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垚：1959年的新诗再革命

文学惯性的突破
1959年的新诗再革命



变是永恒的向往

何物千年怒若潮，是龚自珍的历史高瞻。新的土壤，新的生机，是陈思明的人文远见。世代惯性的突破，是冷燕秋的文学关怀。如此种种，文学艺术的前面，永远横着一度临界线，等待突破，等待跨越，天行健，变是永恒的向往。

1959年3月，现代诗在《学生周报》首刊，一个月后，《蕉风》在1959 年4月改版，主题是陈思明的人本文学，姚拓的个体主义，同期以来论刊登我的“新诗的再革命”。对文中的五点革命主张（注1），《蕉风》的编后话，态度十分超然：“我们对此不想妄作评论，还是请读者自己去作判断吧。”

读者的判断各有短长，引发争议，是意料中事。文章以来论刊登，当然文责自负，但危言高论议纷纷，投枪掷匕，直指《蕉风》，心中难免不安了。陈思明时为友联社长，后来在生活营的演讲中，说这是播早春的种子，勉以文化史上创造少数的不惑不忧不惧，成树成林，虽未可料，与我同行，是必有人。



春天里的冬天

新诗再革命的五点主张，除“横的移植”外，其余四点是借五四的火把，照当下的天空，把“文学改良雏议”的部分主张，笼统地再说一遍，都在理性思考、传统抉择、诚心正意的范畴内，是中学课本都有的课文。

那时现代诗微末初起，未见枝叶，应非主干。人本文学的新人文主义内涵，才是正题，但其理论架构严密，层峦叠嶂，议者难以攻坚，退而求其次，借题发挥，“新诗再革命”中“横的移植”，遂成箭垛。

议者把“横的移植”等同落地生根，作为攻讦的主标，却是个美丽的误会。横的移植原来只是个纯粹的文学论点，意指新诗纵的继承之外的取向，并无他意，但当年的文坛气候失衡，理性思维走入落叶归根的政治倾向死胡同，视之遂如寇仇。

历史的发展十分吊诡，出乎意料的是，横的移植沾了落地生根的光，恶毒的攻讦竟成美好的帮衬，反而渲染了“新诗再革命”的草根色彩，唤醒不满文坛现实的个人意识，助长反叛文学的声势，把现代诗在海上推涌成潮。

这种与草根诉求脱序的文坛气候，在马来亚历史新开的春天里，无疑是个自闭的冬天，但只是个临界的冬天，雪莱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缪斯的诗心常在，在文学的冬天，且先听去年春天的故事，再探来春消息。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20世纪50年代初，以诗而言，中国大陆是万马齐喑，颂扬舵手的锣鼓喧天，台湾是千歌尽羽，效忠领袖的号角齐鸣，久被嗤为文化沙漠的香港，自花开花落，秀出东南笔几枝，力匡是其中之一。

1951年，力匡即以新诗在《星岛晚报》的副刊《星晚》，风靡香港的中学生。到主编《人人文学》和在《中国学生周报》马新版写〈谈诗创作〉，流风渐披海上。50年代中期，他来新加坡，为人师表之余，在《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仿效《星晚》，辟一溪清浅，为时虽短，但吸引不少诗人临流顾盼，泽畔行吟。

力匡诗风婉舒畅，音韵铿锵。当口号诗和政治诗气焰高张，驱逐读者的时候，他延续了新诗在读者心中的生命。他的诗集《燕语》，触动了多少初生的灵感，带动了多少稚嫩的笔尖。不少诗人读者，在如歌的行板中，反复沉吟，变化气质。

马华诗坛日后能蓬蓬勃勃，力匡守土之功不可没，他在新诗发展史上的贡献，或许可以从他自已的诗句中，找到定位。



生命将通过我而延续，

我会萌发新一代底希望，

让我开花来点缀被遗忘的荒野，

让我结果作人类的食粮。



新诗的韵律，到力匡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句点，在四海南奔的激荡中，他为蒙尘的缪思，作了最精采的演出，成为韵律新诗最后的押阵大将。掌声过后，帷幕垂下复升起，也升起了另一方风景。



（注1）五点主张是“主知与主情”，“新与旧、好与坏的选择”，“格律与韵脚的废除”，“由内容决定形式”，“横的移植”。   (南洋文艺 2004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