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华【散文】
一、重返台湾的异乡人
1962至1966年我在台湾政治大学读书时，现代主义文学与存在主义正当流行，大三那年（1965），读了法国卡缪的《异乡人》，深感自己也有流落异乡之苦，更认同社会现象的荒谬。由于自己出生马来西亚，当时民航交通还很落后，几年在台湾，没有机会回家，在漫长的假期里，怀着异乡人失落感翻译了《异乡人》，以表示自己是现代主义与存在主义信徒。向侨委会申请到一笔出版费，交给政大学长诗人黄荷生家族经营的巨人出版社出版，那已是1965年的夏天的事。
书出版后，外文系班上的同学陪我把书亲自拿到重庆南路一带的书店寄售，如三民书局、远东图书公司、大陆书局等，各给一、二十本， 过了几个星期回去结账，书店都说卖完了，还要添书。又有同学拿了大约50本发给台南成功大学门口胜利路118号的中华书店寄售。由于销路超好，老板从台南跑到台北木栅政大的第五宿舍，带我上台北大饭店大吃一顿，我对他的热忱很感动，便以3000元的稿酬把版权卖给他。
1967年夏天我与淡莹从马来西亚飞去美国留学，途中经过台北，林绿、陈慧桦陪我到重庆南路衡阳路周边逛街，发现《异乡人》变成畅销书，几乎每间书店都把台南中华书店出版的《异乡人》摆在显目的书架上，而且还有其他书店盗印的版本。后来在美国遇见林衡哲兄，他说出版《异乡人》的老板赚了大钱， 自己读了我的《异乡人》有所启发，便策划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库的翻译丛书，他也请我翻译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也说当年读了《异乡人》，引发出版世界名著的雄心。
2003年回来台湾，所遇到50岁以上的新朋旧友，不分人文还是理工，很多人都说读过这本《异乡人》。记得刚回来，我担任元智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像副校长王立文教授、总务长尤克强教授，虽然他们的领域分别是机械工程与管理，初次相遇，一看见到我的姓名，都惊讶的说，他们在大学时都读过我的《异乡人》。名作家何凡与林海音长公子夏烈（夏祖焯），原是桥梁工程博士，美国退休后回来台湾，在各大学教近现代西洋文学，他最喜欢用的我的《异乡人》作为的课本，他与王立文教授都说，我的翻译文字最有异乡人的情调，读过我的译文，就不习惯别人的翻译。
1960年代的台湾是异乡人及其语言泛滥的时代。尤其中国大陆人在台湾，威权地下的台湾老百姓，很多都有异乡人的身影与感情思想，我自己也是初次从马来西亚离乡背井来到台湾，我天天生活在这种异乡人的世界。夏烈所说，一直喜欢用我的译本，因为我没有老套的文字及学术话语，全是随意的、没身分，不顾及虚伪的道德的人的语言，能表现社会底层的人的声音。那时我才大学三年级，同时生活在台湾威权政治的社会里。如果现在重新翻译，虽然翻译能力一定强很多，就表现不出那种感性失落的语言，没有异乡人的声音。现在我的语言思想已被上流社会与理性的学术污染了。所以我不想也不敢改动我当时的语言文字。
名作家郭枫和我都是患有文学乡愁病的人，他也是当年《异乡人》的读者群，听我细述异乡人的文学翻译的乡愁后，便推荐给新地再版，让我实现多年来的梦想，我特地要求根据当年自印的第一版的《异乡人》重印，从内文、封面到开本，都完全一样。希望也能引起当年与新一代的读者的阅读乡愁。
我的异乡人已44岁，重返台湾，让他再走上台湾的街头吧，当年他的朋友都已白发苍苍了。如果相遇，一定抱头大哭，这个世界还那样的荒谬、那样的冷漠……
二、重返星座诗社与台湾诗坛
我的台湾感情与回忆，是从诗歌开始的。
2005年万卷楼计划推出一系列人文山水诗集，包括邱燮友及我的《人文山水诗集》。根据邱燮友教授的构想，希望我们这一代的诗人重返诗坛。诗歌不应该只是年轻人的青春痘、幻想的天空。我们需要有历史感、文化视野的诗人。艾略特认为历史感往往在诗人25岁以后才出现。因此邱燮友教授希望我们重回诗坛，多创作个人感情以外、纯梦幻以外的人文山水诗。
