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地吟”、文学与民间

敢有歌吟动地哀
——“动地吟”、文学与民间

南洋文艺，3/4/2012

傅承得


有人怀念“动地吟”。有人不。我不。之所以不，因为那些和我一样舞文弄墨的人，除了田思和小曼等少数几个，都麻木不仁。尤其当我从事出版，我更看清这些所谓“马华作家”者的真面目：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哀自怜，结果──自掘坟墓。所以，这篇文章，本来可以不写。古墓幽魂，听不懂脉动的意义。

但还是写。写给活着的人看。“动地吟”，曾带给我感动和欢乐。因为认识了一些人。如果不是因为这项活动，我不会认识这些与马华文坛毫无关连的朋友。如果不是这些朋友，我不了解“动地吟”──也许该说是“文学”──的意义。这些朋友，来自草根。更精准的说：是来自文学的草根。其中一位，是已去世了的黄耀铭先生。想起诗曲朗唱，我想起他。但是，马华文坛不会记得他。我记得。逐渐的，我选择忘记任何马华作家。

既然要写，那就话说从头。


走入民间，走上街头

声音的演出。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吉隆坡陈氏书院。第一次，诗歌在民间宗祠的天井，对着门外车水马龙和门内两百余名席地而坐的听众，或低吟或慷慨或轻唱，回到草根。有陈徽崇的鼓、周金亮的吉他和姚新光的笑声。他们与文学无关。

动地吟。１９８９年６月至８月。新山柔佛古庙、槟城五福堂、吉隆坡陈氏书院、吉兰丹中华大会堂、马六甲培风礼堂及吉隆坡马华大厦三春礼堂。遇天安门六四事件和第６届文化节。最后一场为华社资料研究中心而朗，台上的演出者多与文学无关，如黄金炳、柯嘉逊、庄迪君、张碧芳和陈友信等，听众逾千人。

肝胆行。１９９０年５月至７月。吉兰丹巫统大厦、巴生中华独中礼堂、瓜拉丁加奴东姑礼堂、诗巫民众会堂及古晋中华一中礼堂。第一次在州巫统大厦朗唱有关茅草行动的“爱国诗”，马来工友和气友善。第一次“越洋”东马，看到诗巫和古晋南市有华文路名，觉得这个国家，只有这个州属还可以。东渡８人，演出结果，主办单位荷包大出血，听众热血沸腾。

动地吟。１９９９年４月至９月，共演出２２场。西马１９场，有几场在百货公司大厅演出，盗版音乐伴奏，听众寥寥无几；另一场在南洋商报总社礼堂，为立百事件猪农筹款。东马３场：古晋、诗巫和美里。美里笔会的朋友真挚热情，以冷冻猪脚招待三月不知肉味的“西马仔”。最后一场在拉美士谢幕，听众５００。夜归昔加末留宿前，参与演出的年轻诗人林金城、吕育陶、张光前、周若鹏、女歌手戴丽金，以及我无法言谢、自始至终都同台演出的周金亮，流连烟酒夹臭的迪士哥。

以上演出，幕后有一群与文学无关的人。主要是傅兴汉、林福南及各地主办人士，包括黄耀铭先生。这期间，受邀而非主动策划的小型诗曲朗唱会，另有近廿场。现场观赏演出者，保守估计是两万人次。九成九九，与文学无关。



如果“动地吟”是品牌

如果“动地吟”是品牌，它有两万名消费者。

那它卖什么？为什么买？

它卖华社心理。第一阶段（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０年）和第二阶段（１９９９年）的演出，都有时空舞台。１９８６及１９８７年是经济不景、华小罢课、亚当事件和茅草事件等。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９年是金融风暴、安华被捕和立百事件等。华社的苦闷心理，在与现实有关的诗里，找到一扇可以透气的窗口。也因此，有许多场演出，内政部的朋友也来捧场。他们间接为敏感内容营造气氛。我的意思是说：不成功就成仁。但是，如果没有第二个卖点──与文学无关的卖点，一定成仁。

