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裕全【诗】
1.
他是诗人。怀抱隐秘
不可告人的身分
租赁旧店屋楼上
被切割出来的空房收纳
认得房里所有蒙尘的细节
他的头是伺服器
每天醒来,有千万个字元
叮叮咚咚
在他脑海中拆卸
拼凑,组合成诗或
打散成诗的断句
世界是无数个魔术方块
等待他把对的颜色排在一起
他搭建字的巴比塔
这让他忙碌、烦恼且亢奋
因为那些未被命名的局部或
概括的所有,都是一首未完成
诗的诞生
为此他感到自豪
荣耀和被期许的光
于是甘愿当这城市非法的
运诗人
沿街挨户派发
诗的传单,带领人们信仰诗
他把诗贴在灯柱上
愿信诗者得永生
然而这躁动的城市总是无法镇静
好比他忧郁多虑的母亲
一再劝他,孩子
三餐要定时定量,药
也是
2.
对现实过敏和诗人天生体质
多病无关。为此他愈加坚定
诗是药三分毒七分补
书写即疗愈
于是持续,书写
每天拆散、装卸、组合
凌乱肢离的自己
和周遭无关紧要的愈是
要紧。诗人很瘦
那是他理想的流线形
省略肥腻的词,挑食
字典里的低糖和有机高纤
这样才能延伸阅读的
想像空间
然而母亲
母亲总是提醒他
别再写那些符咒之类的文字,要
按时吃药
他烦厌母亲总是在盒子外思考
他懒得解释,回应
四面八方的关怀与责备,小小的盒子
比外面的世界完整
没进入盒心,你们不懂
有一天,不是因为遗传
自母亲忧郁的基因作祟抑或恶化
而是他终于离开
盒子向丑陋的世界
丢出一行肮脏的诗句
大家惊惶失措说他:
疯了
那是对像他这样
一个诗人最高的赞叹
他感到纯洁无瑕顿时
轻盈飞翔了起来
(南洋文艺,9/9/2014)
张永修,另有笔名艺青、柯云。 编著:《失传》(散文集,1987),《给现代写诗》(诗集,1994),《寻虎》(小说集,2023),《成长中的6字辈》(合集,主编,1986),《辣味马华文学——90年代马华文学论争性课题文选》(与张光达、林春美联合主编,2002),《我的文学路》(与林春美联合主编,2005)等。 曾任星洲日报《星云》版主编、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主编、文学杂志《季风带》主编。目前为枫林文丛主编。 曾先后获得八届(即1995,1996,1997,1998,2000,2002,2009,2012年度)马来西亚编辑人协会黄纪达新闻奖之副刊编辑奖。
2014年9月9日星期二
2014年9月4日星期四
睡姿
张永修【诗】
小时候总是安安分分
躺成一觉天明的烟囱
简单的摇篮曲从囱口漂下来
梦就在囱口上挂着朵朵棉花糖
而我渐渐睡成大人样
又不甘成为平凡的人
也不满大而无实
于是攀出手蹬起脚
要躜出烟囱上天摘星
怎知摔下已不知天上人间
扎手捆脚成石膏雕塑
任人抬举指点
稿于17/8/1988 养伤期间
2014年9月2日星期二
飞的联想
张永修【诗】
身在高空两千五百公尺
无翅而飞,三十年来这梦
竟那么逍遥,莫非前生
我是善飞的鸟
散尽千羽
静读云过风流
又或者红蓝二色的风筝是我
今世,逆风逐日
飞出海天一色无线的牵扯
自由,据说就是
祖宗漂游的姓氏
稿于15/10/1991
获2000年“我要音乐台www.iwant_music.com”网路百大好歌之词曲创作组优胜奖。
此诗由赵丽美谱曲。
身在高空两千五百公尺
无翅而飞,三十年来这梦
竟那么逍遥,莫非前生
我是善飞的鸟
散尽千羽
静读云过风流
又或者红蓝二色的风筝是我
今世,逆风逐日
飞出海天一色无线的牵扯
自由,据说就是
祖宗漂游的姓氏
稿于15/10/1991
获2000年“我要音乐台www.iwant_music.com”网路百大好歌之词曲创作组优胜奖。
