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树【文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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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与本土》林春美著 |
《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这本论文集虽然篇幅不大，
但相当有分量。批评的方法从认同探究、形象批评、
文学体制分析到意识型态批评，都达到相当的水平。
从大论题到个案，有宏观也有微观。
毋庸质疑，自90年代以降迄今的十余年间，马华文学的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学院化是其中一个重要面向。而所谓的学院化，一方面是大专院校师生（不管是“本土”、“旅台”及稍后的“留中”，昔日的学生往后成了老师）的投入论文生产，再则是学科化——马华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公私立大专院校里成为一门课，作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被当成知识向学生传授。与及研讨会，作为对话与交流的空间，更给予文学青年难得的观摩机会。
就前者而言，那些生产者相较而言受过比较完整的人文学术训练，对方法、理论较有认知，文学作品的内在分析更是基本要求。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马华现代主义世代奠立下的基础。但也必须从马华文学最基本的两种规范诗学（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自恋与暴虐中走出来，受学术行规的规范，马华文学评论方能在一个更稳建的平台上持续展开。逐步引进、建立一些学术社群共享的术语，方可能有学术累积。论题的开发，问题意识的澄清，资料的搜罗耙梳（甚至文学馆的建制），也让在地马华文学研究的水平渐渐跟得上其他中文地区的当地文学的研究，也庶几免于成为他国华侨研究的附庸。大国崛起后的中国，确实把海外华文文学列为其现代文学研究的分枝，也投入了不少人力。如果在地的学者没能力建立有力的诠释，很快的就会把作品的解释权拱手让人。而近年，所谓的“在地”也有留台、留中，及本地大学（含新加坡）毕业的差别，林春美和庄华兴都属后者。在哪里留学及所属学科，反映的是知识背景、学术传统甚至资源上的差异，有时也造成论述时预设对话对象的不同。而林春美的学位论文，研究对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那也是马华文学研究的基本背景之一。
《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这本论文集虽然篇幅不大，但相当有分量。批评的方法从认同探究、形象批评、文学体制分析到意识型态批评，都达到相当的水平。从大论题到个案，有宏观也有微观。论文写作的时间跨度，从1995到2006，超过10年；可说是她从硕士生、博士生到成为大学教师、学者的部分思想印迹。因为她的两部学位论文都与马华文学没有直接的关系。
林春美的马华文学论述，是在前述的背景下逐渐成长起来的，部分见证参与了该背景的形成。初试啼声之作，〈马华文学的中国情结（1978～1995）〉写于1995年，她还在念硕士，其时马华文学与中国性问题正在热头上，是她“近处观战”的产物。相关问题也一直不是过去式，对于种族政治下的大马华裔写作者，它宛如难以结痂的伤口，至少是隐痛，或者干脆是血淋淋的显痛。新经济政策下的马哈迪时代，华人的文化乡愁更其猛爆的几乎迸发在一切华人文化领域，在天狼星的流风余韵里，或一切一切的感时忧国书写中。不论是旅台的、学成返国的，或念本地大学而身处风暴现场的中文系高材生，都处于深深的焦虑中。