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反离散的华语语系文学场域

后/反离散的华语语系文学场域
张光达【文学观点】

      华语语系是一个变化的群体，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无论它持续多久)，不可避免地进一步与当地全体融合，进而成为当地的构成部分。此外，它是一个开放的群体，因为它并不是根据说话者的种族或国籍，而是依据其使用的语言来界定的。就像讲英语的人并不一定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华语语系中的人也无需在国籍上是中国人。因为大多数群体是多语言的，由语言界定的群体必然有边界的不确定或开放性。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 2012。

近年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如王德威、史书美等人提出“华语语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与“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概念，重新评估中国以外地方如欧美、台湾、香港、东南亚以“华文”书写或呈现的文本（除了文学作品，也包括视觉文本如电影、摄影、装置艺术、报纸的新闻报道）。过去中国学者以中文正统心态自居，在论述上述这些中国以外地区或国家的华文文学时，往往以一句大一统的“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来收编这些地方所生产的华文文学作品。（张锦忠2003，2011；陈大为2004，2012）而另一方面，台湾的学者在论述中港台以外地区的华文文学作品时，也袭用这个意识形态的巢臼，习惯以“世华文学”指称这个文学场域。无论是“海外华文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对于这些国家或地方的华文文学生产者的身分属性、文化场域与现实政治来说，前者被冠以“海外版”的期待视野显然是中国中心论者的一厢情愿，后者的“世界性”（普世性）的全球视野则显得大而无当，而且所谓的“世界-视界”架构根本无法彰显区域华文文学的特色（独特性）。

史书美的开创性著作《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中译本由台北联经出版，译者杨华庆2013），是了解这个新兴的华语语系观念的必读专书，尤其见书中的“导论”部分，史书美以一种雄辩丰厚的论证能力，清楚表达出华语语系表述的意义和定位。我们知道，为抗拒中国中心论或大杂烩的“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中文世界的论者曾借用犹太人的“离散”（diaspora）典故来论述从中国散布到世界各地如欧美、东南亚等地的华人族群，赋予这些离散（再离散）主体一个自我发声的特殊位置，因此不至于被中国学界的典律建制收编或代言。（李有成2010，2013；张锦忠2011）但是那些以中国本位的学者在论述离散文学时，更加强调“离散中国人”的本源面向，讨论中国境外的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文化表现时，对中华文化和中国性观念的永恒执著，往往凌驾文本其他的表现面向之上。（潘翎1990；龚鹏程2003）事实上离散或移民到这些地方的华人，出于种种不一样的历史缘由，在各个不同的时空，远则数百年前的中国帝国的政治社会动荡，近则在新世纪里全球资本的跨国移动，无论是政治流亡、求学经商或个人因素，不同时期移居到这些国家的华人社群及他们的后代，在历史时空的变迁中，早已入籍居留地，对在地生活与社会现实产生程度不一的认同，与中国的政治体早已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身分属性长久经与在地其他族群的文化产生某种程度的同化、糅杂或是协商，实无法再以“离散中国人”的笼统视角来概括。因此不同于张锦忠把华文文学等同于离散文学和华语语系文学的做法 ，史书美提醒我们这个“离散中国人”概念所隐含的汉族中心主义，指向一个以民族（汉族）为本位的中国性建构和意识形态，借此她批判了离散中国人研究过度执迷强调原乡的盲点，无法有效陈述华语语系族群散布到世界各地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表达身分属性日渐增加的文化异质化与混杂化。

虽然华人离散研究与史书美版本的华语语系研究有所捍挌，但基本上华语语系研究与离散研究、族裔研究、区域研究、跨国研究、后殖民研究有所重迭，也为两者间搭起对话的桥梁，深化这些研究的理论视野。除了包含在中国以外使用各种不同汉语语言（除了标准中文或普通话，还可以纳入其他地方语言如闽南话、广东话等）的国家如台湾、香港、欧美、东南亚，史书美强调华语语系并不拘泥于民族或种族出身，对本质主义的种族血缘排外论述更是无法认同，这一点尤其见于她纳入那些非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作家，清楚表达了她的“少数表述”（minor articulations）观点，借用了德勒兹与瓜达里“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的说法，即中国少数族群利用主流语言来自我表达，借此得以挑战主流话语与解构中国性铁板一块的观念。

在她的专书《视觉与认同》中，史书美把华语语系表述的关注焦点放在视觉文本上，主要审视和论证台湾人/台裔美国人导演李安的电影、中国人/华裔美国人艺术家刘虹的画作、中港台两岸三地公共空间的断裂面向（具体表现在台湾媒体的“大陆妹”报道和香港电影的“表姐”系列影片）、台湾电视所拍摄的一系列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的旅游节目（具体展现意识形态或政治内容的淡化、无效化，建构一种“永恒的中国”假象）、香港导演陈果在后九七的电影作品、台湾装置艺术家吴玛悧的装置艺术品，各个篇章有系统的提出与当代中国、台湾、香港、美国的跨国（跨太平洋）经济文化关系和视觉文化表述的互文脉络里理解华语语系，体现了其敏锐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力道。但如同她所说的，宥于所知有限，她的分析对象局限于上述这些区域国家，其他如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欧洲等地的华语语系视觉文本，有待其他涉猎这方面的论者来做出更多探讨。