此诗由赵丽美谱曲。
谈黄锦树马共小说
然而海以及波的罗列
若波罗【文学观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淹大水时红蚂蚁逃命的策略?它们以卵茧为筏,互相啮咬着、抓着彼此,以身体织成一颗网状的球,漂浮在水上,以抵达可能的陆地。那也是我的小文学策略,也是我对书的想像。
———〈跨过那道门之后……思考应该就开始了〉,黄锦树,联副,2014年6月22日
黄锦树这部小说也许他最为鲜艳、华丽的一部,仿佛一株分岔漫径,异色的历史剧幕。
书中的小说诗〈马戏团从天而降〉如序幕曲,音色哗艳却隐透孤寂。若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叙事比较,小说《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简称《南》)有如海莱茵的平行宇宙,但因其历史观照与叙事结构,延续着一道从边界出发再折返边界的回路,一场旅程。那互相衔合的走与叙,恰如最后一篇小说〈还有海以及波的罗列〉里的硬币:“好像随着自己的意志在滚动,沿着指的波浪。”
正如黄锦树在2014年海外华文书展中新书推介时自言,他写马共的森林时也在写老家的胶林记忆。小说中折藏的成长空间、家乡、父母亲、家人与新知故友们,也让人想到小说像是不经意地嵌入了“自我的画像”。实际上打从《乌暗暝》开始,就已有日军幽灵与暗郁的胶林叠影。而在台湾与马来半岛两座故乡之间往返来去的路程,自《刻背》里的留台侨生就已见其迹。
这本书的短篇岔径通幽相接,却不志在打造完整无暇的结构。和大部分“老派的”现代小说所讲求的塑真要求大相径庭,它有许多隙缝,或如作者所言的漏洞。小说有更多断片,跟左翼文艺理论所欲宏照的整体恰成对比。一些人物、角色贯穿,由此使故事衔接,却又并非准确接桩,角色之间偶有出入,从一篇过渡到另一篇时,好像多次经历了死亡、诞生,神秘变异。
因之所有出现人物都是符号,不断被切换、更迭、转移,一个接一个卷入,如漩涡般展开老金从〈马来亚人民共和国备忘录〉释放的叙述。
与那残酷、暴烈、粗砺的历史平行的,是伤痕累累的叙述声音,小说看似喧哗喜感,那叙述声音却很忧伤。
多篇小说的叙述结构迷离多层。小说总是被层层叠叠的追忆和叙述包裹,有如海以及波的罗列。虚构的历史,与“现实”的版本并置,前后今昔穿插,宛如在不同时间长出的花瓣。在反复叙说、怀疑、补缀再续的咀嚼中,终究把读者带到这片观浪的岸上:如何可能了解存在之谜?对写作人而言,这漫长一生的叙述,既得透过语言,也就不免得穿过文学资产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正如黄锦树以前曾经如此在脸书留言中提过,“他们(过去的马华写作人)写的书是给我们读的。”否则那些在40、50年代在新马一带挟着热情出版的小册子,到底还会有谁看呢?有谁还会从架子上借回去阅读?那里几乎没有吸引读者沉醉的经典。残酷的说,他们是那消失的足迹,而这一代人,有可能也会如此。但对很多在地的写作人来说,这历史位置的留存,实难奢望,所能冀者惟有“继续写作”本身。若放长时间,被人记忆10年或记忆30年,而后才垫尘,又有何不同?但若就“此时此刻”而言,或许同代人尽力开创、树立自信的意义更大。
文学遗产的互文性
