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书写与离散认同
——林幸谦诗文评论选辑
主编：赵寻
作者：诸家
文类：评论集
出版：中华书局（香港）
陈思和【文学观点】
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阅读系统里面，作家的具体地域身分似乎难以确定，譬如像林幸谦，他是马来西亚出生的“六字辈”（中国内地称“60后”）作家，当然与马华文学保持血缘的联系，但是他接受教育的，分别是吉隆坡、台湾和香港，都是华文世界的重镇，尤其是他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定居香港教书为生，他的创作，理所当然也应该视为香港文学的一分子。不过幸谦未必会使用广东话思维写作，从他的诗歌散文的语言中，有明显感受到台湾文学的影响。我读他的散文，浓重的诗意、大胆的比喻以及中西杂糅的语词搭配，都让我想起了台湾天才诗人林燿德。
因此，林幸谦的创作不能简单地用马华文学的标准来解读，他的创作的渊源和成就，都是与源远流长的当代中华文学紧密相连，是当代华语文学的一株奇葩。
我一直有个想法：文学的发展流变，与地域政治的“中心/边缘”结构并不是一回事，不能同等视之。犹太人现在虽然有了以色列为祖国，但犹太文化（包括文学）照样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我不知道有没有“中心/边缘”一说。华文文学的世界性流布也是如此，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当然在中国内地，如以传统的地域政治中心而论，闽粤桂琼（海南）地域的文化也是边陲文化，而从闽粤桂琼等主要地域流散到东南亚各国的华侨文化，则是边陲的边陲。他们在在地国主要使用的语言文字并非华语华文，这就导致了世界华文文化不得不背靠祖国的强大文化实体，以抵御在地国主流文化对它的排斥与溶解。
但是文学创作则不一样，文学在任何地域都是一种极其个人的行为，与个人的人生感受及表达相关。也就是说，每个身处文化边陲的华人由此生发强烈的文化认同，并用华文进行抒情的表达，形成了世华文学的势态。但就文学创作本身来说，则不应存在“中心/边缘”的认知。很多中国当代作家定居西方国家，坚持用中文写作，感受可能激发于西方在地国的生活，但是其创作依然是用华文，基本读者群体还是在中国，影响圈也是如此。从白先勇、聂华玲到严歌苓、虹影、杨炼、北岛等，他们的中文作品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都有出版，外文作品也在世界各地流传。我们研究领域似乎很少用“中心/边缘”结构来解读他们作品，虽然他们在在地国也是属于少数、边缘位置，但是我们只承认他们作为个体的文学创作，并没有觉得他们与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两样。
同样的理由，生活在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作家，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作家，他们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里都是一个个体的作家，他们与生活在中国内地以及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一起，用各自的文学创作共同组成了世界华文文学。“文学”这个学科概念，是由作家与作品结合组成的，而不是像联合国那样由国与国组成，所以，在世界华文文学里面是不应该有“中心/边缘”的结构。
如果单从地理（而不是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看，林幸谦所居住的香港正是对世界华文文学发展最为有利的地区：一方面，它地理上沟通中国内地、台湾、东南亚各国，也可以成为世界各地来去中国内地的中转，有利于收纳世界各地八方来风；另一方面，在政治文化的环境上，它扮演了一国两制的特殊典范，既保持与内地的一致性，又能尝试民主社会的多元价值共存，而没有过于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干扰。这自然是有利于文学个体的自由繁荣。因此，从世华文学的角度考察文学，我一向是看好香港地区的文学发展，它可能缺乏整体性但兼包容性，如以港澳粤为核心，积极推行和鼓励世界华文创作，倒是可以形成一个相对不受两岸政治对立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世华文学的良好生态。
这个想法我很早就有感触，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与主编《香港文学》的刘以鬯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刘以鬯先生也曾想依凭香港地理位置的有利条件积极推动世华文学。我现在强调这样一个背景，只是为了解释，林幸谦的创作所取得的个人的成就，与香港地区的有利环境分不开。他是一个马华作家，但更加体现了香港文学的成就，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马来西亚地域文化角度来讨论他的作品。
我粗粗读了一些林幸谦的作品，感触至深的是一篇散文<博文约礼仰恩师———记黄师继持最后的时光>。我以前不知道林幸谦是黄继持老师的高足，但是我对黄老师一向高山仰止。黄老师去世消息传来，正巧是我在香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卢伟銮老师电话里告诉我的。当时突如其来的悲痛和惊愕之心理反应至今记忆犹新。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文章诉我心中之痛，但终究因为我与黄老师平时相交不多，有些感情无法具体陈述。今天读了林幸谦的文章，历历在目的是黄老师辞世前的生活细节，以及我最看重的师生犹如父子的感情，引起我内心的强烈振动。不过这不是我在本文要说的内容，我想说的是另外一种感情：从林幸谦与黄继持老师的至情关系中，首先感受到的是林幸谦的师承血脉，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大学生林幸谦经过了台湾政治大学的研究生训练以后，终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皈依黄继持老师的门下。
黄继持是香港学界最受人尊敬的现代文学学者之一，记得1988年我第一次赴港学习，曾经在黄老师府上聆听他讲述早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情况，可以说，在香港他和司马长风、李辉英3位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先驱者，是他们把“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薪火传播到香港高校学府，尤其是黄老师以其左翼立场、严谨治学以及崇高的学术威望，开一代之风气，称之为香港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者并不为过。从文章里我知道黄老师很少招收研究生，而林幸谦有幸成为他的开山弟子，乃是幸谦之幸运，然而想必也是黄老师仔细斟酌过的，师门易立传人难得，黄老师的眼光超越了香江之岸，接受了一位远隔重洋、并在台湾受过业的马来西亚华人子弟为学生，传授其新文学传统的薪火。这又使林幸谦在华文传统里获得了一次飞跃的机会。
林幸谦追随黄老师成为学院里承传学统的一名学者，在现代作家研究和现代教育领域都有累累硕果，同时，他孜孜不倦地放笔创作散文和诗歌，成为世华文学中的重要后起之秀。在创作中，林幸谦的文化认同也极为自觉，他的诗集《五四诗刻》，以诗歌作为一种刻度，追溯文化先驱们的生命遗迹，诗集以倒叙的形式，依次吟唱了鲁迅、沈从文、郁达夫、徐志摩、林徽因、张爱玲、萧红以及一批女作家（凌叔华、白薇、庐隐、石评梅、丁玲）和男人们（孙中山、熊十力、弘一、巴金、钱钟书、老舍、茅盾），我不了解诗人最初创作这组诗歌的动机，但是从这样一份“五四”谱系的组合里，大致可以看出他在文化认同上的自我定位。我深为感动的是他写鲁迅去世时刻的诗句：二楼早晨的卧室特别的静雕花的大木床上有流散的空旷有人未曾办理遗忘的手续就匆匆离去丢下的人文典范……他还这样写了自己与先驱们的精神联系：
一个现世的另类逃亡者
落在文学的形式中随形波荡
学派的内心世界更加深奥了
艰深晦涩地站在新时代的审判日前
为自己赎罪
为文字中的每一滴血
穷尽一生寻求血的救赎：
风雨如盘闇故园
我以我血荐轩辕
落在文学的形式中随形波荡
学派的内心世界更加深奥了
艰深晦涩地站在新时代的审判日前
为自己赎罪
为文字中的每一滴血
穷尽一生寻求血的救赎：
风雨如盘闇故园
我以我血荐轩辕
我想在这样的对照阅读中，我们大约可以了解林幸谦在世华文学中的文化自觉和自我定位，这与他师承黄继持老师以及融入“五四”新文学传统都是有密切的联系。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