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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见扶余 》 | 著者： 黄锦树 | 文类：小说集 | 出版社：麦田（台湾） |
黄锦树专栏【小杂感】
《犹见扶余》这本书在2013年6月差不多写完了（写于6月的〈犹见扶余〉原本是最晚的一篇），作为《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的另一本，写着写着，计划也有些改变了。首先当然是书名变了。写《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的序时，并没有〈如果父亲写作〉、〈犹见扶余〉的构思。前者大概因4月清明的雨而有所感，而后者是被6月的偶然事件所激发。我也不喜欢死板的对称，因此《马来亚人民共和国备忘录》的书名就自然的丢掉了。
另外一个改变是原先说的“分锅”计划，也有了变动。
“分锅”讲难听点，是用部分的重复来充篇幅。但后来不需要了，新写的够出一本小书有余。因此包含在〈马来亚人民共和国备忘录〉里的〈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就没必要收进来了，只需“存目”；写了两个不同结局的〈婆罗洲来的人〉发表时原要求杂志分成两回，但被一口气刊完，等于只刊出一个版本（另一个版本被吞没了）。原本两本书各收一个版本，后来想到一个更有意思的做法，这一本只收录那不同的结局（〈另一个结局〉）。也就是只收它的尾巴，头留在另一本，让二书之间有点实质的联结，也可降低重复率。
〈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原本想做幅度大一点的改写，不料一改就变成〈螃蟹〉；因此〈螃蟹〉可视为〈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的另一个版本。有人问到〈螃蟹〉里头那只怪手，那不只曾出现在川端康成的〈一只手臂〉，也曾出现在电影〈阿达一族〉、卡通〈第十四道门〉（coraline），在文学史有着长远的传统，几乎可以看成是则引文。
〈如果父亲写作〉，是献给亡父的。原拟补进那本献给我父亲的小说集《刻背》的再版本（预订2014年夏天出版），后来也改变主意了。
父亲只读了几年小学，不曾写作，也没有活得很老。近年常在大马华文报章上看到他的同代人的散文，这些父辈的同代人受的教育也不多，很多生命经历应该是相似的。我心想，如果父亲写作，写出来的文章多半也会是那个样子吧。
然而在马华文坛，我曾经是父辈最尖刻的批评者。在文学比较的视野里，那样的写作是不够的。因此〈如果父亲写作〉其实只能是我们的写作，一种根本的重写。只有这样方能让淤积的河道重新流通。
这篇小说从诗过渡到散文，经历一番小说的旅程后，又回到散文（跋尾）。
时间不可逆，过去的事不可能重来，所有已发生的遗憾都无法更动。
然而在写〈如果父亲写作〉时，我诚心的想，如果父亲当年坚持把书念下去，他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会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朋友，不会那么孤独，不会一辈子受困胶园，不会生那么多小孩———那世间多半不会有我———即使那样也没关系。那样的话，那些被迫失学的兄姐就不致失学，他们都有天赋，只是没机会。他们的遗憾一直是我们沉重的心理负担。
但如果父亲念书、写作，那不一样的人生也可能充满变数。
《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出版后的那个圣诞节后，有一天，一位我中学时的学弟携眷来访，他买了我的新小说也读了。闲聊时，他提及他的父辈都是那个年代的激进左翼，两个伯父和姑姑后来都响应祖国的号召到中国念书，毕业后就留在中国。只有他父亲选择留在马来亚，但也是南洋大学的激进学生，在一次学潮中被退学了。
这位资质聪颖的学弟的老家（他父辈的住处）就在我旧家的延长线上，他家族在那里有一片十来甲的土地。那儿再过去有一处规模庞大的油棕园，有个比居銮更小的小镇。铁路经过那里，因此他父亲可以从那儿坐火车到新加坡，到彼时口碑极佳但也非常左倾的华侨中学就读。在当时，华侨中学和南洋大学都是录取率极低、高门槛的学校。
仔细一问，我父亲和他其中一个伯父同年。
在修辞学上，他们间是转喻的关系。如果当年父亲用功读书，很可能就会走上相似的路。如果不是“回祖国”，也可能在地搞革命去。我因此也能理解，何以祖父母会用那种异常传统方式把他们的独子拴在身边———不鼓励他多受教育，让他当个负担沉重的父亲，困守胶园。我仿佛可以理解他父母那深切的恐惧，那是个革命的年代，也是个炮灰的年代。
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当炮灰？谁会记得历史的炮灰？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倘使马共的革命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那会让人民更幸福吗？
马共阵营里少数的读书人之一的余柱业就曾推断说，革命如成功，马来亚多半会被迫走上柬埔寨式的道路。单是民族矛盾就足以血流成河了。世界各地共产党的历史其实互为隐喻与转喻，过去未来可以异地互见，这正是历史的微妙处。而失败，反而让它们变得可感可亲，忧郁忧伤，那正是文学的沃土。成功的革命却往往容不下文学，因为唱反调也是文学的天性。
两本书的目次和顺序略有对应，但也只能说是参差的对应。
5月间，大马有人出版社主编曾翎龙为将我出本《火，与危险事物》，收录了这本“未来书”的3篇。为了降低重复率，有3篇“马共小说”就没收进来（会收进再下一本小说集）。
整个马共小说，我曾经五度写下收尾的篇章。〈最后的家土〉（2013年3月）是第一度，再后来写了〈在港墘〉（2013年7月）、〈山路〉（2013年8月）（两篇均收入《火，与危险事物》，后者特为该选集而写），最近一度即〈泥沼上的足迹〉。修补这〈跋〉时又写了〈祝福〉（准备收进再下一本小说集《鱼》），个中缘由一言难尽，也就不多说了。
这些“马共小说”有多篇和马共的关联已经是一种切线关系。反而是在处理文学史、甚至我自己和同代人及前辈之间的文学关系──不论是台湾文学史、马华文学史、旅台文学社群──甚至马共小说的写作问题、散文－小说间的文类问题等……易言之，小说这“话语机器”好像可以做很多事。
而〈阳光如此明媚〉部分用了钟怡雯散文《阳光如此明媚》的材料，调侃一下我中学学妹，及她的诗人夫婿，也是我大学学弟，行内人可是一目了然的吧。基本的意图不过是尝试用小说来“处理”一下散文──吞噬它、扩张它，带到它到它去不了的地方。陈大为不也曾用他的诗逐个的点评我们这些同代留台写作人（见其〈垂天之云翼〉）。其他枝枝节节的，不过是小说之技艺装置，就不劳辞费了。
〈最后的家土〉这题目出现在我脑中远在大学时代，只是那时还不知道要写什么。大概试写过几页，航行在内陆湖水上，烟水茫茫。大概是1989那年返马，搭车沿着中西横贯公路越过半岛（近年方知这路的开通有阻遏马共之效），昏睡之间穿过规模庞大的原始林，经过大水坝，走访大马青年社友人黄君于吉兰丹的家，吃了他颇受泰国文化濡染的祖母煮的神奇的五色饭。这篇小说应该献给他的家人。虽然我们也超过20年没联络了。
〈犹见扶余〉、〈如果你是风〉是献给年轻一代的马共研究者的，我的小说从她们的研究受惠不少。虽然，小说化之后，历史必然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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