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编辑与文坛秩序重建

文学空间与当代马华文坛秩序重构
——以90年代马华“两报一刊”为中心


龙扬志博士【文学观点】

副刊、编辑对文学史的参与需要放在历史长时段中才能体会，作为普通的社会人，编辑在发稿过程往往也受社会关系、工作环境等偶然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如何被排除，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于作品个案来说，有很多外在标记显示出编辑意图，比如版面位置、配图、标题字号、编者按语等等，这些副文本(paratext)与文本内容无关，但是其附加在文本之外能揭示出作者与编者的意图。

3. 副刊编辑与文坛秩序重建

90年代初《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两大报系的文学副刊略显保守，甚至皆有马华作协“机关刊物”的味道，定期刊载文化活动报道和作协组稿。副刊登载作品普遍显得中规中矩，持重有余，锐气不足。用布迪厄的文化场域理论分析，文学场总是由占位游戏来决定其结构和面貌，因此充满竞争和战斗，而争位结果一般被文化资本左右。

将副刊编辑视为改变马华文学场力量悬殊状况的隐性因素，前提是副刊编辑得到顶头上司、总编、报馆负责人和公司老板支持，因此编辑的作用建立在报纸的整体追求基础之上。由于资本的积累性，文学机构（比如作协）总是拥有话语权威地位，新生力量的出场意味着一批人必须退场腾位，没有编辑的统筹规划，这一转换过程不会顺利完成。作为在马来西亚失去官方补贴的文学团体，早期作协的运作由经济实力雄厚或活动能力超强的文化人士负责，而这些人未必在文学素养和水准上占据绝对高位，加上偶尔发生的“利益均沾”（比如发稿便利、基金资助出版），其权威性也受到局外人和青年人的质疑，如果声誉受损就会严重削弱其权威性。总体而言，文化与文学社团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发言权，华人社团一直是大马政治格局中个体与权力机关之间的有效缓冲器，而与强大的文化环境对话，编辑的力量又是弱小的。张永修提及90年代初编辑<星云>遇到的困难，生动地再现了编辑工作面临的诸多限制：

<星云>到了那个时候，已经与王锦发（代表旧式的传统）、陈振华（代表台湾移植的传统）时期的有明显不同。这种不跟从所谓的“传统”走的做法可能会引起一些比较保守的读者的不习惯。在工作会议上，我的编辑方式成了所谓“传统派”的箭靶。另外，大量刊用本地作品的做法也不获报馆认同。记得有一回，报馆进行了一项“副刊的本地作品与转载作品比例调查”。我估量<星云>所用本地作品的数量后，填上：75%。我对自己负责的副刊“本土化”的做法感到沾沾自喜，但是没想到，这竟是与报馆新的编务方针大为相左的。当时报馆要的是“多用剪刀，少付稿费”，即多转载港台副刊的文章，少用本地作品。因此，编务工作上要面对干扰与压力已是在所难免。然而，因为自觉为本土现实腾出版面空间是一个编辑的职责，也幸而这样的做法得到自己所敬仰的某位上司的勉励，及一些作家文友的支持，我于是坚持了下来。（<副刊本土化之实践——以我编的《星云》及《南洋文艺》为例>，2002）

副刊、编辑对文学史的参与需要放在历史长时段中才能体会，作为普通的社会人，编辑在发稿过程往往也受社会关系、工作环境等偶然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如何被排除，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于作品个案来说，有很多外在标记显示出编辑意图，比如版面位置、配图、标题字号、编者按语等等，这些副文本(paratext)与文本内容无关，但是其附加在文本之外能揭示出作者与编者的意图。同时，关于特定作品的处理（修改、删节）也很容易体现编辑对作品效果的期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或政治麻烦，媒体一般会选择公开告示的方式明确说明哪些作品是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并提前声明编辑拥有修改的权力。作品如何被修改，编辑和总编的意见往往批示在原稿之中，而这些信息如果没有机会接触报馆的原始档案，诸如此类的线索不可能被发掘出来，这是依赖于文学成品的研究局限所在。

与这些微观文本相比，副刊的专栏、议题、专号、活动、读者调查等内容设计更能看出编辑的追求。作为两大报系关键副刊编辑，张永修1994年4月1日进入《南洋商报》（次周接编<南洋文艺>），黄俊麟则从1995年主持《星洲日报》<文艺春秋>，时间上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关系。受惠于两年一届的花踪文学奖效应，<文艺春秋>在副刊稿源方面占据很大的便利（所设推荐奖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和<星云>双年度刊发的作品中选取，不过被推荐资格必须具备至少发表过小说2篇，或散文3篇，或诗歌3篇的条件，这对于吸引优秀稿件具有显而易见的连锁效应），而评奖之后获奖作品的刊发、评审过程公开、颁奖过程及其文艺营活动、国外著名作家的演讲，既具有文化效应也能激发读者关注兴趣。可以说，“花踪”构成了推动《星洲日报》文学副刊发展的利器。

文学奖规模效应不是副刊能承载和释放的文化功能，常态化的审稿、编辑、发表注定悄无声息地参与作品生产，当然也相应生产出它们的读者。借助马华报纸副刊“暴得大名”的黄锦树说：“在文学体制中，文艺副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在文学杂志缺乏的地方），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域和世代的文学成就，也是文学知识贫乏的地方最基本的文学营养的来源，是文学接班人陶养和试练的舞台。它的实质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而贵刊年来卓有成效，也是有目共睹。”（<一般见识>，1998）编辑如果希望检验自己的实践对文坛产生何种实质作用，耐心和时间无疑是首先必备的要素，编辑的文学意图、素养、问题意识、文坛想像力皆决定了他的长远规划。

90年代初就有人呼吁马华文学的变化：“马华文学已经到了应该变、必须变、不变就难以为继的关头。创作方面，题材翻不出新意，技巧变不出新法。评论方面，观点泥而不化，造语陈陈相因。碰上比较富于实验性的作品，无论是本地或外国的，如何标名目，定高下，我们只觉无力，要突破这顽固的僵局，我们必须力求变通……。”（骆耀庭：<误读指南——马华文学怎么变？>，1991）一般人容易感知困难，却很难发现症状所由，对症下药则非等闲之辈能为。张永修当时看到留学日本学生禤素莱寄回来的报道，即刻以最快的速度刊出：“虽然《星云》文稿的选材一向来都偏向软性文章，但马华文学的定位却是切身问题，应该鼓励各家深入讨论，从而引起普遍读者对马华文学的关注。有鉴于此，我于5月1日开设‘文学的激荡’栏目，凸显<开庭审讯>一文，以期读者做出回响。”从4月份收到稿件并立刻策划出新的栏目，一系列推动马华文坛反思的讨论就此出炉。这就说明编辑具有所处境况的敏感至为重要，虽然故事细节如何发展很难预测，但是必须知道从哪些方面努力。

(3，待续)

(南洋文艺 19/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