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莹【散文】
那是一个刮着台风、下着暴雨的中午,我乘搭人人闻之色变的四川轮,从香港抵达有雨都之称的基隆港。上了岸,步伐犹踉跄不稳,晕眩得厉害,因为途中遇到滔天巨浪,陈旧的四川轮被怒海蹂躏欺凌,抛上掷下,差点没被吞噬掉。
我在船上躺了足足两天两夜,内脏全移了位,连胆汁都吐了出来。时间是1962年9月底。
搬进国立台湾大学女生第5宿舍211室,翌日狂风暴雨未歇,学长陈瑞良领着我冒雨去补注册。一切安顿好以后,风住雨停,我便急不及待地奔向武昌街周梦蝶先生的书摊。那传奇似的人物,传奇似的旧书摊,出国前早有所闻。
高中时,我投稿《蕉风》,参加了姚拓先生和黄崖先生在金马仑办的青年作者文艺营。会后与北马一些文友慧适、陈慧桦、忧草、梁园、冰谷等筹备出版《海天月刊》。月刊出版后,我拿到班上向同学兜售,每份一角,却“生意惨淡”。记忆中我在上面发表过一两首青涩的诗,接着就出国去了。月刊很快便寿终正寝。当年写诗,全靠自己摸索,无人指导,可以切磋的文友屈指可数。到了台湾,换了土壤,我就像饥渴已久的旱地极需甘霖的滋润,因此十万火急奔赴那则渴望已久的传奇。
先是借故买书,《现代文学》、《孤独国》、《舟子的悲歌》……。继而攀谈,周先生的河南乡音颇重,让我这海外归来的侨生听着甚感吃力,多半时候似懂非懂。我在书摊上像挖宝一样买了很多诗集和文艺刊物,囫囵吞枣完毕大多寄回马来西亚送给诗友分享。当年家乡这类书籍极为罕见,尤其是霹雳江沙这个我从小长大的小镇,难得看见台湾出版的诗集和刊物。
周梦蝶先生是我在台湾最早认识的诗人,后来很快又认识了“蓝星诗社”的罗门和蓉子伉俪。那时还没有《蓝星诗刊》,只有《蓝星诗页》,执行编辑是中文系比我高一班的王宪阳。
我在台湾早期的作品都发表在《蓝星诗页》上。
其中一首〈迎风候你〉发表后,我去书摊买书,周先生跟我谈起此诗,大为赞赏,说此诗的意境如何如何,赞得我飘飘然。其实我哪里懂什么意境,只不过是以一颗赤子之心和十足诚意来面对缪斯罢了。听了周先生的评语,心里还是无限欢喜的。
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去书摊挖宝、讨教。他盘膝,我蹲着,在人来人往的骑楼下,从诗的创作谈到他的生活,从生活谈到身世,从身世谈到羁留在中国大陆的亲人,渐渐地熟络起来,无所不谈。有一次,他提及一位诗人,尚未婚娶,想介绍给我,我赧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支吾过去。
大三暑假,一群侨生,主要是政治大学的王润华、翱翱、叶曼莎、洪流文、林绿等,成立了“星座诗社”,出版《星座诗刊》。他们邀我加入,台大的张力(张子南)、师大的陈慧桦后来也相继受邀入社。有了自己的园地,自然就“被迫”创作,限时交稿。每逢考试期间,我的创作欲特别旺盛,考期越接近,灵感就越如泉涌,眼前摆着课本,却是心猿意马。经过一番努力挣扎和天人交战之后,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发挥出“一心两用”的潜能。
罗门和蓉子的灯屋是我们当年经常造访、聚会的地方。夫妇俩既热情又好客,满屋子的灯饰,吊着挂着立着垒着,至少几十盏,都经过罗门的巧手设计,散发出温馨的亮光,是名副其实的灯屋,遐迩驰名。罗门喜欢在我们面前朗读他的巨作〈麦坚利堡〉,他朗诵此诗,感情投入,声音铿锵,我们这些诗坛上的初生之犊都听得一愣一愣的,好不钦佩、羡慕!
