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达【文学观点】
在讨论《天狼星科幻诗选》之前，这里先做个小结。80年代末、90年代以降的马华科幻诗，主题大致如下：
一、关注环保议题，批判或讽喻现代人对环保的漠视。
二、书写星际战争，影射地球上永无停止的战争，地球人的末日寓言。
三、电脑和科技的喧宾夺主，现代人沦为科技的附庸，人性的异化与物化。
吕育陶、李笙、刘育龙、夏绍华的科幻诗不脱上述这些主题或题材。唯有吕育陶的科幻诗多了政治讽喻，利用科幻寓言来对政治现实语境作出影射、反讽和批判。另外翁弦尉收录在《不明生物》（2004）的科幻诗，除了对情欲的描绘刻划，也提出身体政治的辩证思考。关于这个时期的科幻主题和诗作举例，我另整理出一份图表作为论述的依据，这里就不赘述。
现在可以谈谈今年6月出版的《天狼星科幻诗选》，看看集中的科幻诗在取材与文体上，比较上述90年代以降的马华科幻诗，有没有推陈出新，或是有那些值得讨论的层面。我想先针对李树枝的论文的诠释方法，提出一些看法，以此来切入这部诗选。
李树枝的论文观点
李树枝的论文〈“天狼星”——科幻吗？〉，对科幻诗的定义和观点，引用的是C. Hugh Holman和William Harmon在《文学手册》中对科幻小说的定义，简要如下：必须合乎逻辑，不与现实脱节，具备“未来历史”的本质，真诚对待地球/地球人/地球生态的未来做出戏剧性但先知般预测，提出向外太空寻求人类进化的超越/救赎/避难存种之道。
《文学手册》于80年代出版，上述对科幻文学或科幻小说的定义，如果对照80年代西方的科幻文学，确实有其普遍性与适用性，现在看来已算老生常谈。显而易见地，这套诠释服膺的是现代主义进步的直线历史观，当用来阅读西方的后结构模式的科幻文学，往往捉襟见肘，并无法有效作出诠释和评价。第三世界文学，或马华文学，因为迟来的现代性（belated modernity），科幻诗于80年代末、90年代才被开发，受到诗人关注，因此上述定义颇能够贴合这个时期的马华科幻诗，并非偶然。当然这并不是说之前没人写过科幻诗，温任平说程可欣的〈银河车站〉写于1983年，李树枝论文中提到《蕉风》在1979年办过科幻诗专辑。但当李树枝用这一把尺来衡量《天狼星科幻诗选》3位诗人的科幻诗，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格格不入，无法达到上述定义的标准。这是天狼星科幻诗的素质问题，还是理论的与时代的局限，造成诠释的局限或盲点？孰是孰非？在面对科幻文学（科幻诗）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的文学类型，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视角来作出诠释和评价，才不会产生见树不见林的盲点？
科幻诗作为诗的次文类，其文体应该如何？李树枝用的是Michael R. Collings的版本：它必须是链接科学、虚构与诗3种要素的文类。特别是柯灵斯对科幻诗的语言视域：远离任何传统的形式、语言以及内容，表达“异质性”（alienness），一种内在于诗人社群的他者性质，具体独特性的科幻视域（SF vision），并于相对的独特性话语来传达这个视域。
科幻诗作为诗的一个次文类，顾名思义，它必须是以诗的语言形式来书写科幻的题材，这一点相信没有人会不同意。重点是科幻诗的语言视域，要远离传统的形式、语言及内容，表达异质性。这里所谓的“传统”，如果根据柯灵斯这篇论文写成的1989年，马华科幻诗刚起步，核子战争、外太空探索、星际争霸战、地球（世界）末日、电脑机器人，这些科技内容和科幻语言，在之前的马华诗中都是从未开发过的，都是非常不传统的，非常独特性与异质性的，完全符合柯灵斯所说的“一种内在于诗人社群的他者性质”。但是以同样的观点来看近年的科幻诗，上述那些非传统的科幻素材与语言形式，必须改写和翻新，必须被问题化来处理，因为时代变迁和经过多位诗人的重覆书写，已经论为滥调或不合时宜，读来熟口熟面，根本毫无“异质性”或“独特性”所言。新世纪的马华科幻诗有必要持续开发崭新的科幻视域，以便远离传统的内容、语言与形式。
以这个角度来看《天狼星科幻诗选》的诗作取材，大量出现的科技、太空、网络、环保等科技科学知识和概念，放在科幻诗的范畴，本来就没有问题。问题是科技、太空、环保这3项主题已经在90年代的诗人如吕育陶、夏绍华等人开发过，且有不少珠玉在前，天狼星众诗人要如何提出崭新的科幻语言视域来突出重围，便成了检验这部科幻诗选成败的关键。
换句话说，这些科技名词、概念与知识只是书写科幻诗的基本素材，它是否能利用这些科幻元素，来为此提出一个独特的科幻视域（或李树枝论文所说的“诗想”），给读者带来启发和省思，才是重点。比如吕育陶的〈造字术〉描绘一座遥远国度的城市，身处高度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城市的现代人，日常生活被物化，人性思考被异化，就连情人之间私密的一句“我爱你”，也因为爱字加上了金部首，借此讽喻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与爱情观念的渗透纠葛，而成了冷冰冰的情感表达，与传统上我们所认知的恋人絮语印象，完全背道而驰。这个独特的科幻视域，展现出这首诗的批判力道。