它卖视听绝招。“动地吟”的灵魂人物是游川和周金亮。游川朗诗，都是见血收刀。从９０年代前后的〈五百万张口〉、〈青云亭〉和〈一开口〉，到９０年代末的〈一登天安门〉、〈一切照旧〉和〈Ｄｉａｍ－Ｄｉａｍ〉等，或说学逗唱，或爬桌登高或抓脚丫污垢，震撼人心，过耳过目都不忘。周金亮以诗入曲，是陈徽崇后不二人选。只是陈徽崇是庙堂雅乐，懂得听的人好听，想要学的人难学；周金亮是市井小调，兼有胭脂味和流氓气，细尝隙有回甘。常人多爱视听，而非文字，游、周二人，朗唱双绝，投正胃口。

第一卖点从心，第二卖点从眼从耳。其实，“让诗歌走向群众”，以及“歌凭诗贵、诗以歌传”的想法，从１９８８年开始，就已扎根。１９９０年《动地吟诗帖》序，说得很清楚：

“我们从不认为：文学是象牙塔里堆砌文字的游戏；

我们也从不认为：离开美学因素，文学可以感动人心；

我们的企图是：用艺术最敏感的指尖，来弹拨现实这根最敏感的弦。”


如果“动地吟”还算卖得不错，顾客买的，就是这些。而这些材料和技术，原本都在，“动地吟”只是经过企划，善加促销而已。个中高手，就是傅兴汉。但这样的人，马华文学史不会记他一笔。他与文学无关。

于是，让我回到我最想说的几点。


回到文学的来时路

文学，本来就与文学无关。马华文学，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或许更早），成为少数人的“专利”。这些所谓 “有水准” 的作家或文学评论家，只写给少数“有水准”的人看。其他没水准的作家，则不晓得写了要给谁看。但不论身段高低，他们都有两个同共点：一是自私自利。他们眼中只有自己，没有社会和群众。一是怨天尤人，说读者越来越没水准。

──是这样吗？

１９９９年“动地吟”２２场演出，听众凭诗册入场，《吻印与刀痕》卖了近万本。参与诗人游川、林金城、吕育陶、张光前和周若鹏的新诗集，各卖出３００至５００本。买书的人，多非“文学读者”。也许他们“没水准”，但他们因诗曲朗唱而企图接近和了解文学。那些有水准和没水准的作家，为没水准的群众，做了什么？

如果人生是万千头绪，社会是五花八门，那么，文学，就不可能只有单一面向。作家可以有个性，可以自私自利或怨天尤人；同样的，读者也可以有无数选择。如果文学的高山，是要从平地起步，那么，谁来带路？如何带路？以何带路？如果没有，高山仰止，不也是自然且正常的吗？

论市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太小；论教养，也不高。但是，别老以为众人皆睡我独醒，这个社会，仍有许许多多与文学无关，但很长进的人。不是他们不敲文学的门，而是文学重门深锁。

我尊敬的长辈：已故黄耀铭先生，因为“动地吟”为他开门，他尝试接近文学，也把一群朋友（如林玉通和冯福兴先生）和家人，带来敲门。他没忘记游川的朗诵和周金亮的诗曲，１０年后，从瓜丁来回关丹４００里路，只为了再睹风采。还有林妤珍小姐，１０年前因观赏而感动，１９９９年听说“动地吟”卷土重来，她说一定要在她所在的拉美士办一场。这些与文无关的朋友，还有很多；是他们作为中介，让更多的人靠近文学。

我所以提起黄耀铭先生，因为他为文化和教育付出很多，但他从事咸鱼批发，从没说自己有水准，更从没埋怨社会没水准。我忘了许多许多作家，但记得他。因为，他让我感动。

文学，如果无法令人感动，等同垃圾。

文学的来时路是群众，不是少数有水准的读者或评论家。

文学的源头活水，是感动。

而，在马来西亚这个时空，文学的力量，是主动。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４日凌晨，吉隆坡

（南洋文艺 200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