在马来西亚方面，张锦忠的《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2011），算是第一本以华语语系命名的马华文学论述。这部书虽以华语语系文学为名，其实主要的论点还是在于华人离散和马华文学复系统的阐发，只是多了一些马华文学的历史/文学史描述。还有一本以华语语系文学作为书名副题的是辛金顺的论文集《秘响交音：华语语系文学论集》（2012），除了书名，全书其实是在论述现当代中文（华文）作家作品，侧重的是文本分析，论述对象甚至包括中国大陆作家余华、张爱玲（她大部分有分量的作品都是在移居美国之前就完成），虽说被讨论的作家大部分来自华语语系国家，但与史书美提倡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实则少有交集。 今年有数篇论文从华语语系文学和文化的概念来探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语文学与电影，许维贤针对新马华语电影的华语语系论述〈《新客》：从“华语语系”论新马生产的首部电影〉（《清华中文学报》9期，2013）、〈华语语系社群在新加坡-以梁志强和陈子谦的电影为例〉（《中国现代文学》23期，2013），持续深化新加坡“华语电影”的华语语系表述。台湾学者詹闵旭的论文〈华语语系的跨国连结：台湾-马华文学〉（《台大文史哲学报》78期，2013），以耻辱情感作为驱动文本叙事的伦理动能，试图跨国连结台马两地脉络的华文文学，论述视角令人耳目一新，行文间有不少精辟见解。英语学界今年有两部专书出版：E. K. Tan（陈荣强）的《RethinkingChineseness: Translational Sinophone Identities in the Nanyang Literary World.》(Amherst, NY: Cambria Press, 2013)、Shu-mei Shih（史书美）, Chien-hsin Tsai（蔡建鑫）, 与 Brian Bernards合编的《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年底即将出版的两部专书是：Alison M. Groppe的《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Not Made in China 》 (Cambria Press, 2013)、Howard Chiang, Ari Larissa Heinrich合编的《Queer SinophoneCultures (Routledge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Routledge Press, 2013)。这几本书可谓华语语系研究的重要文献，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现阶段虽然以华语语系来论述新马两地的华文文学或文化的论文不多，但它对未来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发展不容忽视，尤其是马华文学身为一个小文学（或少数文学、弱势文学，相对于马来西亚官方版本的国家文学，以及中国和台湾自居正统地位的汉语文学），“华语语系表述”让它走入西方汉学界的文学视野中，开启了一个处在国家文学霸权与中国（台湾）中心论双重夹缝间（in-between）的发声机会，可以成为学界理论建构与文本诠释的重要一环。当然，挪用“华语语系文学”来阐发和建构马华文学，无论是在地或其他国界的学者，大前提是能够充分理解马华文学的历史脉络（或曰大文本），以免再度陷入以往中国论者那一套主流/边缘话语权的二分法盲点，矮化或他者化论述对象的身分属性。在这方面，史书美在〈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华文文学》6期，2011）中以马华文学为例作示范操练，运用“华语语系文学”的观点，分析马华作家贺淑芳的短篇小说〈别再提起〉，文字虽然简短，却敏锐指出文本中抢夺尸体与排放粪便的戏码，可读成作家对国家种族主义（马来西亚国家）和中国文化本质论（中国家族）所进行的一个双重批判，两者互相对立，却也互相强化，因为两者的文化混杂并不被双方所承认，这幅文化混杂的景象充满偏见、丑陋不堪，从中质疑和嘲讽了后殖民论者所津津乐道的“文化混杂”（hybridization, creolization），照见后殖民理论的不足。从这里可以看到华语语系的概念充满能量，它不是一个普世的概念，在检视这些地方的文本时，需要严肃面对文本在地语境与多重历史因素的困难和复杂度，透过文本/语言边界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展现批判视野，为文化身分属性表述一个存在的位置。

（南洋文艺，3/12/13）

延伸閱讀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譯者楊華慶，台北：聯經，2013）。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華文文學》6期，2011。

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2006）。

李有成、張錦忠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台北：允晨文化，2010）。

李有成《離散》（台北：允晨文化，2013）。

張錦忠《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1）。

張錦忠〈“華語語系文學論述”專號前言〉。《中山人文學報》35期，2013。

陳大爲〈中國學界的馬華文學論述（1987-2005）〉。收入留台聯總編《馬華文學與現代性》（台北：新銳文創，2012）。

許維賢〈《新客》：從“華語語系”論新馬生產的首部電影〉。《清華中文學報》9期，2013。

許維賢〈華語語系社群在新加坡-以梁志强和陳子謙的電影爲例〉。《中國現代文學》23期，2013。

詹閔旭〈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台灣-馬華文學〉。《台大文史哲學報》78期，2013。

蔡建鑫、高嘉謙〈多元面向的華語語系文學觀察:關於「華語語系文學與文化」專輯〉。《中國現代文學》22期，2012。

蕭安凱〈“華語”作爲一種遺毒/（資）產？--思索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2011。

莊華興〈華語語系、離散、馬華：學術話語的新戰線〉。《獨立新聞在綫》，2010/12/18。

朱崇科〈華語語系的話語建構及其問題〉。http://nice-win.blogspot.com/2010/11/blog-post_3502.html，2010/11/21。

Shih, Shu-Mei.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Shih, Shu-Mei, Tsai, Chien-Hsin, and Bernards, Brian.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Tan, E. K. Rethinking Chineseness: Translational Sinophone Identities in theNanyang Literary World. Amherst, NY: Cambria Press, 2013.

陈政欣的《文学的武吉》

那些文学的前行者在武吉马达让中
张锦忠【文学观点】

《文学的武吉》书影

2012年夏天，我到金宝开会，后搭长途巴士由怡保经宜力北上勿洞，在和平村留宿一夜，次日折往北海，搭渡轮过槟岛。这回返马，除了发表论文与勿洞行之外，也颇想与棕榈出版社诸故人一晤，于是安排了经槟城飞回台湾的行程。

棕榈出版社在1971年成立，创业作是1972年出版的《宋子衡短篇》。 我读了《蕉风月刊》1973年“评论专号”里的“宋子衡短篇小说评介专辑”后邮购了一册，不是向周报社就是向宋子衡邮购吧。那期的《蕉风》 “评论专号”同时刊出宋子衡短篇〈乐天庐夜宴〉，颇富象征意义，如果写得长一点，可能就是马华小说版的〈龙天楼〉。那几年宋子衡创作力旺盛，《蕉风》几乎每期都刊出他的短篇，有时还跟菊凡实验两人书写同一题材。那些年我读了叶维廉的《现象·经验·表现》，对小说批评颇感兴趣，开始写起评论来，分析的多为宋子衡作品。一日，收到小说家来信，要我为他的下一本小说集写序。彼时我高中刚毕业，每天在关丹街头四处溜跶，也不是什么作家，宋子衡居然要一个高中生给他的小说集写序，真令人惊讶。
于是我写了〈宋子衡小说中的命运与完美意识探索(1972-1975)〉，那是我在关丹那些年最重要的评论稿了，后来也刊在《蕉风》。不过，宋子衡的第二本小说集迟迟没有出版，一直到1991年才改由蕉风社推出，距离那篇序文刊出时间，已有十几二十年之久了，序文早已过时，故改成附录，彼时棕榈出版社也早已解散了吧。

后来我到八打灵谋生，在学报社当个小编辑，也兼编《蕉风》。某年宋子衡来都门领奖（应该是这个原因吧），到编辑室小坐。他话不多，故那次见面时也没说什么，大概后来就是姚拓请我们到大人餐厅吃饭。《宋子衡短篇》之后，棕榈出版社相继推出《冰谷散文》、《艾文诗》、《温祥英短篇》、《游牧散文》、《暮色中》（菊凡小说集）等书，部部扎实，文类齐全，是70年代的马华文学场域的重要出版社了。