李树枝由科幻诗的异质性与独特性上来观察，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由此得出结论是周伟祺、陈浩源、温任平的科幻诗无法远离传统的形式，科技资讯概念过度而幻想性（虚构层面）不够，无法彰显异质的科幻视域。这个结论是否准确，或许也不尽然。
陈浩源的科幻诗
以陈浩源的科幻诗为例，诗中的科幻取材包括了外星人、太空、银河、太空舱、光年、仿真机器人、星际之门、时间隧道、黑洞、核爆，以及许许多多网际网络的科技电脑名词。平心而论，不少科幻素材是之前的马华科幻诗没有写过的，在科幻题材或主题上来说，不能说它没具备异质性与独特性。我的看法是，陈浩源的科幻诗，往往有一个奇特的主题和漂亮的开端，能够突破传统的语言形式，但在幻想性上则明显薄弱和不足，因此无法展现出科幻诗中更深层次的视域。
比如〈外星人的回复〉一诗开头就很新奇独特，语言形式也是非传统的，以外星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人（其实还是地球人在看地球人），彼此的交流形式也很独特，银河和流星成为发短信（短讯）的媒介，都是很新异的处理手法，最后一节的科幻想像与视域明显不足，殊为可惜。
又如〈依赖时间的地球人〉的主题也很新颖，书写对象是我上面提到的服膺进步迷思的直线时间观念的地球人，有一个很好的开头，但接下来的段落，科幻的幻想性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科技频频出现，形成强烈的现实性/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但科幻的幻想性层面却明显不足，这一点倒是这本诗选中不少诗作的缺失。不知是否跟这些诗作书写的唱酬、征文、应和性质有关？（这是温任平的序文给我的感觉，另外李树枝也指出“天狼星”这个字眼在诗中大量出现的问题，我注意到有部分诗作很生硬地嵌入“天狼星”，是否有这个必要？）处理的较好的是〈我吞下一个黑洞〉、〈无垠地表的蘑菇云〉，有崭新独特的主题，也有较为层次感的科幻视域。其他一些诗作融合了科技与传说，但科技与想像的层次不高，很难说是科幻诗，如果不以科幻诗的角度来解读，在语言形式上还是有可取之处。
诠释的路径可以有多个，不必然只有一种说法，对科幻诗的诠释也不必局限于一家之言（论）。在诗的语言形式上，李树枝采取新批评的读法，认为3人的诗乃是“非诗”，原因是他们犯了以非诗语言写诗，过多的散文语言文字，大大稀释了诗质。说“非诗”是言重了。我认为这里李犯了一个诠释的盲点，也就是以新批评和现代主义的语言观念，来解读和判断当代诗（科幻诗）的语言表现，尤其是当代诗的语言形式，具有当代生活的口语化、日常性的随机应变、后现代的不按牌理出牌等等，这些都是新批评或现代主义精英的审美观所无法处理的。从他对诗语言散文化、口语化等同于非创造性、没有诗意诗质可见一斑。
虽然他马上做出补充，援引台湾诗人罗青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散文式、口语化亦能提升诗质诗意，但这只能欲盖弥彰，暴露出他服膺的（理想中的）现代主义的诗语言观念。
他论文结语之前的一大段落对他理想中的诗作语言条件，就是得自这个现代主义高峰时期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要求诗的语言须具备或符合一套标准的文字结构、技巧、象征（意象），以便诠释者能够在诗中寻找诗意。从他情不自禁地对天狼星诗社复活前所开拓的现代主义书写的怀念，也颇能印证这一点。
周伟祺的科幻诗
当李树枝用现代主义语言观来解读周伟祺的诗作，面对周诗中当代生活语言的口语化和琐碎化，他自然寻找不到他所殷切期待的诗意和诗质。周伟祺的〈打印爱情，在秋天〉、〈全息宇宙〉、〈下一首诗〉、〈一个下午的光年〉诸诗，诗语言的叙述方式，俱与当代生活的后现代性有密切关联。在讨论后现代主义诗作时，已有多位论者指出，如果再套用传统结构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往往会造成诠释上的偏差，并无法有效切入这类诗作的语言逻辑思考，作出中肯公允的评价。
当周伟祺碰上李树枝，两人之间形成一些有趣的对照。两人都是出生于1969年，两人的兴趣都跟诗有关，不同的是李搞学术，学术专长是文学理论、现代文学、台湾和马华现代诗；周是天狼星诗社的新晋成员，对写诗充满热情，甫加入诗社数月内就写了数十首科幻诗，似乎是在为他生涯最后的日子，留下文字的见证。李运用现代主义的语言观来讨论当代科幻诗，周则以当代生活化口语化的语言书写科幻诗，这个两极化形成的反差显而易见，最终让诠释与文体各说各话，分道扬镳。
这里暂且无法对天狼星诗选作出详尽的探讨评论，那是另一篇长文的篇幅了。无疑地，这部诗选作为新世纪里第一部科幻诗选，诗人阵容颇为强盛，除了是天狼星诗社成员，不少诗人也是当代马华颇有实力的诗人；而李树枝论文以天狼星科幻诗作为研究和论述对象，应有所期待，其中的诠释方法和论述视野，值得吾人重视和省思，是马华科幻诗与诗论在新世纪里一个好的起步。
（下）
（南洋文艺，27/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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