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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之一，李有成/摄影 |
辛金顺【专访】
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与李有成老师约好6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交叉口角落间的“东方米兰”火锅店见面。寒雨凄迟，把人隔在半路上，从捷运古亭站出口，雨水静静的卷入时间焦虑感的深渊中。
问巡警，说走个10分钟路程就会到了。
计程车呼啸而过，辆辆客满。因此只能冒雨而行。黑雨之中的和平东路好像很漫长，巡警口中的10分钟，让我连走带跑，差不多是15分钟才抵达“东方米兰”的门口。一衣带雨，从身上拂下的雨水散着凄寒。而有成老师已在门口等候，怕早已订好的座位，在10分钟后被取消。雨把时间卷入苍茫的灯景之中，落地玻璃窗面水气如雾，与室内火锅中滚烫的汤气散漫成了一片迷蒙的回忆……。
因此，拨开记忆空间的烟雾吧，我试着挑开有成老师在时间与空间的烟雾之谜，回到马来半岛上北方的童年渔乡班茶（Tanjung
Dawai），那海与天，浪与岸时常对话的情景，已然成了有成老师童年美好记忆的画面。椰树、季风、涛声与亚答屋，构成了一幅永恒的图景，在岁月长廊的回望里，形成了一面难以泯灭的记忆。像他说的：“我常去海边，往往面对着辽阔无涯的水平线，想像力就来了。”从小在渔村里长大，海岸的孩子，总是在想着海与天交接之处，或海的另一边，会是个什么地方？空间想像的魅惑，不断促使着他想要去探个究竟。在那遥远的世界，逗引和召唤着他，去解开那个海天辽广的秘密，最后，他终于离开老家，越走越远，而到了海的另一边，到了台湾：“所以我想，我的命运，在那时就已经决定了吧？”
辽阔的海洋，不但刺激着他的想像力，而且也提供了他很好的写诗经验。渔村形成了一个创作的想像构图。过往童年的空间与时间，已经内化成他生命的一部分，在某个时刻，会从记忆里挖掘出来，而渗透到创作中去。他以个人渔村生活经验做例子，如吃海产，放在现在而言是奢侈的，可是那时渔村缺乏很多物资就是不缺海产，所以写吃时，童年难忘的海产盛宴经验，就会潜移于文字之中，化入创作里，而为人所不觉。
另一方面，渔村的生活，以及来自劳动阶级的家庭，让他更能了解与关怀弱势族群的苦闷。
对于一群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不论种族肤色，都是他长久关心的对象。这后来成了他学术研究的关注焦点，尤其通过研究美国黑人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弱势文学话语，无疑将他那一分缘自渔村的弱势关注，转化而成了其论文核心价值的终级关怀。这样的意识转折，说明了成长环境，对有成老师学术研究的趋向，是具有一定的影响性的。
然而，在多元族群组构而成的渔村，食物、地景和语言所形成的味觉、视觉、声觉空间，是否会为一个离乡久远的离散者，带来某种记忆的乡愁？一如味蕾触及童年曾经喜爱的食物，由此会打开沉埋的记忆空间而喊出：“我曾经住过那地方啊”，回忆也紧随跟来？
有成老师似乎被我的问话敲开了沉潜已久的记忆。如谈及渔村里所吃到的kappa，那赤道食物空间所形成的光影，也刹那纷沓而至。“食物味觉会区分出地域性的，”有成老师说：“吉隆坡以南的Laksa，其实是咖哩面，跟槟城用鱼肉熬出来的Laksa不一样，也跟我们那地方由马来人煮出来的不同。当Laksa离散到了台湾，就是咖哩面，所以相同的食物名称，在不同地方，会衍异出不同的料理与味道。”还有那情境，拿着碗向骑脚踏车的马来小贩买Laksa来吃的情境，现今也不可能再有了。有成老师似乎有点感慨的说：“食物由本土传到外地，在材料和味道上，必然会有所改变；人何尝不也如此？在不同地方接受不同文化薰陶，自然在看事物和做事情的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经历提供不同位置和视角