我跟棕榈诸故人认识始自宋子衡小说。棕榈诸人如菊凡、温祥英经常给《蕉风》投稿，故也有关于文稿的书简往返。陈政欣、叶蕾等生力军加入棕榈，似乎是后来的事了。陈政欣当然不是文坛新人，当年他以“绿浪”笔名写诗，早已是马华现代诗人一个响亮的声音。政欣兴趣广泛，译过不少通俗小说，对科幻小说尤其在行。我编《蕉风》的“科幻文学专号”时，他也来稿支持。叶蕾来过编辑室小坐，许多年后她还记得我们见过面。后来我到台北念书，某年陈政欣来台，约我跟李有成相见。回想起来，那次见面，已是30年前的事了。

我不记得30年来，我多番台马往返──其中颇有几次是出席马华文学的研讨会──有没有见过棕榈故人，有的话应该也只是陈政欣，因为他一直相当活跃，十分热心参与推广马华文学的活动。但是我记忆中的陈政欣，以及棕榈诸人，总是和大山脚、槟岛、北马连结，甚至每次在南马的柔佛看到棕榈园丘，看到那些棕榈丛林，想到的都是棕榈出版社，以及那一群默默写作的故人。

因此去年夏天，想说既然到了北马，应该要与故人叙旧。早一年，即2012年初，宋子衡骤逝，令人哀伤（2012年，其实是我的伤逝之年，岳父、母亲先后在数月内辞世，人世之无常，莫过于此。我们常用“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哀悼长辈之死的世代终结。是的，时代走到这个地步，我们这个世界的文明，早已经历了各种升华与浮华，早已不知终结几回了），越发希望和故人一晤，于是请政欣居间联系。金宝会议期间，政欣、冰谷、何乃健也到小镇与会，探访同来开会的老友记李有成。会后我们说好等锦树和我从勿洞返马时跟棕榈诸君在槟岛相聚。

那天下午我们在小说家温祥英望海的高楼居所闲聊，日落时分就到海边的餐厅吃海鲜。我们，指的是温祥英夫妇、菊凡、政欣、叶蕾、沙河，后来麦秀也来了。我在东海岸练笔试写时，棕榈诸人早已出道，属于马华文学的前行者。麦秀当年协助萧遥天编《教与学月刊》，更是前辈了。之前听说他微恙，见到他在康复中，十分欣慰。第二天一早槟岛大雨，锦树冒雨去植物园走走，后来温祥英夫妇到旅馆带我们去吃早餐，游览市区若干景点，到张弼士故居一游，也逛了传统市场，因为锦树要买点生豆蔻回台。我在市场看到一桶一桶的亚答仔颇为兴奋，在台湾吃摩摩渣渣时都只有两三颗。后来我们在The Library餐厅吃饭，餐后温祥英夫妇送我们到机场，结束了两天一夜的“棕榈故人叙旧之旅”。

上面所提到这些棕榈故人或文友，多出现在陈政欣的《文学的武吉》里头。例如，书中不只一篇提到武吉在70年代初有个传说中“姓宋的”人，在武吉马达让这小镇上“捕捉已经逐渐消失的流传中的轶事传说”。那位姓宋的人当然不姓宋，不过他就是宋子衡。陈政欣写道，“宋子衡说在小镇上写小说，画个身形就可，不需连影子都要描出来。情节背景能模糊能虚拟的，就尽量用文字来意象化了。撒放些许迷雾，让武吉镇人没能在他的小说里找到武吉镇人的身影……。”政欣这几句话正点出了宋子衡的洞见，同时也指出了马华小说“唯现实主义者”的盲点──他们认为要连影子都描出来才叫写实。

2012年初之后，不管虚写实写，宋子衡已不再“捧着小说在武吉镇上踌躇”了。陈政欣说，“宋子衡是走了，是永远地走了。”不过，宋子衡模糊虚拟的武吉镇地景、背景或人物，陈政欣在《文学的武吉》里头继续书写，继续以文学造山造镇。文学的武吉，武吉的文学，就像那条K路，“依然起伏蜿蜒，依然葱葱郁郁绿意盈目”，透过陈政欣的文字韵律与书写想像，在我们眼前伸展出去……。

（南洋文艺，26/11/13）

重返台湾

——台湾散记 

王润华【散文】

一、重返台湾的异乡人  

1962至1966年我在台湾政治大学读书时，现代主义文学与存在主义正当流行，大三那年（1965），读了法国卡缪的《异乡人》，深感自己也有流落异乡之苦，更认同社会现象的荒谬。由于自己出生马来西亚，当时民航交通还很落后，几年在台湾，没有机会回家，在漫长的假期里，怀着异乡人失落感翻译了《异乡人》，以表示自己是现代主义与存在主义信徒。向侨委会申请到一笔出版费，交给政大学长诗人黄荷生家族经营的巨人出版社出版，那已是1965年的夏天的事。

书出版后，外文系班上的同学陪我把书亲自拿到重庆南路一带的书店寄售，如三民书局、远东图书公司、大陆书局等，各给一、二十本， 过了几个星期回去结账，书店都说卖完了，还要添书。又有同学拿了大约50本发给台南成功大学门口胜利路118号的中华书店寄售。由于销路超好，老板从台南跑到台北木栅政大的第五宿舍，带我上台北大饭店大吃一顿，我对他的热忱很感动，便以3000元的稿酬把版权卖给他。

1967年夏天我与淡莹从马来西亚飞去美国留学，途中经过台北，林绿、陈慧桦陪我到重庆南路衡阳路周边逛街，发现《异乡人》变成畅销书，几乎每间书店都把台南中华书店出版的《异乡人》摆在显目的书架上，而且还有其他书店盗印的版本。后来在美国遇见林衡哲兄，他说出版《异乡人》的老板赚了大钱， 自己读了我的《异乡人》有所启发，便策划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库的翻译丛书，他也请我翻译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也说当年读了《异乡人》，引发出版世界名著的雄心。

2003年回来台湾，所遇到50岁以上的新朋旧友，不分人文还是理工，很多人都说读过这本《异乡人》。记得刚回来，我担任元智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像副校长王立文教授、总务长尤克强教授，虽然他们的领域分别是机械工程与管理，初次相遇，一看见到我的姓名，都惊讶的说，他们在大学时都读过我的《异乡人》。名作家何凡与林海音长公子夏烈（夏祖焯），原是桥梁工程博士，美国退休后回来台湾，在各大学教近现代西洋文学，他最喜欢用的我的《异乡人》作为的课本，他与王立文教授都说，我的翻译文字最有异乡人的情调，读过我的译文，就不习惯别人的翻译。

