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金顺2008年诗作〈说话〉，便将这些层层语言的沉淀开挖提炼，锻铸为诗。诗里，母语、粤语、华语、破烂的英文彼此“杂交”，同时不忘调侃具有“国语”权贵地位的马来语。
3我想从辛金顺最难的诗开始论证：最难在于这样的诗最具野心，视域最为广袤，需有20年以上的诗龄锤锻，心境上最为怀疑也最不怀疑。这个状态并非每个诗人都能进入，但金顺比我想得更早写到这个境地。他2012年完成的〈诗论〉，便属这类难写的诗。
“诗论”（ars poetica）自罗马诗人侯拉斯起，在西方即为小型文类，但难写难工。下笔太轻，流于泛泛之谈；太重，则陷细微末节之议。诗人如果不是没有非写不可的理由，不备有充分自信，通常不作尝试。于是史上留名的“诗论”作品，仅寥寥数家。惊异的是，辛金顺最好的几首诗作，皆可归作“诗论”一类——至少是“诗论”的延伸，〈注音〉（时报文学奖新诗首奖作品）与〈说话〉皆可举作例子。
先从〈诗论〉谈起。此诗虽长仅134行，行文优雅宛如行草，细致的美学意向在诗中层层推进。诗从取材开始，先论方法（“偶尔必须试探新的路径，以嗅觉辨认方向”），再论如何借着音声，通贯远古（“如此大音，希声，以古今寂寞相扣”），随后进入地理（“在南洋，词的眼睛都在张望”），沿着历史，抵达诗人的身世（“而童年已被历史翻新，传说被殖民”），直视令人无言以对的家国（“将马来半岛缩成三寸”，“诗崩溃到山水的边缘”），以致愤极而怒，不能自己，决意以诗作终身职志（“吞吐万吨愤怒，以中文回到／自己的神话”）。全诗情绪几度转折，承接莫大悲喜，不怀疑的是诗的终极意义。
〈诗论〉的命题是诗的大我，但之前诗人早有准备，写过诗的小我，是为〈注音〉。在〈诗论〉里，辛金顺的马华文学身世仅只点到为止。〈注音〉则直取这份私密，切入诗人的语言身世，尖锐问道：我是谁？“ㄨㄛˇ是我吗？或是wo3”，显然“这是一生的逃亡啊！一生，都在别人的语言里”。结果“我的舌头静静学会喑哑”，以致所有咏唱，都是“有点失语的故事”。
马华作家尴尬的语言身世，作为故事，往往不足为外人道。诗成以后，在境外接受文学奖的礼赞，很荣幸也很感伤，同样不足为外人道。这样失语的故事，金顺在他散文〈破碎的话语〉解释道：“当我的（大马）华语变成了（台湾）‘国语’，于是从注音符号里，我开始学习了变声／身的技艺”。“侨居于‘国语’之中，我不断将自己的身体，隐匿在一首首诗的意象里，……企望把握住真实的自己”。
同样地，他在〈注音〉里问道：“我还会找到我吗？”一个正面回覆：“那里，我是你，我们是他们”，因为“注音，我们都曾经住在一起”。既然有过“曾经”，或许就足以保证“未来”可借“注音”安身立命。口音经过“注音”几度转换，“我”也成为“你”了，“我们”成为“他们”。前路依旧茫茫，但“存在”一事至少有了着落。这当然是妥协，但透过诗来完成，也算有所安置。
非出身马华文学的作者，恐难看出金顺此处的挣扎如何千回百转。诗的大我、小我相互纠缠，微透历史的无情与苍凉。两个问题考验着诗人：一是“国语”，事关语言，一是“国家”，攸关政治。两个问题，各还卷进伦理与美学的命题。有关前者语言部分，一如〈注音〉所示，“国语”的背后，并有一个巨大的体制撑腰。“纯正中文”也者，承自前清官话系统，迄今依旧是当权者的治理名器；服还是不服，决定人在体制里的位置。其“纯正性”既是权力结果，便带有几分虚构。在英国其对应是BBC英语，在美国为北方白人的美语，法语则以巴黎所说为准，不会是魁北克法语。官定的马来话，则为发源于廖内群岛的商用通行语。然而，任何人都知道，这些国境之内的人们，说起话来南腔北调；连今天通讯发达的英美两国（尤其英伦三岛），依然南腔北调。法语在加勒比海更有重度的克里奥化（creolization）现象。马新地区通行的华语，还不至于克里奥化，但面对“纯正中文”，不时显得难堪而又自卑。问题是，“华语”既是活生生的日常用语，通行那麽多人之中，面对坐拥庞大资源与权力一方的“中文”，又何必自形惭秽？
