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90年代马华《两报一刊》为中心 秩序重构
龙扬志博士 【 文学观点】
事实上，纯文学刊物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面临同样的命运。它从一个侧面证明，需要有更为灵活的方式适应时代的变化，比如娱乐性元素的引入、采稿手段的多元化、加强大众化参与、塑造刊物的亲和力，等等，它们都深刻影响文化媒体的运营。
2.纯文学期刊的困境
《蕉风》被视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前沿阵地，在60年代的文艺本土化运动、现代主义论争等议题上开始引领马华文坛，成为一份“重构马华文坛版图”的杂志。且不说它在马华文坛到底占有多大位置，《蕉风》确实构成了马华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蕉风》1955年创刊，存在逾时半个世纪，编辑易动情况很复杂，80年代以来的变动大略如下：1986年张锦忠返台留学深造，由王祖安接任执行主编，王氏编至421期（1988年）由许友彬接编，许编至1991年7、8月号（443期），因待遇过低无法养家糊口，辞去。小黑从444期开始任执行主编，直到481期（1997），此后编务工作由林春美担任，1999年1、2月号出版之后（488期）宣告休刊。之后由南方学院主持复刊的《蕉风》，在出版周期和编辑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学者通常不将它与此前的刊物“相提并论”。
90年代的《蕉风》以1998年为界可粗略分为两个阶段，很少有人谈到小黑主持刊物的那段时期，叙述缺席让历史归于晦暗，不过后来小黑在《蕉风》复刊后的第500期发表了一篇回顾短文，兼及编辑工作汇报，似乎并未陈述其困境所由。通过停留于刊物上的片言只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编辑方式和刊物生存轨迹。
小黑夫妇接编《蕉风》是他对刊物内心情感认同和前任编辑心生去意的综合结果，这一点在小黑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有所提及，不过这次人事变更并未提前刊登编辑交接预告。小黑参编《蕉风》一事敲定在许友彬编的443期出版之后，444期卷首“编辑人语”刊登了小黑题为<文学是一种事业>的短文：
和友彬闲聊，他说：
“刚开始编蕉风时，是有许多计划的……”
意在言外，难掩他的无奈与无力感。
我现在的心境和他几年前的积极心愿应该是没有两样的吧：
满腹密圈，要把蕉风办成国内最标青的文学杂志……
然而，要将一分已有优良传统的杂志办得更出色，毕竟是比写一篇满意的小说更艰巨、更具挑战性。我虽然是初涉编务，一向来对文学刊物备加关注，因此略知办文学刊物所须克服的各种难题。蕉风虽然已赔蚀了36年，在短期内经济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倒是如何集合好文章，展现于读者眼前。写小说到底是很个人的事。虽然同样须要策划、部署、营造、执笔、剪裁，写好一篇小说的最严峻考验只在于个人的阅历。编杂志，尤其是文学杂志，则是“多角智慧”（众作家）的演绎。
从这则“新人感言”可以看出，小黑对编好《蕉风》踌躇满志，虽然他意识到前任编辑许友彬在介入编辑事务之初也拥有同样的理想，证明他对杂志面临的挑战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从接手杂志开始，小黑不断为马华作家打气，希望开创出一种不同的精神面貌，强调编者和《蕉风》持开放、积极的文学观，以文学价值作为选稿的惟一标准。这种“真情告白”式的呼吁，应该是颇能起到激励作用的，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似乎也很有限。