1960年代的台湾是异乡人及其语言泛滥的时代。尤其中国大陆人在台湾，威权地下的台湾老百姓，很多都有异乡人的身影与感情思想，我自己也是初次从马来西亚离乡背井来到台湾，我天天生活在这种异乡人的世界。夏烈所说，一直喜欢用我的译本，因为我没有老套的文字及学术话语，全是随意的、没身分，不顾及虚伪的道德的人的语言，能表现社会底层的人的声音。那时我才大学三年级，同时生活在台湾威权政治的社会里。如果现在重新翻译，虽然翻译能力一定强很多，就表现不出那种感性失落的语言，没有异乡人的声音。现在我的语言思想已被上流社会与理性的学术污染了。所以我不想也不敢改动我当时的语言文字。

名作家郭枫和我都是患有文学乡愁病的人，他也是当年《异乡人》的读者群，听我细述异乡人的文学翻译的乡愁后，便推荐给新地再版，让我实现多年来的梦想，我特地要求根据当年自印的第一版的《异乡人》重印，从内文、封面到开本，都完全一样。希望也能引起当年与新一代的读者的阅读乡愁。

我的异乡人已44岁，重返台湾，让他再走上台湾的街头吧，当年他的朋友都已白发苍苍了。如果相遇，一定抱头大哭，这个世界还那样的荒谬、那样的冷漠……

二、重返星座诗社与台湾诗坛

我的台湾感情与回忆，是从诗歌开始的。

2005年万卷楼计划推出一系列人文山水诗集，包括邱燮友及我的《人文山水诗集》。根据邱燮友教授的构想，希望我们这一代的诗人重返诗坛。诗歌不应该只是年轻人的青春痘、幻想的天空。我们需要有历史感、文化视野的诗人。艾略特认为历史感往往在诗人25岁以后才出现。因此邱燮友教授希望我们重回诗坛，多创作个人感情以外、纯梦幻以外的人文山水诗。
人文山水诗出版计划，更希望把世界的山水风景人文化。在这个无国界的、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通过华文文字、中华文化的视野，重新诠释世界各地的山水风景，也是目前全球化竞争趋势下，必须做出的挑战与回应。过去西方作家学者，制造了许多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的世界人文山水的图像，我们的人文山水诗企图颠覆这些东方主义扭曲、错误的景观。

许多亚洲、非洲及其他的山水风景，经过长期的被西方殖民，我们应该让这些土地恢复其主体性，拥有自己的姓名与形象。同时我们也应该把华文与文化让西方及其他地方的山水分享其艺术感。义大利的翡冷翠、英国的剑桥大学的康桥因为徐志摩的诗与散文而永凉美丽地活在华文文化里。诗就是最美的软权力，可以改变西方的山水。

重回台湾诗坛，是我这次重返台湾教书的一大目的。当年（1962至1966）从海外回来台湾读大学，我们一群同学，虽然分别在政大、台大、师大、东吴念书，组织了星座诗社，淡莹、林绿、陈慧桦、张错、张齐清（毕洛）、叶曼莎及很多台湾的诗人，后来又有大地诗社，这些诗社的成员有来自海外各地，也有台湾本土的诗人。当时已成名的李莎、罗门、蓉子、余光中、邱燮友、痖弦、洛夫都支持我们。

后来出版诗集，只要谢冰莹老或余光中推荐，侨委会就资助出版费。在六十年代，台湾还在克难时期，经济还未起飞，却那样重视培育海外人才与文化艺术，令人感激，怪不得台湾当时被称为中华文华复兴的基地。

　 我永远的台湾感情与回忆，以诗歌开始，也以诗歌结束。

三、重回台湾书店街

我在2003年重回台湾教书，定居中坜。第一次上台北逛街，就是到重庆南路书店那一带，后来也去了几次。我心中的台北，永远都是重庆南路那一带，不是时尚上的敦化、信义区或是那些时髦的购物中心。

我要寻找大学时代书店区读书人共同的文化记忆。重庆南路、武昌街、衡阳路来回走，现在我很少看见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更看不见当时对文化极端关怀的知识分子。匆匆忙忙迎面而来，或是向前疾走的人，多是补习班族、寻求廉价物品，或是上下班的人。难道随着时代的变易，人们对文化的关怀正式彻底地走进历史？

我梦幻的追忆周梦蝶在武昌街经营的小书摊，及其在尘嚣中打坐的独特神话、往昔作家写作聊天的明星咖啡屋（重新经营）。衡阳街角、新公园旁的文星书店，当年我们知识青年宗教般的前去膜拜。通过阅读《文星》杂志、“文星丛刊”和“文星集刊”，翻印的英文书，看见西方自由开放的文学与文化。重庆南路很多熟悉的书店关门了，东方出版社变成药妆店，尤其双数那排，书店几乎都关门了。

过去几十年在海外，谈到台北市，或海外朋友学生访问台北之前，我都为他们介绍台北书店街的传奇。但逛过几次以后，现在我再也不向国外友人诉说台北书店街的传奇故事了。我开始分析重庆南路书店与出版文化式微的原因：其中包括出版品售价偏高、世界华人使用的文字由繁体改变成简体、海外没市场，及中国大陆文学、学术开放带来的竞争。

台北书店街的地图早已重新画过，新的书店版传奇也开始书写：诚品不打烊，最大的中英文书店竟然由新加坡华人经营，开设在黄金地带的101的 Page One。购买非常学术的书籍，需要到学生书局（结束了）或乐学书局、唐山书局。买简体字的书籍，则需要到万卷楼、问津堂、上海书店等。目前台湾的书籍，需要通过新加坡的大众书局改变成简体字出版，推销到世界各地。

我自己买书时，很少上台北了，多数上网络书店选购，虚拟书店无处不在，无所不有。

四、重返石门水库

石门水库于1964年完工，我那年在台湾政治大学读大三。最令人难忘的一件事，就是班导师马上带我们到石门水库风景区郊游野餐。我与张错等同学以石门水坝的石头为背景所拍的一张照片，至今仍成为最珍贵的大学回忆。

石门水库坐落于桃园龙潭乡大汉溪山谷之间，因为溪水出口处有双峰对峙，状如石门而得名。水库具备灌溉、发电、给水、防洪、观光等五大功能。当年享有“东亚第一水库”之称的石门水库刚刚开放，我们的班导师马上带我们去野餐，那时的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当时建造工程刚完成，水库大坝是主要游览重点，登临水库大坝区眺望水库全景，四周山色风光秀丽。

