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吴岸画像/ 陈琳绘 |
访者：辛金顺（辛）
时间：2012年4月23日
地点：吴岸的家（葛园）
辛：为什么在监牢里会想到要写戏剧？
吴：一个监狱空间大概关了几百个人，苦当然是苦，因为他们没有文化生活，所以非常苦闷。我进去以后，就跟他们搞文化活动。我教他们唱歌，编戏剧给他们演出，搞到几次被搜查。我在里面也做了很有意义的活动，1976年的时候，外面游击队投降，就释放出来了。
家中成员多入狱
我的三哥1962年12月8日，政变的时候，他在报馆是做国际新闻版的主编，被捕了之后，他在监牢的号码是001。我自己被捕了，太太也同时被捕，我的诗歌里有首叫〈窗〉的，就是写这个事情。我的三哥被关了15年。我的四哥当时转入地下以后，在美里搞文艺活动，到那边以后就不能回来，后来也被包围了。他被捕了一段时间，又抓到古晋来，和我关在一起。我们3兄弟、我太太、我三哥的太太也是关了10年，四哥的太太也是。我太太的哥哥因为打游击被捕，也是关了差不多7年。
辛：10年壮美的岁月，从29岁到39岁，都耗费在监牢里面，现在回想，应该感触很深吧？
吴：我有一首诗写妈妈的眼睛，我妈妈当时也老了，一直想尽办法，要让我们出来。我们当时也考虑到，因为自己这份理念和信仰，要坚持着，所以就没有出来。然而很遗憾的是，没出狱之前，妈妈就过世了。我们申请出来送殡后，又回去监牢。所以，那时我在里面所写的一些诗，都是写给母亲的。
辛：这段历史过程，从你开始进入地下组织参与那些活动，整个事迹都没有写出来？你的人生经历与一般人有别，无疑也丰富了你的诗歌创作内涵。所以，在监牢里不自由的感受，是否让你对生命的理解，比别人深刻？对自由理念也更宽怀？
吴：那时的感受的确很深刻。他们一直要构陷和控告我，要我们屈服，毁灭我们的意志。当时警署的牢房也非常脏，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脱掉我的上衣，拷问的时候用风扇吹到我一直发抖，就这样一直吹到天亮。我记得我有一首诗写历史，历史是什么呢？历史是牢房的墙上洗得一层又一层都还是露出的斑斑血迹。真诚的历史和它的厚重感，都写在里面了。
辛：实际上如果砂拉越独立的话，你们都会成为英雄人物，只不过后来砂拉越让渡和归属在马来西亚的版图里，所以这段历史就被尽量抹杀掉了。
吴：但我们也有错误，因为我们是理想主义者。纯有理想，其实是不能够的。因为这不只是华人的社会，还有达雅人和马来人呢？这只是个美丽的错误。而且我们内部出了许多叛徒。这是一个历史，我的朋友有不少在斗争中牺牲了，死了，我是很幸运的。
辛：你出狱之后，经历过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是很多人没经历过，也无法理解的。对你来说是10年生命的空白，但在某方面，生命的厚重和深沉，也不是他者所能及的。这些都反映在你后来的诗中了。所以，你出来之后依旧继续创作？
吴：对，就开始写我的诗。我想让诗去记录发自生命最内在的声音。监牢在生命的过程，是很重要，那历程改变了我的视野和生命内涵，另一方面，是少年时期的一个病。那就是我初中三到新加坡割了肾脏，后来身体都一直不好，几次都觉得能活到30岁就好，可是很幸运，从出狱以来，都没事。可是，没想到在60岁时又患了癌症。这些际遇，都在影响着我诗歌创作和人生态度。
 |
| 左起：本文作者辛金顺、诗人吴岸、画家陈琳（摄于2012） |
出狱后的改变
辛：在监牢的10年应该是相当难捱，这时候的诗歌创作和10年前的诗歌创作风格也有很多的改变吧？
吴：评家们都说变化很大，但我自己却没什么感受。只是没有像以前的澎湃热情。诗集的第二本就是《达邦树礼赞》，这段时期的诗，可以看出是比较深沉的。
辛：我看你后来写的，很多都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就是出狱后的10年，而且也创作了相当多的作品。这段期间你生活上有什么改变？
