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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欧梵（黄碧仪/摄影） |
他们为什么变成传奇呢？现在回想起来
很特别的就是，他们在文学上早了一步，
老师没有教的，他们都自己读。
单：单德兴 李：李欧梵
大学时期——外交梦与文学养成
单：你在大学时怀抱着外交家的梦想。为什么会有那种梦想？后来又为什么改变？
李：我在新竹中学时，英文老师姓吴，是从古巴退休回来的外交官，广东人，哈佛硕士，英文很好。他跟我们说当年他怎么和大使的女儿跳舞，有多浪漫，又说哈佛的图书馆地毯多么厚、多么漂亮……让我们很神往，于是我就做起外交官梦。另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数理不好，考初中时数学惨遭滑铁卢，12名备取生中，我是第12名，勉强进新竹中学，大学时则侥幸保送，我是第4名保送的。……我其实可以勉强念法律，因为也可以当外交官，可是我的英文好，非常喜欢英文，很自然地就念了台大外文系。
我们大一修基本的英文，大二修英文会话，大三、大四修英文作文、修辞学等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约农老师（曾国藩的曾孙）教我们那一班大四作文，他用的教材是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的演讲辞，我兴奋得不得了，因为我想作外交官嘛。另一位很有名的老师就是俞大彩（傅斯年校长夫人），但我没上过她的课。大一没有文学课，英国文学史是大二的课，我记得是夏济安老师授课，但他对这方面根本没有兴趣。我那个时候还没接触新批评，因为新批评是颜元叔回国后带进来的。我们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方法，老师也没有教我们方法，如果有的话，就只是老式的读法。
单：我访问过王文兴老师，他说因为外文系的课程安排不是很好……
李：……他根本不上嘛。
单：……所以他有自己的书单。
李：他很早熟，有一套自己的读书计划和书单。我那时候迷迷糊糊的。
单：你说自己迷迷糊糊可能太过谦虚了，因为欧阳子在回忆文章中说，你每学期都拿第一名，拿书卷奖。
李：迷糊的人才会拿书卷奖。
单：为什么？
李：死读书嘛，用一种死拚的办法；当然我也不是笨人，也会去玩，可是考试的时候很小心，所以考得不错。乖的女生上大班课都坐在前排，有名的女生经常不上课的，像是陈秀美（陈若曦）、洪智惠（欧阳子）。那些标准的女生很乖，老师讲课她们就记笔记，字写得很漂亮。我偶尔也逃课，考试前就借她们的笔记看。一边看就一边消化、组织内容。她们写的时候就只是抄，而我看的时候已经在过滤了。
单：除了外文系的课之外，你还听过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课吗？
李：哲学系的课我没听过。历史课是上必修课，大一修中国通史，大二修西洋通史。西洋通史是刘崇鋐老师教的，根本就没讲到近代，连浪漫时期、文艺复兴都没讲到，就只讲古希腊，讲得非常仔细，我很佩服他。除了这些课，我偶尔会和白先勇他们去听中文系郑骞老师的诗词课。郑骞的大弟子就是有名的叶嘉莹。中国文学史是必修，由台静农老师教。我是很不乖的学生，就看女生的笔记，上课根本没听到什么。多年后我见到台先生，请他到美国开有关鲁迅的会议。他说虽然他愿意参加，可是当时台湾的环境实在不容许，如果他参加，后遗症会很严重。
单：那是哪一年的事？
李：1980年。
单：1980年还是这样的局面？
李：对，还没完全开放。
单：你请他是因为他跟鲁迅的关系？
李：对，他们的关系我后来都知道了。（注1）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台先生，我要向您抱歉，我当年不是一个好学生。我在印第安那大学要教这门课时才知道您的重要。当年如果好好当您的学生，我教这门课就很容易了。”我当时在美国教中国古典文学，不是诗词，就是小说、戏曲，在上课前临时恶补。结果台先生说：“你既然知过能改，送你一副字。”过了几天他就寄来一封信，里面有一副很大的字，折叠后寄过来。
单：他写的是诗词？还是几个大字？
李：写的是好长的一首词，密密麻麻的，我先前在家里挂了几十年。
《现代文学》的发起
单：1970年代初我念政大西语系时，大家都很羡慕你们台大那一班。像后来当导演的黄玉珊那时就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像白先勇他们那一班那样好好从事文学创作？”所以《现代文学》，尤其是你那一班，简直变成了一则传奇了！回顾《现代文学》和那一批同学，你的看法如何？
李：其实我没有什么资格去讲看法，因为我当时是敲边鼓的。
单：怎么个敲边鼓法？
李：我就帮帮忙嘛，大家都是好朋友，我和白先勇他们一起玩嘛。王文兴永远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跟他很好，他就坐我旁边，上课都是写他自己的东西，看他自己的书，也不大讲话，偶尔会跟我谈谈他有什么想法，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是很老土的，白先勇则高高在上，是在另外一个贵族世界，他很随和，偶尔来教我们跳舞，我们几个就在傅园里学跳舞。女生就是陈秀美、洪智惠、杨美惠。我最好的朋友是戴承义（戴天），他是侨生。另一个好朋友是比我高一班的刘绍铭。刘绍铭的程度很好，写影评，大二已经在看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了，而我那时候连艾略特是谁都不知道。我说敲边鼓，当时真的是敲边鼓。那么他们为什么变成传奇呢？现在回想起来很特别的就是，他们在文学上早了一步，老师没有教的，他们都自己读。我们的重要老师，包括夏济安，都停留在19世纪。我猜夏济安心目中的好作家不包括艾略特。
单：有没有包括海明威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李：不见得。我猜他心目中的好作家恐怕是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或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那些人，当然没有人求证，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这个。因为夏老师在上海受的是那种英文教育，后来又去北京大学。夏济安老师没有接受过新批评的训练，他弟弟夏志清先生则是耶鲁的新批评科班出身。回想起来，我们那些人不知道为什么一进去就挖到一些东西，像我大一进去，每个人都在讲艾略特，也许夏济安老师看过艾略特，否则刘绍铭为什么会写长文讨论他的〈传统与个人才具〉（“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所以我觉得民国时代是一个学术多元的国际时代。这个遗产一部分进到台湾，生根之后才有现代文学，是一个间接的遗产，但中国大陆因为文革全部断掉了。……
回想起来，我的文学细胞是不自觉地在大学那4年生长出来的。虽然我想当外交官，但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几位老师、几位好同学、好朋友，他们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非常专注于文学。白先勇提议要办杂志，并且自己拿钱出来。王文兴从大学一年级就知道自己要念什么书、要做什么，所以彼此一拍即合。
注1：台静农与鲁迅关系密切，在鲁迅影响下与同好成立未名社，为五四时代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编有《关于鲁迅及其他着作》，鲁迅很欣赏他的小说。
（南洋文艺，28/10/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