而林春美回顾的那十余年中后半段正是她自己身为马华文学青年的阶段（她仍是马华散文写作者重要的一员），也有过中国文化情怀。本地大学、读中文系的人、班苔谷的灯影、固打制、日常的种族主义在日常中“自然”展现，有一大段时间她甚至就在风暴的现场里，得以就近参与观察。都市民居里微微走音的狼嗥、黎明雄鸡唱晓的坚定、深巷狗吠的惶然，乌鸦扑翅飞满天……山雨欲来，或总是令人忧郁的季风雨，令人忧伤的我们的国家。不论是赶在风雨之前写下散文，雨中写下的诗句、雨后写下的小说，都共同分享了那股哀愁，那毕竟是我们的当代啊。作为论述者，春美还是冷静的，文末提到同代人的不同的可能选择，对马华作家一窝蜂的“中国情结”、自怜自恋倾向的流放意识显然也有所保留。相隔近十年而与张永修合著的〈从“动地吟”看马华诗人的身分认同〉延续了相关主题，回到同样的现场，也以批判的距离注意到“动地吟”这近乎文化仪式的诗歌表演活动本身的限制（作为对现实政治的婉转回应），也明确指出诗歌抗议本身的限制，其结论诸如“对于现有体制的抗议，大多数都是站在华族本位上发出的”；“在处理国家事件，尤其是政治时，多数显得委婉含蓄、有所顾忌。”对于这样的状况，也有同情的了解，毕竟为了免于迫害，抗议和抗议的分寸都是考量的重点。
《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集子里有3篇女性形象批评（也可说是女性立场的意识型态批评）。〈欲望朱古律〉中不客气的批评了民国两位中国作家对热带南洋的女性化情欲想像，这是唯一一篇讨论非马华作家的论文。另两篇女性批评的对象都是马华作家，而集子中共有4篇当代马华名家专论，两男两女，二留台二在地，两组人恰好属于不同的世代。〈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象〉（及其缩写版〈女身境地〉）严厉的批评潘雨桐小说的女性形象，主观意图与实际形象的分裂，“由于固有的伦理原则与思想观念的根深蒂固，作者一不自觉反而就成了导致那些女性被压制的意识形态的共谋。虽然尽管作者意图同情，对于小说女性，有时却反而变成再一次隐晦的无情。”大致可以说，因为潘在技术上没有运用一种互补的救济以制造一个审美之外的距离，以致让对不义的再现成了对不义的审美享受。换言之，潘雨桐可能没有意识到审美语言与批判实写主义本身的道德难题。
反之，〈从华玲到吉隆坡〉对英年早逝的商晚筠命运多舛的女性写作之路的刻划则充满了同情，从乡土到女性，再从女性回返乡土，勾勒出写作作为小说家生命悲怆的痛苦见证，命运的阴影最终覆盖了一切。而春美对商作品的细读，成了同为女性的认同与致意。文末的话“商晚筠未竟的旅程（引者按:乡土性与女性），可能就是马华女性文学开放式的前路”，隐约成了春美以商为典范而代后者写下她文学遗嘱，马华女作家的一条未来之路。
而对两位同辈，不论性别，都非常不客气。〈州府人物连环套〉从李天葆与张爱玲的“文学关系”入手，以列举的方式指出后者对前者在修辞、意象、语态等方面的仿袭，进而探讨这种风格上的仿袭对于文学世界之构造的效应，在那样的类型化书写下，“南洋”只能是一种（张爱玲似的上海、甚至施淑青似的香港）传奇。个中的恋物关系显然很复杂（譬如张爱玲也是他恋物的对象），李天葆的南洋，仅仅是张爱玲的上海的投影之投影，还是他借由张的灵韵，重构出一种已然不见踪影的南洋的上海幽灵（三州府市井确也是民国上海商品的流通地）？而李笔下的张意（仿日文书写中“汉意”的用法）是否会妨碍他对现实的再现，以致让写作只能困锁于一己风格与观念的牢笼，雾锁南洋，成为一种奇幻文学（“他的华丽苍凉的语言操作往往容易使情境陷入并非小满清又不像老南洋的奇幻境界”），这些批评，都是非常犀利的。然而我觉得春美有点误信张小虹之嫌，张女把自己的严重恋物投射给张爱玲，进而混淆了张爱玲小说外的恋物与张小说中的物之呈现——以为二者间没距离——我觉得张对她小说中的世界之建构是持有审慎的距离的，她对语言的超凡敏感与调控即是明证。以致削弱了对李氏的批判（“不同于张的是，李天葆对他的老世界只有沉迷，没有距离。”）而张小虹和李天葆的位置倒是相似：彼(注1)恋物的对象包括了张爱玲，为彼之共同物神。以致二者均试图模仿后者，而差别在于，李天葆是写作上的模仿，张小虹是对张对物的态度上的模仿。前者因而把张爱玲的风格也物化了。 论文集的压卷之作无疑是批评黎紫书的历史意识的〈谁方的历史〉。春美在论花踪的文章里说，作为奥斯卡的花踪的真正明星是国外评审们，而不是在地的得奖者。这话没全说对，花踪确实制造出明星，或至少制造出一个闪亮的明星，那就是黎紫书。身为高级记者的林宝玲，因工作的缘故，也许是年轻马华作家中唯一亲身和马共传奇人物陈平（及他的部队）晤面的，在马共史在大马解禁的前夕。借此，她写下了系列在台马屡得大奖的小说，几乎可说是她现阶段的代表作。〈谁方的历史〉在并不否认黎的美学成就的情况下对她的系列马共题材小说进行了严厉而雄辩的批判。
