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空间与当代马华文坛秩序重构

文学空间与当代马华文坛秩序重构
——以90年代马华“两报一刊”为中心


龙扬志博士【文学观点】

马华社群的生存语境使马华文学面临多重议题。《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蕉风》作为建构90年代马华文学本土空间的主要平台，其繁荣与困境折射出马华文学的基本处境。以“两报一刊”为对象，考察作品发表、读者、编辑、评价、禁忌等外部因素，有助于全面理解、阐释马华文学话语演变及其文坛秩序重构。

文学空间是一个容纳文学发声、传播及接受的场域，人们以前过于强调文本系统的自洽性，但在商业运作机制中，文学生产、流通、消费链条缺一不可，读者作为文学实现其价值的终端决定因素，反馈作用可以决定文学空间的基本格局，甚至关系空间本身的兴衰存亡。“谁是我们的听众？我们在哪里说话？发言的场所和讲话的对象影响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张京媛语)本文以90年代《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蕉风》“两报一刊”为中心，从报刊与编辑角度探讨当代马华文学空间的运行机制及文坛秩序重建。

1. 马华文学空间结构

旅台学者张锦忠1990年代末接受《南洋商报》文艺编辑关于80年代马华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主题的采访，在分析马华文坛结构时指出：

至于“马华文坛”，这个运作系统其实是这样建制起来的：报纸副刊（主要是《南洋》与《星洲》两大报）、文艺刊物、出版社、文艺社团、华文学会、书店、高等教育或学术研究机构、文学奖等，加上写作人、编者、批评家与作品。引领风骚、带动风潮的当然是报纸副刊及其编者，因为华文报发行量大，是华社读者每天都看到的东西，虽然文艺副刊并不是天天见报。

文坛作为文学空间形式的一种，存在“资格准入”的门槛，因此是一个属于文学场域之内的小场域。组成马华文学小圈子的结构单位（运行系统）按大众化程度排序，前三位是报纸副刊、文艺刊物、出版社。 由于马华文学被在国家文化体系排斥，华文书籍除少部分能获得华社、华团、华校基金赞助之外，其余大多只能以自费方式出版，真正进入文学空间的渠道并不通畅。有人统计，2006年马来西亚出版社出版华文书籍为1000余种，其中教科书、学习图书及儿童书占七成。其余书种数量最多的是历史与文学书，分别约占8.43%和7.4%，也就是说文学书籍年出版量不到80本。据笔者搜集查找，纯文学书籍远低于这个数字，相对于拥有600多万华人的马来西亚，比率很低。自费印刷的个人著作缺乏严格把关，经常出现水平线以下的“杂集”。

文艺刊物对于文学生态所起的角色作用至关重要，除了能提供不受制约的版面之外，刊物周期出版可以源源不断地推出“产品”。期刊运行离不开稳定的财力支持，华文文学既然被剔除在国家文学体系之外，马华文艺刊物只能自生自灭，运营困境是马华期刊面临的最大挑战。90年代马华文坛先后有《马华作家》（《写作人》更名）、《椰子屋》、《爝火》、《清流》等文艺刊物，其中《爝火》、《清流》仍坚持出版，不过历史都比《蕉风》浅短。

《星洲日报》在1987年10月28日“茅草行动”中被当局以“触犯出版准证条例”为由宣布吊销出版准证，后因常青集团张晓卿收购而得以重生。1988年4月8日复刊时社长张晓卿重申了顾全大局、沟通合作、启迪民智、发扬文化、严守中立、促进文化交流、国民谅解与和睦相处的办报方针。劫后重生，负重前行，副刊以更富使命感的姿态推动马华文学发展。90年代《星洲日报》及时抓住历史机遇，报纸发行量增长迅速，1992年起销量达18万7093份，读者人数66万5000人，一举超越《南洋商报》成为马来西亚销量最多的华文日报。 1995年10月18日连入国际互联网，开马华报纸先河。由于《星洲日报》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又有一般文学杂志所不具备的出版周期优势，在马华文学生产与传播方面扮演了其他媒体难以比肩的作用。除<文艺春秋>之外，还有<星云>、<言路>、<小说世界>、<星洲广场>等副刊发表文学与批评类作品。与此同时，《星洲日报》组织、打造的“花踪文学奖”，更是整个90年代马华文坛最为炫目的一道文化景观。在文学奖的激励作用下，优秀作品源源不断流向《星洲日报》。

《南洋商报》作为马来西亚影响力最大的商业报纸， 在文学推动方面与《星洲日报》齐头并进，90年代发表马华文学作品的副刊有<南洋周刊>、<商余>、<小说>、<自由论坛>、<新新时代>等等，文艺副刊<南洋文艺>尤具代表性。1994年张永修从《星洲日报》<星云>转到《南洋商报》负责<南洋文艺>，在张氏策划下，文艺副刊推出诸多专题，聚结了大量作家和学者，《南洋商报》因此成为马华文坛极具人气的文学空间，在华人读者群中获得了广泛的文化号召力。

报纸占尽时效优势，也有自身不可弥补的局限。在消费时代中，阅读必然呈现出鲜明的娱乐倾向，消遣性的浅阅读比起严肃文学来更受读者欢迎。作为以商业利润追求为终极目标的大众媒体，为了适应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编辑总是希望找到一种折衷的办法，在众口难调的现实挑战面前，副刊只能有意识地通过一些话题引起大众的共同关注。过度追求眼球效应而制造的所谓热点专题讨论，必然会刊发一些虽有论题性但是缺乏思想深度的口水文章，这无形中压制了文学作品的刊登机会。张永修曾经谈到报馆的用稿原则，道出了经济成本与艺术价值之间的冲突：

“另一方面，报馆也因纸张成本猛涨而缩减纸张数量，走精写精编，短小易读的路线。文学副刊这个没有广告，不赚钱的版位更不能例外，对于长稿，原则上是尽量少用，或者一概不用。即使以容纳长、中篇为主的小说版，也都转载外国报刊的连载，或刊登由出版社免费提供的小说。本地作家的作品要在此处亮相，如果没有机缘，可不容易。因此，小说家的长、中篇，评论家较学术、较大块头的文学评论，只好转道，另寻出路。”(<从文学杂志的处境谈末代蕉风>，2001)显然，这条出路只能由文学刊物来提供。

（1，待续）

（南洋文艺 5/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