马华文学的评论马力确实不足。但除了以评论、论文的方式留存、回应,小说本身亦如回音。黄锦树这两年来的马共小说,正如昔年《刻背》对马华文学的重写,延续对小系统文学的关怀,但可能跟同代人更加亲密。除了把早前左翼文学的遗产再次“赋予生命”,如重写贺巾笔下的“沈郁兰同学”。更多的是与马华、台湾文学之间互相呼应,如陈映真、林亨泰、朱天文、言叔夏,又或如被题目〈大脚〉点明的曾翎龙(寻找大脚),其他尚有钟怡雯的散文,没点明的张贵兴、商晚筠……回音重重。吴道顺的小说〈藤箱〉恐怕是比较为人所忽略的,新村里的夜巡记忆,经过时空变迁,集体叙述删减,历史可疑如一头神秘怪兽,恰如暗夜里人们持着火把步声杂沓追逐的空洞。或许也是小说〈犹见扶余〉将之置换成宛如神话的场景之一。阿兰失踪的瞬间霍地展开,换成传奇:恰是透过重述、重组故事,人才得以幸存下来。
故事活得比人更久。使小说生存的,也就是小说本身。小说繁殖小说。
几乎没有别人会在小说里串引马华小说做为典故。
或许马华文学的作者都对这滋味熟悉不过:基于“自家这个锅”的局限,我们总得汲取其他区域的华文文学———香港、台湾、中国大陆。然而被滋养、而生爱慕,便意味着同时也会有遭到吞没的危险。有时这不是不煎熬的:怎么可能不在腔调、语汇、形式上重叠、跟随?既然学习(引发爱慕之者)的本能是模仿。
若比较起边缘、中心的位置,那位阶序列也若层层波浪。仿佛在这虚构、追忆与叙述层层覆罩的装载里,有个提醒:要在这无数熙攘涌来的语言中,搜寻,打捞,自己那载浮载沉的语言。
黄锦树的好几篇小说以放恣的口语、大白话欢快地书写。有时候并不只是在读小说,而是在读那语言。正如他以前在散文〈那棵树〉里写过的,吸引人的总是有精神的树。文字亦然。精准流畅地写。个性十足地赋予小说流动的力气。《南》、《犹》(《犹见扶余》)二书里抒情的数篇,文字精练至美,音质特殊亦不知为何。笔者曾试着转换成闽南/福建话,起初纯粹是寻找节奏地读,竟觉其韵。经常有去掉主语,或者把副词变成宾语的诗性写法。有时一句里头,时间就切换过去了,也不费力铺陈。黄锦树本身的写作让人看到畅快地写的可能性,似乎也不会被书场里恋字的执迷所冲刷。也许因为他对这整个书写场域与其操作太过清楚自觉。
有时那凌驾书场,君临整个世代的文艺典范,像锥形磁场那样,会大量吸引写手往那方向钻,会削掉其他文字风格完全不同的写者的自信心,若无法克服,便会出现类似更换语言如撤换灵魂——虽然其实就是这样出门的——因为这分裂一开始就发生了:写作的修行就是让自己从远方回来。我们假设那些有毅力且有天赋的作者会坚持、展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等到锻炼成境,竟也是另一个锥体磁场)。
以哀悼处理
表面上小说对左翼的斗争没有多少同情,不比本地大部分社运分子对左翼的支持态度。Leftist,左,在本地社运圈子的认知里,标明了一个不与官方苟同、同时亦与资本主义保持疏离与批判的姿态。但小说的虚妄之言,其实是更深入地质疑任何显得崇高神圣的主义,也缝接黄过去对左翼和民族主义的批判论述。不过,对于今日鼎盛的内向世代而言,也许《南》、《犹》二书更大的意义不在于它如何背离左翼的书写,毕竟今天出版的小说本本都在违逆卢卡奇。
黄锦树的马共小说对这笔马共留下来的债务做了近乎哀悼的处理。这历史与社会脉络的向度,可能是更更年轻的内向世代,觉得难以落笔的。要写马共的故事,实是任务艰难,要超越他们的视角之余,同时又得面对他们此刻暮年,不少仍对革命存留热切的情感。小说对马共们的同情其实换了方式去趋近那沉默的部分,借着渡入自身的经历与记忆,小说更愿意去理解、同情历史暴力底下的阴栗幽号,以及那过程中谜样的脆弱。那为这革命激情所遗弃的残余。像马如风的共和国(座落在测不准边境之间的狭长领地,剩余)。
