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树专栏【小杂感】
半个月前，在台北某红楼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一位担任我论文讲评人的老师辈、著名的马克思－卢卡奇主义者A，在往返几回论辩之后突然宣布散会，放下麦克风朝着我发飙：“只有你们右派不会教条，只有我们左派才会教条是不是！？”连续重复了两次。我原本以为他是开玩笑的———以往，他如果不同意我的意见，或想批评我，一定是一边笑一边说，带着几分开玩笑的意味（用笑来稀释不满），未曾板着脸———因此我当即凝视着他的脸。只见那张脸苍白狰狞，双目圆睁，露出几许凶光，嘴唇微微发抖，看得出是顶认真的。我坐在他身旁好一会了，可并没有闻到酒味，应该不是酒后失言，倒像是憋很久了，终于忍不住。看我盯着他看，他还愤愤的补了句：“我对你已经很客气了！”于是我只好“落荒而逃”，临走前朝他丢下一句“你失态了。”
“不要那么没风度。”
嘲讽的是，前一场研讨会我担任讲评讨论的一篇论文，主题是现代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的假面，不料竟亲身经历一张假面血淋淋的撕开。而前不久，我还应他的核心弟子之邀写了篇散文〈聊述〉，称赞他的雅量、爱才、仗义执言等美德（虽然也不客气的批评他学问四十多岁时即遽然停滞）。这次研讨会是那篇散文刊出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也有点忐忑，他会不会在意我对他的批评。
事前也和友人私讯说，这次见面是个验证。事实证明，A是在意的，而且非常在意。当然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被写的是我，我会丝毫不在意吗？或许也不见得。
私底下的话变成公开的言论，虽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还是不免有几分难堪。感慨的是，〈聊述〉开篇引的另一位老师的话（在策略上，那是引来做预防针的），说世间所谓朋友知己，“内中多杂轻与妒”，或竟不幸而言中了。
事后，A的爱徒电邮缓颊，说她曾被A于酒后痛斥达数小时之久，而且有此际遇者不只一人。我告诉她我和她们不同，严格说来A甚至不是我老师，学问上我从未从他那儿学到任何东西，我们顶多谊在师友之间，休想对我来传统中文系那一套。他又不是最近才认识我，这回他踩到我的红线了。我问另外一个朋友，打个比方，你能接受认识多年的朋友突然对你乱抱乱摸吗？
我的论文批评王安忆在《启蒙时代》中浮露出的“意识型态天花板”，一如其《纪实与虚构》；现场回应时对某中国大陆年轻学者不客气（关于王小波小说的文革反思），竟然会令一向对我颇为克制的A“翻桌”，怎么说都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附记：后来见到一位和他很熟的学界朋友，说他其实一直都是那样的，把研讨会当成应酬取暖的场所，一旦你认真他就介意了，尤其别批评来自“祖国”的学者。可见我毕竟是局外人，太天真了。他之所会和学界中人处不来，看来也是事出有因。）研讨会是“今之举业”重要的一环，也早已成了现代学术资本市场一种怪异的产业。自从台湾的大学也疯排名之后，每逢研讨会的季节，各校都抢着办，好像大型水果展，香蕉、芭乐、巴掌莲雾、西瓜、凤梨、树葡萄……。经费拿越多的规模“搞”越大，家家都要搞“国际”的，总要安插几个日本美国欧洲学者。如果没有鱼，那虾子也好。因此常见到香港、韩国学者及新马同乡，与及不知该算国内还是国际的中国大陆学者，以虾子、螃蟹或“梭冬”（sotong，台译花枝）的身分出席。
单是这半年，我自己就有4场（仅算有宣读论文的）要出席。圈子小，朋友邀的、师长辈邀的，甚至学生辈邀的；有的早早就答应了，有的硬是半途插进来。江湖道义，鱼帮水水帮鱼，一不小心就超过了额度。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再过一周台中有一场颇为盛大的，12月下旬台北又有一场。
对我而言，有时不过想趁机和朋友聚聚，逛逛书店而已。
我最早在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是1991年（〈神州〉论文），迄今已22年。这些年也不知究竟参加了多少研讨会。究竟有没有学术上的实质收获？坦白说，非常有限。发表论文时很难得到有益的修改意见。即使认真讲评，听者要不“左耳进右耳出”，就是明显的不高兴（如果是学生辈，倒是比较能认真的接受）。
