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谈这问题，最根本的其实是，这问题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的看法很简单，这事件的关键是文学奖，其他的，都扯远了。
几天前，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宇文正在她的面子书上贴了篇文章〈专题的两难〉（原刊于《文讯》2016年3月号），文中提到她多年前曾策划一个专题谈文学奖，锺怡雯应邀写了〈神话不再〉；马新“假文青”林韦地看到那段文字，“非常火大”，立马在他的面子书做了回应。义愤填膺的指责我们留台人没有像木三火先生那般“讨锺援杨”，且将此事件比拟于陈强华事件（奇怪，锺怡雯又没抄袭），又说了些国籍、霸凌之类的胡话。
我原想在他面子书留言，劝他喝杯凉茶消消火气（鱼腥草根据说效果不错），稍稍解释一下我的立场和看法；一转念，还是决定用私讯和他沟通，以免一堆乱七八糟的闲人也来留言，变成一场混仗，让人笑话。无奈此君犟甚，看来即使牵到北京也还是哞哞声。只好也拉锦忠下水，帮忙晓以大义。谈到后来，实在谈不下去，我就说，如果真的认为那么严重（侵犯隐私权列），建议他请杨（邦尼）去对锺（怡雯）和联副提告吧，一了百了。次日，韦地说他把那“面子书火大文”删掉了，但竟升级成豪华版的〈回望神话〉，刊于《中国报》；立场不变，基本论点不变，只是语调较和缓（没再用“霸凌”、“话语权不对等”之类的修辞）。
我这篇文章无甚新意，只是公开表明立场和看法，希望这事别在胡扯下去——文学奖（征文）是一场赛局似的封闭交易，有它的阵地、公开的游戏规则、潜在的游戏规则，参与者也有潜在的风险。身为局外人的“我们留台人”只能在场外就事论事，没必要做“抗x援y”之类贻笑大方的事。
关于〈神话不再〉事件
关于〈神话不再〉事件，以辞条方式简述如下：
2012年10月7日，锺怡雯发表了〈神话不再〉，提到某年的文学奖决审有两篇作品有虚构之嫌，主办单位干脆打电话去问作者。那位坦承虚构的落选了，而那位说“是”的则独得大奖。〈神话不再〉的语调是，某君以说谎而得奖。一周后的10月14日，杨邦尼在联副发表了篇长文（〈锺怡雯的“神话不再”〉），对号入座，回应锺怡雯，滔滔自辩。
林韦地〈回望神话〉的论点多来自杨邦尼文，譬如关于隐私权，杨认为（台湾）《联合报》编辑不该打电话问作者写的是不是真的；而锺指责他说谎，“事涉‘中华民国刑法第 310 条’之‘诽谤罪’”，〈回望神话〉则更进一步用台湾个资法来指责锺及《联合报》编辑侵犯杨之隐私权；一样批评锺对爱滋病的了解太肤浅，犯了大错，应该要公开道歉云云。
而我们今天谈这问题，最根本的其实是，这问题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我的看法很简单，这事件的关键是文学奖，其他的，都扯远了。
身为文学奖评审，即便现场判断错误，之后又把相关过程披露，就要负刑责，或公开道歉吗？参赛者如果犯错，也会有法律责任吗？
文学奖（尤其是散文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制度？
〈神话不再〉事件的背景
〈神话不再〉事件的背景是，近年（我没去考察自哪年始）台湾的散文奖里，常有职业写手利用文学奖参赛需对评审匿名的便利，用仿造抒情散文的口吻写动人的身世、坎坷的经历，甚至堪怜的隐私以打动评审；评审因无法参照检验，极易受骗。有的职业得奖者就用这套技艺（注1），每年从北到南收割。少数非常敏感的评审，则可能凭直觉“闻”到虚构的气味，或特定奖咖的“奖咖味”。
〈神话不再〉陈述的就是这样的状况，那是散文奖濒临破产的写照（相关讨论又见我的〈文心凋零？〉《中国时报·人间副刊》2013/5/20）。