老金写作之处,近两国交接的边界,也是故事产生的“边境”,是与现实日常所听到的(无论是官方或陈平双方)格格不入、极不和谐的声音源处。搬到小说里,这边界砌出多面菱镜:历史与奇幻,写实与想像,隐喻与描叙。生存的险境,小说的起点。如此小说亦与文学史(尸)的系统周旋——如同〈父亲死亡那年〉里伤疤痛裂的身体,亦若玛丽雪莱笔下尸块再生的隐喻。这写作身姿,也仿佛向Mike Laye镜头下的安洁拉卡特致敬。后者写小说时也扔了篓篓纸团。安洁拉卡特有一本《马戏团之夜》,情欲奇瑰盛放如万花筒璀璨。印尼亦有一本魔幻乌托邦大书《真蒂尼》,是真正色情得让人瞠目结舌的百科全书小说,魔术师在帐篷内施展生死交替的幻术,表状瑰丽眩目,所隐去的却是当时印尼民族正值颓落、如暮日将尽的悲伤。(参见安德森《比较的幽灵》)〈还有海以及波的罗列〉中四兄弟的马戏团与共和国,仿佛亦可与此书并置阅读。说到文人与马戏团,现实中也确曾有过险中求生的事件:在苗秀的追忆中,曾有来不及离开的文人躲在马戏团里工作,而得以逃过日军逮捕。
虚构时空的小说
这部置于虚构时空的小说,其实嵌入了大量的资料,包括那些各方至今已回避不提的“碎片”——如马来亚人民共和国。但贯穿整本《南》书的马戏团也十分有趣,那确实是过去(从20、30年代至60年代)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最璀璨的演出场景之一。有意大利、巴西,还有苏联马戏团到来巡回,其中Moskvitch Russian Circus还到过丁加奴、新加坡和婆罗州演出,而且20多个欧洲表演者还能说流畅的马来语。50、60年代还有日本木下马戏团到来。
在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一书中,提及二战德国纳粹在集中营虐杀处置犹太人时,其语言的冰冷所带来的感受,以及笼罩当代德语作家的焦虑,语言被战火焚过了,不能再是从前的样子。幸存之后,资本主义的安定舒适或许也只是幻象。它的经济城堡叠筑在那更大底层的废墟上。调动历史的小说,实是写给这有什么正不断消失的此刻:或许没有比马戏团的喧哗,更能突显这“此刻”这世代背后的忧伤了。
在左翼文学以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美学更迭,这死逝的语言也持续地堆叠至文学地平线上来。小说“停下来唤醒死者”——不仅是指故事、历史里的角色,也包括读者里头的死者。有时渡越被群体视为美而恋上的线条,也像渡越海上涌来波浪层叠的线条。
语言如线,其织锦柔软只因有沉默隙缝。有时搜枯索肠犹如海底跋涉,仿佛声与字乃海面波动,底下仍然神秘蛮荒。对所谓在文化上离开“祖宗国”海洋群岛般的小系统文学而言,可能以为这更艰难——但其实当然,并不见得“祖宗国”来的就更好。因为诗的神秘创意,经常会使它(哪怕是破中文)生出降落、探测海床深处的能力。抑或,使人体验这海波表面,那层层叠叠罗列的波浪。
(南洋文艺,2/9/2014)
山竹树
方路【极限篇】
有人上吊的树,千万不能脚踩树的根,更妄想要爬树采果品尝。在乡下,长辈都是这么劝告的。有一棵老山竹树,长在比较偏远的山坡地,一年里头,总有一两人,选择这棵树上吊,把头挂成离地的重物。乡下的人,见惯不怪,常在树下捡柴薪,不过,都会避开踩到地上的树根。长辈的劝告,我听在耳根,但到了7、8月,山竹树长出满枝的果,下课后口渴,有时把劝告当耳边风,连校鞋都没脱就攀树而上,采果解渴。有一次,我在离地两人高的枝桠采山竹,看到一根绳子,可能是山风吹过,晃动起来,后来发现这根绳子,有些怪异,移向我的头颅,这根绳子很快就要套住我的颈项,却喊不出声,只能用手阻挡。后来,看到树下有一个中年人,是乡下养猪场牢猪的坤叔,对着我说,跳下来。坤叔不是去年7、8月在这棵树上吊的人吗?
