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

马华科幻诗小史(1988-2015):取材,文体,诠释_下

张光达【文学观点】

在讨论《天狼星科幻诗选》之前,这里先做个小结。80年代末、90年代以降的马华科幻诗,主题大致如下:

一、关注环保议题,批判或讽喻现代人对环保的漠视。
二、书写星际战争,影射地球上永无停止的战争,地球人的末日寓言。
三、电脑和科技的喧宾夺主,现代人沦为科技的附庸,人性的异化与物化。

吕育陶、李笙、刘育龙、夏绍华的科幻诗不脱上述这些主题或题材。唯有吕育陶的科幻诗多了政治讽喻,利用科幻寓言来对政治现实语境作出影射、反讽和批判。另外翁弦尉收录在《不明生物》(2004)的科幻诗,除了对情欲的描绘刻划,也提出身体政治的辩证思考。关于这个时期的科幻主题和诗作举例,我另整理出一份图表作为论述的依据,这里就不赘述。
现在可以谈谈今年6月出版的《天狼星科幻诗选》,看看集中的科幻诗在取材与文体上,比较上述90年代以降的马华科幻诗,有没有推陈出新,或是有那些值得讨论的层面。我想先针对李树枝的论文的诠释方法,提出一些看法,以此来切入这部诗选。

李树枝的论文观点

李树枝的论文〈“天狼星”——科幻吗?〉,对科幻诗的定义和观点,引用的是C. Hugh Holman和William Harmon在《文学手册》中对科幻小说的定义,简要如下:必须合乎逻辑,不与现实脱节,具备“未来历史”的本质,真诚对待地球/地球人/地球生态的未来做出戏剧性但先知般预测,提出向外太空寻求人类进化的超越/救赎/避难存种之道。
《文学手册》于80年代出版,上述对科幻文学或科幻小说的定义,如果对照80年代西方的科幻文学,确实有其普遍性与适用性,现在看来已算老生常谈。显而易见地,这套诠释服膺的是现代主义进步的直线历史观,当用来阅读西方的后结构模式的科幻文学,往往捉襟见肘,并无法有效作出诠释和评价。第三世界文学,或马华文学,因为迟来的现代性(belated modernity),科幻诗于80年代末、90年代才被开发,受到诗人关注,因此上述定义颇能够贴合这个时期的马华科幻诗,并非偶然。当然这并不是说之前没人写过科幻诗,温任平说程可欣的〈银河车站〉写于1983年,李树枝论文中提到《蕉风》在1979年办过科幻诗专辑。但当李树枝用这一把尺来衡量《天狼星科幻诗选》3位诗人的科幻诗,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格格不入,无法达到上述定义的标准。这是天狼星科幻诗的素质问题,还是理论的与时代的局限,造成诠释的局限或盲点?孰是孰非?在面对科幻文学(科幻诗)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的文学类型,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视角来作出诠释和评价,才不会产生见树不见林的盲点?
科幻诗作为诗的次文类,其文体应该如何?李树枝用的是Michael R. Collings的版本:它必须是链接科学、虚构与诗3种要素的文类。特别是柯灵斯对科幻诗的语言视域:远离任何传统的形式、语言以及内容,表达“异质性”(alienness),一种内在于诗人社群的他者性质,具体独特性的科幻视域(SF vision),并于相对的独特性话语来传达这个视域。
科幻诗作为诗的一个次文类,顾名思义,它必须是以诗的语言形式来书写科幻的题材,这一点相信没有人会不同意。重点是科幻诗的语言视域,要远离传统的形式、语言及内容,表达异质性。这里所谓的“传统”,如果根据柯灵斯这篇论文写成的1989年,马华科幻诗刚起步,核子战争、外太空探索、星际争霸战、地球(世界)末日、电脑机器人,这些科技内容和科幻语言,在之前的马华诗中都是从未开发过的,都是非常不传统的,非常独特性与异质性的,完全符合柯灵斯所说的“一种内在于诗人社群的他者性质”。但是以同样的观点来看近年的科幻诗,上述那些非传统的科幻素材与语言形式,必须改写和翻新,必须被问题化来处理,因为时代变迁和经过多位诗人的重覆书写,已经论为滥调或不合时宜,读来熟口熟面,根本毫无“异质性”或“独特性”所言。新世纪的马华科幻诗有必要持续开发崭新的科幻视域,以便远离传统的内容、语言与形式。  

    以这个角度来看《天狼星科幻诗选》的诗作取材,大量出现的科技、太空、网络、环保等科技科学知识和概念,放在科幻诗的范畴,本来就没有问题。问题是科技、太空、环保这3项主题已经在90年代的诗人如吕育陶、夏绍华等人开发过,且有不少珠玉在前,天狼星众诗人要如何提出崭新的科幻语言视域来突出重围,便成了检验这部科幻诗选成败的关键。
换句话说,这些科技名词、概念与知识只是书写科幻诗的基本素材,它是否能利用这些科幻元素,来为此提出一个独特的科幻视域(或李树枝论文所说的“诗想”),给读者带来启发和省思,才是重点。比如吕育陶的〈造字术〉描绘一座遥远国度的城市,身处高度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城市的现代人,日常生活被物化,人性思考被异化,就连情人之间私密的一句“我爱你”,也因为爱字加上了金部首,借此讽喻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与爱情观念的渗透纠葛,而成了冷冰冰的情感表达,与传统上我们所认知的恋人絮语印象,完全背道而驰。这个独特的科幻视域,展现出这首诗的批判力道。
李树枝由科幻诗的异质性与独特性上来观察,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由此得出结论是周伟祺、陈浩源、温任平的科幻诗无法远离传统的形式,科技资讯概念过度而幻想性(虚构层面)不够,无法彰显异质的科幻视域。这个结论是否准确,或许也不尽然。