这次重回台湾，自己开车到处游览，才发现石门水库水域曲折绵延，沿岸风景秀丽，湖光山色更迷人。同时增加了学生时代所没有的季节性的景点：冬季时青枫的火红与枫香的金黄相映成趣，春天灿烂杜鹃花如火焰，这些景点，使石门水库成为我接待外国客人的地方，而且往往使得他们来到桃园，犹如回到桃源仙境。

可是重回石门水库，也处处发现破落与衰败的现象。第一次回去，即看见那几间酒店全倒闭了，游乐场也停止营业，摩天轮、旋转木马在风雨中倒塌生锈，巨大的停车场空荡荡的，满地落叶。

第二次重返，是2005年大台风过后，引发超大洪水，大桃园水供停止，我看见石门水库的水从碧绿变成混浊，淤泥几乎露出水面，大水管在公路上与风景区、坝顶四处爬行。不久前再回去，海棠、马莎及卡努台风连续过境影响，造成石门水库上游漂下大量的漂流木，霸占了整个水库大坝的水面，犹如伐木场，令人心痛。水库坝顶增加数部柴油抽水机，输水管线横跨坝顶道路，造成石门水库坝顶道路将长期封闭。

水底下的土石流、水库水域被漂流木占据，形如怪兽的抽水机、巨大的输水管道一如大蟒蛇，不但把水弄得混浊，破坏石门水库的景观，还把游客吓走了。

谁能让石门水库恢复昔日景象？石门水库是克难时期人类奋斗精神与大自然造化而成的艺术品。台湾不能失去它。
当年落后克难时期，能建立如此雄伟的水库，今天科技、经济如此优越，会没办法保护石门水库吗？我每次站在水库坝顶，都如此向左右两座青山发问。

五、重回清华园怀旧

我2003年重回台湾。有一天开车重返清华校园怀旧，我希望在梅园遇到孙观汉教授，以前他常在那里散步。当年他与我同住东院宿舍，于是我在东院门口四处盼望很久。20多年没有联络，不知人在何处？他是我最想念的清华人。

前几天（2005年），突然在报纸上看见这则消息：孙观汉教授于本月14日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92岁。我又想起1983年在清华大学中语系担任客座教授的日子。当时清华大学文学院成立不久，我受邀回来中语系担任客座教授，教授现代文学及比较文学的课程。由于清华在偏远的新竹，多数的老师如系主任梅广、吕正惠、陈万益等人，家在台北，课余时间很少机会跟系里的同事聚会，因此朋友不多。在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被尊崇为台湾原子科学之父的孙观汉教授，反而变成最难忘的长辈朋友。

孙观汉教授首先带我与淡莹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原子反应炉。我们走路去，当时算是很偏远的边缘地带。他顺便介绍校园小河里的鱼，特别畜养的羊群，都是用来测试原子能泄漏的危险。

我在清华先住在百龄堂，后来搬到清大的东院宿舍与孙教授同住一栋大楼，他夫人还请我们回家吃饭。孙教授吃得很健康。有一次在路上遇见他买了油条烧饼带回家吃，他劝我少吃路边的东西，最好先带回家加温消毒才吃。

那时候，孙观汉教授从西屋公司退休，1982年起担任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顾问。帮忙台湾发展尖端科学。但这几年他最用心的是写关怀台湾土地的人文社会、教育、环保，以及发挥爱心、针砭时弊的散文。他开启了以后理工大师关怀人文的传统。现在的刘炯朗教授、李家同教授也就是继承者。

我在清华园原本一年，结果教了半年，突然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院长要我回去协助行政工作，担任助理院长，我便匆匆离开清华。那天在宿舍送我的人，竟是孙观汉教授与钱新祖教授。

孙观汉教授悄悄的走了，钱新祖更早离开人世。平面的报纸只有简单的新闻，我没看见电视媒体的报道。不久前娱乐界一位艺人自杀，电视炒作了几个星期。我们的文化理想沦陷到怎样的地步？

我们的科技兼人文大师，我曾经回去清华寻找您，还没找到，您就走了。

（南洋文艺，14/1/2014）

2013年 南洋文艺回顾

冷评热议波心荡‧创作文论皆成花

———2013年《南洋文艺》回顾

杜忠全

（1）

2013年的南洋文艺，相较于近几年，较明显的是，文艺评论与论述文章之发表，可说占了相当高的比率，其中所涉及的课题，也极为引人瞩目。

首先，整个3月份，有龙扬志博士的〈文学空间与当代马华文坛秩序重构———以90年代马华“两报一刊”为中心〉论述。该文锁定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之文艺副刊及文艺刊物《蕉风》等“两报一刊”为考察对象，以讨论20世纪90年代的马华文学，主要的思路是“一部马华文学史基本是一部副刊文学史”，此即所说的“文学空间”，而这样的“空间”除了作品之“显性文本”

堪足关注与讨论，更还有主事者之识见与方针，甚至有关媒体所掌握的资源等“隐形文本”在内，都交织构成了文坛的秩序。该文作者虽来自中国，但针对某一断代之马华文学所作的讨论，也堪为有心人鉴往思来了。

这之后，另一延续成长线条之景观的，是身在台湾的黄锦树在6月之后的频密地“重返”，也引发了一些往复讨论，一些几可视为早年“辣味”的延续。黄锦树之长评短论，自6月25日配合新纪元学院筹办之“理论与马华文学国际研习营”而发表的〈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短文肇其端，后引来林建国回应之以〈文学与非文学的距离〉，黄则随后复之以〈如果我们写作〉。这自可视为黄、林二人近年分道扬镳的行迹之一。

2013年是马华文坛“热闹”的年份，尤其下半年接踵而来的诗坛抄袭事件，都在平静的文坛泛起不小的涟波。黄锦树发表的〈他在诗里生了病———论陈强华抄袭事件〉，是有关事件发生后的脸书喧嚣与烟硝里，马华文学中人第一篇针对这“非常令人吃惊的案例”所发表的平面评述，惟该文在一般的情感与道德以外，进一步触及了局中人的创作观及理论之消化与接受等问题。而在11月中旬，黄锦树发表了〈一种批评方式的终结〉，强调写于近一年前，即前报人及文艺编辑陈雪风去世不久，该文指出“陈雪风过世了，就马华文学批评而言，应可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同时回顾了两人多年来的争论与差异。此文之发表当然引起了波荡，有心人自可检索各方的平面回应与脸书贴文。