人文山水诗出版计划，更希望把世界的山水风景人文化。在这个无国界的、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通过华文文字、中华文化的视野，重新诠释世界各地的山水风景，也是目前全球化竞争趋势下，必须做出的挑战与回应。过去西方作家学者，制造了许多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的世界人文山水的图像，我们的人文山水诗企图颠覆这些东方主义扭曲、错误的景观。
许多亚洲、非洲及其他的山水风景，经过长期的被西方殖民，我们应该让这些土地恢复其主体性，拥有自己的姓名与形象。同时我们也应该把华文与文化让西方及其他地方的山水分享其艺术感。义大利的翡冷翠、英国的剑桥大学的康桥因为徐志摩的诗与散文而永凉美丽地活在华文文化里。诗就是最美的软权力，可以改变西方的山水。
重回台湾诗坛，是我这次重返台湾教书的一大目的。当年（1962至1966）从海外回来台湾读大学，我们一群同学，虽然分别在政大、台大、师大、东吴念书，组织了星座诗社，淡莹、林绿、陈慧桦、张错、张齐清（毕洛）、叶曼莎及很多台湾的诗人，后来又有大地诗社，这些诗社的成员有来自海外各地，也有台湾本土的诗人。当时已成名的李莎、罗门、蓉子、余光中、邱燮友、痖弦、洛夫都支持我们。
后来出版诗集，只要谢冰莹老或余光中推荐，侨委会就资助出版费。在六十年代，台湾还在克难时期，经济还未起飞，却那样重视培育海外人才与文化艺术，令人感激，怪不得台湾当时被称为中华文华复兴的基地。
我永远的台湾感情与回忆，以诗歌开始，也以诗歌结束。
三、重回台湾书店街
我在2003年重回台湾教书，定居中坜。第一次上台北逛街，就是到重庆南路书店那一带，后来也去了几次。我心中的台北，永远都是重庆南路那一带，不是时尚上的敦化、信义区或是那些时髦的购物中心。
我要寻找大学时代书店区读书人共同的文化记忆。重庆南路、武昌街、衡阳路来回走，现在我很少看见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更看不见当时对文化极端关怀的知识分子。匆匆忙忙迎面而来，或是向前疾走的人，多是补习班族、寻求廉价物品，或是上下班的人。难道随着时代的变易，人们对文化的关怀正式彻底地走进历史？
我梦幻的追忆周梦蝶在武昌街经营的小书摊，及其在尘嚣中打坐的独特神话、往昔作家写作聊天的明星咖啡屋（重新经营）。衡阳街角、新公园旁的文星书店，当年我们知识青年宗教般的前去膜拜。通过阅读《文星》杂志、“文星丛刊”和“文星集刊”，翻印的英文书，看见西方自由开放的文学与文化。重庆南路很多熟悉的书店关门了，东方出版社变成药妆店，尤其双数那排，书店几乎都关门了。
过去几十年在海外，谈到台北市，或海外朋友学生访问台北之前，我都为他们介绍台北书店街的传奇。但逛过几次以后，现在我再也不向国外友人诉说台北书店街的传奇故事了。我开始分析重庆南路书店与出版文化式微的原因：其中包括出版品售价偏高、世界华人使用的文字由繁体改变成简体、海外没市场，及中国大陆文学、学术开放带来的竞争。
台北书店街的地图早已重新画过，新的书店版传奇也开始书写：诚品不打烊，最大的中英文书店竟然由新加坡华人经营，开设在黄金地带的101的 Page One。购买非常学术的书籍，需要到学生书局（结束了）或乐学书局、唐山书局。买简体字的书籍，则需要到万卷楼、问津堂、上海书店等。目前台湾的书籍，需要通过新加坡的大众书局改变成简体字出版，推销到世界各地。
我自己买书时，很少上台北了，多数上网络书店选购，虚拟书店无处不在，无所不有。
四、重返石门水库
石门水库于1964年完工，我那年在台湾政治大学读大三。最令人难忘的一件事，就是班导师马上带我们到石门水库风景区郊游野餐。我与张错等同学以石门水坝的石头为背景所拍的一张照片，至今仍成为最珍贵的大学回忆。
石门水库坐落于桃园龙潭乡大汉溪山谷之间，因为溪水出口处有双峰对峙，状如石门而得名。水库具备灌溉、发电、给水、防洪、观光等五大功能。当年享有“东亚第一水库”之称的石门水库刚刚开放，我们的班导师马上带我们去野餐，那时的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当时建造工程刚完成，水库大坝是主要游览重点，登临水库大坝区眺望水库全景，四周山色风光秀丽。
