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历史的可重复性有多高，“故事”，实际上，只发生过一次。结局，只能有一个。然而，许多传说与记述告诉我们，同一故事，人们对其情节如何成为过去、其局之所以终结的陈述抑或揣测，往往，不止那个数。
之一：孤军
说起1969，我们都知道那年发生一件有人主张不再提起有人又一再提起的事。也有人将那件事归咎于已逃到边区的马共。
说到1989，我们也知道那年马共下山了。有关泰南那几个村落的揭秘，以及对传言中山老鼠的追踪查访，占据华文媒体的显著版位，热潮久久不退。
我们较少知道的是，1969年，在境外喊“重整旗鼓”喊了好几年的马共，终于正式向南方故土偷渡他们的“伟大红旗”。——多年以后，事过境迁，幸存的南行者神情惘然，轻轻感慨当年其实根本没有向南挺进的条件，然而，这毕竟将是“后话”了。——那数年之间，先后共有七支突击队，满怀壮志，翻越重重障碍潜入了半岛山林。根据马共的史料记载，这七支队伍中，有五支基本保存队伍编制，直至“光荣和解”。然而，实际上，他们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大致仅在北方两三个州属边境跑动，且很快陷入散兵游勇之状。唯一能深入腹地，而且——据说，令政治部想到其首领比想到陈平更头痛的，只有第六突击队。
第六突击队1973年在金马仑成立。在高原的寒风中，战士们拉开嗓音歌唱《打回老根据地去》，把心声寄送遥远的北方。党中央，在北方。唱歌的战士知道自己今后将在山野与芭边流转，奋力储备食粮、物资、人气，以待有朝一日，北方的大军挥师南下，将红旗覆盖大地。
这支初时只有三、四十人的队伍，在其全盛期，曾拥有140余名战士。然而，一年一年过去，北方全无动静，大军迟迟不来。老战士逐年显老，新血却逐渐难有填补。新添的数目，赶不上牺牲的速度。而更糟糕的是，这是一场武器欠缺的武装革命。有新兵在分不到一支手枪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完成革命的字面意义。
根据一份官方喉舌引述据说不曾曝光的秘密档案的资料，六突前后共损失了168名成员，单是成为保安部队枪下亡魂的，就有83名。这份官方喉舌还提到了一次的武器移交，如果把它极其混乱的叙述中所有的数字全部加起来，那至多是29支卡宾枪、22把短枪，还有一些子弹和爆炸物。但实际数目也可能只是其半（不知是基于什么原由与考量，那实在是令人头脑发昏点算不清具体数目的语言）。这大概是来自北方的最慷慨的一次武器支援，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次，所以才有存档——与报道——的必要。而那时，已是1983年。
没有枪，没有兵。没有前景。
他们肯定想过北撤。
然而，没有北方的指示，谁敢轻举妄动？再说，北撤之路，道长且阻。高高的天孟莪水坝已霸住前方，东西大道串谋群山横空出世更形成文明堑道。半岛的地理，已不再是他们十多年前南下时的地理。而就算脚下的行路可以克服，可是肚子怎么办？地下组织早瓦解了，没有人中途支援，单靠背囊里的粮食，哪里跑得完那动辄几个月的路程？
向南挺进，没想竟挺入了孤绝之境。
没有要迎接的大军，没有可撤军的后路。
他们是被遗留在半岛莽莽森林中的一支孤军。
之二：结局
不论历史的可重复性有多高，“故事”，实际上，只发生过一次。
结局，只能有一个。
然而，许多传说与记述告诉我们，同一故事，人们对其情节如何成为过去、其局之所以终结的陈述抑或揣测，往往，不止那个数。
马共头目张佐，及其所领导的第六突击队，在我可以参阅到的几个资料里，就有几个不同的结局。
最早的是在1998年，某大报在一个系列报道里，用三句话，简洁提供一种结局：
1986年杪他因走出营寨，前往吉隆坡医病而落入警方手中。这支半岛境内最后一支，也是实力最强大的突击队最后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第六突击队被解决时，其部队仍有89人。
年份、肇因、人数，没有一丝含混。作为采访当时全国总警长、已卸任的政治部总监的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它当然没有让人生疑的理由。可是，当归国马共汲汲将彼等过往的风云，交托给21世纪的岁月来评理，另一种说法，浮出纸面，与上述的凿凿之言颇为相左。张佐及其队伍的故事，在归国马共2005年出版的一本集子中，是这样完蛋的：
1984年与1985年之交，可能为了摆脱困境，张佐已产生了离开森林中的队伍，本身潜入城市即吉隆坡一带进行活动的构想（此中真相待查）。1987年尾，由于随身人员叛变，潜伏在吉隆坡一带的张佐，行踪暴露，处境十分危急。1988年3月2日，张佐被捕。不久之后，在彭亨州森林里的“六突”战士70-80人全被诱俘，队伍不复存在。
疑云，散布在城市与森林的上空。看仔细了，还折射着几颗马泰边境蒸发的重量级水珠的暗影。在一本1995年完稿、四年之后方才出版的北马局要员回忆录里，著者单汝洪提及他在森美兰打游击战时的抗日军同志张天带。张天带，是原名，是未化名为张佐之前的张佐。张天带名下，单汝洪作了一条相对谨慎而保守的注释，说他“8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吉隆坡）活动被捕”，“之后‘六突’队员先后被俘”。其注于句号之前，就有与上述引文修辞相似的这么一句：“真相有待查明”。单汝洪，是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疑虑，未尝不是中央的疑虑。
然后，几年过去了。“此中真相”，不知查未查明。2010年，归国马共的官方网页上，倒是出现了更新版的结局：
到了1984年，情况开始恶化。部队不断遭遇损失，人数锐减至80-90人。据知1987年底，张佐决定潜入吉隆坡，进行城市统战工作。1988年3月2日，落入敌手。在张佐被拘留期间，“六突”同志一批批遭诱俘，整个队伍瓦解殆尽。
且先略过以上几个结局的几处歧异，单说年份。故事的结局，应该发生于1986，抑或1988？若六突的历史在1986已经走到尽头，那么共党插入国境的这支心腹之患，其威胁与作用势必得打些折扣。三方和谈，距此还有足足三年时间，1986，会否是过早发出的尾声？若干年后张佐回忆录《我的半世纪》出版，如刀的手迹清楚凿出其半世纪的始与终：1937-1987；字里行间， 1987年的血渍与烽烟，清晰可见。想来，1986也许竟只是手民之误（这篇报道后来收录在一本集子里，文字修订了，“手误”却被忠实的保留。对照读来，倒像是一再确认的事实）。
如此，剩下1988。
那年5月，马共与政府开始了三轮所谓的初级会谈。
次年，张佐回忆录完稿。
同年年底，马共与马、泰两国政府签署和平协议。
八年之后，张佐去世。
再辗转经过八年，《我的半世纪》出版。
张佐之弟在书序里屡屡希冀后世能客观公正的评价张佐一生功过，言语之间，似乎有许多急待吐出的东西被生吞了回去。那——可是真相的鱼骨，一直有待定案的结局？
（1，待续）
（南洋文艺，7/4/2015）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