(南洋文艺,2/9/2014)
向达达主义借镜
温任平专栏 【澡雪精神谈诗】
![]() |
| Salvador Dali画作portrait d’Eluard (1929) |
我最近在网络建议写诗的天狼星诗社成员、网上的朋友,不妨回头读些“达达主义”(Dadaism)代表性诗人的作品。艾吕雅(Eluard)、布鲁东(Breton)的诗有创意、有新意,他们建议把一些词汇写成字条,丢进一个包裹里,诗人写作前,就往包裹里掏,随意掏出二、三十张,把二、三十个词放在桌上排列重组,理出词与词之间微妙、偶然的契合,用这种方法创作,想像活动当然比平日要恣意、自由许多,这么做旨在解放感性。它近乎“自动写作”
(automatic
writing)。自动写作任由语言、意象流泄,与达达主义的捡拾凑成不太一样。相较之下,自动写作比前者更容易沦为胡说八道。
超过半个世纪,马华诗坛几乎完全忽略达达主义,甚至现代诗人也把它视为洪水猛兽。究其实,达达主义诗并不如大家想像那般费解或暗涩。布鲁东写废墟:“语言首先离去了/随后是窗户四周的一切//只有死亡盘踞/在寂静之上幽暗之上”。卢飞白译艾吕雅的<除了爱你我没有别的希望>,像这样的句子:
一场风暴占满了河谷
一条鱼占满了河
一条鱼占满了河
应该难不倒今日的读者。我个人相当欣赏艾吕雅的<溺水者>:“而人也沉入水底/为了鱼/或者为了柔软但始终紧闭的水面/那难熬的孤独”。就内容看,它的内在因素出现偏离,是溺水者的处境被哲学化吗?循着这条思路去思索,可能出现误读或逾读。重读达达主义诗,我在当天(24/6/2014)在网上酉时留言,信笔写下:
靠泊在这儿的船只
抛锚之后就瘫在这儿
聼风聼海,聼血压
听心跳:“我饿。”
抛锚之后就瘫在这儿
聼风聼海,聼血压
听心跳:“我饿。”
我在网上问大家:这是艾吕雅还是布鲁东的的作品?没人回应,没人敢涉险回应。瘫、血压等字眼令网友怀疑这首诗可能与我的当前健康有关。这些其实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诗的本身,它在进入第三行即出现某种程度的“偏离”(deviation),最末一行则是大幅的偏离。这偏离造成某种张力,如果你写诗黔驴技穷,或难以为继,试试向达达主义借镜吧。
2014年8月26日星期二
《刻背》新版附记
黄锦树专栏【小杂感】
![]() | |||
| 新版《刻背》 | 著作:黄锦树 | ,出版:麦田(台湾) |
初版出版于2001年,一回身,13年过去了。讨论的论文不多,大部分都令人不满意。原因之一在于,多数论者对小说的看法仍相当的“标准”,仍相信它该是自足的“有机整体”,而难以理解有意为之的漏洞、残缺,与互补。对我采取的文学战略兴趣也不大。再则是,相关的互文泰半都被看成是“透明”的,台湾读者依然普遍对相关的“背景”并没有了解的欲望。因而只能用既有的视域来看问题,每每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小说本身的视域,甚至小说本身对他们的提问。譬如台湾读者普遍看不出〈航向中国的慢船〉设定的叙事时间是1969前那场大选,主人公亲历的是五一三(台湾的二二八);不知小说中大段的引文来自何处,因此被看成是个单纯的“祖国梦”叙事。
而〈天国的后门〉中的监狱就座落在老吉隆坡市的中心,壁画实有其事。
因此故事对他们而言仅仅是故事、形式仅仅是形式,像浮木一样漂荡在浊水黑河,慢慢流向无意义的沼泽。
对话何其困难。
新版去掉了封面的中文书名,只剩书脊及封底的。原始设计封面就不打算有中文名。
Dari Pulau Ke
Pulau据说是澳洲某大学马来文课的选文教本的书名,借来一用,但典可能用得太僻了,竟无人道破。那传闻中的选本其实我也没看过。
目次也还原正文,显得“正常”些,毕竟十多年过去了,把戏就留在初版就算了。