坦白说，我读那几篇小说时并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其强烈的程度大概已接近反感）。草此短文时，谨慎起见，重读了一遍，除了〈七日食遗〉过于直白浅露（也许受限于台湾日益减缩的文学奖字数）可以不论外，我觉得就小说论小说，大部分细节是合理的（除了那些时空错置的）。譬如：
1、关于人物的匪气等等，那是亡命之徒的普遍心理状态，马共严密的组织状态、绝对的敌我划分，和私会党确有近似处。对非圈内人而言，或对敌人而言，差异并没有想像中大。而官方围剿下的马共的生存状态确实是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如此的情节设计和殖民者及官方的污名化并不必然等同。
2、马共的暴力可以分几个方面，一是对英殖民者的伏击，一是对所谓汉奸的暗杀，再则是内部权力斗争的自相残杀。三者都有历史依据，如果说杀殖民者具有绝对的正当性，那后二者则很有争议。陈平的自传涉及时并不讳言有失当之处，反殖与阶级斗争并不能合理化那样的暴力（尤其很多所谓的汉奸不过是政治上的异己，如钟灵中学校长陈充恩的被暗杀）。而内部暴力更是那种高度军事化的群体必有之义，“专政”、不可能民主、听不得反对意见(注2)，以致开始时有莱特造成的悲剧（初期的马共菁英尽毁于此）(注3)；后来有1968~69间小章搞的“骇人的审判”(注4)。这都是大规模的，至于黎的小说揣度的爱恨情仇，借刀杀人，其实都在情理之中。男人的沙猪，在军队里可能更显极端。
3.即使黎紫书书写马共并不具本土的优势，反过来看，她的写作明显有意识要与马共保持距离。这距离也许是政治的，但首先是美学的。我觉得就写作而言，这是既合理又合法的。相对而言，马共的内部观点也不宜过于轻信，因为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本来容不得多少个人意见（因此他们自家人写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党的意识型态、集体的史诗居于绝对优先），尤其是有碍马共光明形象的阴暗面。只要写作者没有滥用虚构的权力，应该就是容许的。马共自身的历史解释，当然也是可以争辩的。因此春美的意识型态批判的另一端，是王德威“黑暗之心”的解释路径，完全就小说论小说，也可说是合理的吧。因为马共在那些小说里其实不过是舞台和背景，是故事发生的场所。并不涉及多少历史解释。而故事，而非历史，或许才是那样的写作者真正感兴趣的。“我方的历史”也该是多元、甚至互相冲突的（要看那个发声的“我”是谁），并非径直和官方的历史二元对立。而黎紫书，在她的“后花踪明星”时代，应该有更长的马华本土女性之路要走。
以此与“马华本土女性”们互勉。
(注1)此代词指代一男一女，若用“她们”，不免被其中男的骂；用“他们”，又会被其中的女性主义者骂，不如用文言。
（注2）这方面局内人余柱业的批评是值得注意的，《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页261-262。
(注3)陈平，《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 2004），第5、6、11、12章。
(注4)陈平，《我方的历史》第28章。
（南洋文艺 2009年6月23日、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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