会议论文长度一般要求1万至1万5000字，宣读论文的时间15分钟左右。如果当真宣读，一万字都读不完。但偏偏有人会呈交3、4万字的冗长稿子，念不到五分之一铃声就响了。论文是现场发放的，匆促之间很少人有能力迅速看完并掌握要点（虽然大部分论文往往都很不怎么样，不值得细读）。
更糟的是，有的论文是开会当场方交出，有的从来没写完，有的只有大纲，现场发挥随便乱讲，有的是旧文的重组。会太多了，学者疲于奔命，要紧的是应付过去（我自己有时也写得很不满意）。讨论？很多研讨会根本挤不出讨论时间。即使有那么一丁点时间，也很少遇到有意思的问题。程度是个问题，怕得罪人是另一个问题，而很多论文也其实没什么好讨论的。
讲评（特约讨论）是另一门学问，很多老前辈讲评都不必读论文，现场发挥随便乱讲，反正没有人胆敢质疑他，辈分就是一切。否则各种匿名审查落到他（或他的学生、朋友、党羽）手上，结果可想而知。能犀利的切中问题、俐落的剥开来谈的，绝无仅有。也不会过得太好。
应该要温柔敦厚。
我平生遇过最“虾”（瞎）的讲评是2001年在政大宣读〈中文现代主义？〉时。我的讨论人，咱们中文学界的C教授讲了一堆废话，“这位作者看来是外文系出身的，他的中文是他论文里说的破中文，用了许多我们中文系并不熟悉的概念术语，读起来像翻译……”不针对论题，而就我论文的“可读性”东拉西扯。等他废话讲完轮到我答辩，我只说了句：他的讲评完全和我的论题不相干，我拒绝回答。而且接着他问我的任何问题我都不予回答。
另一场比较有意思的是199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我多年来唯一的一次美国行），由王德威教授召开的（主题我忘了），不设讨论人。我发表批评张大春的〈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事人在场（那时他仍是台湾文坛的天之娇子），当场挺身为自己辩护。他讲什么我忘了，只记得他引述一本其时刚出版的新书《发现经度的人》，大概是说他小说的原创性犹如发现经度那样的重大突破，不是我这种后生小辈、乡村教师能理解的。说也奇怪，此后他的三桅船“大说谎号”就整个的远离现代文学的水道，快速的航向老中国去了。
还有就是有几年哲学界的朋友K在南部办的，每篇论文发表时间有一小时的研讨会，那是唯一有可能好好讨论的，但那样的研讨会场面盛大不起来，也不易“国际化”，累积绩效。
大学时代常和女友到处去听研讨会，且不止于中国文学领域的。历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反正那些研讨会几乎都不设限，有冷气吹，还有便当吃。有时会很难得的看到学者们犀利的交锋，但有的发表人是完全不能接受批评的，燃点很低，当场发飙。有的很混，多年以后遇到还是那样混。
当时在台北，有只热带鱿鱼被与会者指出，同一篇论文在那三文鱼回游的季节依序发表于新加坡（或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不同研讨会，“一字不改，一鱼三吃”。前年在故乡的废矿湖大学的一场研讨会上与已然“德高望重”的此君重逢，明明安排了他讲评的场子竟然直接把时间开放给现场讨论，且以主持的权力早早结束会议以便吃茶点，令人印象深刻。
以中文相关领域而言，也发现学者们会有“类聚”的现象，有某些人几乎总是同时出现在某些研讨会，互为讲评、主持、发表，有时也互相掩护。一旦被逼问急了，主席就会用特权把会议提前结束。
年轻时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回龚鹏程教授发表论文，讲完后鸦雀无声，半天都没人敢问问题；另一次则是他老兄问了不同场次的与会学者好几个“第一页的问题”，还当真个个击中要害———连第一页都没写好。
当时的感想与其说是“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还不如说是，“这些人怎么这么弱”。
当时就该发现我们这江湖的部分秘密了。
2013/11/2埔里牛尾
（南洋文艺，12/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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