另一涉及马华文学课题的讨论，是张光达发表的〈后/反离散的华语语系文学场域〉，该文从美国华裔学者王德威、史书美等人所主张之“华语语系研究”与“华语语系文学”概念，来讨论全球中文书写世界中的马华文学，类似的讨论应非到此为止，而有待后续之深入的。

此外，还有旅台学人李有成的〈读辛金顺的《台南碑记》〉、〈岛城故事多———读杜忠全的《老槟城的娱乐风华》〉、张锦忠的〈那些文学的前行者在武吉马达让中———陈政欣的《文学的武吉》〉、黄锦树的〈写在《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边上〉、洛夫的〈亡灵的美学———读林辛谦的《五四时刻》〉、刘正伟的〈出入乌托邦———读李宗舜诗集《逆风的年华》〉、邵德怀的〈勿勿微型小说笔法———寻常题材化作神奇〉、陈政欣的〈长中短篇与微型〉、〈微型小说是什么？〉谢娇兰的〈几代人一个梦———读马汉、孙彦庄合集《情牵潮州》〉等等，更有黄锦树在专栏“小杂感”所发表的短制。自年初到年终，本年的论述与文艺评论之发表，可说蔚为可观。

（2）

南洋文艺一年一度趁农历年推出年度文人特辑，今年是原名王昌波的前辈作家雅波。只是，来到这回顾的时刻，其人已于2013的下半年转身离去，虽堪称得其善终，但回看年初的年度文人特辑，难免让人唏嘘不已。

雅波是太平人，自青年时期涉足文艺之后，即长期笔耕不辍，此外，他更是一名合格的中医师，后期甚至参与宗教宣导活动，而上述的多重身分，都在他的文字里留下了印记。就文艺写作而言，雅波既写小说、散文和杂文，也参与童诗创作。在马华文艺出版艰难的年代，他也身兼出版业务，出版自己作品的同时，也协助其他的作者出书；跟同人出版社不同，雅波创立的是个人出版社，但在不算短的时间里，他经手出版的书不在少数，是马华文艺特定年代的亲历与推动者之一。

这之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后期在未正式出版的情况下，透过剪报来整理及编制一系列弥足珍贵的马华文学史料，除自费影印来分赠友好，也为后代留下了一份文学遗产；这些自编自制的剪报复印本，除了极少数已结集刊行之外，其手编复印本，依然是唯一留存的本子。按其理念，那是直接呼应了马华文艺与报章副刊长期结合的悠长背景，而雅波强调他“很重视副刊文学的作品，但其寿命只有短短的24小时，一眨眼，即成了明日黄花”，这催生了他的使命感，觉得“具有文史价值的作品，都应该保留下来，以供后人或他人做为研究之用”，于是以个己之力为之，“除自留一份，其余全寄给了认识的文友”，而这些文艺副刊之剪存影印本在文友圈流传，其口碑早已得闻，堪称为保存部分文艺史料作出了具体努力。

雅波出道颇早，早年也参与文艺活动，近年则成文坛的“神隐族”，除了作品频频见报，以及维持与同辈文友的交游，几不曾见其现身。

“2013癸巳年南洋文艺年度文人特辑”除了刊出相当篇幅的的“文学Q&A”，留下雅波晚年的“夫子自道”外，更邀得李锦宗与陈政欣两位南北马的文坛前辈，分别就雅波其人与其文留下了所见所思。

自1972年以降，雅波陆续出版了逾20部各类著作，而这些尚不包括他近10年来的近作，尤其自2003年南洋文艺主编张永修倡导300字极限篇小说以来，雅波是其中最为投入的作者之一，10年来持续创作与发表了“以小制大，以弱制强”的作品，累计的篇数自是不少，惟迄今不曾结集，甚至在作者骤逝之后，遗作里仍有一定存量的极限篇作品。

2013年之后，雅波10年致力耕耘的极限篇小说应有总结了，如无遗著正式出版，能有另一个雅波来制作剪报影印本传世吗？

本年的另一特辑，是6月份配合诗人节推出的两期〈周天派专号〉。

8字辈的周天派是槟城人兼留台人，有关特辑发表了诗人的新作，包括“读画诗”系列，强调“读画诗并非画作的文字再现，而是艺术潜隐的对话与探索”，也邀得同辈诗人邢诒旺和谢明成针对诗作发表诗评，编辑之用心即可见一斑。此特辑以外，周天派的诗作也不时见报，是创作力极旺盛的年轻作者之一。

摄影：杜忠全

（3）

马华文学作品之出版，比起早前虽大有改善，但仍未可言“副刊文艺”时代已结束，而副刊的文艺空间逐年萎缩，却已是不争事实。目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编辑面对各方来稿，在竞争愈发激烈之下，如何让有潜质的新人作品得见天日，是煞费心思的。

2013年的南洋文艺，依然发表了不少优质创作，包括了老中青的文艺花园常客，也出现了一些新面孔，这是可喜的现象。

以个人作品发表量而言，黄锦树在散文、小说等方面，皆占了相当的篇幅，包括含旧摄影在内的小说〈如果父亲写作〉，甚至有诗小说〈当马戏团从天而降〉等，让检索南洋文艺，成了重温黄锦树2013年作品的特殊经验。此外，近年退出职场了埋首创作的诗人邢诒旺，其诗、文每每结合作者绘制的插画一起发表，让文字与图像互相穿透，也连成了2013文艺版的一道风景线。

尚值得一提的是，较之前些年的印象，2013的小说发表量颇丰富，中短篇和微型乃至极限篇，都有不同年龄段的作者投入耕耘，包括了翁迪民、陈政欣、温祥英、勿勿、牛油小生、棋子、雅波等。散文与诗，也都包括了新旧世代的作者，如近年来积极“回归”创作的中生代诗人马盛辉，今年依然新作不断。还值得一提的是，刻正养病的前辈作家何乃健，今年不时以诗现身，除了印证宝刀未老，也是以此来向关心的文友报平安，读来特让人感到欣喜。

（2013年12月18日完稿）

（南洋文艺，7/1/2014）

圣地亚哥·男孩·利物浦

马盛辉【散文】

1．
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他，就想到海明威。有时觉得他是海明威，有时又觉得他是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老人与海》）也许只是因为在我似懂非懂的年岁里，海明威是他跟我提过的第一个作家。也是我所听过的第一个自杀的作家。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海明威的自杀，以及圣地亚哥的绝望，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多久。

