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3日星期三

江湖上那些研讨会

黄锦树专栏【小杂感】

半个月前,在台北某红楼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一位担任我论文讲评人的老师辈、著名的马克思-卢卡奇主义者A,在往返几回论辩之后突然宣布散会,放下麦克风朝着我发飙:“只有你们右派不会教条,只有我们左派才会教条是不是!?”连续重复了两次。我原本以为他是开玩笑的———以往,他如果不同意我的意见,或想批评我,一定是一边笑一边说,带着几分开玩笑的意味(用笑来稀释不满),未曾板着脸———因此我当即凝视着他的脸。只见那张脸苍白狰狞,双目圆睁,露出几许凶光,嘴唇微微发抖,看得出是顶认真的。我坐在他身旁好一会了,可并没有闻到酒味,应该不是酒后失言,倒像是憋很久了,终于忍不住。看我盯着他看,他还愤愤的补了句:“我对你已经很客气了!”于是我只好“落荒而逃”,临走前朝他丢下一句“你失态了。”

“不要那么没风度。”

嘲讽的是,前一场研讨会我担任讲评讨论的一篇论文,主题是现代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的假面,不料竟亲身经历一张假面血淋淋的撕开。而前不久,我还应他的核心弟子之邀写了篇散文〈聊述〉,称赞他的雅量、爱才、仗义执言等美德(虽然也不客气的批评他学问四十多岁时即遽然停滞)。这次研讨会是那篇散文刊出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也有点忐忑,他会不会在意我对他的批评。

事前也和友人私讯说,这次见面是个验证。事实证明,A是在意的,而且非常在意。当然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被写的是我,我会丝毫不在意吗?或许也不见得。

私底下的话变成公开的言论,虽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还是不免有几分难堪。感慨的是,〈聊述〉开篇引的另一位老师的话(在策略上,那是引来做预防针的),说世间所谓朋友知己,“内中多杂轻与妒”,或竟不幸而言中了。

事后,A的爱徒电邮缓颊,说她曾被A于酒后痛斥达数小时之久,而且有此际遇者不只一人。我告诉她我和她们不同,严格说来A甚至不是我老师,学问上我从未从他那儿学到任何东西,我们顶多谊在师友之间,休想对我来传统中文系那一套。他又不是最近才认识我,这回他踩到我的红线了。我问另外一个朋友,打个比方,你能接受认识多年的朋友突然对你乱抱乱摸吗?

我的论文批评王安忆在《启蒙时代》中浮露出的“意识型态天花板”,一如其《纪实与虚构》;现场回应时对某中国大陆年轻学者不客气(关于王小波小说的文革反思),竟然会令一向对我颇为克制的A“翻桌”,怎么说都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附记:后来见到一位和他很熟的学界朋友,说他其实一直都是那样的,把研讨会当成应酬取暖的场所,一旦你认真他就介意了,尤其别批评来自“祖国”的学者。可见我毕竟是局外人,太天真了。他之所会和学界中人处不来,看来也是事出有因。)研讨会是“今之举业”重要的一环,也早已成了现代学术资本市场一种怪异的产业。自从台湾的大学也疯排名之后,每逢研讨会的季节,各校都抢着办,好像大型水果展,香蕉、芭乐、巴掌莲雾、西瓜、凤梨、树葡萄……。经费拿越多的规模“搞”越大,家家都要搞“国际”的,总要安插几个日本美国欧洲学者。如果没有鱼,那虾子也好。因此常见到香港、韩国学者及新马同乡,与及不知该算国内还是国际的中国大陆学者,以虾子、螃蟹或“梭冬”(sotong,台译花枝)的身分出席。

单是这半年,我自己就有4场(仅算有宣读论文的)要出席。圈子小,朋友邀的、师长辈邀的,甚至学生辈邀的;有的早早就答应了,有的硬是半途插进来。江湖道义,鱼帮水水帮鱼,一不小心就超过了额度。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再过一周台中有一场颇为盛大的,12月下旬台北又有一场。
对我而言,有时不过想趁机和朋友聚聚,逛逛书店而已。