台大四年,功课不算繁重,电机系、土木系、物理系这些“和尚系”经常约我们外文系的女生参加舞会、郊游,班上的男同学要参加,得交若干费用,女生则全免费。如果每项活动都参加,真正是“由你玩四年”(university)了。功课虽然不重,令我苦恼的是老教授们的浓浓口音常让我在课堂上记笔记遇到挫折。像教《西洋通史》、《三民主义》的教授的口音都是我在侨居地时未曾听过的,等意思揣测对了已经来不及记下来,下课后得经常借同学的笔记来对照。当年本省籍、外省籍、侨生界限分明,甚少来往。我那一届外文系学生人数超过100人,有些课需分班上,每班人数40名左右。分班是按照学号的次序,侨生的学号一律排在后头,我的学号是511298,都跟香港、印尼、越南、砂拉越、菲律宾的侨生分在一块儿,与外省、本省同学隔膜得很。不相往来的原因还有我寄宿的女生第五宿舍,崭新巍峨,专保留给侨生;海外侨生也无需参加大专联考即可报考大专,还有奖学金,种种特殊优待自然让本地生心里不舒坦,与我们保持一段距离,是能理解的。
选读外文系,得阅读大量西洋文学书籍。可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最让我无法忘怀的课不是外文系的课,而是中文系叶嘉莹教授的《诗选》,我连续旁听了3个学期犹不厌倦。叶教授总穿一袭剪裁合身的旗袍,挽髻,举手投足从容优雅,脸含微笑,一口标准的北京腔,读起诗来抑扬顿挫,娓娓动听,加上博学强记,谈到诗里涉及的典故,即旁征博引,挥洒自如地在黑板上写下重点。选修或是旁听叶教授课的学生众多,需霸位子。我8点钟上体育课,经过文学院时,先将课本放在桌子上,上完体育课9点钟才赶去上《诗选》。因为是旁听,无需担心考试,因此更能享受上课的乐趣。《诗选》听了一学期,意犹未足,第二学期又去听,同样的课我总共听了3个学期,近乎痴迷。大四那年,叶教授开了一门《杜甫》,上课时间跟我一门必修课冲突,没能去听,至今仍耿耿于怀。
我的诗,尤其是早期的作品,深受古诗词的影响是其来有因。旁听三个学期的《诗选》获益匪浅,古诗词里面有太多营养,营养不足怎能茁壮成求新求变的新诗呢!纵的继承比横的移植毕竟重要多了,这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我发现与古人神交不但可以净化心灵,而且可以提升内在世界。那几年放暑假,当宿舍许多侨生都回国度假去,校园一片静谧,我常在嘶嘶的蝉鸣声中醒过来,趁着炎阳尚未高照放肆,就捧着心爱的唐诗宋词,独自到落霞道反复吟诵,自我风雅陶醉一番。落霞道是我因写诗而取的名字,台大学生都称它为椰林大道,一踏入校门就是,笔直宽敞,两旁栽满大王椰子树和杜鹃。
大学最后一年,润华经常从木栅政大来台大陪我听课或是约我见面。他会在第五女生宿舍外大喊一声:“刘宝珍”,然后迅速贴身到围墙下,即使整座宿舍向外的窗户乒乒乓乓全打开,所有女生探出头来也无法看到他的身影,不知道约刘宝珍的男生是何人。多年后我在圣塔巴巴拉加州大学任教,与白先勇同事,先勇知道此事,便笑骂责问他:“你追女朋友,怎么可以捞过界?”润华微笑不语,脸上尽是得意之色。
1966年毕业,终于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千万遍阳关》。谢冰莹教授还替我向侨务委员会申请到出版经费。如今重读47年前写的作品,印证了“少女情怀总是诗”这句话。倘若时光可以倒流,我依然会像50年前那样:谈两三次短暂的和一次永恒的恋爱、在考试前夕忘我地写诗、在落霞道上吟读诗词、在缤纷的杜鹃花丛中寻梦。
(南洋文艺,2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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