这是一种叫“经历”的不同吧？像文学创作，像学术研究的视野和认知。而移动带来扬弃和涵纳，在转移身体的状态下，自也提供了不同的位置和视角，让人可以对某一相同事件，提出不一样的看法。
对于身体流动，与空间转换所带来的经验体认，带出了族群分布与空间涵具内部权力及政治内涵的课题。让有成老师忆及，童年时的渔村中心，尤其在大街一带，村人称为pekan，分排着咖啡店和杂货店，大部分都是由华人经营的，而马来人则被边缘化到了偏乡，村人所说的kampong，空间被racialized了。可是这样的空间种族化，并非刻意安排，而是自然形成的。
后来渔村被海水逐渐侵蚀，有的华人就往后移，也移到了偏乡去。
我笑说这有点像隐喻，华人最后也被边缘化了。如当今国阵政府不断建设新市／镇，开立许多马来商店，使得原有以华人为主的经济中心之旧市／镇，却被新市／镇所代替而边缘化了。这触动了有成老师到Putrajaya的经验。某次回马，“文艺春秋”主编黄俊麟载他到那富丽堂皇的国家行政中心绕了一圈，他笑说，它不只代换了吉隆坡的行政空间，而且人民要在这权力空间里示威抗议，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然，更重要的是，空间重新被划分，华人在这权力空间里，完全被忽视掉。
所以有成老师说，他还是怀念渔村时期族群和谐融洽的关系。距他家200公尺左右是马来小学，另一边再过去300公尺就是回教堂了。回教堂前是个墓场，因此村里有马来人逝世出殡，经常会抬着棺木经过他家门口，以便抬到墓园举行葬礼。斋节时会送来马来糕点，华人新年时则会回送甜粿。很单纯，没什么利害关系。
后来13岁离开渔村，到槟城就读钟灵中学，毕业后呆了一年，因此在槟城住了近8年，所以在他的生命中，童年的渔村和少年的槟城，留给了他最深刻的印象。也在那时，他开始体会外在的世界，尤其1960年代中期，有文革、有越战，虽然都没有亲身经历过，但媒体天天有反战、反文化的报道。
1968年5月又掀起了学生运动，西方反战的浪潮，总是冲击着他敏锐的思维。当时马来西亚，尤其槟城左派的影响力不小，国阵的前身联盟执政，可是示威抗议浪潮不断。如社会主义阵线的劳工党和人民党联合进行罢市，槟城那时甚至宵禁。而且那时的左派势力是可以影响经济活动的，可惜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过后，新政策一出，左派政党就被铲除了。
有成老师以那时少年敏感的诗心，关注到那时政治的发展趋势，并认为有右翼政党，就要有左派政党在里头，才能彼此互相制衡。所以他说：“身在60年代的槟城，我经历的非常多，虽然没直接参与，但眼看的、耳听的、感受到的却很多。这个世界看起来简直就是纷扰却充满生机的一个时代。”因此，这样一个时代的洗礼，让他对弱势族群更加关注与关怀。这后来都反映在他的诗歌与学术著作中。
向世界张望的窗口
那时他也开始写诗，以诗反映对外在环境的感受和观察，也反映着对世界的向往与想像。诗风写实，那是一个年轻人追梦过程中的必然旅路。后来觉得越写越不满意，才慢慢转向现代诗创作。此后认识了温梓川，编《银星》诗页，一直到离开槟城，至八打灵的《学生周报》和《蕉风月刊》任编辑为止，槟城这座后殖民岛城，给了他向世界张望的窗口。
当然，也忘不了五一三事件。他记得那天傍晚，刚跟几位同住的朋友吃完饭散步到附近社区闲逛，突然有警车遇到他们就喊，要他们回家。
回到住处，通过收音机，才知道吉隆坡发生了暴动。谣言满天飞，挑衅的也有，物资被抢购一空。事情过后，到吉隆坡，流传着很多说法，有房子被烧，其他地方也有动乱，反正讯息真真假假，那时也难以分辨。历史如烟，有成老师这时试图拨开那层烟雾，很肯定的说：“整个国家政策的改变，五一三无疑是个关键。”在他的认知里，东姑阿都拉曼执政时代，整个种族关系还很和谐，但五一三之后，一切都变了。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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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之二，李有成/摄影 |