〈注音〉一诗写的正是这种“去华文”的痛楚，以及“再中文”的非踏实感。诗人感到的是他生命的撕裂，是种华语在地生命的拔除，是“我们”在“他们”里寄人篱下的孤寂。身为“读中文系的人”，辛金顺不避孤寂，愿意守护“华文”，说明他的有情有义。然而，似乎“我们”又非进入“中文”不可。一如“国家”的问题，西方政治论述早有阐明，每个人都必须选择进入，才能取得集体的保护。但要接受国家统治，就得割让部分的人身自由。回到“中文”问题，诗人想问的是：我还有多少自己可以割让？我属“南腔”的“华语”是我的身世，无从背离。“中文”则掌握无上资源，与之断绝是自取绝路。问题是，加入“中文”宣誓效忠之后，“ㄨㄛˇ是我吗？或是wo3”？“我还会找到我吗？”
诗人此处的伦理抉择（谁可效忠？如何不作背离？），并是美学命题。曾经，马华文学批评界有此一说，认为窳劣的“华文”须被剷除，从此改奉“中文”，否则文学质量无法拉抬。这也算一种意见，但自限于“减法”思维。
〈注音〉一诗，呈现了更复杂的拉锯。所以拉锯，因为打从心底，诗人想要奉行的是加法。因为诗人知道，文字之外还有一个生命世界，不受“国家”或是“国语”保护，却承受两者鱼肉宰制。宰制方式不外就是减法、锯箭法，钟爱的动词包括剷除、拔除，烧芭外加霾害。“减法”若不克制，带来就是这种生态浩劫。
辛金顺的伦理立场，就在拒绝使用“减法”处置中文/华文两相对立的美学命题。华文、华语是个在地生态，背后有个前清时期南来华人带来的方言群，涵盖了两广、闽南以及闽北所有方言。印巴移民在马新落地生根超过百年，外加近期到岸的南亚各省移工，人口快逼近华人，可以想象当中丰富的语言生态。同时别忘了，大马地处马来群岛心脏地带，各种原住民的语系密集。华人如果有够“在地”，除了掌握“国语”地位的马来语，必因地缘关系，能操至少一种土话。加上前殖民宗主国留下的语言印记（英文），连同一样强势的“纯正中文”，凡此种种，皆成马华作家可以左右逢源的文化资本。
辛金顺2008年诗作〈说话〉，便将这些层层语言的沉淀开挖提炼，锻铸为诗。诗里，母语、粤语、华语、破烂的英文彼此“杂交”，同时不忘调侃具有“国语”权贵地位的马来语。金顺的马来文好到足以写诗，大有资格调侃。他的文学养成，深受马来文学抚育，对于这种沦为政治工具的“国语”，大有理由不齿（〈说话〉第VII节即题作“然而不说马来话，就不爱国了吗？”）。
然而，〈说话〉真正触动我的是第一节里如歌似咏的吉兰丹土话，行与行之间穿插诗人用汉语写下他对潮州母语的孺慕。其实这第一节里藏的是两首诗，彼此交织成一首，有如爵士配上重金属，意外成为绝美的搭配。这一节诗并是两组歌词的交错，诉说两串不同的故事，但不是彼此的翻译，只是两种感情的对位，两种爱以及两种追怀。南来方言与在地土话交织出来的语言藤蔓，在此拒绝了“国语”的切割，一并排拒“减法”指染诗人如此藤蔓的身世。如果〈诗论〉是金顺写过最难的诗，〈注音〉最为摆荡，〈说话〉则最令我无言不能自己——说它是金顺最好的诗作，无法贴切形容这首诗给诗本身带来的冲击。但对于诗人自己，此诗意义透明得很，就是无法割舍。
（2，待续）
（南洋文艺，30/8/2016）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