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树【文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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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淑芳，摄影：蔡俊伟 |
理工出身的马华诗人在读贺淑芳的小说《迷宫毯子》时，遇到了阅读的障碍。根据他的描述，他一共失败了3次，“无法顺利把这本书读完”：
第一次从开始读到〈创世纪〉，发觉自己没有消化之前所读的，正确的说是没有读懂之前的几篇，所以停了下来。
第二次，重新开始，跳过〈月台与列车〉和〈时间边境〉，到了〈创世纪〉后就读〈像男孩一样黑〉，再跳去读〈别再提起〉。还是觉得没有十分把握小说的情节和意境，甚至不能完全明白一些文字的描写，再次停下来。
第三次，先读〈黑豹〉，下来是〈别再提起〉，〈别再提起〉是我比较可以深入理解和读懂的一篇，要再读一次，是因为以此来带入阅读其他的几篇，像个引子，由浅入深，或许会克服我的不足。再自〈死人沼国〉顺序读下去，书签还是停留在〈创世纪〉的一半很久，没有再翻动过。
（黄建华facebook2013/9/15【读善其身】贺淑芳-迷宫毯子）
黄建华说读我们其他人的文字没有类似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贺淑芳的小说语言到底有怎样的特性，以致造成如此的阅读障碍？
认识贺淑芳的人多半都知道，她写小说近乎苦吟，文字反覆打磨、挖、改、删、削，钉钉补补的，唯恐找不到确切的词语，每每在那上头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这当然有美学的信念在里头（某种程度的现代主义），但在美学信念之前，却是她与语文的近身肉搏——出身马来西亚国民教育系统，对华语文的掌握也许并不如国文（马来文）那么流利顺畅。在创作时，当意识到必须运用文学语言（那迥异于日常说话不讲究遣词造句且经常可用方言土语随意置换只求达意的华语），整个紧张的搏斗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她可能比一般的写作者更意识到语言自身的陌生化，它造成（或刻意寻求的）效果往往迥异于流利顺畅（如同大部分有留台背景的写作人，流利之极者如钟怡雯、龚万辉；或取径于当代中国小说而极其流利者如黎紫书），也就是我所谓的中文。但贺淑芳采取的路径也许与温祥英相似（温的英文教育背景），都是艰苦的和语文搏斗，但效果有异有同。同处在于形成生涩的效果（在书法美学上，生是对熟——尤其是烂熟——的节制），而让文字有特别的韵味。其差异处在于，温比较芜杂，更多方言土语的引入，有时也比较罗嗦。但贺淑芳却似乎力求一种简洁明净。
加上她对陌异的幻想的偏好，对事态的独特思考，突现的意象、突如其来的比喻，又因为贺淑芳写作上高度的自我指涉，当然都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在〈重写笔记〉和〈创世纪〉这两篇思索写作与实存的篇什中都有集中的展现。写作不只是与生命的搏斗，它简直就是生命本身。因此，〈重写笔记〉中那打劫的遭遇、被抢走的电脑、失去的稿子、不想做的工作、死亡中的母亲……那一切一切，仿佛只有写作能超越它，找到生命中的救赎时刻，与自己和解，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创世纪〉则是更狂暴的演绎写作与疯狂、脸、自我的建立，尖锐的颤音让语言也变得破碎，更不易理解。但这两篇小说透露出的讯息是：只有写作方能超越此在的庸俗性，超越偶然历史条件赋予的生命的平庸——出生、成长、结婚、生孩子、工作，在穷乡僻壤或小镇重复上一代的生命周期。只有写作方能让自己重生。那是对自己的深刻的爱，以语言为手臂，回身拥抱自己。自己创造自己。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母亲（一如我们这些研究马华文学的人必须成为自己的父亲 ），必须重新把自己生下来。必须重新降生在语言里，像个孩子。但这时的语言并不是孩童学习母语（照顾者的语言）时那般可以自然的获取的，它像是外语，需要翻译；它飘浮在外部，必须奋力去攫取它，用力抓住它，把它拧断、重新打磨、挖空、裁切——磨去棱角、磨出锐角——借以重组出一个也许苦涩也许温暖的世界。温祥英如此，贺淑芳也是如此。这是马华现代主义很有趣（或许也是特具理论意义）的一个面向。
以这两篇为核心（它可能是贺淑芳关于写作的基本宣言，她的〈论写作〉），毕竟她决心以写作来建构人生的意义时，已过了而立之年。发表〈别再提起〉（2002）时32岁了，〈别再提起〉里的“大便”构成了叙事的核心——它既是名词也是动词——既是马华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一坨屎，也是最著名的一场排遗秀，它之空前绝后，在于它是透过尸体来排放。就它的独一性而言，它也是一个文学行动、既是一个前卫的文学姿态（强烈的格格不入、独一性），也是社会象征行为（华巫种族关系最锋锐的刃口之一。只有盲目的理论家才会忽视文学性的社会行动面）。它迫使读者重新去思考马华文学的“此时此地性”（这当然是个老观念，但它依然确实）。从这角度来看，〈别再提起〉已经是个文学宣言，只是它太晦涩，它的所指味道也不好，并不易被理解。隔了差不多十年的〈重写笔记〉和〈创世纪〉相较之下清楚得多，虽然对大部分读者而言可能仍是难以理解。
〈别再提起〉里的“大便”，到了近作，展现狂暴情欲、读来恍如施淑青《她名叫蝴蝶》的婆罗洲版的〈十月〉（《短篇小说》2014年2月号），情欲如浪涛的菊子，在关键时刻为了自保也“锉赛”了。这大便的意义何在呢？情节的意义之外，这可视为一种风格上的区隔。如果说〈十月〉在女性情欲的着墨上近于《她名叫蝴蝶》，那菊子的“锉赛”这种有碍风雅的事，恰是张派所不为的。这一点就和〈别再提起〉里的“大便”功能相似了：展现出作者自身书写风格上偶见的泼辣。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语言里。
5/2/2014埔里
（南洋文艺，25/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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