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美【散文】
张佐在首都吉隆坡被捕了。在张佐拒绝合作的那几天里，彭峰夫妇说，有两个因素对其后的事态发展至为关键。
3天，就足以使一个战士转变他几十年的共产主义思想？
3天，就足以让张佐丧失他的晚节？
这样的责难，张佐怎么也逃避不了。据说，就有和谈后回马的某干部夫人，在一个公开场合里，拒绝一握张佐伸出的右手。落难司令，在“光荣和解”想像的光环映照下，黯然无光。
张佐16岁参与革命，被捕时66岁。戎马生涯，足足50载。经半世纪风雨锻炼的思想与意志，可能在3天之内说瓦解就瓦解吗？
我们或许也可以如此理解：如果1941年日军南侵之时，在101军校接受的9天军事训练足以支撑张佐在山林里度过枕戈待旦的43年艰辛岁月，那么，1988年的3天时间——如果，真的是那么关键性的3天时间——为什么就不能让他决定解甲归田？
若按彭峰的记忆，有关事件发生在那年的11月。然而，11月的故纸堆无论如何翻不出一点蛛丝马迹。我只能往前翻寻。最后，不意竟在3月份的报纸发现最接近其叙述的报道：
3月，“亚罗士打3日讯”，副内长披露，保安人员于两天前捕获一名“马共中央委员”。
次日，“吉隆坡4日讯”，警察总长澄清副内长谈话，指日前逮捕的并非马共中委，而是一名武装工作队队长，一名县委。
我们无法确知是否政治的玄机没对上保安部队的棋局，然而这从未成为话题的枝节，却也蜻蜓点水的出现在彭峰的叙述里。由此看来，两则报道中被指认又被否认的人物，就是张佐。事发时间，是3月，而11月仅是当事人记忆的误差。
副内长的那则新闻3月4日见报，其两天之前，即3月2日。马共资料上张佐被捕的日期，大约如此推算而得。实际上，若按讯息被披露的日期推前两天计，张佐落网应在3月1日。从3月1日到3月3日，算一算，那扭转一个战士半世纪斗争路线的关键性3天时间，勉强凑足。
3天，无论是否一个实数；坚持，应该仍是实情。
据前述官方喉舌的描述，张佐在接受盘问初期非常顽固，坚拒供出其六突余党，反之，则较倾向于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将部下带出森林。这与彭峰转述张佐曾有3天的坚持，情况相符。既然如此，又缘何改变初衷？
这必须回头看看前面曾引述的3则有关六突结局的资料。3份资料最无异议之处是：张佐被捕的地点，在吉隆坡。可是我们不禁要问，被认为是唯一最能服众的六突领导、在部下心中有不可替代的权威的张佐，其安危直接关系队伍之存亡，他为何离开深山，以身犯险？将报载入城求医一说询之随员，他们听来有点莫名其妙，不知其从何而来；而共方的潜入城市“进行活动”，及其后更明确的“进行城市统战工作”之说，或许透露了部分事实，但似乎也略过了另一部分事实。毕竟，司令不同于民运单位，他有必要蛰伏于城市吗？
吉隆坡，不是张佐的目的地。他要去的，据彭峰夫妇说，其实是中央所在的马泰边区。六突战士一年年折损，队伍既缺新血，又欠武器，孤绝无援，难以为继。正因如此，党委议决让司令员张佐回返边区，向中央报告突击队的困境，并讨论将部队撤回的可能。彭峰夫妇受命将张佐带出去，还给他弄了本护照，以作通关之用。不料，及至边区，边区却托词该处动荡，拒绝接收。无可奈何之下，张佐一行人唯有折返吉隆坡，等待接头时间。之后，才有了杨南旁生枝节的出场。那含糊其辞的“城市统战工作”的解释，亦可能由此而生。
张佐在首都吉隆坡被捕了。在张佐拒绝合作的那几天里，彭峰夫妇说，有两个因素对其后的事态发展至为关键：第一，张佐愕然获悉，他有一队同志，尚汲汲奔走于霹雳与雪州的边界，而保安部队的巨网，已路线无误的在道途中张罗；第二——这是更重要，张佐获睹一份高级机密档案。正是这份档案，让他重审自己坚持的必要性。
那些资料，彭峰夫妇坦言并未亲眼看过，但他们对张佐所言深信不疑，因为内容与他们之前的听闻完全吻合。从深山出来之前，他们其实已耳闻有关中央动向的传言，并曾打电报向中央求证。彭峰那时任张佐的翻译，为他编写密码。他说，中央发来的回覆，他记得很清楚。中央说，绝对没有这回事。中央说，你们不要受敌人心理战术影响。中央还说，你们的坚持，是我国革命继续前进最有力的武器。然而，如今摊在张佐眼前的文字档案，还有图片，显然比中央的电报更具说服力：马共，竟然，跟政府谈判了。
中央，原来，早已打算放弃武装斗争。
第六突击队，深入国境，牵制政府千军万马的种种行动，究竟是革命——还是谈判——继续前进的最有力武器？