对于稿件特别是好文章的渴望，一直是小黑任编辑期间情绪流露的重要内容。编刊一年之际，他再次表达了通过好文章使《蕉风》“具有代表性”的强烈意愿：“虽然我们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在一群‘老’作家的支持与‘新人’的热爱之下，蕉风的稿源还不算太拮据。我们知道，一分杂志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乎它寿命的长短，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容的文章的文学价值，如果能够获得更多作家投寄有分量的力作，蕉风就更具代表性了。”在接下来的一期中，小黑对过去一年的编辑工作进行总结：“‘双’字虽然是圆满的象征，做为一分‘双月刊’，我们却是不无缺憾的。”在他看来，《蕉风》之所以很难等到好作品，主要是因为双月刊发表周期过长，一般作者文章写出来总是投到副刊以求尽快发表，他以双月刊能保存更久而使文章获得比报纸更大的历史价值“拉稿”，并在文章下方特意声明“本刊版位开放，稿酬千字十五元，短诗十二元。”
因此，小黑作为编辑毫无疑问具有纯正的职业精神，通观他所编辑的《蕉风》，不论是发掘力作、制作专辑，还是推举新人等表达刊物立场、塑造刊物形象这些标志性运作方面，基本是在以传统文人的方式去经营，而这种方式已经在90年代商业社会中很难起到实际的社会效应。
小黑后来分析好稿很难拉到的原因：“在过去6年4个月的编辑岁月里，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获取作者的协助，将最好的稿件投寄过来。当时文坛上正兴起文学奖竞赛，编者必须和文学奖拔河，在所难免。”尽管如此，他还是推出了一些重要专辑。专辑对于新进作家来说意义深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对刊物未必就没有负面后果，毕竟文学平台是天下公器，当一位作家占去整本刊物将近一半的版面，留给其他人的篇幅就非常有限，这样可能造成编辑与杂志严重的单一化趣味。
小黑在编完481期之后发布了一份告别词：
这一期推出彭士驎（翠园）和刘育龙两个小辑后，我和朵拉也将要告别这一张虚设的编辑桌了，从明年开始，《蕉风》将会由新人主持，以崭新的面貌和文友见面，希望明年会是《蕉风》的转捩点，经济上的、稿源上的。
我们是在1991年9、10月号（444期）开始，怀抱着一番理想，接手《蕉风》的编务的，在这期间，获得一班与未识的文友以精彩的文章落力支持，使编辑工作能够顺畅进行，我们谨在这里向大家敬礼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恳切希望有更多优秀作家将作品投寄《蕉风》，数十年来，《蕉风》编者们都坚守一个原则，文章只有好坏，没有门户之分，我们的心愿是将它办成一份标青的杂志，而这个心愿如果得不到作家的热烈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期翠园（彭士驎）专辑中的<孩子长大了>、<听喇叭声有感>、<凤凰箫>等若干篇什，全都是60年代的作品，作者早在1978年即退休，写作对她来说只是“颐养天年”。这意味着刊物确实难以为继，可惜小黑未对刊物的运作思路进行及时反省，他按创作现代主义文学的方式对待编辑工作，尽管他在介入《蕉风》之初本想将它当成一桩事业来经营。如果我们将林春美接手《蕉风》之后呈现的生机来做比较，稿源不足似乎完全能够解决。只能说，小黑足够真诚，但是编辑方式没有找到应对时代变化的口味，虽然不断发出呼吁，呐喊声究竟停留在斗室之内，与时代需要的互动仍隔了一层。
如果说《蕉风》的小黑时代与林春美时代具有某种象征意味，我们不妨把这种区隔归结为具体操作方式的差异，最根本的原因是时代本身的结构性症候开始发挥作用。事实上，纯文学刊物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面临同样的命运。它从一个侧面证明，需要有更为灵活的方式适应时代的变化，比如娱乐性元素的引入、采稿手段的多元化、加强大众化参与、塑造刊物的亲和力，等等，它们都深刻影响文化媒体的运营。
1997年底，林春美从心灰意冷的小黑手中接过《蕉风》编辑的任务，立即加大对新人的扶持力度，推出“新人馆”和《少年蕉风》。为及时发表新秀作品，采取增加页码的方式扩充版面，这证明小黑所说的成本限制也是有办法突破的。
她主持刊物第3期（第484期）设为“诗专号”，突发奇想设计了“寻找诗人”的游戏，这种颠覆一般编辑理念和风格的做法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惊艳”效果。不过这些大刀阔斧的革新，短期内未能对《蕉风》生存起立竿见影的效果，友联公司决定中止经济支持以后，停刊便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2，待续）
