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生于砂拉越古晋。
著有诗集：《盾上的诗篇》、《达邦树礼赞》、《我何曾睡着》等。
曾任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会长，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常务。
2000年获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2009年获中国当代诗魂金奖。
2015年8月9日病逝。
人生峭壁上，诗歌生命的火成岩
访者：辛金顺（辛）
时间：2012年4月23日
地点：吴岸的家（葛园）
辛：因为你在念大学的时候和达雅人有更深入的了解，自然也会反映在你的诗歌里。所以你很早就体会了族群的融合，并能够深入原住民的生活去。这对你的诗歌创作和生活视野相信有必然的拓展？
辛：你是生长在古晋，父亲是从中国南来。开始受的教育也比较曲折。小学受的是华文教育？
看禁书被捕
吴：对。我1937年出生，日本人1941就来了，到了1945年才走，那时候我就没有上小学。日本时期来说，我爸也是算知识分子，他虽然念潮州音，说潮州话，他是孙中山的信徒，每天晚上都看他的著作。他自己去学华语，那时候有中文拼音的唱片，他学了以后，他就把小学课本第一课教我，在树林里面。我爸当时参加抗日的行动后被日本人逮捕，后来放出了以后我们就到山芭居住。那段时候晚上他就教我。我到1946年小学开办以后，在亚达街有个小学，我就去那边念书，我进去念的时候因为有基础，就跳读第二册，但因为我比较内向，所以成绩不太好。六年级后，1951年我上中学，但一进去就发生学潮，反对英国殖民地，上初中一年级，那时发生罢课，勉强念到三年级，我看了禁书所以被捕，坐了两天的牢。禁书都是中国来的书，一些英雄故事，也有爱情的、郭沫若、鲁迅之类。出来以后就是受了这些诗歌的影响开始写诗，1953年写了第一首诗。初中三的时候下半年毕业，但那时候我病了，去新加坡医院割掉我的肾脏，我就没有继续念了。
辛：之前念的是华文学校，后来转到英校？
吴：转到英校是我病了回来以后，休养了两年，就到英校去。英校我念到九号(中五)就出来工作了。
辛：你那时候中文和英文的掌握能力很不错吧？
吴：我搞文学比较能够懂得一些道理。我从自发性到自觉性的，在英校念书的时候我自习，看了很多欧洲的古典文学，最重要的是我有一本大学的文学教程书《文学概论》，那本书我自己看过了，当时1959年，这边有间新闻报请我去投稿，是比较左翼的，那时候有一批年轻人也是要写作，是跟我在一起。我每看完一章文学概论，我就替他们讲课，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文学的理论，起源，民族性等，全都是那时候看的。现在来看这教程还是带着苏联左倾的东西，但还是给我带来理论方面的根底。
辛：你那时候已经掌握了文学概论，包括文学脉络、演变、理论思想，都有相当的了解了，表述能力应该也变得不错。所以，写了第一首诗之后就开始了诗歌创作？
吴：1962年初，我就读厦门大学函授部的文学系，没念完，发生事件以后，我就迁入地下，隔几年就被捕。前几年回厦门大学，他们还留着我的名字，成为校友。
辛：你的创作最早是在1953年。在独立之前就写了。那时候你创作不只情绪发泄的表现，也有少年激情生命的呈现。这和时代的气氛有没有关系？对统治者、殖民者是不是存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受普希金的影响
吴：那时候我的二哥，在进行学校罢课时，是做领导。后来因为政府要逮捕，所以就跑回中国去。除此，看书的影响也很大。我的父亲完全不管我们，不干涉，让我们自由发展。我开始写诗以后也写一些小说，后来念英校的时候，我是跟达雅人做朋友，他带我们到达雅人的长屋，那时候我就接触达雅人。并且开始写长篇的诗体小说，叫作〈告别森林〉。写到第五章就停止了，我也只留下一、二章，其他的不见了。后来我到厦门大学东南亚文学部去找，刊登在报纸上的，只找到一小段，但后面都的部分，全找不到了。那是1961年写的。我当时写这个长篇是受普希金的影响，还有另一个是米切尔的《飘》，写南北战争的时候，一对情人分开的故事，后来相遇的时候两人头发都白了，另外一个是惠特曼的《草叶集》，所以我第一次用的笔名是叶藜，第一首诗过后都是用叶草，因为是《草叶集》的影响。广州有个作家写吴岸研究的时候讲到，吴岸年轻的时候就打下了基础，虽然我生病没念大学，但也因此看了很多东西。
吴：我有跟他们到边界去，也到长屋去收集他们的生活资料。有天晚上跟屋长在地板上谈天，他跟我讲一个很长的故事。讲到他们英雄怎么奋斗怎样打仗。这些都有写进〈告别森林〉里面。第二天我们要走了，之前我有问屋长，你的故事多长，他说要讲七天七夜。虽然里面资料很丰富，但没办法一一展现在诗歌里。
高中毕业之后，就去报馆做工。1962年12月，汶莱发生政变，英国政府就把报馆封了。报馆主要负责人全撤离，我的哥哥被捕。那时候我还没完全参加地下组织，但算是半地下，有时出来做工。政治上我没参加。那时候有个五金公司，我是他们的书记，帮他们处理英文信，那时是1964年。有一天我到书店看书，竟然看到了我的诗集《盾上的诗篇》，我自己也没有。那时候消息断绝，所以香港出版社出版了，我完全不知道。书封面还是我设计的。后来我打听到他们有邮寄书和稿费，可是我都没收到。
辛：你那时候没完全参与他们的活动，可是什么因素促使你后来完全走向地下组织？
吴：因为我们的报馆是左翼的，报馆的人有人被捕有人走掉，当时我的爱人是搞工会，是工会的秘书。
辛：所以你在这方面是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活动和想法，可是还没有进行实际的活动？
吴：他们看到我搞文学的，又是英文学校出来，他们不是非常接受。后来因为我对他们活动的支持，也帮忙印刷了一些宣传单，就越走越近。
入狱10年
辛：1965年的时候，是什么因素造成你最后被捕？
吴：我在半地下的时候，就跟我爱人一起住，还没结婚，那时候就通缉了。1965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在这之前我写了一本诗集《献给我的祖国》。用“周游”做笔名，三十多首诗。那时候在北京亚非拉会议，还有亚非拉作家会议，我当时把这本书抄了两本，一本通过香港的中国旅行社寄到北京给臧克家，他们都收到了。到了1965年的时候，我在做五金书记的时候，我自学马来文，后来就去考试，也及格了。不久他们地下组织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女友的关系，要我赶快离开，转入地下。我做出版工作，负责给他们翻译英文和马来文。从半地下转到地下。那时我常带打字机，带马来文和英文字典，做了一年多。这些都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但风险性也很大。1964年底我完全转入地下，这段期间创作的诗作，大多收录在《达邦树礼赞》，1966年12月的时候，我回到古晋，政府尚未捉人。12月6号回来，不可先回家，但两天后回到家，见到我太太，晚上军队就撒网抓我了。我太太是在工会工作，也一起被捕。所以，那时不只我一个人被捕。
辛：被捕后，这10年都在监狱里。10年监狱，还有写一些东西？
吴：我写了3个剧本，创作了二十多首歌曲，诗歌也有一些，除了歌曲，后来都带不出来。
（1，待续）
（南洋文艺，18/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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