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忠【文学观点】
在牧羚奴身上，我们看到本地现代诗人自觉地对域外现代话语的反叛与抗拒。当然，那是一种影响的焦虑。不过，也只有“自强诗人”才会有这种焦虑；小诗人只会想到模仿或挪用外来文库。我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的中文白话诗语境有两种，或三种，也就是日后才知道的，“现实派话语”与“现代派话语”，以及“五四话语”。这样分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不过却是当时诗界语况。跟许多大马华裔中学生一样，我在中学华文课本读到徐志摩、冰心、闻一多等人的五四新诗，分行、分段的新诗。此外，我也在《当代文艺》读到形式接近但用词较当代的新诗，不过没什么深刻印象。五四新诗，离70年代当然已久远，可是依然比本地报纸文艺副刊耐读，可见文学进化论不一定准确。那年头的本地副刊新诗，除了分行、语意清楚、主题明确、词物关系透明外，还出现大量的口号与标语，大概是师承文革余绪，就诗意来说，其实属下品，可是却在两大报副刊成为当道的“宏大叙事”。“五四话语”不乏动人诗篇，对刚接触诗的读者来说，是比较容易亲近的抒情传统。可是这个传统显然不是当时本地诗坛主流话语所要继承与发扬的(就这一点而言，“现实派话语”乃对“五四话语”的反叛)。我自己认识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辛笛等中国诗人，对中文新诗的现代化略有所知，是因为《蕉风》介绍《汉园集》与《手掌集》；报纸副刊似乎连艾青也没多大兴趣。从何、李、卞及九叶诗人到（台北的现代派或创世纪的）“现代派话语”，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显然不是新诗话语的反叛，而是现代化的演变；不是跳跃式，而是实验的成果累积。但是，这样的认知，我要许多年后才知道。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阳光明媚的东海岸，面对“现实派”、“现代派”、“五四”这3种话语，我未经思索就选择了“现代诗”，而且是从遥远的台湾进口的现代诗，纯粹是为了对不耐读的“现实派话语”的反叛。
于是我读余光中、周梦蝶、商禽以及所能找到的现代诗。在此之前，我读的是力匡的《高原的牧铃》与《燕语》。力匡的诗当然写得比多数本地副刊新诗好，可是也属语意透明浅显易懂类，读久了就觉得了无新意。力匡、柳北岸（另一个我当时可以读到的诗人）的语境其实不是意识形态挂帅的“现实派话语”，而是还没有进入汉园或九叶语境的新诗话语，或在两者之间。（白垚呼吁“新诗再革命”乃对这类新诗及“现实派话语”的反叛。)对一个中学生来说，相对于力匡与柳北岸，余光中的诗当然算是难懂，周梦蝶、商禽的作品就更不用说了。难懂正是它们的迷人之处。“所能找到的现代诗”的主要来源是《学生周报》与《蕉风》，尤其是牧羚奴的诗，还有牧羚奴与完颜藉编的《南洋商报》星期天《南洋周刊》《文丛》版上的创作与译诗。在牧羚奴身上，我们看到本地现代诗人自觉地对域外现代话语的反叛与抗拒。当然，那是一种影响的焦虑。不过，也只有“自强诗人”才会有这种焦虑；小诗人只会想到模仿或挪用外来文库。
于是当试写的冲动被这些分行的升华形式唤起时，取隐喻舍明喻，采呈现而非明说，迷恋文字游戏而弃阶级意识或历史使命，成为创作快感的精神来源。那也是对透明的词物关系的反叛。写诗成为造词与编码，或营造一个没有入口（或出口的）私人或个人化语境。反叛的符号无法解码，故这些诗稿大多长埋编辑抽屉的稿堆中。直到有一天，我到编辑室上班，在抽屉中发现自已多年前试写现代诗时投来的旧稿，连忙投入废纸篓里，结束了我的文字个人化实验时期。
其实，在此之前，“现代派话语”已因外界批判而产生了质变，尤其是台湾现代诗话语。台湾现代诗在关杰明与唐文标（以及同时发生的“乡土文学”运动）发难之后开始反思高度私人或个人化语境的沟通质地，以及和现实世界或民族文化的指涉关系。流风所及，马华现代诗界也重新思考诗的社会性问题。不过，“现代派话语”并没有因而和“现实派话语”合流。70年代中叶，“现代派话语”开始不那么现代了，或者说，反叛了现代，一方面转向虚拟的，伪古典的“武侠诗”或“闺阁词”，另一方面回归词物关系单纯，语意明朗的诗风，例如子凡（后来叫“游川”）的《鞋子》。在这两种反叛“现代派话语”的声音之中，我选择走向明朗，生活化，让抒情与社会性在诗中并存（比较接近香港的现代诗）。我的实验见诸薄薄的诗页《眼前的诗》，以及当时以各种笔名（例如“宇禾”）发表在《蕉风》与《学报》的诗作。
最后的反叛才是对诗的反叛，我已多年未写诗了。 （南洋文艺 2004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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