（南洋文艺 12/3/2013）
《蕉风》被视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前沿阵地，在60年代的文艺本土化运动、现代主义论争等议题上开始引领马华文坛，成为一份“重构马华文坛版图”的杂志。且不说它在马华文坛到底占有多大位置，《蕉风》确实构成了马华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蕉风》1955年创刊，存在逾时半个世纪，编辑易动情况很复杂，80年代以来的变动大略如下：1986年张锦忠返台留学深造，由王祖安接任执行主编，王氏编至421期（1988年）由许友彬接编，许编至1991年7、8月号（443期），因待遇过低无法养家糊口，辞去。小黑从444期开始任执行主编，直到481期（1997），此后编务工作由林春美担任，1999年1、2月号出版之后（488期）宣告休刊。之后由南方学院主持复刊的《蕉风》，在出版周期和编辑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学者通常不将它与此前的刊物“相提并论”。
90年代的《蕉风》以1998年为界可粗略分为两个阶段，很少有人谈到小黑主持刊物的那段时期，叙述缺席让历史归于晦暗，不过后来小黑在《蕉风》复刊后的第500期发表了一篇回顾短文，兼及编辑工作汇报，似乎并未陈述其困境所由。通过停留于刊物上的片言只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编辑方式和刊物生存轨迹。
小黑夫妇接编《蕉风》是他对刊物内心情感认同和前任编辑心生去意的综合结果，这一点在小黑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有所提及，不过这次人事变更并未提前刊登编辑交接预告。小黑参编《蕉风》一事敲定在许友彬编的443期出版之后，444期卷首“编辑人语”刊登了小黑题为<文学是一种事业>的短文：
和友彬闲聊，他说：
“刚开始编蕉风时，是有许多计划的……”
意在言外，难掩他的无奈与无力感。
我现在的心境和他几年前的积极心愿应该是没有两样的吧：
满腹密圈，要把蕉风办成国内最标青的文学杂志……
然而，要将一分已有优良传统的杂志办得更出色，毕竟是比写一篇满意的小说更艰巨、更具挑战性。我虽然是初涉编务，一向来对文学刊物备加关注，因此略知办文学刊物所须克服的各种难题。蕉风虽然已赔蚀了36年，在短期内经济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倒是如何集合好文章，展现于读者眼前。写小说到底是很个人的事。虽然同样须要策划、部署、营造、执笔、剪裁，写好一篇小说的最严峻考验只在于个人的阅历。编杂志，尤其是文学杂志，则是“多角智慧”（众作家）的演绎。
从这则“新人感言”可以看出，小黑对编好《蕉风》踌躇满志，虽然他意识到前任编辑许友彬在介入编辑事务之初也拥有同样的理想，证明他对杂志面临的挑战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从接手杂志开始，小黑不断为马华作家打气，希望开创出一种不同的精神面貌，强调编者和《蕉风》持开放、积极的文学观，以文学价值作为选稿的惟一标准。这种“真情告白”式的呼吁，应该是颇能起到激励作用的，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似乎也很有限。
对于稿件特别是好文章的渴望，一直是小黑任编辑期间情绪流露的重要内容。编刊一年之际，他再次表达了通过好文章使《蕉风》“具有代表性”的强烈意愿：“虽然我们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在一群‘老’作家的支持与‘新人’的热爱之下，蕉风的稿源还不算太拮据。我们知道，一分杂志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乎它寿命的长短，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容的文章的文学价值，如果能够获得更多作家投寄有分量的力作，蕉风就更具代表性了。”在接下来的一期中，小黑对过去一年的编辑工作进行总结：“‘双’字虽然是圆满的象征，做为一分‘双月刊’，我们却是不无缺憾的。”在他看来，《蕉风》之所以很难等到好作品，主要是因为双月刊发表周期过长，一般作者文章写出来总是投到副刊以求尽快发表，他以双月刊能保存更久而使文章获得比报纸更大的历史价值“拉稿”，并在文章下方特意声明“本刊版位开放，稿酬千字十五元，短诗十二元。”