序论换成刘淑贞的长篇论文,这是“学术版”。《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附录的那篇是“研讨会论文版”,二者间篇幅上颇有差距。这篇论文也许象征了台湾学界这十多年来相关领域的“进步”。刘淑贞也是台湾年轻一代最有天赋的论述者之一。
原来的王德威教授的序论,就移做附录了。感谢他的宽容和雅量。
也把原附录于《土与火》的〈与骆以军的对谈〉移到这里来,那对有兴趣的读者了解这本书多少有些帮助。初版的〈后记〉也移做附录。
〈开往中国的慢船〉补10行引诗(〈底沙茹〉),是马华老前辈冷燕秋(麦留芳)的诗句,书出版后多年方从《蕉风》331期(1980/10)上读到,却好像是为这篇小说量身定制的。
常会被问及同时写评论和小说,会不会有冲突之类的。我只能说小说还是能比评论来得更微妙一些(也许因为中文世界微妙的论述并不多)。每每读关于我小说的评论,都会不自觉的感叹———只可惜我不能写。身为评论者,如果遇到这样的材料,不知道可以写出多有趣的论文呢。
新版也补上各篇的原发表年月及刊物。初版为了伪装成选集,而略去真正的时间标志。但那时间印迹关联着我自身的存在境遇。
这些小说均撰写、发表于1996至2001之间,尤其是1998至2000那3年。压卷的〈刻背〉被《联合文学》压了1年8个月,一直到书出了都还没刊登。
那6年,发生了太多事,要分心写小说其实不太容易(其后10年亦然)。
1996年我到埔里当讲师,清华的课业还没有结束。如果没有经济压力,当然我也愿意念它个7、8年,从从容容的写一本“巨著”。但我几乎连回身的余裕都没有。
甫成立不久的暨大中文系原来早就陷入内斗。系上只有几个老师,我当然不可避免的被卷入。而那是我的第一份正职,根本不知道要如何拿捏微妙的权力关系。那几年,连教书都还在紧张的适应中。只知道博士如果不赶快毕业,只要有权力的人一个小动作,外籍讲师的工作随时都会告吹。必须尽快升等。那是我的生存资本。我也是当了老师才知道学院政治有多复杂,黑函、耳语、拉帮、窥探、吃饭……,有些事也要到近年才理解。路遥知马力,信然。但那些烂题材———我的台湾经验———似乎都不值得写成小说,也似乎早就被别人写成了烂小说。而写小说,对这一所山区小大学———它也不过是其他中北部大学的山寨版———来说,大概一直都被看成是个人的嗜好,像玩石头一样,不登大雅之堂的。
1997年底返马发表论文,竟演变成一场仿佛永难扑灭的烧芭大火———有的草木燃点太低,稍稍靠近它就自燃般的烧起来了。其后“追诉期没有时效”。这境遇的文学回应就是本书戏拟的导论,马华文学狂想曲〈大河的水声〉。
同年底,父亲亡故。次年,1月《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出版。
9月,儿子诞生,自己当了父亲。当父亲比当儿子困难多了。
1998年初草草从清华毕业,以一篇序偶然掀开中文系的潘朵拉盒子,一样的,“追诉期没有时效”。
1999年3月,轻度脑溢血,还好又爬了起来。
9月,埔里大地震,还好租的房子够牢固。但昏庸校长匆匆迁校天龙国,半年间,被迫驱车南北往返,期间还有论文发表的压力。
这种状况,简直就是“兵慌马乱”。
〈开往中国的慢船〉和〈魂在〉都起草于龙潭旅次。
又一年,政党轮替,台湾文学国家文学化……本土/外来的切分更肆无忌惮了。台湾自此走向长期的内耗,更加走不出北方苏醒的巨人的阴影。
从小经历大马种族政治的我们,对眼前的演变自然不陌生。
隐喻和转喻,相似性,部分与整体,那不只是文学的原则,也是历史、地理的原则。事情总是重复的在不同地方发生。有时你想看故乡,必须到故乡以外的地方,当你记忆中的故乡已然面目全非。这也是爱的逻辑。
因此初版后记有“四年来,忧世伤生”之叹。在这一个最基础的层面上,写作都是一回事,管它是以什么文类展现。
2013年6月初稿
校对增补于2014年7月23日,麦德姆台风袭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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