刚到台湾头几年，将当编辑时放下的诗笔重拾起来，又开始写了一些诗。发表在《中外文学》和其他诗刊，到了读研究所，就不再写诗了，转而专心于学术。那时早他几届的外文系学长如林绿和陈鹏翔还一直在创作。问他为何那时可以如此毅然决然的放下诗？他笑了笑说，或许缘于之前在马的一场笔战，感到有点失望，觉得那地方无法好好讨论文学问题，所以希望能韬光养晦一阵子，等到学术上有所发展后，再回来创作。可是没想到，一放，时间就走到老远去了。最近这几年，又开始写了一些，有些发表，有些则让它沉淀着，慢慢修改。这让我想起了他两首题目很长的诗：〈我问土耳其朋友阿里一个有关身分的问题〉和〈再问土耳其朋友阿里一个有关身分的问题〉。两首均讨论种族和身分的存在问题。后来两首各别被选入台湾的年度诗选中。除此，他还有一首题名〈卡拿〉的诗，谴责了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反战诗，由此显见了其在诗中所含具的人道主义思想。
注意作家的关注点是什么
“诗创作的关注点不一样了。”毕竟，这么多年来浸淫于学术世界，研究文学，必然会有一些想法和关怀面。而且现在所关怀的，已不会局限于某个地方，他说。如那两首诗，背景固然置放于土耳其，但关怀的问题，种族与身分，依然跟马来西亚和台湾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这样的关怀被提升上来，被放大为一种普世性的探索。如他一直以来所关注的族群、弱势和边缘的问题一样，放诸四海皆准。
同样的，针对一些人认为留台作家只能依据想像写大马的情境，却对自我当下生活的地方无感时，他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样的认知其实不很重要。如鲁西迪（Salman Rushdie），生在印度孟买，却因为全家信奉伊斯兰教，移民到巴基斯坦，长大后到英国读书，并留在那里，现在很多时间又住在美国，可是他写的作品并不局限于英国。很多仍然与印度有关，尤其是要如何回头去看处在后殖民历史中的印度，以及印度的历史。同样的像张贵兴、黄锦树他们，我觉得背景是一回事，写什么又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他们背后关心的是什么。”所以，在文学创作上，乡土是可以移动的，不一定要写什么，才算什么。“海明威的很多小说，写古巴、写非洲、写西班牙，很多跟美国没有关系啊！但他还是了不起的美国作家。”因此，有成老师觉得应该跳出文学创作背景的设定，必须去注意作家的关注点是什么，以及他如何去处理所关注的问题。而不必计较，或黏滞于非要写某一个地方的题材不可。
在这样的视野中，其实我窥到的是有成老师所具有的一个国际性思考。在全球化跨国流动的离散与想像里，文学应该可以放在一个可以流动的脉络中来创作的。何况，如他所言，很多作家诗人的记忆经验，早在青少年时就已被累积了下来，即使不在当下的现实中，仍能将那些记忆召唤出来，并赋予它这时代的历史。如海明威写西班牙，显现着他对民主与争取自由的一种向往，同时也写出了他的存在感来。所以一个作家总会选择他最想要表达某种内涵的题材来写。这才能写得好。因此有成老师强调，在研究文学作品时，他是不会要求作家非要写某个地方的题材不可。
需要学者讨论马华文学
另一方面，他认为马华文学有创作者，同时也需要有学者，需要更多人来讨论马华文学，让马华文学学术化。这是一条必经之路，虽然目前有一些人在做这件事，但还是有不少作家和议题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然而，作家／诗人本身也要有开阔的胸襟，能接受不同观点的讨论与批评，而不是沉溺于同好的赞扬声中，一旦有不同声音出现，就心生怨隙。在许多地方，很少会有作家／诗人对学者写的论文表示出什么意见，反正作品完成了，讨论已是学者的事。所以学者写出扎实有据的论文，才是最重要，也才能正面的推动马华文学。