因此，小黑作为编辑毫无疑问具有纯正的职业精神，通观他所编辑的《蕉风》，不论是发掘力作、制作专辑，还是推举新人等表达刊物立场、塑造刊物形象这些标志性运作方面，基本是在以传统文人的方式去经营，而这种方式已经在90年代商业社会中很难起到实际的社会效应。
小黑后来分析好稿很难拉到的原因：“在过去6年4个月的编辑岁月里，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获取作者的协助，将最好的稿件投寄过来。当时文坛上正兴起文学奖竞赛，编者必须和文学奖拔河，在所难免。”尽管如此，他还是推出了一些重要专辑。专辑对于新进作家来说意义深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对刊物未必就没有负面后果，毕竟文学平台是天下公器，当一位作家占去整本刊物将近一半的版面，留给其他人的篇幅就非常有限，这样可能造成编辑与杂志严重的单一化趣味。
小黑在编完481期之后发布了一份告别词：
这一期推出彭士驎（翠园）和刘育龙两个小辑后，我和朵拉也将要告别这一张虚设的编辑桌了，从明年开始，《蕉风》将会由新人主持，以崭新的面貌和文友见面，希望明年会是《蕉风》的转捩点，经济上的、稿源上的。
我们是在1991年9、10月号（444期）开始，怀抱着一番理想，接手《蕉风》的编务的，在这期间，获得一班与未识的文友以精彩的文章落力支持，使编辑工作能够顺畅进行，我们谨在这里向大家敬礼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恳切希望有更多优秀作家将作品投寄《蕉风》，数十年来，《蕉风》编者们都坚守一个原则，文章只有好坏，没有门户之分，我们的心愿是将它办成一份标青的杂志，而这个心愿如果得不到作家的热烈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期翠园（彭士驎）专辑中的<孩子长大了>、<听喇叭声有感>、<凤凰箫>等若干篇什，全都是60年代的作品，作者早在1978年即退休，写作对她来说只是“颐养天年”。这意味着刊物确实难以为继，可惜小黑未对刊物的运作思路进行及时反省，他按创作现代主义文学的方式对待编辑工作，尽管他在介入《蕉风》之初本想将它当成一桩事业来经营。如果我们将林春美接手《蕉风》之后呈现的生机来做比较，稿源不足似乎完全能够解决。只能说，小黑足够真诚，但是编辑方式没有找到应对时代变化的口味，虽然不断发出呼吁，呐喊声究竟停留在斗室之内，与时代需要的互动仍隔了一层。
如果说《蕉风》的小黑时代与林春美时代具有某种象征意味，我们不妨把这种区隔归结为具体操作方式的差异，最根本的原因是时代本身的结构性症候开始发挥作用。事实上，纯文学刊物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面临同样的命运。它从一个侧面证明，需要有更为灵活的方式适应时代的变化，比如娱乐性元素的引入、采稿手段的多元化、加强大众化参与、塑造刊物的亲和力，等等，它们都深刻影响文化媒体的运营。
1997年底，林春美从心灰意冷的小黑手中接过《蕉风》编辑的任务，立即加大对新人的扶持力度，推出“新人馆”和《少年蕉风》。为及时发表新秀作品，采取增加页码的方式扩充版面，这证明小黑所说的成本限制也是有办法突破的。
她主持刊物第3期（第484期）设为“诗专号”，突发奇想设计了“寻找诗人”的游戏，这种颠覆一般编辑理念和风格的做法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惊艳”效果。不过这些大刀阔斧的革新，短期内未能对《蕉风》生存起立竿见影的效果，友联公司决定中止经济支持以后，停刊便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2，待续）
（南洋文艺 12/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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