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犀牛出版社

麦秀

1970年的某一天（日期忘了），有成回槟度假，几位文友聚在一起，有成忽然提起组织出版社，大家都赞成，以犀牛为名，也是有成提出的，大家没有意见。于是开始召集社员，参加的社员大约有十几位，他们是：李有成、梅淑贞、赵维富（思采）、赖顺裕（川谷）、陈政欣（绿浪）、林本法（归雁）、颜宏高（凌高）、江振轩、陈慧君、陈庆丰、林富祝、麦秀等。在陈慧君的家召开会议，推选川谷当社长，财政陈庆丰，犀牛出版社的标志（Logo）由他设计。议决筹一笔出版资金，计划出版犀牛丛书（由有成设计书本的形式18cmx16cm）。第一本是李有成诗集《鸟及其他》、第2本是麦秀短篇小说集《再见，斑马线》、第3本是思采的散文集《风向》、第4本是梅淑贞诗集《梅诗集》、第5本是《犀牛散文选》。
犀牛象征我们的耐力和冲劲，我们的目标是为马华文坛提供好书，在内容方面要提高书的水准，印刷也力求精美。如果犀牛丛书的出版，能唤起出版界人士对本地文艺的重视，文坛因而蓬勃起来，那么，我们的目的已达到了。各地的文友都纷纷成立出版社，新加坡的五月出版社也和犀牛出版社有默契，互相推介双方出版的书。
由于当时我在一家出版公司工作，并担任《教与学月刊》助编，时常跑印务公司。因此，出版的任务就由我负责。

边卖书边还印刷费

第一本丛书，李有成诗集《鸟及其他》，封面由有成自己精心设计，用白色的粉纸印刷，相当精美，反应不错。接下来，第二本书按照计划付梓，小说和散文（思采的《风向》）的销路还不错，一边卖，一边还印刷费，终于还清了，接着第三本、第四本，也是以这种方式印刷。
当时犀牛出版社的发行网，除了社员合力帮忙推销，一部分是交给书店代售，而我个人的推销对象主要是学校。当时，我认识槟城几间中学的校长及老师，多得他们的大力支持，向学生推介，反应相当理想。他们是槟华女中的老师黄应渭先生、吉辇中学的老师陈剑虹先生、钟灵独中校长范高贵先生，还有一些文友也帮忙推销。
可惜，犀牛出版社仅维持七年，就“寿终正寝”。由于社员们为了前途，分道扬镳，各散东西，联络不易，独木难支大厦，只好宣布结束。正如梅淑贞在〈犀牛散文选〉序文中所说：“七年前当犀牛出版社在槟城成立时，共有十八人，七年后的今天，社员的人数只用一只手掌加一根拇指就可算完。也许一开始我们就选错了名字。因为犀牛在世界上已是一种稀有的动物，在人类的大量捕杀下，有面临绝种的厄运。世界上还有一种最罕有的犀牛，学名Rhinocerous Sondaicus，产于爪哇，总共才剩下四十四头。此犀牛不同彼犀牛，运程却大致相同。社员人数日渐减少，而七年来的产量不外是四本〈犀牛丛书〉（包括〈犀牛散文选〉共五本），外加五本〈大马文丛〉（借用犀牛出版社出版）。
虽然“犀牛”已结束了，不过偶尔有社支告假回槟，或者新年期间回家过年，我们都会相约在南园叙旧。
5月25日有成回槟，约几位文友，温祥英、冰谷、苏清强、沙河和我，在康乐轩叙旧，他嘱我写一些犀牛出版社的往事，年纪大了，记忆不好，如有记错，请诸位社友多多海量。

（商余，1/8/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