多年以后，他们从回马的同志那里探听到，在边区的人当时虽然不敢公开讨论和谈之事，但其实心里有数了，所以那几年不断开芭种树。待1989年下山时，橡胶树都长大了。
橡胶树在异国成长的那几年间，有多少六突战士倒在了故土？
孤军，竟成了谈判的筹码。
那该是像半世纪一样漫长的3天时间。
那期间，张佐想得最多的是什么？他是否该哀叹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竟成了党的孤臣孽子？抑或他该担心自己的晚节？
这也许也是张佐的宿命。
70年代初，他受命领导一小队人马潜入原第五支队的地盘霹雳活动，是为第五突击队指挥。据共方记载，五突在他主持下，“发展迅速，工作成绩显著”。两年后，另一支队伍开到五突。这支队伍原本奉命开往彭亨开展工作，不料其领导老叶出现健康问题，遂向边区请准与张佐调动工作。结果，张佐接替老叶的使命，领军上路，创立六突。尔后，以西彭亨为据点，将地盘扩展到雪兰莪、森美兰等更接近国家腹地的中南方，成为半岛境内最强势的一支突击队。
80年代中叶，在六突出事前4年，五突遭敌渗透而瓦解。对这两支同样回返不了边区的队伍，共方史籍有不同的评价：五突“整个队伍不复存在，但仍有相当数量干部战士成功回返”；而六突则“无法坚持到最后，整个队伍被瓦解”。
当年留在霹雳挥别张佐的老叶，在领导五突3年后调回边区，其后被派往“特区”担负其他任务。第五突击队指挥员的历史，往后将一直是其威风凛凛的戎装照上的一枚勋章，留在党史与博物馆。而张佐，1973年攀上金马仑，在高原插上那一面逆风的红旗时，他绝对不会料想到，自己将是以更艰巨的任务，去换取余生更大的羞辱。他会否偷偷感慨，当初若不与老叶调职，则他的回忆录，将可以是另一种写法？
在一篇陈平去世后才发表的访谈里，记者胡一刀引述陈平的话说，“至于张佐后来是否变节，张佐有自己的说法，他说为了挽救队员的性命。这一点我保留我的结论。”
但结论可能早就作了。马共历史文物馆选择的，是张佐的便装照。
便装，便是结论。
之六：真相
官方喉舌的报道有一个耐人寻味之处。它说，张佐原本有意将六突的解决之道，纳入当时正在进行的三方和谈方案之下。然而，随着政治部的计划一项项落实，张佐发现自己已经不具谈判的优势，因为在他3名得力助手的帮助之下，他的党羽已陆续落网，或投诚。
如果接受此说，则前引陈平对张佐“为挽救队员性命”之质疑，即显得莫名所指；而六突成员接获“有指挥员张佐的亲笔信”的口述历史，亦变得难以解释。
张佐——整个事件的经历者，故事的主角，理应更拥有发言权。可是，他1989年定稿的回忆录，对此没有只言片语。从合艾协议尘埃落定，到他离世，他还有整8年的时间，足够厘清误解，或至少，也足够修订一下回忆录，补上最后一个情节，说说“我方的（不幸的）历史”，但他选择了沉默。从1971领兵南下算起，到1988被捕，张佐掌突击队帅旗长达17年，占半世纪的近三分之一岁月。然而“突击队南下”仅是他全书六章之一；若以页数计，则仅十分之一。所回忆的年岁与所记叙的篇幅比例悬殊，显然突击队生涯值得纪念的，远不如那更遥远的抗日、反英的时候多。而最令人费解的是，《我的半世纪》，竟终结于1987。是刻意追求一个50年的整数？抑或1988是他刻意要遗忘的一年？六突的最后一笔，是他人生最大的败笔，只能避而不提？
回忆录的最后一笔，张佐选择了一种感性的隐喻表述：
我不是一只知倦的归鸟，只因气候转变了，我不应、也不能继续朝着原有的方向飞去！
对期待寻找真相的读者来说，这真是令人失望的感性。尽管个中的五味杂陈、甚或百般无奈，并非不能想见。
如果我们把上个世纪末以来破土茁长的马共中央的历史著述夸张的比喻为一棵大树，六突的故事，显然就是树上瘦弱而毫不起眼的旁枝。其历史之终了，更只是旁枝一小截缺乏光照、甚至是有意被隐蔽的末梢。然而，后世读者未必会去关注的那些细枝末节的些微分歧，对当事者人生的影响，却无可估计。
张佐，也可能与我无意遇见的当事人如毅明与彭峰一样，背负沉重的历史责任，有解释的需要，却怀疑被了解的可能。所以他们对我说，没必要解释，反正说也说不清。说了又有谁会信呢？
听故事的人，我们听了又会信谁呢？
故事，在圈内人的传述之中，还有几个不同版本的结局。
历史，那些已为世人知晓的著述与言说，还有很多不透明的章节。
你或许只能选择你要相信的真相。
但与此同时你或许也应该知道，有人确实如此度过他们的余生——在那个历史辉光透不到的所在。
（4，续完）
（南洋文艺，28/4/2015）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