我最早在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是1991年(〈神州〉论文),迄今已22年。这些年也不知究竟参加了多少研讨会。究竟有没有学术上的实质收获?坦白说,非常有限。发表论文时很难得到有益的修改意见。即使认真讲评,听者要不“左耳进右耳出”,就是明显的不高兴(如果是学生辈,倒是比较能认真的接受)。

会议论文长度一般要求1万至1万5000字,宣读论文的时间15分钟左右。如果当真宣读,一万字都读不完。但偏偏有人会呈交3、4万字的冗长稿子,念不到五分之一铃声就响了。论文是现场发放的,匆促之间很少人有能力迅速看完并掌握要点(虽然大部分论文往往都很不怎么样,不值得细读)。

更糟的是,有的论文是开会当场方交出,有的从来没写完,有的只有大纲,现场发挥随便乱讲,有的是旧文的重组。会太多了,学者疲于奔命,要紧的是应付过去(我自己有时也写得很不满意)。讨论?很多研讨会根本挤不出讨论时间。即使有那么一丁点时间,也很少遇到有意思的问题。程度是个问题,怕得罪人是另一个问题,而很多论文也其实没什么好讨论的。

讲评(特约讨论)是另一门学问,很多老前辈讲评都不必读论文,现场发挥随便乱讲,反正没有人胆敢质疑他,辈分就是一切。否则各种匿名审查落到他(或他的学生、朋友、党羽)手上,结果可想而知。能犀利的切中问题、俐落的剥开来谈的,绝无仅有。也不会过得太好。
应该要温柔敦厚。

我平生遇过最“虾”(瞎)的讲评是2001年在政大宣读〈中文现代主义?〉时。我的讨论人,咱们中文学界的C教授讲了一堆废话,“这位作者看来是外文系出身的,他的中文是他论文里说的破中文,用了许多我们中文系并不熟悉的概念术语,读起来像翻译……”不针对论题,而就我论文的“可读性”东拉西扯。等他废话讲完轮到我答辩,我只说了句:他的讲评完全和我的论题不相干,我拒绝回答。而且接着他问我的任何问题我都不予回答。

另一场比较有意思的是199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我多年来唯一的一次美国行),由王德威教授召开的(主题我忘了),不设讨论人。我发表批评张大春的〈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事人在场(那时他仍是台湾文坛的天之娇子),当场挺身为自己辩护。他讲什么我忘了,只记得他引述一本其时刚出版的新书《发现经度的人》,大概是说他小说的原创性犹如发现经度那样的重大突破,不是我这种后生小辈、乡村教师能理解的。说也奇怪,此后他的三桅船“大说谎号”就整个的远离现代文学的水道,快速的航向老中国去了。

还有就是有几年哲学界的朋友K在南部办的,每篇论文发表时间有一小时的研讨会,那是唯一有可能好好讨论的,但那样的研讨会场面盛大不起来,也不易“国际化”,累积绩效。

大学时代常和女友到处去听研讨会,且不止于中国文学领域的。历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反正那些研讨会几乎都不设限,有冷气吹,还有便当吃。有时会很难得的看到学者们犀利的交锋,但有的发表人是完全不能接受批评的,燃点很低,当场发飙。有的很混,多年以后遇到还是那样混。

当时在台北,有只热带鱿鱼被与会者指出,同一篇论文在那三文鱼回游的季节依序发表于新加坡(或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不同研讨会,“一字不改,一鱼三吃”。前年在故乡的废矿湖大学的一场研讨会上与已然“德高望重”的此君重逢,明明安排了他讲评的场子竟然直接把时间开放给现场讨论,且以主持的权力早早结束会议以便吃茶点,令人印象深刻。

以中文相关领域而言,也发现学者们会有“类聚”的现象,有某些人几乎总是同时出现在某些研讨会,互为讲评、主持、发表,有时也互相掩护。一旦被逼问急了,主席就会用特权把会议提前结束。

年轻时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回龚鹏程教授发表论文,讲完后鸦雀无声,半天都没人敢问问题;另一次则是他老兄问了不同场次的与会学者好几个“第一页的问题”,还当真个个击中要害———连第一页都没写好。

当时的感想与其说是“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还不如说是,“这些人怎么这么弱”。

当时就该发现我们这江湖的部分秘密了。

2013/11/2埔里牛尾

(南洋文艺,12/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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