陈浩源的科幻诗

以陈浩源的科幻诗为例,诗中的科幻取材包括了外星人、太空、银河、太空舱、光年、仿真机器人、星际之门、时间隧道、黑洞、核爆,以及许许多多网际网络的科技电脑名词。平心而论,不少科幻素材是之前的马华科幻诗没有写过的,在科幻题材或主题上来说,不能说它没具备异质性与独特性。我的看法是,陈浩源的科幻诗,往往有一个奇特的主题和漂亮的开端,能够突破传统的语言形式,但在幻想性上则明显薄弱和不足,因此无法展现出科幻诗中更深层次的视域。
比如〈外星人的回复〉一诗开头就很新奇独特,语言形式也是非传统的,以外星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人(其实还是地球人在看地球人),彼此的交流形式也很独特,银河和流星成为发短信(短讯)的媒介,都是很新异的处理手法,最后一节的科幻想像与视域明显不足,殊为可惜。
又如〈依赖时间的地球人〉的主题也很新颖,书写对象是我上面提到的服膺进步迷思的直线时间观念的地球人,有一个很好的开头,但接下来的段落,科幻的幻想性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科技频频出现,形成强烈的现实性/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但科幻的幻想性层面却明显不足,这一点倒是这本诗选中不少诗作的缺失。不知是否跟这些诗作书写的唱酬、征文、应和性质有关?(这是温任平的序文给我的感觉,另外李树枝也指出“天狼星”这个字眼在诗中大量出现的问题,我注意到有部分诗作很生硬地嵌入“天狼星”,是否有这个必要?)处理的较好的是〈我吞下一个黑洞〉、〈无垠地表的蘑菇云〉,有崭新独特的主题,也有较为层次感的科幻视域。其他一些诗作融合了科技与传说,但科技与想像的层次不高,很难说是科幻诗,如果不以科幻诗的角度来解读,在语言形式上还是有可取之处。
诠释的路径可以有多个,不必然只有一种说法,对科幻诗的诠释也不必局限于一家之言(论)。在诗的语言形式上,李树枝采取新批评的读法,认为3人的诗乃是“非诗”,原因是他们犯了以非诗语言写诗,过多的散文语言文字,大大稀释了诗质。说“非诗”是言重了。我认为这里李犯了一个诠释的盲点,也就是以新批评和现代主义的语言观念,来解读和判断当代诗(科幻诗)的语言表现,尤其是当代诗的语言形式,具有当代生活的口语化、日常性的随机应变、后现代的不按牌理出牌等等,这些都是新批评或现代主义精英的审美观所无法处理的。从他对诗语言散文化、口语化等同于非创造性、没有诗意诗质可见一斑。
虽然他马上做出补充,援引台湾诗人罗青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散文式、口语化亦能提升诗质诗意,但这只能欲盖弥彰,暴露出他服膺的(理想中的)现代主义的诗语言观念。
他论文结语之前的一大段落对他理想中的诗作语言条件,就是得自这个现代主义高峰时期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要求诗的语言须具备或符合一套标准的文字结构、技巧、象征(意象),以便诠释者能够在诗中寻找诗意。从他情不自禁地对天狼星诗社复活前所开拓的现代主义书写的怀念,也颇能印证这一点。

周伟祺的科幻诗

当李树枝用现代主义语言观来解读周伟祺的诗作,面对周诗中当代生活语言的口语化和琐碎化,他自然寻找不到他所殷切期待的诗意和诗质。周伟祺的〈打印爱情,在秋天〉、〈全息宇宙〉、〈下一首诗〉、〈一个下午的光年〉诸诗,诗语言的叙述方式,俱与当代生活的后现代性有密切关联。在讨论后现代主义诗作时,已有多位论者指出,如果再套用传统结构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往往会造成诠释上的偏差,并无法有效切入这类诗作的语言逻辑思考,作出中肯公允的评价。
当周伟祺碰上李树枝,两人之间形成一些有趣的对照。两人都是出生于1969年,两人的兴趣都跟诗有关,不同的是李搞学术,学术专长是文学理论、现代文学、台湾和马华现代诗;周是天狼星诗社的新晋成员,对写诗充满热情,甫加入诗社数月内就写了数十首科幻诗,似乎是在为他生涯最后的日子,留下文字的见证。李运用现代主义的语言观来讨论当代科幻诗,周则以当代生活化口语化的语言书写科幻诗,这个两极化形成的反差显而易见,最终让诠释与文体各说各话,分道扬镳。
这里暂且无法对天狼星诗选作出详尽的探讨评论,那是另一篇长文的篇幅了。无疑地,这部诗选作为新世纪里第一部科幻诗选,诗人阵容颇为强盛,除了是天狼星诗社成员,不少诗人也是当代马华颇有实力的诗人;而李树枝论文以天狼星科幻诗作为研究和论述对象,应有所期待,其中的诠释方法和论述视野,值得吾人重视和省思,是马华科幻诗与诗论在新世纪里一个好的起步。
(下)

(南洋文艺,27/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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