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若鹏【文学观点】
天狼星在我出世以前,便已在夜空照耀,我一直不曾抬头看过。没有看到过的星星,存不存在?原以为天狼星诗社是个老去的名词,偶尔在酒席间飞溅的酒光闪烁它的余晖,以为那些我不曾读过的诗句老如五四,诗人在科技年代迅速被新发的脸书讯息浪潮般掩盖。我是现代的,天狼是历史的。
我啊,错得离谱,无知之极。
天狼历史我仅略知一二,搜寻温任平论述始知在那资源匮乏的年代,一群爱诗的痴人,办出版丶搞活动,把文学的苗子种入贫瘠的国土。这和如今我辈其实没有两样,现在不也做着相同的事?
有幸一读天狼组诗,有的诗人名字陌生,而诗不。那些文字盛满生活的睿智,那是岁月磨砺的笔锋,并非我在年轻的文字里头能找到的养分。蛰伏经久的诗人始终心系时事,从霾害、选举到马航事件等,皆诗心敏锐,观察入微。谢川成借古讽今,戴大伟情诗婉约,无论家国恩怨抑或小我抒情,比之写诗最勤的李宗舜,笔法亦未见老,很难想象当中有如温任平序文所述停笔三十载的作者。温问七十古稀再起天狼,是否多此一举?不巧我也曾自问年近不惑,承担许多文学工作究竟有何助益?
创作是很个人的事,把一群创作人组织起来,再冠以“诗社”名堂,看来煞是无谓,究竟成就了什么?尤其新诗向来就是小众的兴趣,我办再多的讲座和比赛,又能造就什么呢?我不期然想起徐志摩的散文<海滩上种花>。这些孤独种花的孩子,太寂寞了,何不聚集一起,一人一株,这片贫瘠的沙地便开展成花圃。毒日再烈,海浪再狂,把花圃灭了,我们再种,那些看花爱花的路人,也许就加入我们的行列,生生不息。在不可能种花的地方,因为一群执著的孩子,花,常年盛放。
无关年岁,诗人都是种花的孩子。我和一群文友办动地吟演出,虽非结社,却也十分亲近。同好异业,往往撞击出火花,像文学节、朗诵演出、出版品等等,持续不断。诗人结社和其他组织不一样,比如爱好汽车者结交,就在小圈子里同好交流。诗社却是对外传播,涟漪连连。天狼星重新出发,是累积了厚重的阅历和功力,仿佛卧龙升天,飞游布雨,润泽诗坛--他们当年静下来,本来就很可惜,我衷心期待天狼真如恒星恒久。
我不知道,自己多少也是一颗当年的种子长成的树苗,如今仿佛重拾诗的族谱,今日所有,如非前人种树。我想如果依循族谱的根系追究,诗族的血缘都相近。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就我所知,比我年轻的诗人动静阙如。是初入社会,在繁重的工作底下无法大展拳脚吗?还是网路世界人与人之间似近实远,凝聚力不复当年?这是颇让人担忧的,若单打独斗,孤独的火苗轻易熄灭,写作人必须紧密联系,相互激励,方能持久,文坛不致出现断层。由此而见,结社有其意义,也是我一直努力把后辈拉进来,扩大圈子的原因。
我的另一身份是企业人,若说创作是事业,永续经营的理念不可忽视,后进无人,未来免谈。栽花人单纯的信念固然美丽,然而这些本来小众的耕耘者,只能把花园局限在海滩一隅,孤芳自赏尔耳。这些诗社、团体必须超越自己头顶上的牌匾,跨界合作,修桥筑路,让更多人进入花圃,培育更多赏花人。移山填海施肥灌溉,制造沃土,让花自茂盛。孩子离开后蓦然回首,看到的不应是凋零的花朵,而是丛茂蝶舞。能怎么做?把游川唱成诗曲《口占》、《老乡》,舞入共享空间的《问签》。把曾翎龙唱入《农夫》音乐视频,用流行的机制让诗流传。把文学注入舞台剧、电视、电影,甚至广告。这是漫长的摸索,一步,一脚印。
夜读天狼,它还是夜空最亮的恒星,为后辈引路。然而一颗星子不够,我们需要更多光苗,汇聚成太阳。
(南洋文艺,3/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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