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90年代马华“两报一刊” 为中心
以报纸副刊为基本平台发展起来的90年代马华文学，是值得所有大马华人骄傲的一笔精神遗产，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思考马华文学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龙扬志博士【文学观点】
3. 副刊编辑与文坛秩序重建（续）
张永修后来回忆进入《南洋商报》，其上司便提醒他对中国作家吹捧本地作家的文稿认真把关，多发表本地作家的创作。这与他此前编<星云>的本地化理念一致。张永修1994年接棒柯金德，他在1994年5月21日的《南洋文艺》版面下方用黑体字发布了一则题之为<好>的启事：
好。
<南洋文艺>愿意许下“好”的承诺，期盼马华才俊能以好稿相助。
特此诚邀各家赐稿，体材以小说、诗歌、散文创作及文学评论为主，题材构思与表现手法以“好”为要，稿长则以不超过五千字为宜。
本版发表的优秀作品将被选入《南洋商报丛书》之《南洋文艺年选》。
让我们共同努力交出更好的成绩。
<南洋文艺>版编辑张永修谨启
作为副刊编辑，张永修显然渗透着强烈的创造精神，他与其他编辑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编辑焦急等待“好稿”
降临，而张氏在努力思考读者需要什么、马华文坛需要什么、作家有什么、编辑能做什么等问题。马华文学持续几十年，在新生代作家看来似乎仍未走出“群氓时代”：创作没有方向感、缺乏权威典律、文学身分不明、评价体系模糊，等等，因此张永修不断从实践中汲取灵感设置议题，并加大理论、批评文章刊发的数量。
1997年11月他在为留台联总学术研讨会而整理的一篇报告中，系统地回顾了<南洋文艺>1994年5月至1997年6月刊发的理论、批评文章。这些理论文章大部分出现在策划的系列专辑：【马华文学倒数】、【双月文学点评】、【进谏马华文学】、【亮丽的星图】、【但愿人长久】等5个专题。不过策划也面临内在的风险，“展览”与“示众”有时会因为观众的差异而发生变化。张氏申言：“一小部分前辈作家对年轻一辈的写作者的表现不以为然，对编者花上不少篇幅来推介新生代，以为是一种颠覆，而表现得不满和慌张。其实，这是不必要的。这些年轻人是否昙花一现，或成为明日马华文坛接班人，与前辈作家、以及副刊编者有没有给予他们机会和鼓励，息息相关。他们目前的成就，我们就以‘暂时存档’处之。”（<马华文学论述在南洋文艺>，1997）
【进谏马华文学】专辑反响很大，这是编辑直接邀请23位国内或留学海外的马华作家就马华文学的现状、发展及其困境提出各自的看法。根据张永修概括，主要言论观点有建立评论系统以支撑文学作品的意义、本地学者应该参与马华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的工作、作者在表现手法方面须有自我提升的“文学宏愿”，不能停留于道德写作层面、文学界与商业和新闻的结合推广文学、建立健全的文学发行网络等等。“进谏”
意味着问题的存在和疗治的必要，必然涉及对历史的重新估值，集结于无远弗届的大众媒体，其颠覆性力量自然强大。
与张永修清晰的理论表述相比，留学台湾的<文艺春秋>编辑黄俊麟在<扫描《文艺春秋》（1996-2004）>一文中透露出太多的困惑。比如，他对自己编过来的副刊没有多少印象的陈述：“从1996至2004年，时间横跨一个世代，不可谓不长；刊载的作品亦累牍连篇，要一一消化，6个月根本来不及，其中牵涉的问题，深论更是可以发展成一本厚厚的硕士论文了，实非个人能力所逮。只能就这9年来，在工作岗位上涉及到的文学创作与评论变迁，提供一些私下的观察，其中鄙之无甚高论，只是资料的整理与陈列，仅供参考而已。”笔者无意在此进行价值对比，但也说明黄氏很少通过自觉观念介入对文学副刊的塑造，虽然这并非编辑必须的要求。
张永修曾经对“好编辑”进行过描述：“作为一个好的编辑，应该要有很清晰的理念。你要你的杂志（或副刊）是怎样的一种杂志（副刊）。你要哪类稿件，你要你的对象是哪些人。你要把你的读者带到哪里。你能起着怎样的作用。”（<从文学杂志的处境谈末代蕉风>，2001）如何发挥副刊与编辑在马华文学中的建设性作用，是一个持久的议题。马华本土学者张光达在一次访谈中说，文艺副刊不只是对读者的阅读口味造成影响，还包括作者的书写关怀格局与文坛议题走向形成深远的影响，最终形成副刊与文坛的互动现象，型塑了文学生态的秩序和面貌，理想的副刊文化应该是上述作家、编辑与读者能够形成互动，来带动整合马华文学格局，或造成一股生气蓬勃的文坛趋势现象。
4.结语
报纸副刊对马华文学发展所起作用不言而喻，早期南下文人介入报馆事务，亦将中原副刊带到风下之乡。从1920年代马华新文学的发生起点往后看，一部马华文学史基本是一部副刊文学史。报纸副刊的局限可以通过长期运行刊布的巨量作品弥补不足，加上报纸媒体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它激发的影响力不仅有效地参与了文学空间的建构，在文学秩序重构方面更是起着显而易见的作用。其中，编辑作为副刊理念的实际执行者，他们的文学素养、观念以及文化意图总是以各种方式通过副刊渠道来释放，在副刊文学组成的历史链条上铭刻着风格鲜明的思想烙印。从这个角度说，当代马华文学空间除作家作品、批评这些“显性文本”之外，还有编辑和媒体创造的“隐性文本”。
掌握副刊举足轻重，但也并不一定就是编辑决定了文坛的具体秩序，决定秩序的只有文本，更具体地说，是读者对文本的接受。
韦勒克认为，在读者面前，甚至时间都是虚幻的。编辑毕竟只是幕后之人，正如一部处于构思中的戏剧，构思与观念不等于作品本身，最终的演出需要所有人员参与。
通过上文有关书籍出版、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的讨论，不难看出马华文学空间配置存在亟需优化的结构性困难。报纸副刊之所以承担着马华文学的生存责任，并非文学作品找到了直接转换为消费品的理想途径，而是华文报纸通过商业运营足以“养活”副刊，以商业性为底色的副刊文学，很难摆脱现实的、具体的功利性诉求。
可以说，在“花踪”推动下，马华文学已经获得历史性超越，如果它仍然呈现了某种不足与缺憾，与这样一种文学空间结构是密切相关的。以报纸副刊为基本平台发展起来的90年代马华文学，是值得所有大马华人骄傲的一笔精神遗产，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思考马华文学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 4 ， 续完）
（南洋文艺 26/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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