有成老师身具学者与诗人的双重身分，因此当然知道作家与学者之间，总会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因此，他觉得“若认为马华文学的历史比较短，创作的人数也不多，所以需要评论者宽容对待，就像对一个婴儿需要特别照顾那样，这就无法进步。”学术不需要有这样的心理，毕竟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自有他一套看法和立场，尤其在马华文学学术化的进程上，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这些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做研究，接触面比较广，也比较国际化。这跟在大学教书稍有不同。毕竟，在中央研究院行走的，有不少一方人物，所以谈学术，也不敢托大。尤其是那些研究自然科学的，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才能跟得上竞争。人文方面，虽不需要如此苛求，但在研究上同样要有新意，在关怀上也不能跟现实世界脱节，这跟科学研究没有两样。以对弱势者的关怀而言，这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由此可以用来反思马来西亚的种族与阶级问题。因为文学和学术理论实际上都脱离不了关怀，文学创作需要介入这个世界，同样的，学术也不能只是呆在象牙塔里工作；它与人生产生相互对证，问题是，怎样处理？“一如你写离散和语言的问题，都是与现实存在有关啊！”
用何种手法介入讨论
创作与理论都具有实践的淑世功能。这是有成老师常强调的。因此他说：“譬如种族和语文问题，马来西亚、台湾、中国，甚至美国，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问题始终存在，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对你产生怎样的意义，文学创作是用怎样的手法介入讨论的？从这里大致上可以看出一个创作者对文学的认知。”
这样的文学和研究理念，一直以来贯穿了有成老师的创作与学术探索。如他在《逾越》一书对非裔美国文学与文化所进行的学术关注，在《他者》书里则对弱势与边缘人的文学关怀，或在《离散》中，将讨论的议题扣紧当代社会历史的现实脉动。这些现世性的观察与探讨，或以创作和学术介入，成了他念兹在兹的工作。
而去国40多年，他乡成了故乡，同时面对岁月飘蓬，人事迁更的离散状态，感慨当然不少。童年渔村还在，但老家却已不在了。即使住在台北，住家旁边是大安公园，附近的一些景观也不断在所谓进步与繁华中逐渐消失。时间、记忆、存在，这些，唯有通过书写，才能留了下来。或许有一天，他在学术之余，会回来处理这样的一个离散的存在感？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创作仍未完全放弃。近些年来，他写了一些诗，也在Facebook上纪录了一些回忆和行游的小文，或日常之思；而且总是和蔼与淡定，以此在学术与创作里，去面对时间与自己的人生。
话题后来不知怎么的，提到与他同时期的马华作者／诗人，如冰谷、沙河、沙禽、艾文，以及黄远雄等，仍孜孜不倦于创作，加上年轻一辈的崛起，作品集的不断出版，让人觉得马华文学总还是带着希望的。而我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黄远雄曾跟我讲过的一句话：“如果没有李苍，或许就没有左手人了”（李苍是有成老师去国留台前写诗和在《蕉风》当编辑的笔名；左手人是黄远雄另一个笔名），他总是那样诚挚和热心鼓励着一些写作者。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
访谈结束后，从星巴克出来（吃完火锅后，我们从东方米兰出来，又转往附近的星巴克喝咖啡进行访谈与闲聊），他在下着微雨的凄寒夜里，送我到公车站搭车。公车来了，从车窗上，看他撑着伞，穿越马路，穿过灯火纷繁的夜色，越来越远，越远，然后消失在公车镜面上远去的潮湿夜色里了……。
（下）
（南洋文艺，2014年6月17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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