这次重回台湾，自己开车到处游览，才发现石门水库水域曲折绵延，沿岸风景秀丽，湖光山色更迷人。同时增加了学生时代所没有的季节性的景点：冬季时青枫的火红与枫香的金黄相映成趣，春天灿烂杜鹃花如火焰，这些景点，使石门水库成为我接待外国客人的地方，而且往往使得他们来到桃园，犹如回到桃源仙境。
可是重回石门水库，也处处发现破落与衰败的现象。第一次回去，即看见那几间酒店全倒闭了，游乐场也停止营业，摩天轮、旋转木马在风雨中倒塌生锈，巨大的停车场空荡荡的，满地落叶。
第二次重返，是2005年大台风过后，引发超大洪水，大桃园水供停止，我看见石门水库的水从碧绿变成混浊，淤泥几乎露出水面，大水管在公路上与风景区、坝顶四处爬行。不久前再回去，海棠、马莎及卡努台风连续过境影响，造成石门水库上游漂下大量的漂流木，霸占了整个水库大坝的水面，犹如伐木场，令人心痛。水库坝顶增加数部柴油抽水机，输水管线横跨坝顶道路，造成石门水库坝顶道路将长期封闭。
水底下的土石流、水库水域被漂流木占据，形如怪兽的抽水机、巨大的输水管道一如大蟒蛇，不但把水弄得混浊，破坏石门水库的景观，还把游客吓走了。
谁能让石门水库恢复昔日景象？石门水库是克难时期人类奋斗精神与大自然造化而成的艺术品。台湾不能失去它。
当年落后克难时期，能建立如此雄伟的水库，今天科技、经济如此优越，会没办法保护石门水库吗？我每次站在水库坝顶，都如此向左右两座青山发问。
五、重回清华园怀旧
我2003年重回台湾。有一天开车重返清华校园怀旧，我希望在梅园遇到孙观汉教授，以前他常在那里散步。当年他与我同住东院宿舍，于是我在东院门口四处盼望很久。20多年没有联络，不知人在何处？他是我最想念的清华人。
前几天（2005年），突然在报纸上看见这则消息：孙观汉教授于本月14日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92岁。我又想起1983年在清华大学中语系担任客座教授的日子。当时清华大学文学院成立不久，我受邀回来中语系担任客座教授，教授现代文学及比较文学的课程。由于清华在偏远的新竹，多数的老师如系主任梅广、吕正惠、陈万益等人，家在台北，课余时间很少机会跟系里的同事聚会，因此朋友不多。在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被尊崇为台湾原子科学之父的孙观汉教授，反而变成最难忘的长辈朋友。
孙观汉教授首先带我与淡莹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原子反应炉。我们走路去，当时算是很偏远的边缘地带。他顺便介绍校园小河里的鱼，特别畜养的羊群，都是用来测试原子能泄漏的危险。
我在清华先住在百龄堂，后来搬到清大的东院宿舍与孙教授同住一栋大楼，他夫人还请我们回家吃饭。孙教授吃得很健康。有一次在路上遇见他买了油条烧饼带回家吃，他劝我少吃路边的东西，最好先带回家加温消毒才吃。
那时候，孙观汉教授从西屋公司退休，1982年起担任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顾问。帮忙台湾发展尖端科学。但这几年他最用心的是写关怀台湾土地的人文社会、教育、环保，以及发挥爱心、针砭时弊的散文。他开启了以后理工大师关怀人文的传统。现在的刘炯朗教授、李家同教授也就是继承者。
我在清华园原本一年，结果教了半年，突然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院长要我回去协助行政工作，担任助理院长，我便匆匆离开清华。那天在宿舍送我的人，竟是孙观汉教授与钱新祖教授。
孙观汉教授悄悄的走了，钱新祖更早离开人世。平面的报纸只有简单的新闻，我没看见电视媒体的报道。不久前娱乐界一位艺人自杀，电视炒作了几个星期。我们的文化理想沦陷到怎样的地步？
我们的科技兼人文大师，我曾经回去清华寻找您，还没找到，您就走了。
（南洋文艺，14/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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