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顶下的辗磨

在马奎斯的《百年孤寂》里，一场连续三个月的大雨之后，人们对香蕉园屠杀的记忆仿佛被洗去。记忆如何被洗去？因为毫无自觉的人们无法抵御暴力洗刷，记忆便呈零碎异状。

贺淑芳【文学观点】

首先是母亲。由于写了好几次自己的母亲，实际上写的是我所体验到的她。就像梦里出现的他人，一个躲藏的异我。她去世很久了。母亲逝世前病重数月，不能动弹的身体如同痛苦的囚牢，我很难想象她躺在床上，时间滞慢，仿无止尽的受苦。外甥女在她病床前报告最近会考的成绩。但对我母亲来说，最需要的莫过于解脱。这些后辈的成绩跟她有什么关系？
文字到底能够清理什么呢？它又不是扫把。写作与生活，也有点像在梦中潜行，有点像埃德温·A·艾勃特（Edwin Abbott Abbott）出版于1884年《Flatland》(平面国) 那本小说的单元几何世界，像个陌生人那样俯视自己如他人一样的谜样生活。
在写完《湖面如镜》这本短篇小说集所收录的最后一篇小说〈小镇三月〉之后，我就想及那总是拖延的题材，有关于像我家人及类似的人们的生活及其语言。
关于沟通。语言可以沟通吗？两造必然是在已经具备相近的文化条件下，才有可能交流。这是否意味着，所有我们期待沟通中所包含的辩证、辩驳、攻捍乃至到共识、谅解，早就已经在相似的语质氛围里绵延，而真正要跨越（譬如不同的阵营）疆界是困难的？那等于说沟通是注定失败的？不过是我们寄托在语言上的美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观点与立场极度相左而亟需缝补的双方来说（诸如性别、政治）——譬如在马来西亚，很难想像民族本质主义者与主张开放者之间，如何可能在各个空间、辞汇都壁垒分明的情况下，怎还有机会相遇、交流、“拉近视域”，如此必须透过语言来谅解，如何可能？
贾木许摄于1991年的《地球之夜》（Night on Earth）。几段计程车里的闲聊，司机乘客的短促相遇来去之间，不可能的交谈都发生了。 Anne Fontaine（安妮·方亭）2003年的电影《Nathalie……》， 一次偶然的交流，逐步地在两个不同阶层的女性之间渐次层层展开。 马奎斯的短篇小说〈餐厅〉，整篇仅有对话，餐厅老板和一个刚杀了人的妓女。 胡·柯塔萨尔，或许是对这方面的叙述尝试得最多的一个人，小说〈美西螈〉 （Axolotl）的主角与他每日观看的水族馆生物，以及〈距离——阿林娜·雷耶的日记〉（The Distances—The Diary of Alina Reyes）里夸越国度、身分阶级的两个女人，不可思议的灵魂对调。借助叙述形式的观点转换，成就了是虚构以及全盘唯心想像的魔幻现实。
或许这些故事在想像着这诸多交流、互为主体的变换中，对孤独个体的思考，并无法如小说那样延伸到书外人际之间的现实世界。个中领略，亦不免是想像的翻覆——然阅读本就孤独，这变化发生在如孤岛般的内在——如被海潮包围，随着阅读忽明忽暗地闪现，体验着所谓的固执观点或偏见如何变化。

大历史与日常史

这个题目《屋顶下的辗磨》，其实源于我之前所看过的一系列叻思新村的影片。叻思新村我曾去过。 很久以后才看到那纪录片。其中一集，出现一个米粉石磨。影片里是好几个妇女在一个露天的地方推那石磨磨粉，看起来群体合作的气氛和谐。画外音叙述历史，那为对付马共受到管制的过去， 以及日治时期种种。
我不知道石磨可以在露天的户外操作。因幼时所见，石磨总摆在厨房内。平时藏起，到年底要做年糕时才端出来。从梁上有根绳子垂下，接到一根大木棍上，妇女们使力推它，石磨上有个小孔，往孔内加点水。磨上一段时间之后，白色的米浆就从磨子边缘的凹沟流出来。

家里的长辈并不像这部纪录片里的人那样，有这些历史感知。她们似乎没有这些经验，抑或，活在这相关的语汇之外。没与历史打照面。没有马共，没有日军残酷，没有英国人的记忆。我怀疑她们有可能连台湾兵与日本兵，马共与日军，都分不出来。在她们那里，这些人遥远得失去差异。我祖母在1920年代末，30年代初来到南洋。最初他们住过好几个地方，在半岛东奔西走。我不知她眼中那过去的马来亚是怎样的，因为她不会叙述，几乎不会追忆周边的事，亦无太多亲属之外的记忆。
在马奎斯的《百年孤寂》里，一场连续三个月的大雨之后，人们对香蕉园屠杀的记忆仿佛被洗去。记忆如何被洗去？因为毫无自觉的人们无法抵御暴力洗刷，记忆便呈零碎异状，但上述批评会否对“遗忘者”根本就是只能瞠目以对而无法回应的“偏见”？
或许人们其实也在主动选择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件。我的家人们把这意义给了亲属与各种义务。感知不到大历史，但总有日常史。她们的语言几乎像是石磨辗后，沉积凹沟里的白色粉屑。如此繁琐平庸，但难道这不是生活的一种面貌？我们彼此的位置相距遥远，却又不能仅将之归于教育造成的差距。如果我与父母亲关系良好，完全认同他们所认同的一切，我不会对阅读感兴趣，不会对文学有渴望，因为他们对书本与知识屑之以嗤。在一个抗拒文字的家庭里，文字经验把一个孩子变成家里的外国人。渴望从书本逃出牢笼，虽然众书也像幻觉斑斓的一条隧道，但何处非镜像呢？我怀疑有多少人耽溺于文字的无用，也多少是因为相似的背景或经历。（这个国家嗜好中文写作的部落是那么小，能彼此相遇、擦肩而过的机率更是难以想象地少。）不再说它是多么卑微，也不是为了从大历史转开，而去赞叹这微小琐碎的，使之成为取而代之的美学。不可能为了和谐而退回过去，那是虚假的回返，因为我知道只要一回去就会想着要飞离，而且根本不想待在哪里。那么我回忆她们是为了何故？过去虽然对我仍有支配力，但故人却不再有了。更大的权力在外头运转。

想像无限远，也能无限近

布拉塞（Brassai）这么谈蒙特利安(Mondrian)：“这就是为了活着而画花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要活着呢？就为了要画一些直线。”（罗兰巴特《如何共同生活》）
文学里自己与自己的接近，已经很近了，但那里也有无限远，如布朗修所言的；而在电影《她》（Her）里也这么说：“文字与文字之间的距离一直在扩展，越来越远……”不必要跟他人才体会。顷刻之间，一个人也体验到与自己的间隙，无限遥远而无岸。但既能想像这无限远，也就能想像无限近吧，近到极处，犹如星体往彼此穿越。布朗修只愿意描叙那无限的远，隐藏的却是对那另一端无限近的晕眩。他认为那将是沟通的终结。完全融合，就无话可说了。然而，这近乎扑灭欲望的幻想，毕竟也跟其他事物一样难以停驻。在共同生活的世界里，极端的近与远仅如流星擦过，但随后是远抑近，碎叶飘动，持续未知，并不凝成结论。

（南洋文艺，4/8/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