吴：我坐了监狱以后，一直处在没有职业的生活状态中。1977年底出来，1978年还一直在找工作。那时，偶尔在我哥哥的公司里面做一点帐，我太太则找到报馆的工作，做编辑，但不合，后来也就退出了。后来我找到工作，就是我现在这个老板的爸爸（黄文彬），他虽然没参加左翼的东西，但他思想比较开明，他也是我们的同学，也比较懂文化，比我高一班。他就请我去做校友会的座办，做了一年以后就转成他的私人秘书。这事给了我机会，帮他写信，写演讲词。尤其处理工商事务，这工作╱资源，相当不错。
辛：在这样的工作环境提供了你一个安定的生活，在创作上也给了你很多机会，再加上你之前的人生经历，使到你诗里的创作走向人间情怀和人道关怀，对写实主义诗歌创作方面，是不是更能反映出你坚强的理念来？
吴：因这份工昨，我可以时常到国外开会，诗里也写了很多国外的题材，不拘束于国内某个点上。其实我在出来的时候情绪是很低落的。我在1981、82年期间，原本有机投向我在北京的二哥。我二哥在中国的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历史研究所，文革的时候他曾被下放，邓小平上台以后，他是第一批被派出国的人才。他就跟鲁迅的孙子周令飞两个人被派去日本。我哥哥到京都大学当客座两年，他在日本的第二年，我跟我大哥到京都去见他，已经阔别三十多年没见。但那时候出境之前要申请，从监牢出来以后，每个月都还要回警署报到。那时候从京都回来以后还一直被捉去审问。因此彼时情绪非常低落，所以还不确定要不要出版诗集，但在京都神坛曾去抽签，签上的意思是“枯木逢春”，我虽然不迷信，但也因此而获得些信心。回来就出版了《达邦树礼赞》。
受方修鼓励
辛：所以你在创作方面是一直有着你的理想，你的愿望。即使从监牢出来也没放弃，还有出来后的恶劣环境，都没有放弃过。为什么对文学会有这么强的信念和坚持？
吴：因为我第一本《盾上的诗篇》受了方修的鼓励，还有《南洋商报》的编辑关怀。1953年投稿给《南洋商报》，方修在年终的文学总结，把我的作品列为最佳。那时候我才初中三。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赞礼，也在我的文学生命中划出了不可泯灭的亮光。
辛：后来工作顺利，创作也丰厚。你的诗歌风格简炼，语言明朗而含蓄，诗中更有你的关怀核心和美学呈现。换句话说，你的诗歌具有个人绝对的风格和特色。跟大部分从60年代中以来，深受台湾现代诗影响很大的马华诗歌作品，完全迥异。你的诗作，所呈现的是个人比较独特的声音，而且也相当明显代表马来西亚诗歌的特质，尤其是对这片土地现实的关怀，因此可否谈谈这方面的创作理念？
吴：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早期受文学理论的影响。形象性要很强，不能够有抽象的词汇，也不能够有概念化意念；另外现实主义包括要有典型性，就是说要有特殊的一个代表特性，第三要有地方性和民族性。那时候我就很坚持这个理念。这个特殊性和永恒性的基础，你越是特出，就会越永恒。这样的观念和理念，是我创作的一种坚持。但我没有很机械的去要求政治的诉求，更不想要意识形态化。除此，我的阅读范围比较大，就中国诗词方面，我特别喜欢辛弃疾和陆放翁，比李白杜甫还要喜欢。后来读了很多，但迄今仍然觉得辛弃疾和陆放翁还是我最喜欢的。因为他们的词很奔放，充满爱国情绪和民族思想。
辛：这种情绪会不会是因为你的经历？因为他们算是北宋南迁的遗民，或是移民，有种禾黍之悲，亡国之音的腔调，所以我想多少跟你的经历会不会有情感上深切地衔接？
吴：我写监牢里面的那些诗，就跟辛弃疾的词风很接近，至少在语言形式方面都属于短句的。因为中国诗词向来讲意境，我的诗也很注重意境的营造。现代诗的诗句有时过于破裂，或破碎，语意跳跃性太大。而意境却是有一个比较完美的整体。台湾的东西我都看，但始终能够保留自己创作的方法。还有一个是，我从小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我觉得这很重要，一个写诗的人如果不懂音乐不懂画画，他没办法创造一个意境出来。
（2，待续）
（南洋文艺，25/8/2015）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