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6日星期六

与远雄同行

诗的远行,与远雄同行
张锦忠【文学观点】

黄远雄有感怀诗曰〈文字同行〉,一开始就以“渐行渐远”渲染,令我无端想起李后主〈清平乐〉的“离恨恰如春草 / 更行更远还生”。诗人想起的是“湮没”与“荒凉”的荒原意象,而且明明关涉时间,却说“这些文字都与时间无关”,这是故意将真事隐去的反写笔法。(时间其实一直是黄远雄诗的重要题旨,他的上一本诗集就题为《致时间书》。)不过,要索隐也不难(黄远雄的诗向来不以艰涩取胜):诗人与文字同行的笔耕旅程行之有年,虽然步过各种风景,却(自认)没有留下什么足迹,落得举目一片荒凉,但是时间其实就铭刻在这些岁月的诗章里(“笔握在手中,时间就在你侧身”)。是的,一旦与文字同行,一旦开始写诗,就是踏上不归路(“未志归期的旅程”)。黄远雄写诗近30年(算30年好了),算是长时间的远行了。(远行30年,其实是独行30年。在马来西亚,写作,尤其是以华文书写,特别是写诗,本来就是孤独之旅,因为孤独,很少人能30年如一日,甘之若饴。)

黄远雄其实是“马哈迪时代的抒情诗人”。马哈迪时代的大马华文诗人,一如所有时代的大马华文诗人,可以抒情,可以写景,可以寓言,可以忆往,可以写政治诗,当然也可以不写诗。所以对诗人来说,那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政治学者在后马时代回头审视过去二十多年的国家社会,难免会有一番说法。但是诗人呢?“在追逐的大草坪上/谣言与正义是一对/最难辨识、形影不离的挛生子”(〈纸鸢〉)。在这样“仿佛正义低吟细诉/又似谣言高吭惑众”的年代,抒情或写实,嘲讽或写意,诗人内心自有一番挣扎,黄远雄如此,陈强华如此,甚至沙禽或吕育陶也是如此。他们面对的,是个困境或僵局:既无法耽迷抒写小我之情,可能也无法尽兴讽刺国家大事。虽然在马来西亚,并没有诗人因书写诗论政而惹来文字狱,大多数华文写作人总是谨言(不写敏感课题)慎行(不会参加烈火莫熄行动),自我设限。黄远雄倒是相信(或反思)“书写的力量”:“除非,笔能及时醒觉/且重新认识自己/力挽蓝图上任何据点失守的狂澜/……”。

写诗感时忧国,针砭时弊,而名之曰“政治诗”,其实并非明智之举。古今中外书写政治的诗篇何其多,却鲜见自己贴上“政治诗”文类标签的案例。黄远雄虽是抒情诗人,身为多元社会的少数族裔,他对国家政经发展与族群文化处境念兹在兹,因此笔下多明写暗喻时事世局。不过,相对于若干“政治诗”诗人的透明直接作风,黄远雄的感时诗相当低调,就像〈新山火车总站〉末节的欲语还休:“其他,诸如承诺与原则/唉!不说不说/留待历史”。诗人写诗不写史,但也不容青史尽成灰,故以诗见证时代变迁。写马来西亚金融风暴的〈市道不景〉,写国家宏大建设发展不利的〈窘境〉即其中二例。谁说现代派诗人不反映现实?

黄远雄自身的居所迁移经历也反映在诗中:“刚刚/我人还在新山闹市溜达/一转身,却蹑进高打峇汝/熟悉的街道,……”(〈梦说〉)。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无法一转眼就处身另一座城市。诗的时间,一如梦境时间,倒是可以将悠悠岁月压缩成瞬息刹那,仿佛淡出淡入之间没有时间落差。诗人的故乡在吉兰丹州,多年前即背井离乡,到他乡异地谋生,后来在新山落脚。不过,〈梦说〉写的不是诗人的境内离散史,而是借梦境书写大马华人的“中国联系”:“……老爸不知何时/神通广大,竟悄悄地已坐暖席间/诉说离乡数十载,岁月悠悠/穷尽一生,无法完成北归的宿愿”。大马华人的祖先飘零南洋,期待有朝一日衣锦还乡。谁知世事难料,大马独立后中国联系被迫切断,南来华人及其后裔惟有落地生根,或再移民他乡。到了梦醒时分,“诉说离乡数十载”的老爸逝世也已近10年,北归当然无法成行。前辈华人渐渐凋零,切断了中国联系之后,大马华人渐行渐远,只剩血统与文化的“中华属性”。

身为“马哈迪时代的抒情诗人”,黄远雄当然也写抒情诗。他的这类诗抒情而不滥情,例如〈写给自己的诗〉既是写诗明志,也是自我期许;写给妻子的〈一首止痒的诗〉则始于机智,终于返观现实。在诗路之旅远行30年,黄远雄不忘叮咛自己“别伫在原地太久/不要频频回顾/紧抓不放”。读黄远雄诗,有如随诗人远行,尽管路途遥远,一路柳暗花明,风景宜人。

(南洋文艺 2004年6月12日)

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