现在他是圣地亚哥。可是他没有船，也没有渔具。他只有一张帆布躺椅和一本《读者文摘》。妈以前常说，我没学到他的好的，就只学到他的懒散。对妈来说，是懒散。对他和我来说，是神圣的孤独。虽然他带着妈和我们三兄弟去海滩野餐，我还是会想象只有我和他。圣地亚哥和那个男孩。跟他谈棒球和谈非洲海滩上的狮子的男孩。现在我就坐在他旁边。我想跟他谈足球。谈利物浦。是他教会我看球的。在那个只有黑白电视的70年代。每年只有一场直播球赛：英足总杯决赛。每年的那天，他就会去买一盒肯德基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鸡肉看球。当年，吃肯德基简直是奢侈。他死后的好多年里，我们都没有吃到肯德基。对我来说，从此再也不觉得肯德基有什么好吃。而他死后的那10年，却是利物浦最辉煌的岁月。没有人要跟我谈利物浦。现在，我该跟他谈利物浦的什么呢？他知道的利物浦，是Keegan, Clemence, Neal, Heighway, McDermott等的年代。他当然不会像我这般如数家珍，更不会像我这般仇恨曼联到今天。那是一个各种评论数据都匮乏的年代。就是纯粹看球。也许他也知道利物浦已经在他死后的30年里走向没落了。男孩要跟死去的圣地亚哥谈些什么呢？谈那尾被鲨群啃得剩白骨的巨大马林鱼吗？也许那尾马林鱼就是利物浦。我想起他跟我描述二战的惨烈。史大林格勒、诺曼迪、中途岛……，当年妈一直在旁摇头说：“不要跟他讲太多，他会乱乱想的。”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在乱乱想。想我和他一起在帆布躺椅上，看着沙滩上的狮子……

2．
“我死去的这些年，你都在做些什么？”

还是33年前的那种语气。那种眼神。还是一样：他根本就知道，只是要听我怎么说。“没什么呵……就是读完书，工作……酱咯” 我的声音低得差点连自己也听不见。像小时候做错事时那样。他没有再说些什么。他拿出烟来抽。还是30多年前的那个一包才块二钱的Benson。我常走路去附近咖啡店帮他买的。有时他会给我块四钱。多两角让我自己买Hacks或者椰糖吃。

他点燃烟，斜斜地看我。我知道他知道的。知道我也步了他的后尘。记得当年电视上的球赛直播，都是烟草公司赞助的，每次我跟他说不要抽这么多烟了，老师说会中癌的，他就笑笑说：“没有烟，你们有球看么？”

像小时候那样，我每次看到他陷入沉思的样子，我也在一旁有样学样地沉思。

我知道他知道的。他3个孩子当中唯一喜欢画画和写作的。我知道他知道我这些年写的画的，烂的好的。我知道他知道这个当年不知天高地厚说要当农夫，要当兵的可怜孩子，后来当了一个庸俗卑微的老师。我知道他知道我终于看完了海明威的每一本小说。我知道他知道我很想再跟他去海滩野餐。

甚至像当年一样，妄想有一天，可以跟他一起去到遥远的利物浦，真正在伟大的安菲尔德球场看利物浦的比赛，真正听到安菲尔德全场吟唱那首队歌《你永远不会独行》。

你永远不会独行。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

他死去的这些年，我学会了孤独。那是他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南洋文艺，19/11/13）

一种批评方式的终结

黄锦树

黄锦树（右）与陈雪风仅有的一次合照。

（照片提供：李宗舜

准确的说，我不过是被他选上的敌人
）。

陈雪风过世了，就马华文学批评而言，应可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们没有任何私交，也没有任何私怨。虽也可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敌人”，但我从不视他为敌，但也很难视之为可敬的文坛前辈。他没有任何一篇可以让我钦佩的文章。和他的交锋我也没有看到可以作为风范的态度。

准确的说，我不过是被他选上的敌人。

那是1992年的“经典论争”。是年5月我应邀发表了篇小杂感〈马华文学“经典缺席”〉，6月陈雪风即以夏梅的笔名发表了〈禤素莱‧黄锦树和马华文学〉，批评我“对文学外行与对历史无知”。

8月中旬我以这十余字为题做了篇回应，且声明不再回应。但8月下旬就读到他的〈批驳黄锦树的谬论〉（这些文章都收在张永修等编的《辣味马华文学》，雨林小站，2002），当时读了觉得无言，而今重读还是无言。当然可以理解他保卫马华文学的心情，但从他的批评文字里看到基础知识的缺乏（最近的例子是不知“野性的思维”是什么）、批评方法训练的欠缺（无法起码的———更别说恰如其分的———理解对方说什么），与及毫不相称的对自己学养见解的自信。

至于用词之恶毒，动辄谩骂，更延续了政治批斗式的、糟糕的批评风气。

无知的自信其实是很可怕的。

多年来我理解到，我要做的事在层次上跟他们是相当不同的。我必须为我们的马华文学找出活路，我也受够了那些年找不到出路的马华文学前辈们整天哀叹马华文学后继无人。

我当然也充分意识到，在马华文坛的老一辈那里，陈雪风式的缺失可能是必须被原谅的，如果你够坚强。因那几乎可以说是他们行之有年的生活方式，被那疲乏的文学社会正当化了。借着那样的狠批敌人，陈雪风们可以相互取暖、相互安慰。因此我批评“我的朋友许文荣”编的马华文学读本时，陈雪风来“参一脚”、针对我在研讨会发表论文他快速的撰文（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的）批驳，我都不再回应了。

不回应也是一种回应，沉默有它自己的力量。没有价值的批评不必回应，不必与他一番见识。中年的我，也该懂得一些基本的世故了。

2012年7月我应邀返马发表论文，被拱去和他握手。他的手依旧坚实有力，依然有劳动阶层的那种强悍。但我很讶异他已经认不得我了。这些年，大概彼此都老得太多，岁月毕竟不饶人。

十多二十年来，多少年轻作家成长起来了。看到老友老实人李宗舜亲切的称他“老叔”、“学长”，方路如弟子般细心的接送扶持、年轻一代代表作家之一曾翎龙发自肺腑的感伤吊文，猜想他私下做人应有某些过人之处吧。

2012年返乡，稍稍整理放在家里的旧书，找到一本陈雪风1996年送我的《关于文学的思考》（千秋事业，1995），上头有他的题签，便随手带到会场。原本要转送友人，但被拒绝了；又不好意思丢在那里（被学生捡到不好看），只好带回台湾。那原是本我根本不会想去读的书。

