿丛中寻得出那一点红的主题来。

(2,待续)

2003 南洋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