白话散文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现代文学种类，本来就是件怪事，文学奖（及各种散文选）之把散文限缩在以情感的本真性为其价值的抒情散文，又是另一件没被严肃讨论过的怪事。我的观察是，自五四以来，它自然的承继了传统抒情诗的内规——不得造假——犹如厨师之不得用地沟油、羊肉串的材料不得是老鼠肉、拌水泥的沙不得是海沙、矿泉水不得是自来水，那是行业的潜在规则。我所谓的散文的自律，本来就是个道德问题。如果不是文学奖匿名的封闭场合而是一般投稿，胡扯瞎编一旦被评论者揭发，那作者很可能就会被读者唾弃。这些“潜在规则”读散文和写散文的人都了然的，妻未亡不得〈遣悲怀〉，犹如父在不得“靠北”（哭父）。
就连赌博都有既定的规矩，不是吗？
但杨邦尼〈锺怡雯的“神话不再”〉竟言：
“如果散文造假呢？文学的本质不都是‘虚构’的吗？文学奖的细则上有规定凡散文写到疾病，家人过世，就得附上就医记录，死亡证明书吗？散文创作奖如果是要求‘真实／写实’才能入选或得奖，主办单位要‘严加说明’，如果散文写到爱滋，而刚好书写者的爱滋身分获主办方‘核实’符合散文真实／写实条件之一，但主办单位没有权利把作者是否是爱滋告知他人。”
则近乎是睁眼说瞎话了。这段瞎话恰好为散文奖的破产提供了充分的理据。
没有挂“本店的猪肉皆非来自瘟猪”，就可以用瘟猪当食材吗？
散文和小说原就充斥着隐私——伤痛、伤害、不堪的欲望、幻想。不可告人的事，恰是文学、电影常见的主题。
如果是不欲公开的隐私，“为何写出来？”（〈神话不再〉的这一质问精准犀利），而且还拿去参加散文奖（注意：小说奖就不会有这问题）？写与不写，公开不公开，以什么方式公开，都是伦理决断，虽然“是不是爱滋病患，选择说或不说是感染者的权益。”但为什么是散文奖？放在散文类，就已是主动公开，不是隐私了（难道作者要拗说读者都应把散文当小说读——他们都是些笨蛋？），如果临时反悔，不想公开，接到〈神话不再〉提到的那个确认的电话时可以回答：对不起，事涉个人隐私，无可奉告，爱怎么判断，随便你们。换言之，在是/否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选项，当事人还可以掌握最后的决断权。当然，这一决断的潜在假设是：“我杨某才不在乎你们那个什么屁文学奖！”而在那状况下选择是或否，就是选择了文学奖这毒药。
如果是小说奖，就是期待读者把它当虚构叙事读，也就是不希望读者太当真。即便有所本，甚至百分百如实写真，好事者问起时，也可以简单的回答：这是小说啊，何必太当真？那是文类提供的消极保护。而散文，即便是嬉笑怒骂时，也是认真的。当然，它认真的悲伤，也认真的凝视伤害，文学奖对它来说，也许太高调了。也许因为太认真才会是散文。
我所谓的自律，首先是对自己负责。那是社会信任的一部分，而社会信任（注2）。是我们社会生活的根基之一。这方面出问题，这社会就病了。
在这一点上，可视为自传之延伸的抒情散文，其实是诸文类中最为脆弱者。
最后，似乎很少人讨论的，在文学奖的场域里，其实是法律豁免的，它是个法外之地。没有因那些得奖文章被控诽谤，或被政府“对付”（注3）。那些写冒牌散文的，有哪个被控诈欺？更严重的是抄袭。局部抄，或全抄，被发现了，顶多不过是被追回奖金，撤消名次，向主办单位书面道个歉，有谁被告过？可怜的评审没看出来那是抄的，难道也要负刑责，或向社会大众道歉？
原因在于，在我们的当代，文学场域是相对自主的，它由其内在规则自律的运作，不受宗教、政治，甚至法律的干扰。
这个故事的教训是，如果你有隐私忍不住想写出来，可以选择不要发表；要不，就用“真事隐”的手法（小说或诗），不要写成散文，更别去参加散文奖，以免不慎吃到毒药。
5/3/2016
注：
1. 小说组一样有，但它涉及的伦理问题没散文严重，那当然也很值得讨论。
2. 在己，最最根本的，是对他人没恶意。反过来，也假定遇到的陌生人都是对你没恶意的，譬如，超商店员不会无端端在你买的饮料里下毒；邮差是来送信不是来暗杀你的；浓汤里没有痰。
3. 大马的文学奖倒常有复审委员私下提及，某篇作品非常好，但涉及敏感话题而被忍痛剔除。那是大马本身的政治环境对文学奖的潜在干扰，主要还是发表的媒体本身怕承担政治风险。但有时也是评审为了保护文学幼苗，以免得了个文学奖，反受政治迫害。台湾则几乎百无禁忌。
（南洋文艺，29/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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