没想到这回派上用场，只能说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了。

还有比被“被选上的敌人”的阅读更好的致意吗？

如果说合编书是友谊的见证，这书倒可说是敌谊的见证了。书分两辑，第一辑里头不止收了“经典论争”他对我的批评，我的回应，这几篇文章构成了该辑的主体。第二辑收有他写于1961年的〈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我记得周粲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导言里盛赞说，那是到他编那选集为止，谈论战后新马诗歌”的两篇重要文章之一。我想那很可能是陈雪风文学批评的成名作。另一篇写于1967年的〈论现代诗及其他〉，对他来说大概是另一篇纪念碑。收录的15篇文章中，只有这两篇是发表于60年代的。另一篇写于70年代的〈谈谈诗歌创作的几个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是引发那场水平很低的“是诗，非诗”论争的导火线。这几篇文章构成了第二辑的主体。

〈论现代诗及其他〉狠批方兴未艾的马华现代主义诗歌，里头最主要的一个靶子叫李苍，被他指控“抄袭、剽窃他人见解”，那时不过是个19岁的年轻诗人。

7月的那场研讨会，因书刚好在手上，我就拿给已然白发苍苍的李有成（李苍）教授看，让他回忆一下，时值31岁盛年的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守护人，是怎么凶狠的修理他这位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的。

那年也是我的出生年。

25年后，我有幸被同一个“持刀的守护者”选为敌人，那年他56岁，恰是老友张锦忠现在的年岁。如果说19岁的李苍被陈目为马华现实主义诗歌的敌人，那我简直就被他视为马华文学的敌人。

我必须说，根据我的阅读经验，那样的批评文字是没有学术价值的，都是些陈腐的现实主义的回声，甚至对它的肯定引用也会变成论文作者缺乏学术判断力的证据。悲哀的是，那一度是马华文学批评的常态。陈雪风们总是那样写文章，甚至用不同的、可能是即用即弃的笔名，断章取义的攻击他们选定的敌人（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那位“路璐璐”是谁，但刀风似曾相识）。那对马华文学的认识的累积毫无帮助，因此多年来我呼吁批评的专业化，老一辈不可能改变（但老辈也有张景云这种饱学之士，凤毛麟角），就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这也只能靠教育。

我觉得最遗憾的是，那种自命立基于现实主义真理的文学批评，很可能妨碍了马华文学批评发展成一种文类，自足的成型为散文的一个重要分支。譬如在香港文学里，自林以亮、叶辉、也斯以降，在广泛阅读、品味养成的基础上，文学评论因而深刻的表达了对优秀作品的爱与守护。

在细致的赏析中，往返于作者际遇与文心、词与它所隐然投射出来的那曾在的现象、心象；甚至勾勒诗之传承，乱世中的薪尽火传，都让那批评文字的文学性趋近它所讨论的对象，情况好时可以达到水乳交融。

文章展现为呵护的手势，而不是斩杀文学新苗的鬼手狂刀。

那种盲目的高傲姿态是守护不了马华文学的。

让那种批评方式、那种态度、那时代都过去吧。

2012/11/3埔里、12月小修

（南洋文艺，19/11/13）

2012年度编协拿督黄纪达新闻奖

张永修第八次获得编协拿督黄纪达新闻奖

2012年度编协拿督黄纪达新闻奖得奖名单 ■拿督斯里庄智雅新闻事业服务精神奖 得奖人：萧依钊（星洲日报） ■丹斯里叶永松报道文学奖 优胜奖：涂淑燕（中国报），作品：百年尊孔看华教 佳作奖：唐秀丽、张丽珠（光明日报），作品：剖析组织银行系列 洪诗迪（南洋商报），作品：“MERCY人道援助”系列 陈绛雪（南洋商报），作品：死水复澜系列 ■丹斯里张德麟评论奖 优胜奖：刘彦运（南洋商报），作品：叶公好龙与新闻自由 佳作奖：黄锡文（星洲日报），作品：笔锋文影之华教篇 陈宝卿（星洲日报），作品：祈望文明的社会 ■拿督黄纪达编辑奖（新闻组） 优胜奖：曾慧玢（光明日报），作品：两袖清风种桃李，追求公义半世纪 佳作奖：刘雪妮（光明日报），作品：MERDEKA 许向婵（光明日报），作品：曼联呛曼市 林嫦娥（光明日报），作品：拜仁决战蓝调 ■拿督黄纪达编辑奖（副刊组） 优胜奖：王宝枫（光明日报），作品：喜饼，传统送礼之喜庆祝福 佳作奖：陈莹洁（中国报），作品：明明是蔬果，却也是花？ 张永修（南洋商报），作品：许裕全，文字疗愈途径 罗美源（南洋商报），作品：传说中的消石餐单，真能排出胆石？ ■拿督陈良民新闻摄影奖 优胜奖：陈启基（星洲日报），作品：和平集会之怒气冲天 佳作奖：李志强（中国报），作品：民众硬闯禁区，警射水炮 黄亮晖（南洋商报），作品：与我常在 ■拿督高程祖财经报道奖 优胜奖：陈晓雯（星洲日报），作品：债台高筑何时了？ 佳作奖：何开玄、谢静雯（南洋商报），作品：马交所8煞挡路 陈绛雪（南洋商报），作品：向太阳借电，绿色能源 ■丹斯里吴德芳新闻报道奖 优胜奖：戴丽佳（星洲日报），作品：回锅油市面流系列 佳作奖：郭秋香（星洲日报），作品：实习医生工作负荷压力过重 许雅玲（中国报），作品：AES攻防战 吴嘉雯（星洲日报），作品：慈善机构利诱义工诈财 ■拿督邝汉光体育报道奖 优胜奖：彭兆祥（南洋商报），作品：奥运跳水奖牌梦，最后冲刺 佳作奖：林志笙（诗华日报），作品：球霸一方系列报道 洪国川：（光明日报），作品：潘德蕾拉，从山林到奥运跳水台 ■拿督斯里李益辉旅游报道奖 优胜奖：唐秀丽（光明日报），作品：微笑城市 佳作奖：何艾霖（好玩旅游月刊），作品：JAMBO肯雅！ 潘怡琏（风采杂志），作品：日本迷宫追樱记 ■陈友信教育报道奖 优胜奖：关丽玲、王保淋（星洲日报），作品：搭起一座亲师沟通的桥梁 佳作奖：邓月璇（中国報），作品：语文课该如何教？ 潘有文（中国报），作品：教改这条路 ■丹斯里刘天成年度封面奖 优胜奖：林梅英（南洋商报），作品：围坐广场失控 佳作奖：陈雯丽（南洋商报），作品：奥巴马胜了 林嫦娥（光明日报），作品：爱。哀 李兆宏（中国报），作品：还是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